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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如嵩 許金:賡續兵學肩大任 薪火相傳意未休——訪孫子兵法專家吳如嵩將軍
點擊:  作者:吳如嵩 許金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3-04-12 09: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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賡續兵學肩大任,薪火相傳意未休

——孫子兵法研究專家吳如嵩將軍訪談錄

吳如嵩 許金


【摘要】軍事科學院在新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占有獨特的重要作用。吳如嵩將軍結合自己“兵法共此生”的人生經歷和孫子兵法研究歷程,展示了在古代兵法研究中學習與調研的重要性。他生動介紹了與孫子兵法研究密切相關的軍事科學院古代兵法研究室、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等機構和團體的成立和發展過程,其在人才培養和開展學術活動方面的工作,以及取得的重要學術成果。這些寶貴經驗對我們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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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研究專家吳如嵩少將】

 

許金:吳老好,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考慮到您年事已高,我們盡量將問題簡化一些。現在我要提出第一個問題,也是不少讀者很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您曾所在的軍事科學院原古代兵法研究室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單位?請您介紹一下。因為在新中國的歷史上,無論是地方還是軍隊、科研院所還是大專院校,這個單位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的問題是這個單位設置的源頭源流和它的職責范圍,能不能請您介紹一下。

 

吳如嵩:你這個問題是一個直接刨根問底的問題,我可以就我所知回答你。你看過電視連續劇《亮劍》嗎?

 

許金:看過,這是一部拍得很好的戰爭歷史劇集。

 

吳如嵩:這部電視劇的主人公叫李云龍,他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深造。而當時南京軍事學院有一批國民黨起義的人員當教員,李云龍認為,讓打敗仗的來教打勝仗的,他不滿意并提出罷課。

 

學員罷課確有其事,當然不是李云龍,而是另有其人。真實的歷史上,這件事驚動了上級。最后,上級根據情況,做出了幾條決定:第一,所有國民黨軍隊起義的教員全部撤下來,不教學了。第二,鑒于這些人文史底子比較好,最后決定成立軍事史料處,行政仍由南京軍事學院管理。第三,史料處的學術成果由軍事科學院審修,進行質量把關。

 

1959年12月,軍事科學院戰史部部長韓練成中將遵照院長兼政委葉劍英元帥的指示,率劉岱峰、董健民等同志去南京落實葉帥的指示。

 

韓部長到南京后確定先編寫一本《中國古代兵法選輯》,選了16位起義人員承擔編寫任務。這其中有我后來比較熟悉的王蜀生、趙古松、龐齊、白太常、石聲壁等,此書署名“軍事科學院編著”。1962年2月完成,3月公開出版,反響很好。

 

1960年南京軍事學院正式成立軍事史料處,俞震與郭汝瑰負責。郭汝瑰原是國民黨軍的中將,起義后授大校軍銜。北京方面,軍事科學院相應地成立了古代兵法研究室(正師級單位),李大磊任主任。這個研究室不是在戰史部,而是隸屬于戰爭理論研究部,列編為第三研究室。

 

李大磊主任是1927年的中共黨員,資格相當老,他因為崇拜李大釗而改名李大磊。我在1967年與李主任一起去搞軍管,實際是給他當秘書。我從采訪他的人那里得知,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在邯鄲地區是一個“李向陽”式的人物。不久,高體乾將軍從原廣州軍區副參謀長調到戰理部當部長,他的一個任務就是分管古代兵法研究室和史料處的審修工作。高體乾后來擔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我在你們的刊物上寫郭化若將軍的《經師不易得,人師更難求——向郭化若將軍學習〈孫子兵法〉的一些片段》曾提到。[1]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為人正直,具有高風亮節的老前輩,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

 

軍事史料處和古代兵法室成立后,具體任務是葉帥賦予的繼承中國古代軍事文化遺產,具體地說首先是編寫中國軍事通史。

 

你問的古代兵法研究室成立的情況大體就是這樣,或者說,“文革”前的三室主要是承擔對南京軍事史料處書稿的審修任務。“文革”之后,三室依然存在,它隨著戰理部改名為戰略研究部,也廢止了古代兵法研究室的名稱而改為中國歷代戰略研究室。由于“文革”前史料處已解散,因此,新三室的任務就由審修別人作品變為自己編寫、自己承擔研究課題。

 

“文革”后,老三室的老同志退休的退休,調任的調任,研究人員有大的調整。新的第一屆主任由葉帥辦公室主任田地同志擔任,他后來升任副部長兼三室主任,之后是謝國良主任、梁巨祥主任,1988年我當主任。

 

許金:謝謝吳老,辛苦您了!

 

吳如嵩:不過,你這一問就問了三室20年的歷史,過門是不是長了點。你想對我提什么問題,你就直奔主題吧。

 

許金:好的,吳老,那我就單刀直入了。2002年軍科院召開“吳如嵩從事科研40年座談會”,會后記者采訪您,您寫了一首詩發表在報刊上,內容是:“學道西山四十秋,苦研兵學勝封侯。學術報國平生志,年光似水雪滿頭”。我的問題就是您這四十年是怎么樣研究《孫子兵法》和古代兵學的。

 

吳如嵩:寫詩嘛,有些浪漫的意味。其實,我一介書生1962年大學畢業分配入伍,1963年從海軍調到軍科院研究古代兵法,完全是一張白紙。

 

許金:我今天感興趣的正是您是怎樣從一個地方普通大學生,走上這樣一個完全陌生的研究領域,最后還成了這個學科帶頭人的。請您為我們講講這個經歷吧。

 

吳如嵩:這段經歷很長,我直到退休,從一而終,至今似乎也仍在守望著,像一個哨兵。我很慶幸,生在舊社會,長在新中國。回首向來經歷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六十多年了,可以說是“兵法共此生”。你要我講我這一生的經歷,一句話:“平淡無奇”。具體地說,我的所謂研究工作的經歷不過是從“跑龍套”到登上“演員表”,用一句俗話說叫作“十年媳婦熬成婆”。不過,我這個“媳婦”卻熬了25年:從1963年調入軍科院到1988年。然后是1988年我評上研究員,任職研究室主任,直到1995年已達研究室主任(正師職)最高年限(55歲),便退居二線當研究員,2002年退休。那么,以1988年為限,前后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可以稱為學習調研階段,也就是“當媳婦”階段;第二階段可以稱為主持研究室學科工作階段,也就是“做婆婆”階段。最后又有一個7年尾巴。

 

許金:“當媳婦”階段25年,“做婆婆”階段8年,這就30多年了,還有“二線”7年。您講得又清晰又風趣。您老放開給我講講唄。

 

吳如嵩:那么,還是言歸正傳。我說的第一階段,把學習和調研分開來講,似乎眉目更清楚一點。

 

許金:好的,我洗耳恭聽。

 

吳如嵩:所謂學習,指的是去學習班學習,不是自學,主要有兩次。

 

第一次是1964年,葉帥主持創立的教研館,開館之前的試講,我有幸參加脫產學習。教研館包舉了各軍兵種的主要武器裝備,除了沒有艦艇、飛機、導彈之類的重型裝備,其余的可以說一應俱全。從全軍抽調了一大批骨干擔任教員。這個教研館與軍事博物館不同,教員都是專業人員、專家、教授。

舉個小例子吧。手槍教員是一位女同志,從“八一”體工隊調來的,她講解演練十分熟悉,各種各樣的手槍包括微聲手槍(俗稱無聲手槍)在她手里真如繞指柔,一打一個準。我下連當兵時打過手槍,很不好打準。而她一抬手就是一槍,不用瞄準,百發百中。

 

以此小小手槍為例,由此類推,大到飛機艦船、導彈坦克、通訊、防化等等,這個教研館的內容是何等豐富多彩!當時,無論是軍內軍外,對武器裝備有如此全面系統的展示又同時從學術上有如此深刻闡述的單位僅此一家。它不僅對我這個剛入伍兩年的新兵來說大開眼界、大長知識,而且即使是一般的老兵也未必有過這樣的學習機會。

 

第二次學習是1978年。“文革”過后,軍科院新老交替,研究人員亟須學習補充新的知識,以適應工作的需要。當時,院黨委決定辦培訓班,每年一期,五年輪訓完畢,宋時輪院長主管,他指定戰略部蔣順學副部長具體組織實施。蔣副部長是八路軍中的“小八路”,不到12歲就參軍了,他身經百戰,軍事素養很高,后來升任軍科院院長。

 

這次輪訓的教員全部由各學術部派出自己最好的骨干,寫出最好的教材進行教學。教學內容包舉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軍事思想關于戰爭和軍隊問題的基本觀點、中外著名戰例、中外軍隊的編制體制、最新的軍事學術動向和武器裝備,等等。作為軍事科研人員的基本功,還嚴格進行了參謀工作的訓練,特別是規定作業的考核,從軍隊標號學起直到決心圖的繪制,都有嚴格要求。

 

總之,這是一次難得的“勝讀十年書”的學習機會,是一次軍事學術素養培訓的大餐,倍感受益終生。

 

許金:這樣的學習確實令人羨慕,軍科院不愧是培養鍛煉人才的單位。

 

吳如嵩:我覺得,學習是培養人才的機會,調研更有益于科研人才的成長。從我個人來說,我經歷了三次大的調研,至今難忘。

 

許金:請您講講,一定很精彩。

 

吳如嵩:第一次是1972年,由向仲華副政委(后升任副總參謀長、原廣州軍區政委)領銜,蔣順學副部長帶隊,組成了一個以軍委名義的工作組,共20余人,對原蘭州軍區軍事、政治、后勤各方面工作進行調研和考察。原蘭州軍區的轄區包括陜甘寧青四個省(自治區),范圍廣大。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和黨委十分重視,隆重接待,密切配合。蔣順學副部長指定我與另一位老同志起草主報告。工作組要在離開蘭州時向軍區黨委寫出書面報告,之后還要向軍委交上正式報告,這個報告由一個主報告與若干副報告組成。我是第一次領受這個重大而艱巨的任務。一個多月時間,白天在陜甘寧青各部隊調研,特別是在戈壁灘上驅車疾馳,在邊防要點深入連隊、哨所,看到那人造山和一些典型的戰役支撐點,真正領略到了什么是軍營,看到了什么是軍旅生活,比起我在海軍下連當兵所知所感要豐富得多、深刻得多。起草這份主報告,我真是脫了一層皮,包括回京后的加工修改前后兩個多月的時間,它對我既是鞭策,也是培養,無疑是我平生又一次“勝讀十年書”的歷練。

 

第二次調研是1977年。為了編寫中國近代戰爭史,由田地副部長率三室部分同志對東南沿海的調研,北起大連、旅順,沿山東半島而南直至廣東虎門。我們出去調研都得到當地駐軍和地方有關部門的支持和幫助,我深刻感受到了此次調研的意義。我當時承擔起草中日甲午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戰爭的編寫,因此也隨隊前往。這次調研使我進一步感受到“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的重要性,特別是這種實踐性軍事課題更需要實地考察。舉個例子吧,清朝北洋艦隊覆滅是由膠東半島抗登陸失敗造成的,日本聯合艦隊派出一支部隊從成山角登陸,包剿威海港北洋艦隊的側背,居高臨下,全殲清軍。我們去成山頭調研,那里山勢峻峭,驚濤拍岸,應該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抗登陸的絕好地勢,日軍怎么能從那里登陸呢?歷來的著述都是大而化之地說從成山頭登陸,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們此次調研向陪同考察的威海博物館的老館長提出這個問題。他笑了,說:“你們畢竟是行家,總算問到了這個一般學者都不曾注意的問題。”他告訴我們,成山角不是指其正面,應該是其側后有一處良港,日軍早已潛伏在那里,而清軍茫然不知。這位館長親自驅車帶領我們前往察看他所說的港灣,我們一看,果如其言。

 

第三次調研是1988年初,高銳副院長領銜,謝國良副部長帶隊,率三室部分同志考察中原古戰場,從鄭州出發,北上楚漢戰爭古戰場,考察了滎陽、成皋、廣武澗等地,然后折而西行,出虎牢關,沿黃河南岸西走洛陽、邙山,然后再折而向東,直到開封,最后回到鄭州。這一圈下來,歷時一月之久,由于河南省軍區保障車輛和食宿,地方文史單位積極配合,我們對許多戰場、遺址、遺存和文物都做了調研,收獲滿滿。

 

以上是我自1963年到1988年間“跑龍套”時期的學習經歷。當然,在這25年間,我還因各種原因去過許多地方學習和調研。比如,我前后兩去新疆、重慶釣魚城,五訪山東郯城馬陵山,至于蘇州太湖吳越古戰場更是多次去調研過,它們都使我開了眼界,長了知識。

 

從某種意義說,從事兵法研究,大部分時間還是坐冷板凳,享受“坐擁書城、埋頭讀經”的樂趣。

 

許金:“苦研兵學勝封侯”,能從苦中體味到勝過封侯的樂趣,也是一種人生的快意。下面是不是該談談您老“當婆婆”的樂趣了。

 

吳如嵩:那可樂不起來了,不僅樂不起來,我還病了三次。

 

許金:怎么回事?我更想聽聽了。

 

吳如嵩:1988年秋,謝國良部長來到我辦公室,笑容可掬地對我說:“吳主任,你這個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準備怎么燒啊?你這個三室應當翻新篇啊。三室的《春秋》怎么書寫啊?現在的三室是歷來人數最多的時候,已有十六人,調來了一批與你同樣的老大學生,又調來了博士生、碩士生,你也是歷來三室主任年紀最輕的,應該有所作為,爭取走出院門,走出國門,把中華軍事文化傳播出去”。那天的談話很深刻、很全面,也給我很大的鼓舞。

 

那天的談話最后歸結為三室將在以下五個方面展開工作,即全面落實《中國軍事通史》的編寫,繼續完成《中國軍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代軍事思想卷”的編寫與審修,抓緊進行中國軍事思想專業碩士研究生的招考工作,順利完成《中國古代兵法精粹類編》的定稿出版工作,成立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及召開第一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

 

遵照謝部長的指示,我很快召集全室同志共商大計,同志們一致認為,應當借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東風,開拓古代軍事歷史遺產研究的新局面,大家熱情很高。

 

許金:以上五個方面的任務很艱巨,你們是怎樣進行攻關克難的呢?

 

吳如嵩:首先談中國軍事通史吧。這項任務早在“文革”之后就重新布置了,但進展緩慢,主要原因是人力不足,缺口甚大,經費不足。

 

當時決定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七個斷代,三室人員每人或每幾人管一個斷代。每個斷代的軍事史能自己寫的自己寫,寫不了的主要由我去外請專家合作編寫。

 

具體情況大致如下:《夏商西周軍事史》外請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羅琨、張永山兩位研究員撰寫;《春秋軍事史》由黃樸民同志撰寫;《戰國軍事史》由吳如嵩、黃樸民、任力和柳玲撰寫;《秦代軍事史》由霍印章同志撰寫;《西漢軍事史》外請中央民族大學陳梧桐教授等撰寫;《東漢軍事史》外請江西師范大學黃今言教授等撰寫;《三國軍事史》由余大吉同志撰寫;《兩晉南北朝軍事史》外請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朱大渭研究員撰寫;《隋代軍事史》由張文才同志撰寫;《唐代軍事史》上冊外請西北大學楊希義教授撰寫,下冊外請渭南師專杜文玉教授撰寫,于汝波同志統稿并撰寫兩冊的軍事思想部分;《五代十國軍事史》外請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方積六研究員撰寫;《北宋遼夏軍事史》由馮東禮、毛元佑同志撰寫;《南宋金軍事史》外請中國社科院歷史所韓志遠研究員撰寫;《元代軍事史》外請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史衛民研究員撰寫;《明代軍事史》由王兆春、范中義同志撰寫;《清代前期軍事史》由孔德騏、邱心田和任力同志撰寫;《清代后期軍事史》由施渡橋、梁巨祥、張一文、王楚良、毛振發等同志撰寫。

 

為了解決經費問題,我與本院科指部陳崇北同志聯系,終于將本課題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課題,獲得了一些經費。以后,李際均副院長擔任編委會主任又撥了一些經費。

 

《中國軍事通史》1998年由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共十七卷,八百多萬字,江澤民同志題寫書名。

 

正當軍事通史緊鑼密鼓地向前推進之時,又追加編寫一部《中國軍事史略》,上起原始社會、夏商周,下至民國,任務艱巨。編寫通史的同志分身乏術,眼看成了死棋。科指部王宏遠處長多次找我商談。無奈之下,只好請求外援。我多次與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專家協商,最后達成一致意見:在保障經費的前提下,鴉片戰爭以前部分的寫作框架,包括篇章節項、統一體例由我擬出,他們負責撰寫內容。這項工作,三室的黃樸民研究員與柳玲、黃水華三位同志協助修改統稿,出力尤多,功不可沒。

 

《中國軍事史略》由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高銳副院長主編,謝國良、李偉民和我副主編。

 

許金:這么快就完成了,從組織編寫這套書與軍事通史看,您老與社科院歷史所的同志非常熟悉啊。

 

吳如嵩:是啊,我與他們打交道應追溯到1964年,最先與我聯系的是學術秘書田昌五研究員。那時審修史料處的送審稿,有許多史學理論問題與史料問題需要解決,高體乾部長就派我去向他們請教。“文革”后我又是中國先秦史學會與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理事,于是與他們許多專家有些交往。應該說,社科院歷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為我們的研究工作出了很大的力,幫了不少的忙,非常感謝他們。

 

許金:明白了,學術交往非常重要,那么下面請您接著講。

 

吳如嵩:第二項任務是《中國軍事大百科全書》中的“中國歷代軍事思想”分支學科條目的擬定、組織編寫、參與編寫與審修問題。這項工作經費十分充足,又由于三室每個同志都有斷代史分工,考辨論證工作雖然繁難瑣碎,但進展比較順利。

 

第三項是編寫《中國古代兵法精粹類編》。這是一項短線課題,我任主編,霍印章、張文才兩位同志任副主編,采取個人分章負責的方式進行編選注譯評述工作。張文才同志負責第一章,邱心田同志負責第二章,馮東禮同志負責第三章,霍印章同志負責第四、五章,孔德騏同志負責第六章,余大吉同志負責第七章。此書出版后,頗受軍內外讀者歡迎。

 

第四項是研究生工作。1989年設立中國歷代軍事思想學科碩士點。1991年,我與范中義同志分別招收一個學生,我招收的是薛國安同志,他招收的是趙海軍同志。三室研究人員則是導師組成員,每個斷代的研究人員講授那個斷代的專業課。

 

1996年,三室中國歷代軍事思想升格為博士點,我任博導,第一位博士生是趙海軍同志。1999年,黃樸民評上研究員,成為第二位博導。此后,三室逐漸擴大招生規模。

 

下面談談第五項任務,成立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

 

許金:關于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我專門采訪過您和謝部長,以《古今中外大智慧,談兵論道三十載》為題發表在我們學報上[2]。

 

吳如嵩:因此,學會創建的經過,我就不談了,只是扼要地說幾點感想和體會。

 

成立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在孫子學和古典兵學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研究會在孫子故里山東惠民縣舉辦的第一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上成立。前三屆我擔任三次國際研討會的組委會秘書長,參加第二、三屆的外國學者和我國港澳臺地區學者100多人,出席大會的黨政軍領導人先后有李鵬總理,全國政協李瑞環主席、洪學智副主席,軍委劉華清副主席、遲浩田副主席,國防部秦基偉部長等以及軍科院、國防大學、海軍、二炮、濟南軍區等單位的主要領導。軍隊和地方的孫子兵法研究的權威學者也大都出席了會議,提交了論文。可以說,規格高、規模大、質量好,反響熱烈。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是經原總政治部和國家民政部批準的全國性學術社團,它的掛靠單位是軍科院戰略部。毋庸諱言,軍科院這塊牌子最能吸引中外學者的關注。舉個例子說吧,2005年在杭州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會會員、戰略部陳舟研究員對孫子兵法的戰略思想發表看法。當時,一位“中國通”的外國記者平可夫就中國現實的國防建設等許多敏感問題提出質疑。陳舟同志有理有據、有條不紊地一一做了精彩的回答,贏得了場上一片贊嘆之聲。會后有些地方學者對我說,你們研究會還真有人才。我對他們說,陳舟同志是我國國防白皮書的主筆起草人,對我國的國防政策和戰略策略相當熟悉,今天那位記者算是撞槍口上了。這件事說明,關注現實軍事問題是孫子研究的主戰場,需要了解當前國內外的軍事現實問題。在這一方面,軍科院是專家學者云集,因而備受國內外軍事學者的關注。

 

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迄今共召開了九屆,1998年第四屆召開時,我已退居二線,姚有志將軍擔任戰略部部長、研究會會長。姚會長朝氣蓬勃,也是一位敢闖敢干、躊躇滿志的人。我雖然仍任副會長,但實際上我只能做一點拾遺補闕的敲邊鼓工作。

 

許金:“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只是在國內舉辦過幾次,沒有在國外開過嗎?

吳如嵩:沒有,條件不具備。

 

許金:也沒有去國外進行過學術交流嗎?

 

吳如嵩:1999年5月,馬來西亞孫子兵法學會呂羅拔會長向我們發出邀請,姚會長指定我擔任團長,率領于汝波、楊少俊、陳少華、張漢文一行五位同志組成代表團赴馬訪問,進行學術交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馬方對我們十分熱情,尤其是當地華人,對我們格外親切,前后二十天,他們盛情款待,我們真是受寵若驚。5月8日,正當我即將上臺講課時,新華社記者張漢文同志急匆匆地告訴我:北約轟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館,我方有人員犧牲,損失慘重。我立即決定,向馬方聽眾公布。在會上,我狠狠抨擊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轟炸我大使館人員的罪惡行徑,并結合孫子兵法大講了一通中華軍事文化主張和平友好的天下情懷,強調孫子的戰爭觀點是慎戰、反戰,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堅持“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安國全軍”,為此目的實行富國強兵,造福人類。我那天的講課得到馬方聽眾熱烈反應,贏得多次掌聲。我們離開吉隆坡那天,呂會長及其同仁召開了盛大的歡送會,會上表演了詩歌朗誦、歌舞節目,熱烈的場面令人十分感動。我們的同志受到感染,也都表演了節目。

 

許金:很好!反對戰爭,主張睦鄰外交,是我國的傳統國策。看來你們真是不虛此行。我還想問的是,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除了幾年開一次國際研討會之外,還開展了哪些活動?

 

吳如嵩:自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成立后,一些地方也先后成立了研究會,主要是山東有濟南的省級會,濱州、惠民、臨沂、廣饒等有市縣級會;蘇州有市級會,吳中、相城有區級會;天津、杭州、深圳、沈陽都成立了學會。各地方學會的活動熱烈而頻繁,豐富多彩,欣欣向榮。我們與各地學會都有密切聯系,相互學習,取長補短。

 

從學術研究方面講,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有三本書值得一提。一是1990年第二屆會上推出的《孫子校釋》。此書由著名孫子兵法專家、本會副會長、國家文物局研究員吳九龍先生主編,由著名孫子兵法專家、本會副會長、河南社科院研究員楊炳安先生以及穆志超、黃樸民和我五人合編,并附英法德日意五種文字(由軍科院外軍部專家翻譯),由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下發全軍團以上單位,第二屆會中外代表也每人贈送精裝本一冊。《孫子校釋》是代表本會學術水平的重要成果,影響巨大,意義深遠。

 

第二本是由于汝波同志主編的《孫子文獻學提要》,為廣大孫子兵法愛好者檢索歷代孫子研究的成果提供了不少方便。

 

第三本是由我主編,劉慶、蘇桂亮、初昭、于汝波任副主編的《孫子兵法辭典》,本會參與編寫者20余人,1993年由原沈陽軍區白山出版社出版。該書獲國家圖書獎、遼寧省特等獎。此書極便于讀者從不同角度檢索《孫子兵法》的有關主題和字詞文句,多次印刷,供不應求。

 

幾十年過去了,感慨良多。從1988年起,我與我的學兄學弟、師友戰友們經歷了十多個春秋的艱苦努力,1998年終于奉獻出了一部飽含作者心血的長篇巨著《中國軍事通史》。

 

沒有想到的是,2022年商務印書館又看中了我們20多年前的另一部合著《中國古代兵法精粹類編》,決定更名為《中國兵法名言選編》再版重印。而此時的我們已退休20多年,都是已逾杖朝之年的蒼頭老翁了。但大家仍不負商務印書館的深情厚愛,桑榆雖晚,依然不辭燭薪之耗,認真修訂交稿。在這里,我要特別提到的是,在中國古典兵學研究領域的后起之秀魏鴻研究員,她是我們研究室從地方選調的歷史學碩士生,后從北師大古典文獻專業博士畢業。此次修訂此書,她作為本書新增副主編負責統稿,其校注、評述的修訂頗見功力。

 

撫今思昔,感慨之余,我填了一首詞,聊作這次接受訪談的結語吧!


調寄南鄉子·五旗樓憶事

何處寫春秋,云淡風輕五旗樓

萬卷兵書如浩海,

悠悠

紅色書生顯風流。

學海苦行舟,秉燭讀經盡白頭。

埋骨紅山壯志有,

共謀

薪火相傳意未休。

 

注釋:

①五旗樓:軍事科學院主樓,共四層,戰爭理論研究部高居第四層。當時,院長兼政委葉劍英元帥覺得四層樓不夠高大,但此地又不允許高建,便請來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出主意。梁先生建議在四樓之上另建一廳,高豎五桿紅旗,果然生色。

②紅色書生:指《中國軍事通史》的作者已見前注,不贅。

③紅山:軍事科學院位于西山山脈紅山南麓。記得我當年分配到軍科院時,古代兵法研究室主任李大磊將軍曾希望我們做到當時軍科的號召:“獻身科研,埋骨紅山”。

 

參考文獻:

[1]吳如嵩.名師不易得,人師更難求:向郭化若將軍學習《孫子兵法》的一些片段[J].濱州學院學報,2018(1):5-8.

[2]謝國良,吳如嵩,許金.古今中外大智慧,談兵論道三十載:謝國良、吳如嵩少將訪談[J].濱州學院學報,2019(3):5-8.

 

(作者:吳如嵩,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原副會長,研究員、少將;許金,濱州學院學報編輯部。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濱州學院學報》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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