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我從南昌回到北京育英小學住校讀書。周末或節假日，就和李訥一起回到中南海毛主席身邊。五十年代初，每逢五一節、國慶節，天安門前都要舉行閱兵或游行，學校放假，我就跟著許多中南海的家屬小孩和工作人員，早早來到中南海新華門東側的紅墻后面。緊貼紅墻有個小土丘，站在丘頂，離紅墻頂也就一米左右高，恰好可以俯視紅墻外的長安街。受閱部隊和游行隊伍經過天安門后，走過南長街口，就出現在我眼皮底下。1952年我在育英小學四年級讀書，五一節那天，學校放假，我很早就去紅墻后面，占據了一個最好的位置，隨著后來的人越來越多，我雙手緊緊扒住紅墻頂上的琉璃瓦，生怕被人擠開。不久，有人推開我后面的人群，將一張藤椅放在我身后，我很奇怪，不知是啥意思，接著有一位叔叔從人群中擠過來，一聲不響地坐在藤椅上，膝蓋正頂著我的后腰。我回頭看了一眼，雖不認識，但肯定是部隊的大首長，因為他穿著黃色呢子的軍裝，還有警衛員站在身后。看到周圍許多人向他投來尊敬的目光，我察覺到自己的頭正擋著他的視線，就使勁地向左手邊擠，想給他讓出個視線空當。“不要擠，不要擠，我看得到。”隨著這位首長的話語，一只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扭過頭來，正碰上一雙慈祥的目光對著我微笑，我也不自然地回報了一個微笑，又扭過頭去向左邊擠。“不要擠了。你叫什么名字?”他伸出一支手撫摸著我的頭。“我叫毛遠新。”我側過身來回答。“那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他問。“叫毛澤民。”我答。“毛澤民?”他的聲調突然提高了，好像有些意外。他張大眼睛反復打量了我一下，二話沒說，伸出雙手，從背后一把把我抱起來，安放在他的腿上坐下。他雙手把我緊緊摟在懷里說:“我和你爸爸很熟，那可是個好人吶。”又低下頭，臉頰貼在我頭上，長嘆一聲:“唉……可惜啊。”
隨后，他從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個蘋果硬塞進我手里，我從來沒見過這么大這么紅的蘋果。“我曉得，你是志愿軍的總司令。”我說，“老師說，志愿軍的司令員叫彭德懷，可厲害呢，在朝鮮把美國鬼子都打到三八線南邊去了。我們少先隊員都要給志愿軍叔叔做一個慰問袋呢。”“那就謝謝你和同學們嘍。”彭老總說，還抬起右手給我行了個軍禮，雖然是坐在藤椅上。我問他:“你是志愿軍的總司令，為什么不上天安門呢?”。我搞不明白，像他那么大的首長，怎么也擠在家屬孩子和工作人員堆里，窩在墻頭土堆上看游行。“嗯……”他略一停頓說：“天安門上有民主人士，我不去。”
“哦，你是害怕民主人士啊。”我壓低嗓門，小聲地認真地說，像是在談論什么重大機密。“嗯?”他愣了一下，很快又微笑著連連點頭:“唔，唔。”這天觀看天安門前的游行，我一直坐在志愿軍司令員的腿上。當天傍晚，主席全家一起吃飯。“今天我見到志愿軍的司令了，”我得意地說，“他還給了我一個大蘋果，是朝鮮的。我想不通，為什么他連美國鬼子都不怕，卻害怕民主人士?”主席一聽，笑出聲來，說:“他哪里是害怕民主人士，他這次是秘密回國，不便于公開露面。”后來，周末下午從學校回家，在豐澤園后門外，我經常能碰見正在中海海邊散步的彭老總。每次都是他老遠就喊著我的名字，伸開雙臂，快步向我走來，然后彎下腰，雙手一夾就把我抱起來，用他那胡子拉碴的下巴扎我的臉，然后從口袋里掏出各種零食塞給我。
部隊授軍銜后，他雖然戴著有國徽圖案的元帥領章，經常還是那樣率性不修邊幅。特別是冬天，他那身棉衣前襟和袖筒子上油光發亮，比我的棉衣還顯臟。如果不細看領章，還以為是個伙夫班長呢。再后來，我長高了，上初中了，讀高中了，他也抱不動我了。但我周末騎自行車回家，從中南海西門進來，還多次在中海海邊碰上，他仍然是老遠就喊著我的名字，伸開雙臂，大步向我走來，每次他都要把我緊緊摟抱一陣，問長問短，然后把手伸進自己上衣或褲子口袋里，使勁地掏啊掏啊，掏出一把把夾雜著黑色顆粒粉末的花生、瓜子或者是糖塊，不由分說，硬往我口袋里塞。我猜想，他衣服口袋恐怕經常塞得滿滿的，而且口袋里面肯定比我衣服口袋里還要臟。一九六〇年，我考上了清華大學，周末騎車回到中南海，在中海海邊那條熟悉的路上，就再沒有見過他散步的身影。
（來源：自“新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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