天天特色大片AV在线观看,老湿床上久久,日韩欧美网

怎么可以為國際大獎而丟掉文化自信？——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引發爭論說起

點擊：作者：李革新來源：紅色文化網發布時間:2016-10-03 10:14:10

近幾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在我國文學界和社會上引發大量爭論，褒貶不一，網上兩種意見更是狂轟濫炸。筆者認為，就作家談作家，無益于統一思想；只有結合我國文化工作實際，通過學習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正確認識我國與國際社會意識形態的不同特質，跳出莫言看莫言，才能消除分歧，增強在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對話中的中國文化自信。

一、正視國際文化多樣性和革命文學的區別

堅持以民族文化為主體，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對話，學習、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同時把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推向世界，矗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是近代以來我國文化先賢的夢寐以求，也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題中應有之義。

《共產黨宣言》寫道：“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1）

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168年前所描寫的世界民族經濟、文化的“全球化”；以此來和今天世界高科技時代的“全球化”相比，在“變小了”的“地球村”里，我們中華民族與世界范圍的文化交流，應該說做的還很不夠，需要我們在改革開放中進一步加強。

一是正確認識世界文學中的非意識形態性質。無論古今中外，作為人類文明成果的真正的文學藝術，從來都是與人類心靈相通的，是超歷史、超時空，甚至是超階級、超政治、超意識形態的。許多的文學精品，在古代和其他社會制度的人民中，被認為是真善美的，在今天，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看來，同樣是真善美的。作為人類的先進文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開放和包容的主義；同樣，社會主義制度與其他社會制度中一切美好的東西，也不是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馬克思主義不但不拒絕而且從來都是認真吸收和利用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并用來發展自己，列寧說過：“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文化，……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只有了解人類創造的一切財富以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2）

馬克思主義就其階級性來說，是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但其內容則是對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繼承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真理也是真理。總不能說人類社會從有了馬克思主義才有了真理，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沒有真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和當代的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巨人，所創造的一切光輝成就、閃爍著的藝術之光、蘊含的“真理的顆粒”，都為馬克思主義所吸收、集成。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海納百川”的偉大之所在。

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以前，中外許多偉大的文學家之所以創作出許多傳世之作，也是他們在正確思想指導之下真實地、具體地反映了該時代的社會現實，是他們遵循了現實主義創作規律的結果，不僅為當時的人民所喜愛，也為今天和今后的人民所喜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但贊揚過許多古代和他們同時代的偉大思想家、文學家，而且從中吸收了大量的豐富營養，成為馬克思主義寶庫中的重要內容。因此，一切古代和現代優秀思想家、文藝家，都是“人類靈活工程師”。從這點上說，我們應當承認：馬克思主義文藝和非馬克思主義文藝之間，確實存在諸多的“最大公約數”，如熱愛祖國、關愛生命，厭惡戰爭、熱愛和平，追求自由、向往平等，扶正祛邪、扶弱濟困，珍惜自然、講求衛生等等人類人性中一切的真善美的思想和行為。因此，無論是我國的還是外國的文藝家，無論是共產黨員文藝家還是其他黨派、無黨派文藝家，也包括身為共產黨員的文藝家創作的不是歌頌共產黨，沒有歌頌革命，但是歌頌人類、人性真善美的文藝作品，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本來就無可非議，因為這符合文藝發展規律。

二是必須堅持中國革命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質。就是要充分認識當今國際社會存在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體系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的情況下，堅持中國革命文藝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性質。對于反革命、反人民、反真善美的文藝，必須進行堅決的斗爭。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代表人類的發展方向，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屬于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3）

95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建國后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不但在經濟上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我們的文學藝術也越來越為世界人民所喜愛和接受。但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當今的國際社會，一些國家總是不會以中國共產黨的是非為是非，不會以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標準，尤其是不喜歡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外國人說你的作品如何的好，就必定無疑的好，就飄飄然；外國人說不好的，就一定不好，自己看不起自己；那還叫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1991年江澤民在建黨70周年慶祝大會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出的基本要求是：1、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2、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不允許毒害人民、污染社會和反社會主義的東西泛濫；3、必須繼承、發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而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立足本國而又吸收世界文化優秀成果，不允許搞民族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4）此后，他又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中國共產黨必須“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要求；在我國文化建設中，在我們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對話中，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不動搖，這是我們必須始終牢記、始終堅持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

多年來，有些同志對于外國的文藝思潮，不分析、不鑒別，而是盲目推崇。凡沾點“洋味”的便都是好的；而對民族文化、我們自己的“土特產品”的評價，也習慣以“洋人”的是非為是非。一本書、一出戲、一首歌、一幅畫、一部電影……在外國受到追捧，就受寵若驚，骨軟筋酥；在具體的作品創作生產中，也往往忘記自己的民族特點和優勢，忘記我們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只顧一味地與外國“接軌”，詩歌是“朦朧”的好，美術是“抽象”的好，連中國人的獨有的書法藝術，也被有些人“抽象”成“墨豬”，怎么丑、怎么怪就怎么“寫”。這種心態和做法，對于正確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對話是極為不利的。這次莫言了得諾貝爾文學獎，許多人不看其作品是歌頌人民還是丑化人民，是歌頌革命還是抹黑革命，是歌頌真善美還是制造假惡丑，就下結論說我們的“文學成就達到一個被世界認可的高度的標志”，“已經走到一個比較高的、輝煌的時期。”（5）莫言的作品則達到了“觸動人心、振聾發聵”的程度，“具有極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一顆憂國憂民憂人類的仁心”，說什么莫言“總是獨具慧眼，觀察社會特別獨特深刻，細致入微，發現一般人發現不了的深層東西，文字力透紙背，無愧于‘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這一光榮稱號”（6）等等。這些說法，既忽略中國意識形態特色，也漠視國際社會“最大公約數”真善美的尺度，而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為衡量作家和作品乃至一個國家的文學成就的唯一的、最高的標準，是不可取的。

二、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絕不可忘記以我為主

唯物辯證法認為：一般寓于“個別”之中，無“個別”即無一般。換言之，任何“個別”都具有一般的意義。因此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革命斗爭規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的規律，在本國是一般，在世界范圍又是“個別”，具有世界意義。國際上不斷有人散布什么“中國威脅論”，如果不是污蔑，至少是很大的誤解。別人把他們的意識形態強加于我們，對我們搞文化滲透，我們不高興；我們也決不能搞“以我為核心”，去“威脅”別人。但是，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世界范圍的一個“個別”，當然也具有一般的意義。所以，中國的文化產品無論是理論、小說、詩歌、戲劇、音樂、美術、電影、電視劇等等，在國際上得獎，受到世界人民的歡迎，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提倡學習外國，但在一些外國人的眼里，中國也是他們的“外國”，說不定在許多外國人的眼里，中國的月亮更大、更亮、更圓。現在許多國家搞孔子學院，這本身就說明中國儒學中的優秀文化具有世界意義；《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發表以來，被世界上多個國家、多種文字出版，也說明了這個問題。

毛澤東說過，馬克思主義“還要發展，我們在革命中有豐富的經驗，應該發展這個學說。”（7）尤其近現代以來，我們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經驗，有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科學發展觀等等。它們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脈相承，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毫無疑問，我們黨的這些思想理論及其指導下的文學藝術，對我國來說具有普遍意義。但是到了其他國家，它們又是“個別”。人家能否借鑒和借鑒之多少，只能依賴于人家的國情，人家的具體實踐，人家也要以“我”為主，我們的認識與評價，在他們那里也只是被“借鑒”而已。

任何國家對“外國”的東西的學習、借鑒，都不能照搬照套，都要結合自己的實際、自己的國情，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同樣是土壤、肥料、陽光、空氣和水分，麥種吸收了生麥子，稻谷吸收了生稻子，……原因在于質的不同，內因的根據不同。如果總認為人家的“多黨制”、“輪流執政”是好的，人家的“民主”是好的，人家的“朦朧詩”、“抽象畫”是好的，人家的“搖滾舞”、“霹靂舞”是好的，人家的“紅燈區”是好的……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拿來”人家的這些東西，倒把我們自己“改造”的面目全非；不經過自己的口腔、牙齒咀嚼和腸胃運動，“食洋不化”，吃下去肚子要疼的。

旅美作曲家瞿小松針對一些人把西方音樂當成了“主流”、說“中國音樂落后六百年”的論調，在2011年第6期《人民音樂》發表文章，批評這些人是“睜眼不見中國古典文化中國傳統音樂數不勝數的精妙”，是“可悲的無知”；他指出：以西方為最高、為唯一的論斷，“正是文化的殺手，已經成為西方當代知識界的共識。”這是一位旅美學者通過在美國的實踐發出的聲音！連“西方當代知識界的共識”都認為以“以西方音樂為至高”是不可取的，我們自己怎么可以妄自菲薄呢？“諾獎”當然是要爭的。自然科學方面，因其意識形態性質不明顯，所以要大爭特爭；而涉及到意識形態領域，就需要小心謹慎。屠呦呦的青蒿素得了諾獎，為祖國爭了光，為人類帶來健康的福音，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而莫言的小說得了“諾獎”，何以會罵聲不絕于耳？丑化中國人，只讓外國人高興，讓中國老百姓不高興，罵你“漢奸文學”沒商量！

三、參與世界文明對話要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針對當時有些人“洋腔洋調”的崇美思想，就指出：“美國有很多錢，可惜……不愿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么條件呢？就是跟我走。”（8）

“跟他走”，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照老杜勒斯早在50多年以前說的：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按照他們美國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9）就是他們至今還在堅持的要別人“與美國憲法體現的理想保持一致”；（10）就是實現他們在50多年前制定的對付中國的《十條戒令》。（11）

“太公釣魚，愿者上鉤。” 60多年過去了，這種一心要“跟他走”的論調，在我們有的國人中仍然不絕于耳。前車之鑒，去之不遠，蘇聯、東歐不就是“跟他走”了嗎？我們的一些視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為“有病”的同胞，也是老想著要“跟他走”，這才是真正的“有病”。

中國共產黨歷來主張對待馬克思主義學說尚且不可以照搬照套，不可以停留在對它的某些原則、某些本本、某些個別結論作教條主義的理解，何況借鑒資本主義的東西，更要結合我國的具體實際加以鑒別、取舍。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藝術上‘全盤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還是以中國藝術為基礎，吸收一些外國的東西進行自己的創造為好”，他比喻說：“中國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鴨是有特殊性的，別國比不上，可以國際化。……中國人吃飯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說用刀叉的高明、科學，用筷子的落后，就說不通。”“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12）只要我們把中國的東西研究透，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研究透，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習近平系列講話研究透，立足于我們自己的國情實際，鑒別、學習、利用包括資本主義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們的社會就會發展的更好、更快，就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當前的問題是一些同志在對待外國的東西，只要涉及到具體問題，例如政治體制問題、“民主”問題、言論自由問題，尤其是文化、文藝的作品的評價的問題，就忘了自己的優勢、自己的個性，忘記了我們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13）

總之，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在我們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對話中，我們的東西，無論是受到洋人的表揚、獎勵，還是遭到了謾罵和攻擊，都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標準。用馬克思主義和黨的創新理論，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加以衡量、檢驗并決定棄取。就文學文藝來說，如同我們國內的情況一樣，外國的“靈活工程師”也不都是講“良心”的。在當前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的情況下，我們更要時刻不忘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增強中華文化自信的思想定力。

四、堅持問題導向以文化自信統一思想認識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吳義勤，在《當代文學評價的危機》一文中說：“其實2012年莫言獲獎之前當代文學評價的危機就已經是一個顯著的話題。很有意思的是莫言諾獎當天的媒體。有學者接受采訪說中國作家水平基本上達到了，但是大概再過10年到20年有希望能得諾貝爾獎。這話的潛臺詞其實就是莫言當年還不能得獎。”而“社會上對莫言得獎可以說是千奇百怪，冷嘲熱諷頗多，什么怪話都有。可以說，對莫言獲獎，我們整個文學界或者整個社會的反映并不統一，從專業的作家、文學研究者到網絡，分歧很大。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既沒有如我們希望的那樣贏得全社會對當代文學和當代作家的高度認同，也沒有消除我們對當代文學評價的分歧。相反，這個分歧因為莫言反而越來越嚴重。”為此，吳先生不無“困惑”地說：“按理，我們會認為莫言獲獎是當代文學成就達到一個被世界認可的高度的標志，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14）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們不是講“問題導向”嗎？幾年來，從專家到百姓，對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爭論不休，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從中我們可不可以理出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呢？

1、莫言的作品何以引起如此強烈的爭論？還是吳義勤文章中寫的：很多人認為“像莫言這樣獲得諾獎的作家，他的文學成就也是很低的、卑微的，語言都不通，語法都有問題。”豈止是如此？一些人還因此牽扯到整個文學界，吳義勤說：“很多人認為當代文學真的都是垃圾。很多人認為當代文學沒有精神高度，沒有思想高度，沒有對于現實批判的力度，作品數量多但是沒有經典，作家人數多但是沒有大師”；甚至“認為跟魯迅等文學大師相比當代文學作家都是侏儒，連給大師們提鞋倒洗腳水的資格都沒有”，這是“極端的否定當代文學的一種情況”。（15）

筆者絕非故意貶低莫言的作品，可是卻不能不說，莫言的作品的的確確不能跟過去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魯巴郭茅老曹”等人的作品同日而語。這一點，連莫言自己也心知肚明。吳義勤文章這樣描寫道：“莫言獲獎之后，整個是非常低調，沒有喜形于色，更不要說狂歡了，只是躲在家里吃水餃，出了門都板著個面孔，然后每次在電視上都特別小心，只說獲獎是幸運，甚至說‘誰說我是大師，那就是罵我’。”（16）不管是真情實感還是虛情假意，莫言這種低調，也能說明與上述大師相比，他自己還是有自知之明的。事實上，自莫言獲諾獎后，所謂“當代文學評價的危機”，已經成了中國文學界乃至全社會的熱點，其中就包括“莫言危機”。聯系當前學界不斷抨擊我國的文化的浮躁、浮夸、浮淺的現狀，筆者完全贊成吳義勤先生的“危機說”。

2、主流意識形態是如何判斷我國文學形勢的？吳義勤文章說：“有很多人極端肯定中國當代文學。……認為當代文學已經走到一個比較高的、輝煌的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遠遠超過了現代文學。”認為上述“判斷跟主流意識形態的判斷比較近似。主流意識形態對這個時期的文學的判斷總體上是很自信的。”對此，筆者就不敢茍同了。（17）

現在，大家正學習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我們不妨重溫一下總書記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是怎么說的。一方面，他從總體上確實肯定“長期以來，廣大文藝工作者致力于文藝創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時他還指出：“不能否認，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 ——這不正是吳文所說的文學界和社會上反映的“作品數量多但是沒有經典，作家人數多但是沒有大師”嗎？這不正是總書記所說的“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是客觀事實嗎?

習總書記明確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胡編亂寫、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這又怎么解釋吳義勤文章所說的“當代文學已經走到一個比較高的、輝煌的時期”的“判斷”是“跟主流意識形態的判斷比較近似”呢？

3、諾貝爾文學獎對革命文學會不會“偏心眼”？不要說與魯迅一代文學大師相比，就拿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國文學界生產出一大批的反映我國土地改革、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相比，莫言的作品也差之千里。《紅日》《紅巖》《紅旗譜》《暴風驟雨》《三里灣》《青春之歌》《創業史》《林海雪原》《誰是最可愛的人》《野火春風斗古城》，以及與莫言同為山東老鄉馮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等等，把這些與莫言的《紅高粱》、《豐乳肥臀》等等相比，何者更應當獲諾貝爾文學獎呢？

我們常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作家作品的好壞，讀者、老百姓心中也是有數的，誰個的是非優劣，他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近年來，國人一直有人說莫言的小說之所以受到外國人的“青睞”，就是因為它們是丑化中國人的。這充分反映了廣大讀者、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高度信賴與贊同，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衷心擁護，對祖國人民的熱愛，而對那些以侮辱、丑化中國人為能事的所謂“文藝家”的不屑與輕蔑。講了多年群眾路線，怎么到了討論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就把“人民喜歡不喜歡”這一條給忘了呢？

諾貝爾文學獎有沒有局限性呢？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文學、共產主義文學、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轟轟烈烈的革命文學，為什么屢屢不能獲獎？難道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反抗階級剝削和壓迫，就不是真善美，只有地主資本家壓迫剝削勞動人民才是天經地義的合乎人性？盡管諾貝爾在他的遺囑中說“獲獎人不受任何國籍、民族、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的影響，評選的唯一標準是成就的大小”，但“縣官不如現管”，評獎主持者真的沒有意識形態傾向嗎？讓我們來看看人家給咱們莫言先生的“頒獎詞”吧：

——莫言“撕下了程式化的宣傳海報……，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歷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后的貧瘠發起攻擊。”莫言“能夠跨越種種禁忌界限”，莫言筆下沒有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寫的人物都……打破被命運和政治所規劃的牢籠”，“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歷史”，小說《豐乳肥臀》的“結局是90年代的新資本主義”，“中國最近一百年的……故事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也沒有跳繩的少女”，而是“豬圈般的生活”，中國“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莫言“為個體反抗所有的不公，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18）

我們不禁要問：什么叫做“程式化的宣傳海報”？又何為“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后的貧瘠”？莫言“跨越”了什么“種種禁忌界限”？莫言筆下何以沒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寫的人物”都打破了什么“被命運和政治所規劃的牢籠”？莫言描寫的中國最近一百年的故事“不是共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歷史”，“沒有跳舞的獨角獸，也沒有跳繩的少女”，而是“豬圈般的生活”，莫言所反抗的“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夠了！人家原來就是這樣“表揚”我們這位“諾獎”作家及其筆下的中國、中國歷史、中國人民、中國的“共主義”、“毛主義”！連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成了“90年代的新資本主義”！受到這樣的“夸獎”，每一個有良知的，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難道不感到羞愧、臉紅和憤怒嗎？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建黨95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牢記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

那么我們要問：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者所主張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形態能夠一致嗎？我們說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然規律，但人家就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在這種情況下，人家來個“兩極對立取乎中”，堅持認為莫言的作品就是好，就具備這種“中性”，你奈若何？

在紀念建黨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在過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 “三個自信”的基礎上，特別增加一條“文化自信”。筆者體會：這里的文化自信，關鍵就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自信，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自信。“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19）他嚴肅批評那種“只是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的所謂“作品”。

拿上述列舉的我國解放初期一些文學作品和莫言的《紅高粱》、《豐乳肥臀》等等比較一下吧，誰個在歌頌光明、歌頌人民，誰個在“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玷污中國人民的光輝形象，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白了嗎？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 5 月第1版第一卷第254——255 頁；

（2）《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85頁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44頁；

（4）《江澤民文選》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一卷第158頁；

（5）《新華文摘》2016年第14期第90頁；

（6）河北《雜文月刊》2016年第8期下第57頁

（7）《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五卷第345頁；

（8）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四卷1495頁；

（9）河北省委宣傳部《反和平演變十講》1991年10月，第85頁；

（10）《環球時報》2010年11月16人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