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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恩格斯是在1867年，即《資本論》第一卷問世的那一年。

馬克思對我說：“現在，你已經是我女兒的未婚夫了，我應當把你介紹給恩格斯。”這樣，我們就一起去曼徹斯特。

那時候，恩格斯和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一個六七歲的小侄女住在城郊的一所小房子里。離房子幾步遠的地方便是一片曠野。那時，他是他父親建立的一個公司的合伙人。大陸革命失敗后，和馬克思一樣，恩格斯也流亡到倫敦，打算在那里完全獻身于政治活動和科學研究。

但是，當時馬克思和他夫人已經在革命的風暴中失去了他們的財產，恩格斯的生活也毫無著落。因此，恩格斯不得不接受父親的要求，回到曼徹斯特的營業所，仍舊擔任在1843年曾經擔任過的職務；而馬克思則給《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每周的通訊稿，勉強維持一家的生活。

從那時候起一直到1870年，恩格斯仿佛過著兩重生活。一個星期當中有六天，從上午十時到下午四時他是商人，職務主要是用幾種文字為公司起草與國外來往的信件并出入交易所。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恩格斯在市中心區設有一處專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朋友才能登門。在這些朋友中有化學家肖萊馬，還有后來把《資本論》第一卷譯成英文的賽米爾·穆爾。恩格斯的夫人是愛爾蘭人，她是一位熱情的愛國者，當時在曼徹斯特住著許多愛爾蘭人，她始終和她的同胞保持著聯系；他們的一切秘密活動她都非常熟悉。有不少芬尼亞社社員[1]把恩格斯的家當作避難所，其中有一個企圖解救被押赴刑場的芬尼亞社社員的領導人，就是由于恩格斯夫人的幫助，才得以從警察手中溜走。恩格斯很關心芬尼亞運動，他收集了許多有關英國統治愛爾蘭的歷史文件；毫無疑問，其中一部分材料他一定已經記下，而且一定還保存在他的遺稿中。

傍晚，恩格斯擺脫了商業事務的奴役，回到自已的小房子里，這時他就又成為自由人了。他不僅在業務上和曼徹斯特工業家一起生活，還參加他們的各種娛樂活動，例如出席他們的集會和宴會，參加他們的活動等。恩格斯是一位出色的騎手，他有一匹專用的獵馬。有時附近的士紳貴族按照封建舊習邀請騎手獵狐，遇到這種機會他從不放過。在猛烈地追逐野獸時，恩格斯總是一馬當先，沖過壕溝，籬笆等障礙物。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有一次對我說：“我老是擔心，說不定哪一天會發生意外。”

我不知道恩格斯的資產階級熟人是否也了解他那另一面的生活，不過英國人都非常持重，與自已沒有直接關系的事情他們是從來不過問的。然而可以肯定地說，對于這個整天同他們打交道的人的卓越的才智，他們是毫無所知的，因為恩格斯決不輕易在他們面前表露自已的學識。這個被馬克思看作歐洲最有教養的人，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一個善識醇酒美味和談鋒甚健的人物而已。曼徹斯特的商人對他的看法也是如此，其中有一個人就對馬克思夫人這樣說過。1848年，有一位夫人曾經說過：“恩格斯是一個輕浮的人”。沒有別的學者能象恩格斯那樣，身上不帶學究氣的。

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依然是一個快樂的伙伴，一個討人喜歡的同志。他一向喜歡年輕人，他永遠是一個好客的主人。每逢星期日，聚集在他那張洋溢著友情的餐桌之旁的人，如倫敦的社會主義者、路過英國的同志以及各國的流亡者，真不有多少！那些夜晚，當他們告辭的時候，總是陶醉于恩格斯的機智而動人的談笑。

當我們回憶恩格斯的時候，就不能不同時想起馬克思，同樣，當我們回憶馬克思的時候，也就不免會想起恩格斯。他們兩人的生活聯系得如此緊密，簡直是統一而不可分的。可是他們又都具有鮮明而突出的個性，彼此不僅在外貌上，而且在性格、氣質、思想和感情各方面也都有所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會見是在1842年11月底恩格斯訪問《萊茵報》的時候。自從收報檢查機關封閉《萊茵報》以后，馬克思結了婚并遷居到法國，1844年9月恩格斯前往巴黎，同馬克思在一起度過了幾天。恩格斯在他所寫的馬克思小傳一文中曾經提到，他們彼此通信是從在《德法年鑒》上合作時開始的，從此也就開始了兩人的共同活動，這種活動直到馬克思逝世才終止。1845年初，基佐內閣根據普魯士政府的要求，把馬克思驅逐出境，于是馬克思就從法國遷到布魯塞爾。不久，恩格斯也到了那里。當《萊茵報》隨著1848年革命運動的高漲而復刊以后，恩格斯就和馬克思一起參加了該報的編輯部，在馬克思外出的時候，恩格斯就代理他的領導職務。

但是，在編輯部同事們（這些全是才華橫溢，革命熱情很高的勇敢的青年）的心目中，恩格斯并不象馬克思那樣享有很高的威信，雖然他的品德和才干皆在他們之上。馬克思告訴我，有一次他從維也納回來，恰好碰上編輯部內部鬧糾紛，使恩格斯感到很棘手。當時，為了編輯部內部的和解，馬克思不得不施展出他的全部外交才能。

馬克思生來就是一個天才的領導人。凡是跟他接觸過的人，都會受到他的影響。恩格斯是最先承認這一點的人。他常常對我說，馬克思從小就以性格爽朗而果斷使人敬佩。他是一個真正的領袖，即使在他并非專長的事情上也能博得大家完全的信賴。

下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沃爾弗（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就是獻給他的）在曼徹斯特病危的時候，醫生認為他已經沒有希望了，但是恩格斯和沃爾弗的朋友們都不相信這個冷酷的判決，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應當打電報請馬克思來，聽一聽他的意見。

恩格斯生活在英國，而且就在那里研究了經濟學的理論、工人的狀況、大工業的條件和憲章運動；他對馬克思的思想傾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那時，馬克思主要從事哲學、歷史、法律和數學的研究。在馬克思決心獻身于政治經濟學方面，恩格斯起了極大的作用。對于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家屬和周圍的大學教授們都所知有限。不久，馬克思清楚地看到，社會史和思想史的鑰匙只能到經濟現象中去找。恩格斯對我說過，1848年在巴黎，馬克思在1789年革命中心之一的“攝政咖啡館”，對他第一次用經濟決定的論點談到他的唯物史觀的理論。

恩格斯和馬克思習慣于兩個人共同工作。恩格斯本人治學的態度非常嚴謹，但是他屢次因馬克思的那種過分的審慎而煩惱，因為無論哪一句話，非經十種不同方法的證明，馬克思是不愿提出來的。

1848年革命失敗后，兩位朋友不得不分手了。一個去曼徹斯特，一個留在倫敦。但是，他們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未因此而終止。二十年中，他們幾乎每天通信，彼此交換對政治事件的觀感和意見以及科學研究的成果，這些書信直到現在還保存著。

恩格斯一有機會擺脫商業的束縛，就馬上離開曼徹斯特搬到倫敦去住。他的倫敦的寓所在瑞琴公園路，從那里到馬克思住的梅特蘭公園路只要步行十分鐘就夠了。每天下午一時左右，他就上馬克思家里去，如果天氣晴朗、馬克思的興致又很好的話，他們就一起到漢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如果由于某種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們便在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著一條對角線走來走去，接連談上一兩個小時。

記得有一次他們為阿爾比教派的問題爭論了好幾天。當時馬克思正在研究中世紀猶太教和基督教財政學家的作用。為了取得一致意見，他們在下一次見面以前都各自仔細地思考爭論的問題。對他們來說，任何對他們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評都不及他們彼此交換意見那樣意義重大。他們就是這樣相互尊重的。

馬克思不斷稱贊恩格斯博學，稱贊他思想靈敏，能毫不費力地從一個題目轉到另一個題目，而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分析和綜合能力，也深表贊揚。

有一次，恩格斯對我說：“當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機構遲早會被人了解和解釋，它的發展規律也會被人發現和闡明。但是，這需要極長的時間，而且這項工作不能一下子完成，而是一點一滴地來完成。只有馬克思一人能夠探究一切經濟范疇的的辯證的發展，把它們的發展動因和制約著這些動因的因素聯系起來，并建立起一座完整的經濟學理論豐碑，其各個部分都是相互支撐、相輔相成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如此親密，不僅因為他們共同從事腦力勞動，而且還因為他們之間有深切的友誼：他們時刻都想方設法使朋友快樂，誰都以自已的朋友而驕傲。有一次，馬克思的漢堡出版者寫信告訴馬克思說，恩格斯拜訪了他，他因此結識了一個生平從未見過的最有魅力的人物。馬克思在讀信時喊道：“弗里德不僅有教養，而且和藹可親，誰要說不是，我倒很想見見這個人！”

他們所有的一切，無論是金錢或是學問，都是不分彼此的。當馬克思答應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通訊稿時，他正在學習英文，恩格斯就幫他翻譯，必要時甚至還替他寫作。當恩格斯寫《反杜林論》時，馬克思就放下自已的工作來編寫這本書中有關經濟的一部分。恩格斯也曾經公開談到，他部分地采用了這些材料。

恩格斯還把他的友情擴大到馬克思的全家。馬克思的女兒也就是他的孩子，她們把恩格斯當作第二個父親。這種友情一直保持到馬克思逝世。

在馬克思逝世后，能夠整理他的手稿、出版他的遺作的只有恩格斯一人。恩格斯曾經以十多年的時間研究各種科學的一般哲學，考察一切科學及其最新的成就，但是為了全力從事《資本論》后兩卷的出版，他放下了自已的工作。

恩格斯由于熱愛學習，因而努力學習。他對各種知識都發生興趣。1849年革命失敗后，恩格斯乘帆船從熱那亞到英國去，因為他認為從瑞士取道法國的旅程是不安全的。他利用這個機會，學到了一些航海知識。他在船上每天寫日記，記錄了太陽的位置、風向、海潮的變化等等。這本日記一定還保存在他的文稿里，因為機靈而好動的恩格斯同時也象一位老處女那樣有條理，他總是非常細致地將什么東西都抄錄下來并保存起來。

最先吸引恩格斯的是語言學和軍事藝術；他的這種興趣始終如一，而且經常熟悉這些科學方面的新成就。某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東西在他看來也是十分重要的。我還記得，當一位西班牙友人梅薩來訪的時候，恩格斯就跟他一起高聲朗讀西班牙的詩選來學習發音。他對歐洲各國語言，甚至某些方言的知識豐富得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巴黎公社失敗以后，當我見到國際西班牙全國委員會的幾個委員時，他們都對我說，倫敦有一個叫昂格爾的人替我代理西班牙總委員會書記的職務，他能用最道地的加斯梯里亞方言寫作。這個昂格爾其實就是恩格斯。只是他們按照西班牙的發音來念他的姓而已。當我到里斯本的時候，葡萄牙全國委員會書記弗蘭西亞告訴我，他時常接到恩格斯用道地的葡萄牙文寫的信。同樣，恩格斯也精通意大利文。當你注意到這幾種文字之間的一致性和細微的差別的時候，你就會想到，這種造詣是多么驚人啊！

恩格斯為了使和他通信的人高興，故意用對方使用的語言。他曾經用俄文寫信給拉甫羅夫[2]，用法文寫信給法國人，用波蘭文寫信給波蘭人等等。他很欣賞用方言寫的作品，比尼亞米[3]用米蘭語寫成的通俗作品剛一出版，他馬上就去購買。

有一次，在蘭茲格特海濱，一個雜耍場的主人扮成一個穿巴西將軍禮服的滿臉胡子的矮子，他的四周圍著一群倫敦平民。恩格斯先后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跟他談話，可是得不到任何回答。最后這位“將軍”無意中吐露一句話。恩格斯馬上喊道：“這個巴西人原來是愛爾蘭人！”接著就用他的家鄉話和他交談。這個流浪漢聽到鄉音，高興得流下了眼淚。恩格斯一激動就有點口吃，一個巴黎公社流亡者曾經開玩笑地說：“恩格斯能結結巴巴地說二十種語言。”

沒有一種知識是恩格斯不感興趣的。他在一生的最后幾年還開始閱讀產科書籍，因為住在他家里的弗賴貝格爾夫人當時正在準備醫學考試。馬克思指責他，說他為了個人的愛好去研究許多科目，分散了精力，“沒有考慮到為人類工作”。但是恩格斯也指責馬克思說：“我倒很樂意燒掉那些關于農業情況的俄文書刊，這些書多年來使你不能寫完《資本論》！”

那時，馬克思剛好開始學習俄文。他的一個彼得堡的朋友丹尼爾遜寄給他大量長篇的農業統計資料。這些資料揭露了俄國農村中駭人聽聞的狀況，因而是被俄國政府禁止發表的。

恩格斯的求知欲只有在他徹底掌握了研究對象的時候，才能完全得到滿足。你只要一想到他知識的淵博，同時注意到他一生的活動，就會自然而然地感到驚奇：恩格斯絲毫不像關在書房里的學者，竟能積累那么多的知識！他的記憶力在各方面都是那樣精確，他的工作速度是非凡的，他的感覺靈敏得驚人，這一切在他身上都融合在一起了。

恩格斯思路敏捷，工作輕快。在他那兩間寬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靠墻的地方擺滿了書櫥，地板上沒有一片紙屑，而書籍，除了放在書桌上的十來本之外，都放在應放的地方。這個房間不象一個學者的工作室，倒象一個客廳。

同樣，恩格斯也非常注意儀表，他總是精神抖擻，衣著整潔，就象在普魯士軍隊里當志愿兵時準備參加閱兵典禮似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一套衣服能夠穿得這樣久而一直保持著原來的式樣，看起來好象新的一樣。他自已省吃儉用，決不亂花一個錢，但是他對黨和求助于他的黨內同志，則無限慷慨。

當國際成立的時候，恩格斯住在曼徹斯特。當時，共產主義運動隨著1848年革命的失敗而湮沒，恩格斯對這一運動再次興起的前景頗為懷疑；如果不是馬克思成為組織的創始人的話，恩格斯最初對此就不會感興趣，而其他人在馬克思參加以前，也是猶豫不決的。他經常資助國際，并給國際總委員會創辦的周報《共和國》撰稿。普法戰爭爆發后，恩格斯遷居倫敦，以一貫的熱情投身于國際的工作。

普法戰爭引起了恩格斯這位軍事戰略家的注意。他每天注視作戰雙方的軍隊，而且從他在《派爾·麥爾新聞》發表的論文中可以看出，他經常預測德軍參謀總部的戰略部署。色當戰役的前兩天，恩格斯就預言拿破侖軍隊將被包圍。這些預測引起了英國報刊的極大注意，因此馬克思的大女兒燕妮就送給他一個“將軍”的綽號。帝國[4]覆滅后，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勝利。恩格斯和馬克思沒有祖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他們兩人是世界公民。

注 釋

[1] 芬尼亞社社員是十九世紀五十——七十年代的愛爾蘭小資產階級革命者，他們曾經為愛爾蘭獨立而斗爭。

[2] 彼德·拉甫羅夫（1823-1900），俄國社會學家和政論家，第一國際委員，參加過巴黎公社。

[3] 恩利科·比尼亞米（1846-1921），意大利政論家，第一國際委員，社會主義者報紙《民眾報》編輯。

[4] 指拿破侖第三時代的第二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