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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個時期，中國歷史上并不為人所注意的宋遼關系受到學界一定程度的熱捧。先是2016年11月24日，媒體發表長篇歷史文學《大道兮低回———澶淵之盟在宋遼之間》的文章，肯定并歌頌澶淵之盟以及由此所塑定的宋遼關系，稱“澶淵之盟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華民族擱置爭議，著眼大局，互相尊重，合作共贏，為宋、遼兩國帶來了切切實實的發展機會，使得人民得以休養生息，安度和平歲月。”接著2019年初，美國著名學者，“修昔底德陷阱”之父格雷厄姆•艾利森又提出，“中美應當建立起類似宋朝與遼、金之間形成的一種‘競爭性合作關系’”。這個提法被稱之為中美“競爭伙伴”理論，并且據說是因為得到了中國學者的提示與介紹，所以才啟發與豐富了這位美國戰略家的歷史靈感。2019年7月，格雷厄姆•艾利森又再次發出呼吁，說中美應仿照中國歷史上的宋遼那樣，彼此之間建立類似宋遼關系的“競爭伙伴”關系。觀察者網發表了格雷厄姆•艾利森題為《我想結合宋遼“競爭伙伴”關系探索當下中美出路》的文章，文中說，“競爭伙伴聽起來像是自相矛盾的詞匯，但這是宋遼關系的史實。在澶淵之盟后，宋和遼同意在某些領域展開激烈競爭，同時在另一些領域展開熱烈合作。這是一個獨特的朝貢關系版本。維持這種競爭伙伴關系需要管理反復出現的危機，并不斷適應新的時空條件。然而，兩個競爭對手之間的和平時代持續了近120年。”（見觀察者網2019年7月17日刊文《格雷厄姆•艾利森：中美關系——“競爭伙伴”理論》。）

在上述理論闡述的烘托下，中美宋遼式“競爭伙伴”關系儼然成了有關中美關系的重要命題，成了中美關系未來一個不可忽視的出路。因此，怎樣看待澶淵之盟，怎樣看待歷史上的宋遼（以及后來的宋金）關系，這對當代的中美關系有何啟示借鑒意義，需要認真、深入地加以討論。

澶淵之盟發生公元1004年，發生這一事件，是宋遼兩國之間長期戰爭、彼此攻防轉換易勢的結果。

國家統一歷來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也是中國歷史的主流，歷史上任何一個正統的王朝政權，無不將國家統一當做最高戰略目標。肇始在天下大亂基礎上大宋政權也是這樣。早在趙匡胤奪取政權以前的后周柴氏時期，柴氏當局就把收復燕云十六州當做實現國家統一的重要目標而付諸努力，后周顯德六年（959年），柴世宗率軍攻遼，目的就是要收復燕云十六州，后周軍出兵的一個月內，先后收復許多失地，正準備攻打幽州的時候，柴世宗病重垂危，因而不得不主動班師。趙匡胤黃袍加身奪取政權以后，繼續堅持統一中國的大政方針，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先主要對南方各個割據政權用兵，然后掉頭解決依附契丹遼國的北漢和收復燕云十六州。從開寶元年（公元968年）開始，直到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趙氏王朝先后發動四次北伐戰爭，費勁艱辛終于滅掉了契丹直接出兵援助下的北漢政權。當此之時，舉目四望，傳統華夏漢地，只剩燕云十六州這塊被石敬瑭兒皇帝出賣的土地還處在異族的統治之下。趙匡胤曾經說過說，“燕(指燕云十六州)、晉(指北漢政權)，未復，可謂一統太平乎?”可見，在趙氏政權的心目中，收復燕云十六州無疑是國家統一的標志性問題。

受第四次北伐勝利的鼓舞，宋太宗趙光義在滅掉北漢后，亟想一鼓作氣一并從契丹手里奪回燕云十六州，他此時有點輕舉妄動了，在沒有多少準備的情況下就匆匆發動了對契丹遼國的戰爭。公元979年進兵圍攻幽州，遼國大舉出兵，雙方主力在北京附近的高粱河地區發生戰斗，結果宋軍被打得大敗，連宋太宗趙光義本人都遭傷受創，落荒而逃。

高粱河一戰之后，遼國連年發動對宋的侵略戰爭：

979年9月，遼進兵鎮州;

980年3月，進兵雁門。

980年10月，再次攻入宋境內，大敗宋軍;

981年5月，派兵三路進攻宋邊境;

......

986年(北宋雍熙三年)，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之后，北宋朝廷再次興兵北伐，分兵三路北攻燕云十六州，主力以攻取幽州為目標。大宋軍隊的此次出擊可謂聲勢浩大、氣勢驚人，但遺憾的是外強中干、徒有其表。結果主力在岐溝關被遼軍打敗，進而導致全線潰敗，敗得一塌糊涂。大宋軍事與戰略水平的低能，至此暴露無遺。

擊敗進攻的宋軍之后，遼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開始大舉南下，在988年和997年先后發動了兩次大規模入侵，橫掃宋都城開封以北的地方。以此為基礎，遼軍終于在公元1004年逼近了大宋的心臟，即進軍到離大宋國都開封不遠的澶淵城下。大宋王朝不得不皇帝御駕親征，傾盡全力進行保家衛國的戰斗。

宋遼雙方在澶淵城下先后發生幾次小規模的軍事沖突，然后開始媾和，主要原因是大宋的決策者抗戰的意志很薄弱，急于求和。雙方經過討價還價，最后達成協議，概括起來有三點：

其一，宋遼兩國約為兄弟之國——即兩國在政治上平等，用今天的外交語言來說，就是兩國“互相尊重”，維持一種必要的政治面子；

 

其二，大宋每年向遼國提供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今天對此釋讀，有人可能要將其說成是共享發展成果吧；

 

其三，宋遼以白溝河為界，雙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筑城隍。雙方于邊境設置榷場，開展互市貿易——用今天的外交語言概括可能就是“深化互信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這就是那個著名的、直到今天還為一些中國人所歌頌并拿來說事的“澶淵之盟”。

從上述基本事實可以看出，中國歷史前所未有的澶淵之盟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道”，而是大宋王朝在軍事上無能為力、難以抗衡契丹遼國的戰略進攻而不得不采取的辦法。從軍事戰略的角度看，大宋王朝本來對契丹遼國貫徹進攻路線，指望通過強有力的軍事行動收復國土，實現統一，但正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干”，大宋看起來像龐然大物，其實難堪，軍事戰略能力實際上很低劣，因而不但這樣的目標未能達成，反在遼國的軍事進攻下張皇失措、被動挨打。據歷史所載，聞聽遼國大軍橫掃黃河以北的消息，宋真宗本來準備棄開封城而逃跑，要遷都西安躲避契丹兵鋒，只是在宰相寇準的強力勸諫下，才勉強來到澶淵，而且即便他來了，也并未下定戰場較量的決心，只不過露露臉、鼓舞一番士氣而已，其實就是裝裝樣子。真正讓入侵遼軍感到畏懼難辦的是河北、山東地區廣大人民的反抗反擊，弄得遼軍十分被動，難以在宋朝境內持久立足，以至于澶淵城下的對峙出現一種滑稽的戰場平衡——宋軍無力反擊，遼軍無力攻城。于是大宋王朝積極“議和”，朝廷的談判代表在前往遼軍大營前詢問宋真宗趙恒談判底線，趙恒不假思索地道：“如事不得已，百萬亦可。”也就是說，趙家王朝原本準備不惜出大血本求和，只是由于談判代表力爭，最后以“三十萬”了賬，由此可見，澶淵之盟哪里有什么“大道”？還什么“低回”，簡直都窩囊廢到家了。

上述宋遼之間所締結的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并非什么宋遼兩國的“共贏”，更不是什么給大宋發展提供了百年“和平機遇”，它是大宋王朝遭遇政治與戰略雙重失敗的標志，以此為標志，開啟了兩宋“積貧積弱”的歷史進程。

第一，這是一個典型的城下之盟，是民族與歷史的雙重屈辱

在北宋澶淵之盟以前，中國歷史上民族間帶有屈辱色彩的求和妥協一般是“和親”(筆者這里所指的戰敗求和之后被迫的“和親”，不是民族間平等交流的“和親”，譬如白登之圍后的“和親”等)，當然，“和親”也往往與“互市”相伴生。“和親”的辦法比較單純，基本上不涉及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也不連帶經濟利益的輸送，而且歷史上的“和親”一般也只能暫時解除戰爭威脅，短時間平靜之后，往往還要爆發更大規模乃至更加殘酷的戰爭。說得直白一點，被迫“和親”雖然難堪，但畢竟只是“一個女人”的事情，牽涉面不大，波及到的問題不深。

但“澶淵之盟”所開啟的經濟輸貢模式則相當屈辱、非常有害。

從屈辱的意義上說，遼國之所以答應以這種“歲幣”的方式中止對宋的攻伐，基本原因是由此所得甚至大于戰爭所得，即遼國軍隊通過入侵擄掠而來的東西也不會比這樣得到的更多。其實，契丹并沒有多少人口，每年固定的“銀十萬，絹二十萬”足以提供這個游牧朝廷的大部分消耗；從有害的角度看，這一巨大的經濟負擔無疑要轉嫁到大宋普通百姓的頭上，成為大宋財政無法止血的傷口。

“澶淵之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城下之盟，對民心士氣都是沉重的打擊。即便是當時，這樣屈辱的協議也并不為子民所認可認同，有人曾直接干脆地對宋真宗說“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則寫詩辛辣諷刺，“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宋神宗更是對其先人的此等做法不以為然，他說，“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在北宋以后的歷史朝代中，人們對這樣的協議同樣也不認可、不認同，比如明朝，即嚴格規定國家在任何情況都“不和親，不納貢”。這種規定，既懲戒于前朝的歷史教訓，同時也等于是對大宋王朝納貢政策的歷史否定。

第二，澶淵之盟徹底中止了國家統一進程，大宋王朝的歷史上地位因此一落千丈

宋遼兩國締結“澶淵之盟”，事實上等于大宋王朝放棄燕云十六州的主權，承認了大遼的對這個重要地區的占領與統治。自此以后，大宋王朝基本失去了統一中國的雄心，急速墮落脫變為偏安茍且的政權，這給后來的中國歷史帶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失去燕云十六州，從當時的戰略格局來說，其影響在于：

一是在國家民族最重要戰略方向上失去戰略屏障與高地，任何占據這個地區的游牧民族都可以由此長驅直下、直搗中原；

 

二是構成了大宋王朝從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御的轉折點，直接后果表現為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遭遇徹底的失敗。從此以后，大宋王朝上下完全失去了對國家安全的塑造能力，轉而專心致志地搞對內專制。

趙宋王朝本就以詐道取得天下，對外張力萎縮，在接下來的歷史中就順理成章地把精力與資源都用在“內守”上了。杯酒釋兵權之后，趙宋政權長期奉行軍事上“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那一套，將國家武裝力量的“訓練”、“調動”、“使用”三者人為地隔離起來。在布局上實行“強干弱枝，守內虛外”的政策。其結果就是，這個王朝豢養了一支中國歷史上最為龐大的武裝力量，其人數甚至比西夏乃至契丹、女真的總人口還多，但實際的戰爭能力卻破爛不堪，空前地虛弱無力。其實，就宋王朝的內心而言，未嘗不想找機會收復燕云十六州實現國家統一，宋神宗時期就涌現出這個想法，同金朝搞“海上會盟”議定夾擊遼國的時候也有這方面的打算，而且還表現得很強烈，提到了議事日程。可惜這個窩囊的朝廷歷來都是有想法沒辦法，因為它自己的實力太孱弱了。

一個不能實現國家統一的王朝，不管在別的方面如何突出，也難以挽救其歷史地位的低下，這是一條基本的歷史規律。古今中外，地理活動空間的大小與自然資源占有程度從來都是民族與國家能否發展壯大的關鍵要素。如果俄羅斯人只占有莫斯科周圍，今天的俄羅斯同歷史上的莫斯科大公國幅員版圖基本一致，那么今天的俄羅斯充其量也是相當于奧地利，距離全球戰略大國的地位將天差地遠；美國也是這樣，如果北美十三州獨立之后在領土空間上就此止步，那么就絕沒有今天的世界霸權。宋朝在這方面就出現了嚴重退步落后，這是一個在中國歷史疆域最為蹙狹的半統一王朝，因而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歷來評價很低，人們慣常以“弱宋”稱之，究其根源，“澶淵之盟”就是一個很壞的開啟。

這里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大宋王朝收復燕云十六州的舉措具有完全的政治與歷史正當性，在歷史的這個時候，切不要把今天的中國同當時的宋遼混為一談。今天，契丹族已經完全融入中華民族的血液當中，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但宋遼對峙之時，他們則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國別，彼此之間的戰爭不屬于民族內部的紛爭，而是貨真價實的國際戰爭。評價當時狀態的歷史，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就應該站在大宋王朝的歷史這面看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北宋推動收復燕云十六州的舉措，就是正義的，就是選擇了歷史的正確方向。遺憾的是，大宋王朝沒能完成這個歷史任務，沒有承擔起這份應盡的歷史責任。所以，總體而言，大宋王朝是一個很失敗的王朝，在政治上、戰略上都很失敗。

第三，由此開啟了屈辱事敵的惡劣先例，并引起連鎖反應，后患無窮

澶淵議和開啟宋王朝茍且偷安、投降綏靖的歷史禍端，接下來的事情自然就要愈演愈烈。

其實，澶淵之盟維系的和平時間并不長，根本不是一些專家學者所說的120年。宋仁宗時，遼興宗以求地為兵端，對大宋進行要挾，無奈之下，趙宋朝廷只得同契丹再定盟約，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匹兩，差不多長了一倍，這才破財免災、渡過危機。

不僅如此，為了籠絡遼國上層，趙宋朝廷還使用經濟手段極力討好遼國的當權者，突出的事例是對遼國出使大宋的使臣大肆“饋贈”。據史載，一般為大使金200兩，銀2千兩，副使半之，幣帛稱是。澶淵定盟之后，宋遼兩國間使臣來往不斷，一歲之中多起，遼國的許多人因此發財，其中有位大臣公心甚大，居然把接受宋朝的饋贈捐獻出來，以助遼國軍餉之不足。一個遼國大臣從宋朝所得財物居然可助國家軍餉以一臂之力，可見大宋朝廷是多么慷慨大方！

既然對遼國奉行這樣的辦法，對后來接踵而起的西夏、金自然也不例外。

西夏崛起以后，為了應對西夏的擴張與進攻，大宋朝廷照樣玩起破財免災的勾當，對西夏也納款議和，每年向西夏繳納“歲幣”銀絹茶綵二十五萬五千兩。

再后來，女真人建立的金國迅猛崛起，對遼國展開摧枯拉朽的軍事攻勢。在金國的軍事打擊下，遼國朝不保夕、面臨滅頂之災。這時，鼠目寸光而又想入非非的大宋朝廷以為機會來了，聯合金國對遼國下手，同女真人簽訂了“海上同盟”，不但要一洗百年之仇恥，還想借機收復燕云十六州，以圓百年之夢。宋朝與金國商定，金攻取遼中京大定府，宋攻取遼之南京（即過去的幽州，亦稱析津府），滅遼后，宋將原給遼之歲幣轉納于金國，金同意將燕云十六州之地歸宋朝。

應該說，按照宋金兩國達成的協議，金國承擔著打擊遼國最主要的軍事任務，而大宋只不過是偏師配合而已，且大宋軍事行動的指向依然還是收復失地，目標非常有限。即便這樣，宋朝也是在金國出兵并接連取得對遼軍作戰巨大勝利后才蹣跚出場，但卻先后兩次被遼軍的二流部隊打得大敗虧輸，不要說什么攻取遼之南京了，要不是遼國此時已被金國打得亡國在即，北攻遼國的宋軍完全有可能被遼軍所聚殲。

大宋王朝軍事能力的低下與可憐，至此暴露無遺。可以說，在蓬勃興起的金國面前，通過聯合滅遼行動，宋王朝徹底露出了它“黔之驢”的本相。

如此無能不堪的伙伴當然為金國所高度蔑視。本來是大宋攻取目標的南京，最后卻為金國軍隊所占領。但大宋仍然幻想著能夠收復它，于是同金國進行了交涉談判。金國當然不傻，金朝廷不但拒絕履行將燕云十六州交回的盟約，而且還要大宋拿錢來贖買南京（遼滅后改稱“燕京”）。除了要求大宋朝廷履行將原先給遼國的五十萬“歲幣”轉給金國外，還要“納燕京代租錢一百萬貫”，并威脅說倘半月內不予答復，金朝就將采取強硬行動。

危機又來了！

面對危機，大宋王朝再一次黔驢技窮。無奈之下，只好再搞“花錢辦事”、“破財免災”的老一套。宋金雙方經過交涉后，宋允以二十萬兩銀、三十萬匹絹給金國，花費一百萬貫錢從金國手里贖回幽州。到此，金國才交還燕云六州（景、檀、易、涿、薊、順）及燕京，其余的地方只能讓金國繼續占領了。并且金軍在撤出城前還將燕京城內財物和人口搜刮一空，宋所接收的只是一座“城市丘墟，狐貍穴處”的空城。

看清楚窩囊廢一般的大宋花花綠綠地擺在那里，難道勃勃興起的金國能就此罷手嗎？

當然不會，歷史上從沒有這么傻的政權。滅遼之后沒過幾年，金國軍隊就開始大舉南下攻宋，僅僅通過一次性戰略性戰役，就把貌似強大的北宋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宋徽宗、宋欽宗父子連同數以萬計的皇室貴胄、王宮要員盡皆成為俘虜，如同牛羊一般被女真人驅趕著踏上北去之路，渡過此后極盡屈辱的茍活的歲月......

更令人震驚的，這樣的故事并未到此結束。接下來的南宋照舊在金、元之間演繹著宋與遼、金的故事，也是議和、納貢、歲幣的這一套，最后又玩起了聯合蒙元夾擊金朝的把戲，結局同當年聯合金朝夾擊遼國的結果如出一轍，歷史驚人地再現與重演。

鐵一樣的歷史事實十分清楚地說明，大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孱弱的王朝，內外矛盾都十分突出。在對外方面，先后崛起于中國北方的幾個民族政權遼、西夏、金以及后來的蒙元，個個都把宋朝當做魚肉來蹂躪吞噬，大宋王朝在對外關系上始終含垢受辱、飽受欺凌，一遇到危機就靠議和、納貢來應對，就靠吃這碗屈辱飯來茍延殘款；在對內方面，無論是北宋還是后來的南宋，社會貧富差距都空前巨大，內部階級矛盾十分突出，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就在北宋聯合金國準備滅遼前夕，江南地區的方臘起義給宋朝以沉重打擊，甚至一度使得宋朝無暇北顧。

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雙重深重，這是大宋王朝社會歷史的突出特征。在這樣的歷史基礎上，大宋王朝的表現就是內外都軟弱無能，政治上挺不起來，戰略上立不起來，經濟上也活不起來。當宋徽宗執意聯合金國共同滅遼的時候，樞密院執政鄧洵武就明確諫言說，如今國家兵勢不振，財力匱乏，民力凋敝，人人皆知。“兵勢不振，財力匱乏，民力凋敝”這幾個字，十分準確地描述了大宋王朝的歷史實際。《大道兮低回》一文說什么，這個原來準備不戰而逃后又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宋真宗“迅速創造了一個政治清明、社會進步、經濟繁庶、文化鼎盛的時代”、“這是大宋王朝難得的小康時代”，把大宋描述為一躍而成的世界強國，“中國占世界財富的比值從996年的22%左右，一下子提升到了67%左右，可謂富甲天下”云云，這種描述，恐怕有以偏概全、道聽途之嫌。竊以為，像大宋這般窩囊的戰略強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

有宋一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積貧積弱”的王朝，這一點歷史早有定論。當然不是說兩宋時期就沒有發展進步。筆者以為，這個時期中華民族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內在精神世界的自我演繹和深化，比如空前繁榮的文學，以及基于傳統儒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程朱理學等，但總體而言，中國社會的發展在這個歷史時期轉趨于內向和保守，而對外張力與表現活力則日趨消蝕。因而研究普遍認為，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變衰的歷史轉折點，追本溯源，澶淵之盟堪稱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惡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