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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鋼：中國工業化道路70 年

點擊：作者：胡鞍鋼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19-12-25 10: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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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兩百多年來，世界先后經歷了四次工業革命和不同的工業道路。中國作為前三次工業化的后來者、落伍者，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動了國家工業化的1.0 版，開啟了前兩次工業革命；改革開放之后，從混合工業化的2.0 版到3.0 版，開始發動第三次工業革命。21世紀，新型工業化“兩化”（工業化和信息化）驅動的4.0 版大踏步地趕上后，“四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并發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5.0 版；自此中國走在時代的前列，走近世界舞臺中心，成為這場工業革命的引領者。70 年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為南方國家工業化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世界各國特別是南方國家在尚未完成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同時，正在經歷一場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同時，世界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尚未完成，南北失衡等深層次、結構性問題還未消除。地緣政治沖突此起彼伏，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外部環境。” 盡管發展中國家獲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很多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技術鴻溝將會進一步拉大。對中國而言，機遇大于挑戰，挑戰又能夠成為機遇。

盡管中國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后來者、落伍者，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僅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迅速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成為世界最大的互聯網用戶國、移動電話國、信息化國。這也反映了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工業化與信息化，即“兩化”。進入21 世紀，中國實現工業發展加速趕超，作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超越者，充分利用了信息時代的戰略機遇，強化了工業化與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最大用戶和生產者，也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這促進了中國迅速崛起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面對資源環境氣候變化的重大挑戰，中國率先發動第四次工業革命，成為創新者、引領者，到2030 年將實現綠色工業化，成為世界綠色工業強國。

70 年中國工業化戰略與道路演變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成為世界工業化進程的后來者和追趕者，既具有后發國家工業化重要特征，又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特征，從“一窮二白”的農業之國轉變為世界最大工業國。

中國工業化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采用了不同工業化發展戰略，形成了不同的中國工業化升級版、增強版。

（一）1.0 版國家工業化

1953 年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標志著中國進入大規模工業化時期，屬于國家工業化戰略（1.0 版本）。這一版本總體上參照蘇聯工業化模式，由國家發動工業化，以公有制為基礎，以國有企業為主體，輔之集體企業以及后來的農村社隊企業，實行重工業優先戰略，以追趕發達工業化國家（如英國）為目標，實施趕超，力圖跨越式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針對中國基本國情即傳統與現代、農業與工業、落后與先進同時并存的現狀，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兩條腿走路”“同時并舉”“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 的工業化思路，實質上是同時發動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由于采取過急過快的“大躍進”工業化趕超戰略，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探索遭遇了極大的挫折。為此，1962 年毛澤東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出用一百多年的時間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指美國）的設想。國家工業化直接帶動了全國資本存量高速增長，完成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使中國成為世界上除美國、蘇聯之外第三個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大國，為中國工業化長遠發展、經濟起飛奠定了重要基礎，是一個十分典型的“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工業化案例。1964 年9 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伯達提出“以發展電子技術工業為中心，開展新的工業革命”的建議；毛澤東同志也特別指出：我們辦工業，必須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蘇聯的那一套。十分可惜的是，毛澤東同志沒有能夠發動電子工業革命，卻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中國錯失了同時參與發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

（二）2.0 版混合工業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實施轉型工業化戰略（2.0 版本）：一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逐步放開國家價格控制，實行價格雙軌制。二是從國家工業化轉變為混合工業化，打破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先是允許個體戶發展，后是大力發展私人企業，形成了以國有企業為主、其他混合所有制為輔的新格局，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從1978 年的77.6% 降至1991 年的56.2%，集體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從22.4% 提高至33.0%，其他所有制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從0% 提高至10.8%。三是在農村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加速工業化因素向農村地區擴散，形成了農村工業化高潮，鄉鎮企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從1978 年的5.8% 提高至1992 年的16.8%，占鄉村就業人數比重從9.2% 提高至22.0%，超過了1 億人，強化了與城鎮的國有企業競爭。四是在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采取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直接投資（FDI），發展外向型經濟，充分利用了后發優勢和勞動密集型比較優勢，從封閉型工業化轉向開放型工業化，工業制成品占出口總額比重持續提高，從1980 年的49.7% 提高至1991 年的77.5%。五是從國內技術開發為主轉向引進國外技術為主，這包括具有技術含量的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占工業制成品進口比重從1980 年的39.2% 一直到1991 年的37%，國外技術合同與GDP 之比在1986 年達到高峰為1.51%，到1991 年為0.85%，明顯超過同年全國研發經費支出與GDP 之比，如1991 年為0.73%。2.0 版本特有的混合型工業化局面，實質上是同時實現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

（三）3.0 版新型工業化

進入20 世紀90 年代，中國實施混合工業化戰略（3.0 版本），發生了三個方面的轉變：一是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價格雙軌制到價格市場化。二是從國有化到非國有化，“抓大放小”，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小規模私有化，國有工業和集體工業持續高增長，但是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從1992 年的51.5% 降至1998 年的28.2%，集體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從35.1% 提高至38.4%，其他所有制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從13.4% 提高至33.4%；按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統計，到2001 年國有工業占工業增加值比重降至51.7%，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比重提高至48.3%，其中外商和港澳臺企業比重為25.2%，后兩者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來源、新成分、新機制，民營經濟從國民經濟的“有益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構成“國有、民營、外資”混合經濟體。三是對外開放取得重大進展，外商直接投資GDP 比重從1992 年的2.3%提高至1994 年的6.0%，到2001 年降至3.5%，成為我國工業化的重要物質資本、技術資本的新來源，又成為中國出口導向型增長的重要動力，我國工業制成品占貨物出口總額的比重高達90.1% ——其中外資企業出口總額占50.0%，即占一半，帶動中國進入世界市場；中國貨物出口額占世界比重從1992 年的2.2% 提高到2001 年的4.3%，帶動中國工業化發展，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現價美元）占世界比重從1991 年的2.6% 提高至2001 年的7.6%，已躍居世界第五位。

（四）4.0 版新型工業化

進入新世紀以來，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實施新型工業化戰略（4.0 版本）：“實現信息化是我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這是“兩化同步”（指工業化與信息化）版本，實質上是將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與第三次工業革命融合發展的新模式。中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實現跨越式發展，直接采用世界先進信息化技術，不僅成為世界最大工業和制造業國，制造業增加值（現價美元）占世界比重從2002年的8.2% 提高至2011 年的20.6%，已躍居世界第一位；還成為世界最大信息化國，中國手機用戶2001 年超過美國，2008 年超過歐盟，到2011 年中國手機用戶占世界總數比重達到1/6，2011年中國互聯網寬帶用戶超過美國，占世界總數比重達到26.2%。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先后超過日本、美國、德國，成為世界最大貨物出口國，中國貨物出口額占世界比重從2002 年的5.0%提高到2011 年的10.3%，中國高技術出口額2004 年超過美國，到2011 年中國占世界的比重達到23.5%，是美國比重（7.5%）的3.14 倍。這就大大促進了工業化、信息化同步發展，也大大促進了中國融入世界經濟，成為最具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經濟體。

（五）5.0 版綠色智能工業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實施中國工業化的5.0 版本：“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是“四化同步”發展，實質是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與第三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融合、互動和同步發展，不僅走在信息工業革命的前列，還將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誠如習近平同志所言：“我們要順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趨勢，共同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機遇，共同探索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探尋新的增長動能和發展路徑，建設數字絲綢之路、創新絲綢之路。”

總之，中國作為前三次工業化的后來者、落伍者，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動了國家工業化的1.0 版，開啟了前兩次工業革命；改革開放之后，混合工業化的2.0 版和3.0 版開始發動第三次工業革命，再到進入21 世紀新型工業化“兩化”（工業化和信息化）驅動的4.0 版大踏步趕上來，又到“四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與發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5.0 版——自此，中國走在時代的前列，走近世界舞臺中心，成為這場工業革命的引領者。（上述內容見表1）

中國已具備發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基礎和條件

第一，中國可以通過并聯式發動第四次工業革命。

我國工業化道路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習近平同志指出：“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增加值（見表2）、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見表3）國家，還是世界最大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國（見表4）、移動電話、固定移動寬帶互聯網用戶國家，世界最多城市數、人口數國家，世界最大農業生產消費國家，“四化”同步發展、疊加發展、互動發展、共同發展，在世界工業化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第二，中國已經具備發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驅動力。

從工業化發展驅動力看，中國擁有不竭的強大動力，從20 世紀50 年代以來“一化驅動”（指工業化驅動），到改革開放之后混合工業化、開放型工業化驅動，到21 世紀以來的“兩化驅動、相互融合”（指工業化與信息化共同驅動，相互融合），再從“三化驅動”（指工業化、信息化與城鎮化）深度融合，到“ 四化驅動”（指工業化、信息化、綠色化與城鎮化）的深度融合。今后，再到“ 五化驅動”（指工業化、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與城鎮化）的深度融合、相互作用、共同驅動，在當今世界也是少見的。

第三，中國通過創新驅動第四次工業革命。

習近平同志指出：“與以往歷次工業革命相比，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指數級而非線性速度展開。我們必須在創新中尋找出路。只有敢于創新、勇于變革，才能突破世界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瓶頸。” 第四次工業革命創新驅動的特點是：“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不斷發展成熟，互聯網與國民經濟各行業融合發展態勢正在加速成形，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斷提高，共享經濟、數字經濟深刻改變了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加速重構經濟發展模式。” 這正在成為中國的現實。

第四，中國是通過創新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跨越式發展。

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最關鍵的現代化要素是電力，第三次工業革命最關鍵的現代化要素是信息，那么第四次工業革命最關鍵的現代化要素是數字。中國正在加速發展數字經濟，根據中國信通院、中商產業研究院《我國數字經濟報告》（見表5），我國數字經濟從2008 年的4.81 萬億元達到2018 年的31.3 萬億元，躍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長率高達20.6%，大大高于名義GDP 年均增長率（10.9%），屬于高增長彈性，為1.890，即名義GDP 增長一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增長1.890 個百分點，占GDP 比重從15.2% 提高至34.8%，提高了19.6 個百分點，年均提高2.0 個百分點，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三新”經濟迅速增長。國家統計局首次統計了“三新”經濟情況，增加值從2015 年的10.15 萬億上升至2018 年的14.54 萬億，年均增速為12.7%，“三新”經濟占我國GDP 的比重從14.8%，提高至2018 年的16.1%，提高了1.3 個百分點；新動能發展指數從2015 年的123.5 提高至2018 年的270.3（見表6）。“三新”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等新興行業繼續保持較高增長，新動能成為推動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動力。

第五，中國通過創新引領世界數字經濟發展。

聯合國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發布《數字相互依存的時代》報告表明，當今世界，通訊、互聯網到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商業乃至產業基礎設施，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關鍵引擎。中國不僅數字經濟規模大、發展速度快，而且在數字技術創新、數字市場創新、數字應用創新，正走在世界前列，成為領跑者。為此，習近平同志提出關于世界數字經濟發展的“中國方案”：“我們要營造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市場環境，不能關起門來搞發展，更不能人為干擾市場；要共同完善數據治理規則，確保數據的安全有序利用；要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要提升數字經濟包容性，彌合數字鴻溝。作為數字經濟大國，中國愿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保持市場開放，實現互利共贏。” 中國正在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打造“數字絲綢之路”。

中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戰略目標與主要任務

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之一就是迅速興起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這場革命實質是多種現代要素的大革命、大融合，即創新革命、信息革命、網絡革命、數字革命、智能革命、教育革命、綠色革命，為中國工業化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中國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既是最大自變量，又是最大的因變量；既面臨完成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任務，還面臨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創新引領者，加快從“中國制造”到“世界制造”、從“中國創新”到“世界創新”、從“中國數字”到“世界數字”、從“中國綠色”到“世界綠色”、從“中國市場”到“世界市場”、從“中國工業革命”到“世界工業革命”的轉變。

黨的十九大所提出的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目標和階段目標，就成為中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戰略目標體系，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建成世界制造強國。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世界強國之基。2020 年，中國基本實現工業化，世界制造業大國地位更加鞏固。到2025 年，中國邁入世界制造強國行列。到2030 年，實現高度工業化，我國制造業增加值比2020 年增長50% 以上；到2035 年，我國制造業整體達到世界制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創新能力大幅提升，重點領域發展取得重大突破，整體競爭力明顯增強，優勢行業形成全球創新引領能力，全面實現工業化；到 2050 年，實現世界制造強國的目標，我國制造業綜合實力將進入世界制造強國前列，制造業主要領域具有創新引領能力和明顯競爭優勢，建成全球領先的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

中國實現世界制造強國的本質，就是從世界黑色工業大國轉向世界綠色工業強國。在綠色工業革命過程中，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首次作為工業革命的主導者出現在世界舞臺上。綠色革命，就是要發展綠色能源、綠色工業制品、綠色消費等，使基要生產函數與碳排放脫鉤，最終實現生態要素資本與經濟發展間的“全面脫鉤”。綠色工業革命的目的和本質就在于為人類、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創新出新的發展模式，避免重蹈西方國家二百年來的傳統黑色發展模式，縮小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之間的差距，縮小人與自然間的差距。隨著中國工業增加值、GDP 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能源消費進入低彈性增長階段，加上中國綠色能源比重大幅度提高、煤炭清潔化程度提高，中國將提前達到碳排放高峰，而后進入下降期，進而帶動全球碳排放達到高峰而后下降。

第二，中國建成世界科技強國。

到2020 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到2030 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發展驅動力實現根本轉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主要產業進入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翻一番，占制造業增加值比重達到27%，超過美國的比重（25%），高技術產品出口增加值占世界比重持續提高，這是成為中高端制造業的重要標志，也是高度工業化的重要標志；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2.8%，R&D 經費支出占世界比重 1/4 以上；科技實力將進一步轉化為科技水平，并將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顯著縮小，在若干戰略領域由并行走向領跑，在科技水平與知識經濟領域，將與美國等世界先進國家形成“并駕齊驅”的態勢；到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超越引領世界新的科學革命、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為世界作出科學貢獻、技術貢獻和產業貢獻。

第三，中國建成世界數字經濟強國。

到2020 年進入世界數字經濟國家前列，數字經濟達到近40 萬億元，占GDP 比重達到40% 左右；到2030 年數字經濟占GDP 比重超過50%，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服務業成為重要支柱型產業，數字基礎設施成為第一基礎設施，數據資源成為第一生產要素，也成為其他生產要素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推動力，數字就業成為第一新增就業渠道，不斷創造數字靈活就業、數字化公共就業。

第四，中國建成世界網絡強國。

到2020 年基本建成高速、移動、安全、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在建成全球規模最大4G 網絡的基礎之上，加快5G 網絡跨越式發展，爭取早日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5G 網絡，實現全國12.29 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寬帶網絡覆蓋比例超過98%，基本消除城鄉信息網絡鴻溝，引領世界電子商務零售、跨境電商、移動支付、分享經濟潮流；到2030 年基本建成世界網絡強國。

第五，中國建成世界人才強國。

到2020 年基本建成規模宏大、結構優化、布局合理、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人才資源總量達到1.8 億人以上，形成國家人才競爭比較優勢，人力資本投資占GDP 比重達到15%；到2030 年人才資源總量占人力資源總量比重超過四分之一，規模效益更加明顯，人才素質明顯提高，結構不斷優化，競爭優勢更加顯著，涌現一批國際一流創新型企業與企業家、大學與學科、研發機構、科學家與工程師等，吸引一批全球創新人才。

總之，全世界迎來第四次工業革命之際，中國率先參與其中，成為這場工業革命的倡導者、推動者；又率先提出新型工業化發展戰略目標，成為這場工業革命的創新者、引領者；還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獲得上百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成為這場工業革命的合作者、共享者。

總結與啟示

人類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習近平同志指出：“從18 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到19 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氣化，再到20 世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信息化，一次次顛覆性的科技革新，帶來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躍升，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如今，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從世界性工業化歷史看，中國曾是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邊緣化者、落伍者、挨打者，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大規模發動了國家工業化，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了第一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也成為世界工業大國；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從國家工業化到混合工業化，從封閉工業化到開放工業化；中國又趕上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成為后來者、追趕者，通過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經濟，實現開放追趕；進入21 世紀及時發動第三次工業革命，從“一化”（工業化）驅動，到“兩化”（工業化和信息化）驅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再到“四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驅動、同步發展，中國首次以世界最大工業國、制造國、技術創新國進入世界舞臺的中心，站在世界發展的前沿，正在創新引領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為世界提供“中國技術”“中國制造”“中國市場”，進而成為“世界技術”“世界制造”“世界市場”。例如，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經進入全球第一梯隊，將引領全球人工智能發展。以上內容充分顯示了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是先學習、引進、模仿，再創新、追趕，集成創新、并駕齊驅，直到自主創新超越的歷史過程；因此也就先后采取了工業化發展戰略的不同版本，從1.0 版到5.0 版的創新版、升級版、增強版，不斷創新、不斷升級、不斷增強，實現了從“一化”驅動到“四化”驅動，創新了從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 并聯式”工業革命。

那么，70 年的中國工業化道路具有哪些世界意義、對南方國家有哪些重要啟示呢？

第一，中國工業化道路證明南方國家可以實現工業化。一是要利用后發優勢。如先行國的發展知識，既包括成功的經驗，也包括失敗的教訓；又如利用先進國的發展技術，后來者居上，實現“彎道超車”、跨越式發展。二是要避免陷入后發劣勢，即照抄照搬先行國（主要指西方）的制度模式，照貓畫虎、生搬硬套，而不是創新符合本國國情的制度。由此，才能實現從落伍者到追趕者，再到創新者、引領者。

第二，南方國家工業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的兩條腿走路，才能擺脫依附型、依賴型、“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南方國家工業化陷阱”。

第三，中國工業化成功的方法論就是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又要讓政府在為市場服務指導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才能擺脫“市場萬能陷阱”或“政府萬能陷阱”，實現政府與市場兩只手合力。

第四，南方國家技術創新必須堅持“拿來主義”的本地化創新與“自主創新”的自主化的兩種創新方式，才能避免受制于霸權主義、霸凌主義的威脅，才能為人類發展提供更多的自主創新。

第五，南方國家在發動工業化的同時，必須堅持走一條綠色低碳新型工業化道路，才能避免受制于黑色高碳老式工業化路徑的鎖定，為提前實現碳排放達到高峰進而提前下降作出重要貢獻，即綠色貢獻。

【原文注釋略】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原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原標題《中國工業化道路70 年：從落后者到引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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