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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東林｜核按鈕一觸即發：1964和1969年美、蘇對中國的核襲擊計劃

點擊：3477  作者：陳東林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4-01-19 14:08:12

 

編者按：從當前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國的三線建設絕不是杞人憂天之舉，而是我國在核試驗成功、擁有核武器后，為應對美國和蘇聯可能發起的軍事打擊而做出的必要戰備手段。三線建設是基于我國的國防戰略，為防止我國工業基地及工業能力被摧毀而實施的戰略轉移。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擬定過多種直接和間接打擊中國核設施的方案，只是最終因方案的低戰術成功率、低戰略收益和沉重的政治代價而放棄。蘇聯在20世紀60年代末對華實施核威懾政策，存在先發制人打擊中國核設施的意見，最終在中國進行首次地下核試驗、新的氫彈爆炸試驗和抵御戰爭的堅定姿態面前作罷。中國為應對美蘇的襲擊計劃而發起的兩次三線建設高潮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將戰爭可能性降至最低的高超戰略博弈思維。本文通過對相關文件資料的整理，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三線建設背后的美蘇對華核襲擊計劃，對于澄清這段歷史有所幫助，供參閱。

 

 

三線建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建設成就之一，評價三線建設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三線建設究竟有沒有必要?三線建設決策之初，中央高層曾有不同的認識。三線建設結束之后，一些持否定觀點的人認為，當時對戰爭威脅估計過于嚴重，是對國際形勢過于敏感。而持肯定觀點的人認為，當時的中國面臨巨大的外部威脅，三線建設是必要的，但也拿不出確鑿的證據。隨著1994年美國一批檔案期滿30年的銷密、蘇聯解體后機密檔案的外傳，以及中國相關檔案的逐步披露，歷史逐漸形成了輪廓。

 

一、威脅來自何方?

 

1964年前后，美國制定了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計劃，引起了中國的高度警惕;1969年，蘇共政治局中存在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見。三線建設形成的兩次高潮，都是由此而來。有兩個問題對研究三線建設至關重要。一是1964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究竟把誰當作入侵襲擊中國的主要假想敵，只有一個還是多個?二是入侵可能在哪個方向發生，采取何種防御方針?

 

毛澤東最初并沒有把蘇聯當作戰爭中的敵人。1963年2月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結束后，毛澤東曾經分析說：“與中國打仗，我看英國人不會來，法國人不會來，德國人不會來，無非是一個日本人還可能來，一個美國人可能來，一個蔣介石可能來，一個印度人可能來，就是這幾個。”這時他并沒有提到蘇聯。所謂日本人、美國人、蔣介石，實際都是美國勢力。沒有美國的支持，另兩家當時并沒有單獨入侵的實力。而“印度人來”，主要是指入侵邊界地區，深入內地是不可能的。

 

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毛澤東也開始考慮蘇聯的威脅。1964年10月，他在會見外賓時多次說：“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占領新疆、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在此之前的7月2日，他找來周恩來、彭真、賀龍、伍修權、楊成武、吳冷西等人，專門談了軍事和戰備問題。他說：“天津、北京地區要搞三道防線，不能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一切都要準備好。準備好了，敵人來不來都好嘛。”1964年8月4日至5日，周恩來在聽取國防工業和計劃工作匯報時說：“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國周圍各省都是第一線。東南沿海，舟山是最前邊，東南幾省是第一線。對東南亞來說，南邊幾省是第一線。對印度來說，西藏是第一線。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是第一線。但是各省相互來說又都是二線、三線。比如，西藏有事，內地都是三線。真正的三線是青海、陜南甘南、攀枝花。”從他對一線的劃分，說明中國當時要對付的敵人,包括了東南西北4個方向。可以這樣說，1964年提出三線建設決策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確定的可能侵略中國的主要假想敵是美國，包括其控制的中國臺灣蔣介石集團及日本、南朝鮮;其次是構成潛在威脅的蘇聯。

 

后來，“三線”概念曾發生過小范圍的變化。1970年2月通過的《“四五”綱要(草案)》指出：“西南的四川、貴州、云南，西北的陜西和甘肅、青海的大部分地區，中南的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和山西大同以南地區是我國的大三線。”同年9月4日，國務院在正式的《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中指出：“全國大三線，一般來說，是在長城以南、京廣線以西的廣大地區。具體來說，西南的四川、貴州、云南，西北的陜西、青海和甘肅的大部分地區，中南的豫西、鄂西，華南的湘西、粵北、桂西北，華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區，是我國的大三線。”1983年12月，國務院又以國發187號文件規定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的工作范圍為“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省和豫西、鄂西、湘西地區和重慶市”。這時是專指三線調整改造的范圍，比當年的三線地區略小。

 

針對主要的敵人——美國軍事勢力，東部沿海地區成為一線，臨近蘇聯、蒙古的甘肅、內蒙古地區還沒有被視為危險地區。有的歷史學者認為：“三五”計劃最初確定建設酒泉鋼鐵基地，“毛澤東認為該地距蘇聯太近，是一條通道，蘇軍直接就開進來了，故而予以否決”,他強調應該在攀枝花建立鋼鐵基地。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酒泉鋼鐵基地恰恰是毛澤東1964年一再刻意堅持要作為三線建設的重點，而且也列入“三五”計劃予以建成的，不存在用攀枝花來取代的問題。鄧小平1966年4月視察酒泉導彈基地回來后，曾向中央提出那里位置不安全，到20世紀70年代才按中央部署另建設了西昌導彈基地。在1964年有關戰備和三線建設的各種秘密文件中，都指出要抵御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并沒有提及蘇聯。一旦戰爭爆發美國勢力可能從哪個方向入侵，是當時戰略防御方針的焦點。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制定了“積極防御”戰略，彭德懷還具體提出在東南沿海重點地區設防的措施。這是以美國、蔣介石集團為主要作戰對象，抵御從海上、特別是東南沿海方向的大規模進攻為背景的。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林彪替代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后否定了彭的主張，指責這是“分兵把口”“處處設防”的消極防御。他提出了一套新的戰略主張：將全國沿海岸線劃分為死守地區和固守地區，二者“大體上”以長江(實際上是以長江以南某海灣)為界，在其以北是死守地區，以南是固守地區。長江以北堅守，長江以南放敵人進來。照林彪的說法，死守地區不打“運動戰”，只打“不動戰”，就是陣地戰，只有“頂”，沒有“放”。在其他地區，我方有進有退地打。林彪還具體指出，保衛華北、東北是基本的;固守地區除長江流域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包括杭州、福州、廣州都可以放棄，讓敵人去占，不怕打爛壇壇罐罐。這一思想后來概括為“北頂南放”方針。“北頂南放”與蘇聯無關，都是針對美國勢力可能從東部沿海的南半部和北半部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入侵：北面入侵，一是入侵朝鮮后再入侵東北;二是沿著八國聯軍的老路突入渤海灣直插京津一帶;三是從山東、江蘇、上海沿海登陸，分割中國南北。南面入侵，一是從中國臺灣登陸進攻東南沿海地區，二是從越南中國南海把戰爭擴大到兩廣地區。當時提出“北頂”的理由，一是中國的重工業、國防工業基地和政治重心城市大多在東北、華北地區，必須守;二是北面有蘇聯、蒙古可靠盟國作依托，可以守。按照這個戰略，東北、華北地區都是后方，應該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基地建設。

 

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中蘇關系惡化，“北頂南放”方針逐漸被“誘敵深入”方針取代。1964年5月，毛澤東在討論“三五”計劃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了進行三線建設的意見，引起了與會者的共鳴。會議結束后的第二天，即6月16日，毛澤東來到十三陵水庫，在大壩旁邊的一座兩層小樓里詳細地談了他的戰略防御設想，否定了林彪在此前提出的戰略方針。他說：“還有一個戰略問題，我考慮很久了。所謂北頂南放，我看不一定。敵人一定要從東北來?還是日軍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主戰場不一定在朝鮮、東北。敵人從兩廣來，能得到什么東西?也不一定。”他認為：“我看從渤海來，占領天津、北京，把我們割斷，是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的老路，路程也不很遠。”“頂，要頂一下，頂不住還不是走?不能放在頂得住上。”毛澤東擔心的是敵人可能從東部中央突破，攔腰分裂中國南北。1964年11月,羅瑞卿帶領總參作戰部人員前往秦皇島、唐山、天津、滄州等地區勘察敵人可能登陸的地形，回來后向毛澤東寫出了報告。毛澤東提出的防御方針后來形成“誘敵深入”方針。1965年6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最終明確地提出了這一方針：“還是要誘敵深入才好打。敵人得不到好處，你就不能誘敵深入。御敵于國門之外，我從來就說不是好辦法。那么，誘敵進入后自己向哪里走?北面既然已經不可靠，只有向中國廣大的西北地區轉移。”因此，西部地區成為真正的防御后方。由這個戰略變化，確定了國防和工業建設重點放在西部地區的三線建設方針。

 

 

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擬定了直接和間接打擊中國核設施的方案

 

早在1988年，華裔美國歷史學家張少書在《肯尼迪：中國和原子彈》一文中就指出，肯尼迪政府曾經認真考慮過對中國核設施采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美國政府對這一軍事選擇非常著迷，甚至在中國于1964年10月成功進行第一次核試驗后仍未放棄。文章剛發表，曾任肯尼迪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麥喬治·邦迪在《危險與生存》一書中就反駁說，當時只是簡單地“說了一說”。后來，雖然一些西方學者曾一再提到存在這一計劃，卻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1994年，塵封在美國檔案館中的一批機密檔案滿30年，由于美國歷史學家的不懈努力，一部分檔案終于被曝光解密，證實1964年之前美國確實制定了對中國進行突然襲擊的計劃。與邦迪所說恰恰相反，這些計劃早已不僅僅是設想而是已變成了具體的實施方案。這在美國公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訪美學者李向前根據美國非官方的國家安全檔案館研究人員威廉·鉑爾和杰夫里·理查爾森的新著《是否把嬰兒扼殺在搖籃中》寫成《六十年代美國試圖對中國核計劃實施打擊揭秘》一文，進一步說明了詳情，認為：“該報道披露了大量歷史內幕，至今讀來，仍令人觸目驚心。”

 

196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號稱他們完成了意義最重大的一項使命——確認了中國核武器計劃的存在。1960年底，美國情報分析認為，中國第一個核反應堆大約能在1961年年底接近完成，在1962年提供。肯尼迪曾經把中國進行的核試驗視為20世紀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此后，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以及一大批顧問，動用最先進的偵察設備，對如何用軍事或外交手段遏制中國的核計劃絞盡腦汁地進行了一系列研究討論。1961年9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任麥吉向國務卿臘斯克建議，鼓勵或幫助印度發展核武器，以一個非共產主義國家來“狠狠揍共產主義中國一拳”，并通過有關專家向印度作了探詢。這一計劃，后因美國害怕承擔擴散核武器的責任而中止。從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國間諜衛星對中國進行了24次偵察飛行，于1961年12月首次辨認出羅布泊基地。1963年2月，從中國臺灣起飛的U-2高空偵察機拍攝到了包頭的核工廠。美國確認中國將在1963年年底爆炸一個小的核裝置，1964年爆炸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這令美國十分驚恐。1963年4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美國國防部長提出一份長篇報告，擬定了直接和間接打擊中國核計劃的兩種方案。直接計劃包括：由國民黨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實施海上封鎖;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間接方案是利用外交和宣傳攻勢，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逼迫中國停止核計劃。1963年5月，美國前任駐蘇聯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說：如果美蘇達成協議，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威脅中國，搞掉它的核設施。同年5月,肯尼迪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喬治·邦迪會見了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希望“私下認真地”就中國核計劃“交換意見”，但多勃雷寧拒絕談論中國問題。不久，肯尼迪又派哈里曼出使蘇聯，要他向赫魯曉夫試探“限制或制止中國核計劃，以及如果要蘇聯采取行動，它是否認可美國按照這個思路去采取行動”，為此不惜在其他方面向蘇聯讓步。但赫魯曉夫沒有同意，認為“當一個人還沒有核武器的時候，那準是他喊叫得最兇的時候”，有了以后反而會自我約束。另一個辦法是縱容國民黨襲擊大陸。1963年9月，蔣經國訪問美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商談使用空降兵部隊打擊中國核設施。蔣勁頭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國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持，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干。但肯尼迪顯然對蔣方的能力沒有信心。蔣走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又應邦迪之請，擬定了一個以多批次常規武器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的應急計劃。

 

就在一片打擊聲中，1963年6月17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專家羅伯特·約翰遜起草了《共產黨中國的核爆炸和核能力》報告，認為中國的核能力“在未來一個不能確定的時間里，不會改變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真正的力量關系，也不會影響亞洲軍事力量的平衡”。報告建議：對中國的核計劃，美國目前做得已經足夠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這個報告在美國官員中產生了影響。同年11月林登·約翰遜繼任被刺身亡的肯尼迪成為總統。為了贏得大選勝利他暫時把襲擊中國的方案放到了一邊。美國試圖伸向核按鈕的手終于縮了回來。

 

1964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專家羅伯特·約翰遜又起草了《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的絕密報告。當月，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就此進行了討論。這份最為重要的報告至今沒有解密，但1996年3月出版的《美國對外關系史研究會通訊》第27卷第1期上，刊登了美國歷史學家沙恩·馬多克找到的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官員G.W.拉思詹斯1964年12月14日的一份絕密評論報告，是就羅伯特·約翰遜起草的《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報告為美國羅斯韋爾·吉爾帕特里克核擴散問題委員會撰寫的。這份檔案原件存放在約翰遜圖書館國家安全文件第五盒委員會文件下的中國夾內，從中可以得知《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報告的基本內容。馬多克在引言中說：這份為核擴散問題委員會準備的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文件，證明美國政府曾對摧毀中國核能力做過數項研究，包括美國單方面行動、與蘇聯合作和美國委托第三方進行攻擊等，后來恢復的材料證明，“第三方”是指“臺灣當局”。拉思詹斯報告的主要內容如下(“[]”內容為馬多克所加)：在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羅伯特·約翰遜1964年4月起草的《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報告中，探討了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羅伯特·約翰遜的報告顯然已經確定下來，因此構成了進一步考慮這一問題的基礎，文件也大致反映了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和軍備控制與裁軍署各機構代表們的普遍共識。

 

該報告考慮了4種摧毀辦法。第一，公開的非核性質的空中打擊(假定單靠美國執行)。為把中國可裂變物質生產設施摧毀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須采取“相對沉重”(即沒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擊。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采取什么樣的打擊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這一任務;第二，報告還談及一點，美國試圖使自己擺脫干系的任何特別努力都很容易被人發現;第三，利用在中國的特工進行秘密進攻。由于缺乏這類條件，這一點已被否定;第四，空投破壞小組。結論是一支100人的破壞小組能夠制服中國核基地的警衛部隊并毀壞核設施，但要完全徹底地摧毀它則很困難。在羅伯特·約翰遜提交報告時，這種可能性據稱已得到嚴肅認真的分析。據拉思詹斯報告透露，《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報告也列舉了襲擊中國的不利因素：第一，關鍵性設施的位置尚不十分清楚;第二，蘇聯的合作與默許將不大可能。這種不可能的程度取決于進攻的環境，也就是說，蘇聯是否會對發生在東南亞的中國的“侵略行為”做出相應的反應;第三，就目前正在考慮的摧毀可裂變物質生產設施而言，其后果至多持續4年-5年的時間。從長遠影響來看，還必須摧毀其研究設備和研究人員;第四，與公開的摧毀行動或被曝光的秘密摧毀行動相關聯的，是一些實質性的政治代價：其一，在缺乏明顯挑釁行動，如中國炫耀核武器或入侵東南亞的情況下，美國在政治上將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其二，在摧毀行動中要找出核不擴散方面的理由。其三，我們貶低中國核能力的做法將使我們更難說明摧毀行動在政治上是可取的。其四，如果與此同時采取一些影響核能力的其他措施，如[有核國家]就停止可裂變物質生產達成一致的話，制止核擴散的理由就更加充分，摧毀行動會更容易讓人接受。《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報告的主要結論可概括如下：“很明顯……(中共核)能力并未重要到足以說明采取行動是正當無誤的，因為這種高度的軍事冒險將會付出相當沉重的政治代價。”這份報告使美國最高決策者猶疑不決。

 

1964年9月15日，當中國的核試驗已經迫在眉睫的時候，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中央情報局局長麥克恩、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舉行了總統星期四聚餐會。他們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國爆炸原子彈與美國對中國采取不宣而戰的打擊之間，還是后者更有風險。對中國核設施的攻擊，應該在“軍事敵對”發生時才可以。在9月17日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有人提出對中國兩個關鍵的核設施進行非核空中打擊，并認為蘇聯私下會贊成的，但是遭到了其他成員的反對。同年10月，美國給臺北發了一份電報聲稱，由于“美國大選在這個月內進行”，轟炸羅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計劃將是一個極為冒險的行動。于是，試圖伸向戰爭按鈕的手再次縮了回來。

 

但是，美國方面仍然沒有放棄這種企圖，而且繼續與蘇聯探討其可能性。在1964年中國核試驗成功后的12月，受命評論羅伯特·約翰遜報告的拉思詹斯對該報告觀點表示強烈不滿，認為這種觀點看來忽略了核時代的一個主要特點：對進攻性核武器進行相對較小的投資就有可能摧毀巨大的資源。還有，如果相對弱小的國家擁有以美國和蘇聯的標準來看算不了什么的核力量時，它們能夠給更為強大的國家完全無法接受的損害，這種情形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拉思詹斯認為，報告也未恰當考慮到在很長時期內美國在某些方面比中國更易受到損害，也就是說，至少美國要比中國更在意失去兩三個最大的城市。最后，就中美對抗而言，拉思詹斯認為報告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即有限的中國核力量將在阻止美國在亞洲的作戰行動中使用核武器。拉思詹斯強調，盡管羅伯特·約翰遜的報告認識到針對中國核力量采取行動這一事件應部分地基于不擴散的理由，但在評估美國是否采取直接行動的可能性時，它卻未能考慮摧毀中國核力量會對阻止其他國家發展核計劃產生什么樣的積極影響。從總體上講，該報告看來低估了中國一旦擁有核力量會對中美對抗所產生的中期，特別是長期(10年以上)后果，同時夸大了摧毀中國核力量所產生的在反對核擴散方面的短期后果。從對中國核試驗的反應來看，它可能也低估了中國擁有核武器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拉思詹斯報告的最后結論主張：“如果說羅伯特·約翰遜報告在這些方面還嫌不足的話，那么進一步考慮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或者至少是考慮尋找與蘇聯合作的可能性都是值得去做的。”

 

時光過去這些年后，我們看到這些形形色色的戰爭計劃確實有些觸目驚心。一些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如果傾向主張襲擊的肯尼迪沒有突然被刺，如果蘇聯默許了美國的試探，如果蔣介石擅自進攻而把美國拖下水……那么這種襲擊并不是不可能發生的。有人認為，美國的計劃不過是紙上談兵，離付諸實施還有很大距離，還要受到國會及各級機構的制約等，而且，這畢竟是對中國核設施的小規模襲擊而不是戰爭計劃。應該說，當然不能把美國的這些計劃就視為即將執行。但是，在美國直接出兵擴大越南戰爭，中國用人力、物力堅決支持越南的抵抗戰爭的情況下，距離美國決策者認為可以發動襲擊的“軍事敵對”條件，也確實只差一步之遙了。再則，盡管美國計劃的只是對中國內地核設施的突然襲擊，但是這種襲擊及計劃中“沒有限制”的空中打擊——大規模多次空中轟炸毫無疑問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戰爭入侵，必然要遭到中國軍民的堅決抵抗和反擊，極有可能擴大為中美之間的全面戰爭。還有人認為，中國領導人當時未必了解美國的這些絕密計劃，因此三線建設決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正因為中國長期遭到封鎖，又沒有外交渠道，對美國和西方國家了解甚少，才保持著更高的警惕性。檔案材料證明，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當時的活動，確實有一定的察覺。在原子彈將要研制成功時，中國方面已經從許多信息和情報了解到，美國正在策劃對中國核設施進行襲擊。

 

1964年9月16日和17日，也就是美國高層最后討論要不要對中國核基地進行襲擊的時候，周恩來親自主持了第九次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研究是否按時爆炸原子彈。賀龍、李富春、羅瑞卿、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等15人參加了會議。在分析了嚴峻的國際形勢后，有人提出在1970年三線建設好第二個核基地以后再進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襲擊;也有人認為早晚都有壓力，還是原定10月爆炸。最后，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和中央定奪。9月21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去特急信，介紹了羅瑞卿根據會議精神起草的請示報告，提出三種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份與空投航彈連續試爆;三、推遲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試驗基地建好以后。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彈是嚇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批示“即辦”，按原計劃10月爆炸。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到1965年初，美國的襲擊動向得到了證實。1965年2月5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訪問越南途經北京。周恩來與他進行了四次會談。據知情人回憶，柯西金向周恩來透露了美國探詢蘇聯對打擊中國核設施態度的信息，引起了周恩來的高度警覺。2月10日，柯西金結束訪問越南再次途經北京，周恩來與他進行了第五次會談，并向毛澤東建議“主席見蘇聯代表團一次自有積極作用”。2月11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會見了柯西金。盡管在停止中蘇公開論戰問題上毛澤東沒有同意任何妥協，但他也表示：打起仗來我們兩國還是要站在一起的。周恩來送柯西金前往機場途中說：我們之間可以通過不公開的、非正式的交換意見，了解對方的想法。實際上是默認停止中蘇公開論戰。同年4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中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這時候，中國的全部力量都放到對付美國的襲擊入侵上，對蘇聯只打“筆墨官司”。

 

 

三、1969年蘇聯對中國發出核打擊威脅

 

與1964年在美國襲擊威脅之下幾乎相同的情形，三線建設的第二次高潮，是1969年在蘇聯的核打擊威脅下掀起的。早在1964年中國就感受到了來自蘇聯的核威脅。起因是從1960年起中國一再向蘇聯提議就兩國邊界問題舉行談判，蘇聯方面多次予以拒絕，直到1963年才同意磋商。但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蘇聯方面卻認為，“不能不考慮到國與國之間存在的歷史上形成的邊界”，言外之意是必須維持沙皇用不平等條約掠奪的中國領土現狀;還說兩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邊界問題將逐漸失去意義”。1964年8月15日，在中蘇邊界談判最后一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曾涌泉表示，如果蘇方再不作出讓步，“中方可考慮通過其他方式解決問題”。蘇聯方面認為這是軍事威脅。同年9月15日，赫魯曉夫發表談話說，蘇聯將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殲滅性武器”來保衛自己的邊界。這是蘇聯第一次暗示，它有對中國動用核武器的可能。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以后,繼任的蘇共領導人繼續推行強權政治。11月7日晚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甚至借著酒勁公然對來訪的中國元帥賀龍挑釁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照我們這么辦，把毛澤東搞掉，這樣我們就能和好了。”致使中蘇關系繼續走向惡化。在1964年毛澤東提醒“不能只注意帝國主義，不注意修正主義，要準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聯合打我們這一手”之后，當年7月，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組長劉伯承元帥，帶著參謀視察了中蘇邊界的黑龍江地區，仔細研究了抗日戰爭末期蘇聯進軍東北的路線和作戰情況。結合未來反侵略戰爭，談了對國防的構想，為中央軍委制定戰略計劃提供了重要依據。1966年3月28日，毛澤東在與日共領導人官本顯治談話時說：蘇聯在外蒙古設立了原子彈、氫彈基地，駐扎了兩個師。在中亞西亞的新疆那一邊的哈薩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參崴增加兵力。我們要準備美蘇合作瓜分中國。以淮河、隴海鐵路為界，蘇聯占領北邊，美國占領南邊。但他也認為這只是一種危險趨勢，還不是現實。同月，毛澤東也表示：如果美國打蘇聯，蘇聯又堅決抵抗，我們是要支持他們的。中國真正把蘇聯作為可能入侵的主要敵人并在三線建設中實施防御部署，是1969年以后的事。此后的幾年之中，蘇聯向鄰近中國邊境地區和蒙古部署的軍隊由10個師近20萬人逐漸增加到54個師近百萬人。1967年1月，蘇聯在外貝加爾軍區建立了針對中國的導彈基地，占蘇聯總數1/3的戰略導彈直接指向中國。1968年1月，配有導彈和坦克的蘇軍進駐蒙古。在遠東還配備了能進行戰略核攻擊的遠程轟炸機50架和中程轟炸機400多架。蘇聯海軍也加緊向印度洋擴張，企圖在軍事上夾擊中國。

 

1968年8月21日，以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五國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0月10日，毛澤東在與金日成談話時說：這個捷克事件可是教訓大呢!蘇聯既然能夠侵占捷克，它一定就不能侵犯別個國家了嗎?剛過了半年，1969年3月2日，中蘇邊防部隊在中國黑龍江省虎林縣烏蘇里江畔的珍寶島發生了大規模武裝沖突。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發出號召：要準備打仗。8月13日，蘇聯又出動直升機、坦克、裝甲車和數百人，侵入中國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攻擊中國邊防巡邏隊，制造了又一起嚴重武裝流血事件。被圍的30多名中國邊防戰士英勇抵抗，全部犧牲。與此同時，蘇聯領導人又企圖使用核武器的手段，并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進行了多次研究。此時蘇聯的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竭力主張對中國實行原子彈進攻政策，提出“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的核進攻計劃。另外還有一種意見，即有限地對中國實施“核外科手術”，主要是摧毀中國的核設施。蘇聯國防部副部長兼總參謀長尼古拉·奧加爾科夫反對這樣做，認為太冒險，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一兩顆原子彈難以消滅其抵抗，反而會使蘇聯像美國在越南那樣，陷入沒完沒了的戰爭。1978年叛逃美國的聯合國副秘書長阿·舍甫琴科(蘇聯籍)回憶說“在轟炸中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們有幾個月不能就這個問題作出決定。”格列奇科的好戰立場是以下列假想為依據的：當時美國公開敵視中國，不會積極地反對蘇聯的懲罰性行動，而會把它“吞下去”，于是蘇聯決定通過各條渠道伸出觸角來測定這種想法。由蘇聯外交部、克格勃和軍事情報局探聽華盛頓對一場針對中國的核打擊可能作出什么反應。蘇聯駐華盛頓使館奉命非正式地向美國中級官員進行了了解。但是多勃雷寧大使的報告作出了清醒的估計：對中國進行這樣的打擊，美國不會袖手旁觀。他的結論是這將冒蘇美對峙的風險。莫斯科放棄了這個計劃。有若干因素使蘇共中央政治局沒有同意進攻中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無疑是它被警告說，美國將會大力進行阻遏。這是美國可能打算同中國改善關系的最早跡象之一。了解到這一點后，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激動情緒冷靜下來，并且加強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間派立場，即不進攻中國，但是在邊境全線派駐大量裝備有核武器的部隊來顯示蘇聯的實力。同時，還將試圖通過外交談判來尋求解決和中國的領土以及其他爭端。蘇聯解體后，專門研究這一事件的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烏索夫對筆者說，他認為蘇聯當時并沒有真正核打擊中國的計劃，只是想逼迫中國回到談判桌前。核打擊的消息是蘇聯有意散布出去的。但無論如何，這種赤裸裸的核威脅激起了中國方面的強烈反應。

 

1969年8月2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秘密地向少數記者透露，蘇聯已經向東歐國家通報了可能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的情況。8月28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說：“在現有的技術、致命性武器、現代化運載工具的條件下，如爆發了戰爭，它不會讓任何一個大陸置身于事外。”8月底，美國情報機構透露,蘇聯駐遠東空軍已經進入一級戰備狀態。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戰備命令，要求全國軍民嚴陣以待，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在嚴峻的戰爭威脅面前，中國迅速掀起了戰備高潮。另一方面，中蘇兩國領導人也進行了和談的努力。1969年3月21日，柯西金給中國領導人打來電話，但遭到中方接線員的痛斥，不予接通。毛澤東批評了這種做法，說：“兩國交兵，使者其間”，“我們不同柯西金通電話，是不禮貌。”9月9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越南河內參加胡志明葬禮時，通過越方向中國代表團傳話，要求途經北京時與中國領導人對話。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會談。9月11日，兩國總理進行了3個多小時的會談。周恩來強烈譴責了蘇聯的核威脅政策，指出：如果蘇聯決意對中國發動打擊，中國將把這視為侵略戰爭，堅決予以抵抗。周恩來還表示：中國沒有發動對蘇聯戰爭的任何主觀意圖和客觀可能性，中國不擁有這樣的軍事能力，中國的核武器對蘇聯不具有威脅性。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都忙不過來，不可能采取類似的行動。柯西金承認，中國確實沒有準備戰爭。他請周恩來相信，蘇聯不存在反對中國的任何戰爭計劃，也沒有為此做任何準備。

 

但是，蘇聯方面仍然沒有放棄對中國的核壓力。1969年9月16日，有蘇聯高層背景、常作為其代言人的西方記者維克托·路易斯在倫敦《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文章指出：蘇聯正在討論打擊中國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的可能性，并且在中國籌備建立能邀請蘇聯來“拯救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可供選擇的領導班子的計劃。9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國慶口號，毛澤東親自增加了一條，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9月18日，周恩來向柯西金發出一封密信，“建議雙方承擔不動用武裝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擊的義務”。抵御蘇聯可能進行的戰爭侵略，成為國內的中心任務。人民解放軍進入戰備狀態，北京和各大城市都開始緊急疏散人口，毛澤東、林彪等中央領導人也疏散到南方一些城市。9月23日和29日，中國進行了首次地下核試驗和新的氫彈爆炸試驗，表示了堅決抵御戰爭的姿態。直到根據中蘇雙方總理北京機場會談的商定,10月20日中蘇兩國副外長級邊界談判在北京恢復，局勢才逐漸開始緩和。試圖伸向戰爭按鈕的手縮了回來，這次是蘇聯的。

 

 

四、博弈理論與核戰爭

 

三線建設的兩次高潮，都是在面臨美國、蘇聯襲擊的危險之下進行的，這充分說明，我們的戰備并非無的放矢。無獨有偶，兩次襲擊都因企圖聯手的一方不同意而作罷。先是美國建議、蘇聯不同意，后是蘇聯建議、美國不同意。原因何在?都是由各自的利益決定的。美國提出襲擊中國時，中蘇關系尚未破裂，蘇聯領導者還試圖把中國作為抗衡美國的一張牌。蘇聯提出襲擊中國時，美國已經陷入越南戰爭不能自拔，試圖從中美緩和中找到出路。總的來說，當時世界已經形成兩個超級大國各自控制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對峙格局，雙方都認為保持這種格局比天下大亂更有利于控制其他國家。現在有些研究者認為，既然美國和蘇聯的威脅并非真正要實施行動，那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時對戰爭形勢的主要估計就是過分的，以為戰爭不可避免，因而導致了進行戰備和三線建設的錯誤對策，造成浪費。這種判斷從今天世界大戰始終沒有爆發的結局看，當然是事實，然而由此得出不應該進行三線建設的結論，則值得商榷。事實證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確實對形勢是有兩種考慮的。問題不在于判斷哪種可能性大，而在于如何應對那種即便是小的戰爭的可能性。忽略這種可能性，無疑是在拿國家的命運賭博。

 

博弈來自中國古代的棋局游戲。運用到現實活動中，我們可以認為有正和博弈、零和博弈兩種。前者是研究贏利大小的概率，適用于通常良性的商業競爭;后者是研究輸贏的概率，贏是通吃，輸者全賠，適用于高風險投資項目。正和博弈顯然不適宜于消滅對手的戰爭分析，因為戰爭不可能產生交戰雙方都獲利的情況，而零和博弈就輸贏結果來說，可能比較適宜于戰爭分析的情況。因為戰略正確與否也可以說是一場賭博。如果在通常的經濟活動中運用零和博弈理論，當然要在精密分析之后，考慮押概率大者。戰爭雖是最典型的博弈，但它卻常常不受經典博弈論的制約。

 

第一，戰爭從本質上講是人的非理性行為，基于“理性人”的種種推測自然容易落空。在蘇德簽訂互不侵犯和平條約后，按照博弈理論，戰爭的危險應該是小的，但希特勒撕毀條約的舉動，一夜之間就改變了概率。再比如，美國入侵巴拿馬、轟炸南斯拉夫聯盟，都是在沒有經過聯合國批準情況下進行的,違反了分析前的條件。因此，即使1964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根據國際環境得出美國發動入侵戰爭的可能性較小的分析結論，也不能不考慮美國采取違背理性的行動。

 

第二，鑒于中美之間軍事力量的巨大差異，這種博弈的零和結果是完全不同的，存在非均衡路徑上的“可能性”。如果中國把命運押在戰爭不爆發的概率上，肯定能夠利用這段時間發展沿海地區經濟，減少不必要的軍費開支和三線建設經濟效益上的損失。但是，一旦遭到戰爭襲擊而沒有防備，沿海地區的工業基地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又沒有后方基地，抵抗侵略的戰爭將遇到極大困難。相反，美國憑借海外軍事優勢，即使戰爭失敗也不會殃及本土。兩者存在著巨大的效益反差，準備的后果可能是浪費，不準備的后果則可能是滅亡，可以說是生死選擇。因此，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決不允許忽略任何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在這種情況下，進行三線建設，建立后方基地是最明智的選擇。更何況，三線的建設還有為今后國家安全建立長期保障、開發西部落后地區的效益。

 

第三，還應當考慮到近現代歷史和國際環境對中國領導人心理的巨大壓力。從1840年至1945年，中國遭到7次大規模入侵戰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日俄戰爭、中日戰爭，幾乎不到15年中國就要遭遇一次大戰，總共死亡5000萬人以上，國家幾乎被瓜分;加上二戰后最大的兩次局部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又都發生在中國的友鄰，將中國卷入。作為一個工業設施集中在東部沿海、沒有后方戰略基地的落后大國;作為指揮過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目睹山河破碎、血流成河的中國領導人，沒有強烈的抵御戰爭估計——即使是過度的估計——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簡單地說當時進行三線建設就是對戰爭危險估計過于嚴重，更不能輕率地說是無的放矢。

 

(作者：陳東林 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