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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我國時隱時現，雖屢遭批駁仍未沉寂，高華有關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的言論就是典型代表。高華以“權力斗爭論”為框架闡述黨史，對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的解讀大多是虛構的，他虛構的毛澤東編輯《六大以來》過程中篡改歷史文獻就是其中之一。毛澤東有無篡改歷史文獻，這既關乎延安整風運動的史實真相和是非曲直，又涉及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歷史評價、社會形象，相關事實很有必要予以澄清。針對高華的有關言論，本文對毛澤東編輯《六大以來》過程中有無篡改歷史文獻問題作了翔實的考證，批駁了“突出個人說”“大動手術說”“掩蓋真相說”等謬論。

《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以下簡稱《六大以來》)是延安時期編輯出版的一部重要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文獻集。關于該書內容，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高著”)一書以權力斗爭為闡釋主線，歪曲解讀中共歷史、丑化中共領袖人物，認為毛澤東在編輯《六大以來》過程中存在刻意突出個人、對部分文章大動手術、修改個別文獻日期以掩蓋真相等問題，在學界乃至社會上產生了很大負面影響。本文擬批駁“高著”的上述錯誤觀點，澄清有關基本史實。

一、關于“突出個人說”：《六大以來》收入毛澤東論著的篇數和占比問題

關于《六大以來》收入毛澤東所寫文章篇數問題，高著認為，全書共收入毛澤東的文章、講演、報告約占全書十分之一，存在比例過高、過分突出個人的問題。根據高著所提篇數及其占比，作者參考的應為1980年修訂的《六大以來》匯集本。實際上，《六大以來》分匯集和選集兩個版本。選集本只在1941年12月出過一版，以后沒再版。匯集本則于1952年4月、1980年2月分別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檔案館兩次修訂再版，內部發行。據胡喬木回憶，匯集本收錄從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間歷史文獻共519篇；由于內容過于龐雜，毛澤東在編輯過程中挑選了有代表性的文件86篇，合訂成《六大以來》選集本。

由于1941年版《六大以來》匯集本大部分在戰爭年代散失或銷毀，現只能根據掌握的版本、當事人的回憶和現有研究綜合作出推斷。據胡喬木所述，相比1941年版，1952年版和1980年版《六大以來》目錄存在四個變化。一是增加了部分文獻。1952年版增錄了5篇六屆三中全會文件，并在目錄中增加了1941年版沒有收入但已經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毛澤東著作或由他起草的文件篇名，共31篇。1980年版增錄了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于經濟政治的決定》。二是刪除了個別文獻。1952年版刪掉了《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因該文并非毛澤東本人所寫，而是王明以毛澤東名義撰寫發表的。1980年版刪掉了《1939年9月14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大會上講演》。三是對個別文獻進行了拆分。1952年再版時，《毛澤東同志在蘇區代表會上的政治報告及結論》被分解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四是對部分文獻標題作了修改。1952年《六大以來》再版時，根據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對收入其中的毛澤東著作、談話和起草的文件的標題作了修改。例如，《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改為《井岡山的斗爭》，《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凡此18篇。

根據1980年版《六大以來》(上、下)統計，收錄文獻共計557篇，其中明確標注收入《毛澤東選集》的論著61篇。通過綜合以上各種情況后計算，推測1941年版《六大以來》共收錄文獻522篇，其中明確注明為毛澤東所作文章、談話、演講共29篇，占全書約5%。考慮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這個比重并不算過分。

本文之所以在此做如小學生式的數學加減法，是因為高著暗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突出斯大林個人作用給了毛澤東“豐富的啟示”，“適應了毛澤東急欲重寫以自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的政治需要”。實際上，通過編印《六大以來》以突出個人的印象，源于再版時過多收錄毛澤東的文章，對其他領導人的著作收入較少，從而引起了人們的誤解。但這畢竟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事情，1941年編輯文獻時毛澤東“對選用黨的領導人特別是他本人的著作時是很慎重，很嚴格的”，當時收入的毛澤東文章，“大多是他為中央(或蘇區黨組織)起草的決議、指示等文件和在黨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與結論(這與他當時在黨和軍隊中的特殊地位有關)”，“他個人的署名文章很少收入……如《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等”，“但是他并沒有把這些文章編入《六大以來》”。

高著認為，毛澤東在編輯《六大以來》過程中，“對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發表的一些文章還做了細心的剪裁”，“毛只選錄了他在1934年1月全國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的報告《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一小部分，易名為《我們的經濟政策》和《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其實，這兩篇文章為1952年再版時新增內容，1941年原版并沒有收錄這兩篇文章。

《我們的經濟政策》原為毛澤東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的一部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為毛澤東在該次會議所作《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結論》中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后，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1卷時，毛澤東將該報告第四部分《再說蘇維埃的經濟政策》一節和《再說蘇維埃的財政政策》一節中的兩段，進行了合并整理，擬題為《我們的經濟政策》，同時將《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結論》的主要部分略做修改，擬題為《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兩文收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版。1952年4月《六大以來》再版時，收入兩文目錄。

二、關于“大動手術說”：毛澤東是否對《新階段》一文截取、改名問題

高著提到毛澤東“對《論新階段》更是大動手術，他只截取報告中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獨立自主’的若干節，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事，有違事實真相。

第一，收入《六大以來》的文獻《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標題原本就是《論新階段》一文中的次級標題，不存在改名問題。《論新階段》原為毛澤東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該報告經毛澤東本人修改校對后，同年11月25日由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第57期全文刊載。根據《解放》原刊記載，該文由“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階段”“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長期戰爭與長期合作”“中國的反侵略戰爭與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召集黨的七次代表大會”等八個部分組成。“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為第七部分原標題，“改名”一說顯然站不住腳。

第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獨立自主”本就是《論新階段》第七部分包含的內容，“大動手術”一說站不住腳。根據《解放》第57期原刊記載，《論新階段》第七部分共分14個小節：(1)問題的性質；(2)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3)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范作用；(4)團結全民族與反對民族陣線中的奸細；(5)擴大共產黨與防止奸細混入；(6)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黨的獨立性；(7)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來干；(8)干部政策；(9)黨的紀律；(10)黨的民主；(11)我們黨已經從兩條戰線斗爭中鞏固與壯大起來；(12)當前的兩條戰線斗爭；(13)學習；(14)團結全黨到團結全民族。毛澤東在第6、13小節中分別談及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1952、1980年《六大以來》再版時對“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他所起草的文件，凡已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正文不再編入，只將題名列入目錄”。高著的相關推斷和結論主要依據的是1980年版，而該版本有關毛澤東的著作只有題目沒有正文，作者緣何得出毛澤東“大動手術”一說，不得而知。

那么，是否存在這樣一種情況：毛澤東在編輯《六大以來》時對《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進行了重大修改？答案是，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極低。

從可能性來說，《六大以來》是延安整風時期黨的重要文獻，也是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主要文獻來源，極具權威性，如果毛澤東當時對該文進行了重大修改，之后黨的其他出版物必然自覺與之看齊。然而，無論是1943年10月中共晉綏分局編印的《毛主席三大名著》，還是1946年光明書店翻印的《抗戰以來重要文件匯集》，又或是1947年大連大眾書店、1948年東北書店印行的《毛澤東選集》，該文都在篇章結構和文字上同《解放》第57期原文第七部分保持一致。直到1952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出版時，才去掉了該文第一小節標題——“問題的性質”，并對其他小節的標題及內容作了一些調整。

從必要性來說，《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原為《論新階段》的第七部分，在編輯《六大以來》之前，《論新階段》已經廣為傳播，截至1939年3月該文在上海印了12萬份，獲取原版難度不大。除在中共根據地廣泛發行的《解放》外，該報告全文還刊載于文獻叢刊出版社出版的《文獻》第3、4期合訂本，1947年5月東北書店出版了單行本。1940年陜甘寧邊區領導林伯渠、高自立曾就學習問題給專員縣長們寫信，規定包括《論新階段》在內的著作“每個干部必須多看”。該文不僅流傳廣，讀者也多。據楊康華回憶，毛澤東作《論新階段》報告后，“香港八路軍辦事處馬上翻印”，“東南特委抓緊學習討論”。韋章平也談道：“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算是我們最愛讀的書了，幾乎人手一冊。”

《論新階段》在國統區同樣流傳廣、讀者多。1938年12月，新華日報館特地出版《論新階段》單行本并刊登征訂啟事：“《論新階段》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中共六中全會的決議就是根據這一報告通過的，可見《論新階段》的偉大價值。讀過中共六中全會決議和宣言的人，固應人手一本，未讀過中共六中全會的決議和宣言而熱心從事救亡工作的同胞，更不可不讀。”國民黨文人張絢中、葉青等人曾專門對該文進行“介紹”和“評價”：“共產黨人底小冊子，在這兩年中，非常之多。然而內容重要，較有系統，又較有見解的，當推毛澤東底《論新階段》。”

可見，在《六大以來》出版前后，《論新階段》一文已在國內廣泛傳播。如果毛澤東用移花接木、剪裁拼接的方式對該文“大動手術”，必然會引起黨內質疑。實際上，從《論新階段》1938年11月正式發表，到1952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出版，無論是《論新階段》還是由其第七部分單獨成文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沒有發生篇章結構或論點論斷的變動。

第三，毛澤東將《論新階段》第七部分單獨成文編入《六大以來》，同當時黨內外客觀形勢有關，其他部分舍掉是為了避免內容重復，高著“有礙自身形象而盡情刪除”一說并不成立。《六大以來》作為黨的重要文獻匯集，并非有文必錄、全文必入。上文提及，毛澤東的多篇名作遵從其個人意愿，沒有編入《六大以來》。對中共其他領導人的文章，毛澤東也會根據其重要性作出取舍。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編輯《六大以來》“是有一個界限的”：“我記得有一篇文章是劉少奇的自我批評(白區的黨指責劉右傾，劉被迫作檢討)。我問毛主席，這篇文章用不用，他說不用。可見編輯《六大以來》也并不是有文必錄，不然篇幅更大。”同時，編入該書的毛澤東著作也不是每篇都全文必入，比如1941年版《六大以來》收入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原為毛澤東為1928年10月4日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的一部分。

1941年版《六大以來》收錄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作報告的文獻共兩篇：《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和《戰爭和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的后面是《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所作的《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報告，通過了《抗日民族自衛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政治決議案”。換句話說，該決議案的主要觀點由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而來。決議案包括“中華民族十六個月抗戰的基本總結”“目前抗戰形勢的特點”“全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國共長期合作，保證抗戰建國大業的勝利，為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而奮斗”“民族自衛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五部分內容，與前述《論新階段》的篇章結構和主旨內容基本一致。

綜上所述，可以作出兩方面推斷：一方面，由于《論新階段》一文和《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存在一定的內容重復，所以毛澤東編輯時沒有收入《論新階段》的全文。另一方面，《論新階段》第七部分單獨成文編入《六大以來》，還同編輯過程中的黨內外客觀形勢有關。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的反共活動甚囂塵上，1941年初制造了“皖南事變”，該事件再次凸顯了如何平衡好面對外敵入侵必須堅持統一戰線和面對國共斗爭必須堅持黨的獨立性的難題，“左”和右兩條路線都是沒有處理好這種平衡的表現，也都給共產黨帶來了極大損失。從思想方法上說，無論“左”還是右，都源于不能科學地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也是延安整風為什么首先從學習問題開始、從思想方法著手的深層動因。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單獨成文收入《六大以來》，既可以凸顯當時共產黨的工作重心，也可以和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形成互為豐富補充的關系。

三、關于“掩蓋真相說”：《六大以來》部分文獻日期錯誤問題

高著認為，毛澤東在編輯《六大以來》過程中，對《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的日期“作了手腳”，將其形成日期由1931年11月改成了同年3月，“掩蓋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支持毛澤東、與毛聯手共同反對項英的歷史真相……毛將這個決議案收入《六大以來》，也是給任弼時一個警戒，使其明白，他在歷史上也和錯誤路線沾過邊”。經查證，該決議由王稼祥起草，形成日期確為1931年11月1日至5日。但是，回答《六大以來》中文獻日期錯誤的問題，同樣需要立足整體，考察其是個別問題還是普遍問題及為什么會出現日期錯誤。第一，《六大以來》出現文件日期標注錯誤是一個普遍性問題。經核對，該書共有20處日期錯誤，列表如下：

第二，出現日期錯誤主要原因在于原始文件難以查找。20份日期有誤的文獻中，大多為江西蘇區時期黨中央通過的決議、指令、信件等文件。由于該書收集的文獻時段跨度達13年，其間中央機關幾經長途轉移，特別是1934年從中央蘇區到陜北，許多文件銷毀或散失。此外這一時期黨的機構多次調整，部分機關撤銷或合并時，“常常有把原機關的檔案分散或帶到另一個機關的現象，經過幾次變動，原機關的檔案材料就找不到下落了”。因此，《六大以來》的文獻收集就是一項“既費時又艱苦的工作，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時間”。

當時收集資料的途徑包括以下幾條。一是中央從蘇區帶到延安的，占比很小。二是毛澤東自己保存的，主要是其本人的文稿，數量十分有限。三是從黨的報刊中查找，因為當時黨的報刊主要在江南、上海一帶，在延安查找這些報刊不易，且當時黨的決議、命令、指示、通告等在報刊上登載的很少，這部分資料也有限。四是從國民黨的報刊書籍中查找。國民黨出于反共需要在20世紀30年代編輯了一套《赤匪反動文件匯編》，收集了共產黨大量的文件資料。但從這個途徑找到的文獻，要看有沒有被篡改，這個工作由毛澤東親自審核。比如洛川會議的時間，記錄上是1937年8月22日至24日，實際上25日上午還在開會，毛澤東在編輯時以通過的時間為準將其更正為25日。

在編輯《六大以來》過程中，文獻收集難，核對文字和日期的難度也大，特別是那些形成年代較早的文獻。比如《中央宣傳部關于中國法西斯蒂的提綱》，曾在《斗爭》(上海)第53期(1933年9月5日)、《紅旗周報》第60期(1933年9月30日)、《斗爭》(蘇區)第30期(1933年10月14日)全文登載，其中《斗爭》(蘇區)只有“中央宣傳部”落款，沒有標注具體日期，而其他兩刊均標有日期“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其他還有屬于通過日期和發表日期的誤差，有的是多次發表、后來沒有找到早期文獻的問題。

第三，現有史料證明毛澤東不存在故意修改《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形成日期以“警戒”任弼時的認知前提。《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是《六大以來》整書中日期誤差最大的一份文獻。1931年11月1日至5日召開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共通過《政治決議案》、黨的建設、紅軍問題、蘇區工會和青年團工作等5份決議案，《六大以來》只收入了《政治決議案》。按理，該文獻日期不該出現如此大的誤差。一是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和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先后召開，收入《六大以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文件日期標注無誤(均為1931年11月7日)。二是因為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都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六大以來》正式出版前也都看過相關文獻，多人交叉回憶應該能確定大致時間。既然如此，緣何該文獻日期誤差達八個月之多？其中原因無法知曉，但這是否如高著所說，該文獻“被改為1931年3月”，“正好從反面說明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線分歧”，證明毛澤東“長期遭受中央的錯誤壓制”，同時給任弼時“一個警戒”呢？這一說法過于牽強。史料證明，1941年12月《六大以來》正式出版前后，毛澤東還沒有將六屆四中全會看作是第三次“左”傾路線開始在中央貫徹的標志。

1941年10月13日組織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在毛澤東主持下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以下簡稱“歷史草案”)中作出判斷：四中全會雖有缺點和錯誤，但是“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它反對了李立三的錯誤路線與羅章龍的反黨行為”；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決議案——《目前的政治形勢及黨的緊急任務》，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萌芽或胚胎”；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決議案——《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起點或出胎”。這些觀點，反映了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關于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看法。當時，毛澤東把“九一八”看得比較突出，因為“九一八”后國內外形勢發生根本的變化，所以“歷史草案”將“重點放在分析‘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時期的路線錯誤”，其內容在整個草案的16個問題中占了10個，成為“歷史草案”的主體部分。直到1942年2月，毛澤東的認識仍沒有發生變化。他在2月21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間曾詳盡檢討了過去路線問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至‘九一八’中央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好幾個嚴重原則錯誤。‘九一八’至遵義會議(共三年又四個月)中央路線是錯誤的。遵義會議以后中央路線是正確的。”即便如此，毛澤東也不主張絕對化看待問題。1944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仍然強調：“不要反對一切。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也不要一切否認。當時我與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就是如何打蔣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認就是一種偏向，我們要分析，不要籠統地一概否定。”

綜上所述，關于毛澤東編輯《六大以來》的“突出個人說”“大動手術說”“掩蓋真相說”，都是不符合史實的。進而言之，毛澤東有無篡改歷史文獻，既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關乎史實真相和是非曲直，又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關乎重要人物的歷史評價和社會形象。必須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運用科學的方法予以分析，才能接近真實的歷史。僅以“權力斗爭論”為框架闡述黨史，容易得出偏頗的結論，有違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和全面性原則。

作者簡介：王雪超，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文章；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1期 轉自湘大毛研中心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