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際均中將（1934年5月-2023年1月13日）】

【編者按】我軍著名軍事戰略專家、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李際均中將離開我們一周年了。在此之際，我們授權重新編發軍科戰略研究部的老部長姚有志少將撰寫的這篇回憶文章，以表達深深的懷念和追思。

深切懷念領進戰略研究殿堂的恩師

——與李際均首長交往40年的4個片斷

姚有志

李際均首長（以下簡稱首長）是我軍的一位軍政素質兼優出眾，工作能力出類拔萃，廉潔奉公一塵不染，尤其是戰略思維深刻敏銳，不可多得的高級將領，是當代我國軍事學術界公認的泰斗級人物。首長在軍旅生涯70多年每一個履職崗位上，都交出了優異的答卷，為國防和軍隊事業做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貢獻。我僅從與首長交往40年切身經歷中，略談幾個片斷。

一、最初的引領與指導

1981年，首長作為軍事科學院科研指導部主管學術調研和組織計劃的負責人，提出組建“軍事辯證法研究室”的建議被采納，開始在全軍范圍內物色人選。當時我在步兵193師（聶帥題名的“紅一師”）任宣傳科長。曾經共過事已在軍事科學院工作的兩位老大哥——劉先廷和我的前任宣傳科長楊家祺，聯名向首長作了推薦。首長給我出了一道開卷考題：寫一篇3-5千字的文章，談談對軍事辯證法或軍事哲學的認識。于是，我撰寫了《軍事與哲學三題》一文，從“軍事與哲學的親緣關系”、“軍事科學是辯證法的小宇宙”、“軍事辯證法學科的誕生是歷史的必然”三個方面，闡述了對軍事辯證法的悟性認識。首長對我的答卷表示滿意，把我列入選調對象。然而客觀上因為首長調任24軍71師師長，主觀上因為我學歷過低，沒能進入“軍事辯證法研究室”（后改稱“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

1983年底，我由65軍政治部秘書處處長任上，調到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所工作。直到80年代后期，首長由38軍軍長調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后，我被臨時抽調到軍委辦公廳參與相關文件起草時，才與首長第一次謀面。首長當面對我的勉勵、點撥的話雖然不多，但句句都有醍醐灌頂般徹悟之感。清楚記得首長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里，沒有正確的政治立場，就沒有正確的學術。同樣，沒有唯物辯證科學戰略思維駕馭的學術研究，就難以出管用的學術成品。

1992年底，首長由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調到軍事科學院任副院長。同時，另一位我敬佩的首長趙南起，由總后勤部部長調任軍事科學院院長。趙院長熟知首長的戰略思維水平和學術組織才干，便全權委托首長主管全院的科研工作。此時，我所在的“軍隊政治工作研究所”正處裁撤中。經首長推薦、院黨委研究，我被調到戰略研究部第一研究室，半路出家進入戰略研究的殿堂。

二、學術守正與創新兩例

首長在主管全院軍事科研工作的5年多時間里，管得最具體、精力投入最多的要數戰略研究部。那幾年戰略部的現實課題和基礎課題，大都是在首長提出、參與和具體指導下完成的。現實課題如海洋權益問題。首長在任軍委辦公廳主任時，就在海洋權益問題上，曾力駁國家某部門所持不同意見，干了兩件漂亮事：

一件是以釣魚島為焦點的東海斗爭，由此前港澳臺和大陸民眾自發組織的民間“保釣行動”，轉變為有計劃、有組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行為。

另一件是謀劃填補我軍在南沙群島的防衛空白——“3·14”海戰。1988年的“3·14”海戰，是我軍20世紀的收官之戰。此戰之前，南沙群島及其周邊海域，島嶼被搶占、海域被瓜分、資源被掠奪，“共同開發”只有別的國家在開發，中海油集團在南海的開發被有關部門勒令撤回，同時除國民黨軍隊駐守太平島外，毫無我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存在。正是自“3·14”海戰之后，組建了南沙防衛基地，我軍在南沙群島才逐步建立起穩固的防衛工程。

1993年初，我剛到戰略研究部時，首長就著重提醒我說，近代以來，我國陸地領土喪失很多，海洋權益喪失更為慘重。陸地是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空間，不可再失。海洋則是生存與發展的廣闊空間。老祖宗留下的墳頭一個都不能丟！海洋權益研究的重點是東海和南海問題，迫在眉睫的是南海南沙問題。南海問題研究雖然暫未正式立項，但你們要注意形勢跟蹤。后來經過一段時間的學術積累，1995年春，受時任戰略研究部余起芬部長委派，我和劉紅松、任向群兩位研究員組成課題組，搭乘海軍的補給艦，赴南沙進行了為期20多天的考察調研，撰寫了《關于南海斗爭現狀與趨勢》的報告。首長閱后明確指出：這是南海問題研究的初步成果，后續研究要注意三個問題：一是無論南海問題還是東海釣魚島問題，都需要從歷史、現實和未來的通貫中，從史、法、理的結合上，進行系統性研究；二是對策要具體不要抽象，南海斗爭對策有兩條不能變，即“不動聲色地強化軍事存在”，“把共同開發落實到中國參與和主導協作的共同開發”；三是要關注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軍事動向。

基礎課題如新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我軍的首部《軍語》，是劉伯承元帥于50年代主持編纂的。而首長則是在1982年版《軍語》的基礎上，于1993年啟動的新《軍語》的倡導者和擔綱人。《軍語》雖說是一部軍事專用語辭書，但涉及到不少超出軍界帶有時代印記的學術問題。由于“和平積弊”、“盛世太平”、“商戰蜂起”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自20世紀90年代始，軍事學術界刮起一股淡化戰爭、回避“戰爭”一詞，甚至躲閃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風潮。這股風潮波及到與戰爭相關的諸多詞條，開始泛化為社會用語的“戰略”一詞首當其沖。“戰略是籌劃和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這是我軍《軍語》統一規范使用的定義。然而就在首長主持編纂新版《軍語》前后，我軍從高等學府到各軍（兵）種院校的戰略課，多數把“戰爭全局”改稱“軍事斗爭全局”。圍繞學術上這一分歧，爭論雙方還在報刊上公開論戰。針對這種現象，首長在主編新版《軍語》和指導戰略研究過程中，對“戰爭”、“戰略”、“軍事”、“軍事斗爭”、“軍事斗爭準備”、“和平時期”等等一系列概念，作逐一厘清和解析。其中印象深刻的觀點至少有：

“軍事”是行業用語，戰爭與和平的交織和對立統一是人類社會的最常態，戰爭比和平成熟得早，“戰爭”概念的含量比“軍事”概念的含量更豐富；

“戰略”在本質本源上是戰爭戰略，長期以來是純粹的軍語。“戰略”一詞的泛化是近幾年的事。為了與泛化后的上位戰略和形形色色的旁類戰略相區別，須前置“軍事”二字；

“戰爭全局”是軍事戰略的內核，而“軍事斗爭全局”容易使這一內核趨于軟化和模糊，“軍事斗爭全局”、“軍事斗爭準備”等提法，可以視作為避免“戰爭”、“戰爭準備”的刺激性而使用的宣傳用語；

“戰爭全局”涵蓋戰爭準備與戰爭實施、戰爭與和平交織與共存的全時空、全過程，把軍事戰略區分為“平時戰略”和“戰時戰略”是不科學的；

“戰略”含有全局統籌、前瞻謀劃、對抗或競爭研判、以及重點重心把控等豐富意蘊，泛化為社會各層面、各領域、各行業的通用語是個好現象，但絕不能用泛化為社會用語的軍語來改造軍語。軍語要固本守正，在固本守正的前提下，根據戰爭和軍事領域的演進與發展，求實創新。

正是在首長學術思想的引領下，1997年頒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中，與“戰略”相關的若干詞匯，都在固本守正原則基礎上，具體貫徹了“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戰略方針，并有廣泛而深入的內容創新。同時，首長關于“戰略”的學術思想，在1996年啟動、2000年完成，以彭光謙研究員為第一主編的2001版《戰略學》中，也得到比較好的闡釋和展開。

三、仿在昨日的訪美之行

1997年7月，以首長為團長的軍事科學院代表團，率領時任戰役戰術研究部部長劉永祥、外國軍事研究部研究員姚云竹、戰略研究部副部長的我一行，對美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短促突擊、走馬觀花式的訪問。訪問行程安排極為密集，一周時間，共被邀走訪了包括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陸軍戰爭學院、五角大樓、陸軍第1軍、陸軍25師等大大小小十多個單位，地理空間上從美國東海岸的諾福克，到西海岸的西雅圖，再到太平洋腹地夏威夷。每到一個訪問單位的演講、會談，還是座談，我方發言幾乎全部由首長包攬。而首長的講話或長或短，總能吸引對方神情貫注，鼓掌或點頭贊許。尤其是首長在陸軍戰爭學院作的《中國傳統軍事思想與防御戰略》的演講，用凝煉、智慧加幽默詼諧的語言，宣傳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求和平、謀統一、重防御的軍事傳統，中國人民解放軍幾十年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戰斗歷程，整場演講贏得不下10次的熱烈掌聲。演講的最后一段是這樣說的：

“在50年代剛開始之際，我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初級軍官，在朝鮮戰場上開始了自己的軍旅生涯。今天，我作為美國陸軍的客人，在這里介紹中國的防御思想。把現在的世界同近半個世紀前的世界做個對比，大概你們中間的許多人也會同我一樣，感受到歷史的巨大力量。現在應當讓冷戰思維的殘云隨著冷戰結束而消散。合作比對抗好，協商比沖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視好，信任比猜疑好。對于我們軍人來說，用酒杯在餐桌上瞄準比用槍炮在戰場上瞄準好。”

這番話一講完，聽眾席上300多名校級軍官報以長時間熱烈鼓掌。之后是提問環節，當主持人陸軍戰爭學院院長奇爾科特少將宣布提問開始時，聽眾席上呼啦啦舉起100多只手。主持人一看這場面，只能隨意點兵。學員們陸續提出十多個問題，首長都一一做了令他們十分滿意的回答。當主持人宣布，因會議超出的時間太長，現在提最后一個問題時，一位韓裔上校直接用漢語提問：“請問李將軍，您認為軍隊指揮官應具備什么樣的素質？”首長不假思索地回答：“忠于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精通軍事藝術，具有勇敢和獻身精神！”話一落地，300多名校級軍官全部起立，演講在起起伏伏的熱烈掌聲中結束。

訪美7天，十幾次的會談、演講、座談，首長談到的話題內容豐富，但主要集中在中美兩國兩軍關系，特別是日本和臺灣地區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上。首長指出：

在中國近代史上，英國在中國領土上殖民統治的時間最早也最長，沙俄帝國割占中國領土面積最大，日本是屠殺中國人民最多，掠奪中國財富最多的國家。比較起來，除3年的朝鮮戰爭外，中美兩國倒沒有太多的歷史積怨。當前中美之間發展關系的最大障礙是臺灣問題。只要中美雙方都按“三個公報”精神辦，問題就不難解決。對于日美安保條約的雙方，中國更擔心的是日本。中美兩國學者都清楚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的100年，真正威脅美國的是日本。日本是一個不肯反思的民族，至今不肯就其犯下的侵略戰爭罪行公開認罪，不肯向被侵略奴役的國家和人民公開道歉。日本殖民中國領土臺灣50年，是“臺獨”的故鄉和制造者。如果臺灣獨立，必然投入日本的懷抱。日本復活軍國主義野心勃勃，到那時候，日本還能乖乖聽美國的話嗎？美國有學者說，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有防止和限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意圖。這個作用是否能起到，我看要打個問號。

在場的美國軍官聽了首長這席話，有的點頭，有的沉默，有的鼓掌。記得有位軍官站起來揮手大聲說：“日本，不值得信任！”

首長的訪美之行，在美國上層和陸軍部隊中，刮起一股“李際均將軍旋風”。隨后出籠的關于阻止李際均式的人才上到軍隊更高層的“老鼠計劃”，就源于首長的這次訪美行程。

回國之后，首長在親自撰寫訪美總結報告時，與劉永祥部長和我就訪美的收獲進行了深度交流。劉部長和我共同認為，訪美印象最深、震撼最大的是美國軍隊上上下下那種強烈的戰備意識，濃郁的戰爭氛圍，鮮明的作戰主題，和“為戰爭、為戰爭準備而努力”（美陸軍戰爭學院的訓詞）的行為準則。首長不無憂慮地說：“英雄所見略同。在這一點上，我軍比美軍差得遠啊！不改革怎么行呢？”

四、為軍隊改革殫精竭慮

從1997年訪美歸來，到2014年下半年，首長在擔任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會長和名譽會長的十幾年間（其間我任孫子兵法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會長、顧問），數次與我回憶起訪美之行，交談過找回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我軍的精氣神，以及新形勢下以弱勝強的戰爭需求牽引軍隊改革的話題。首長憂心忡忡地說：戰場是最公平的考場。敢于同強手作戰并取得勝利，是軍隊榮譽的最高境界。我軍就是登上這一最高境界滿載歷史榮譽的勝利之師！但是從我軍現實存在的種種弊端看，總有一種我軍會喪失這一歷史榮譽的恐懼感！1998年，即將到全國政協任職的軍事科學院老院長趙南起首長，專門給我交待了一項任務：征求李際均首長關于軍隊改革的想法，加上你的認識和理解，起草一篇關于軍隊改革重要性必要性的內參匯報稿。我按照趙院長的意圖，綜合首長的思想觀點，寫了一篇《以作戰需求為牽引深化軍隊改革》的內參匯報稿交給了趙院長。

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主席提出軍隊要能打仗、打勝仗的根本要求，毅然決然啟動了我軍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重塑性改革。2014年重塑性改革處于論證階段，某部門的一位領導奉命專訪李際均首長，征詢首長對軍改的戰略性意見，并要求寫成較為翔實的文字稿。當時首長身體狀況欠佳，且正忙于新版《中國軍事戰略思維》事宜，便把寫文字稿的任務交給了我。我綜合首長的思想觀點，遵照習近平主席關于問題導向的原則，撰寫了《軍隊改革應著力解決的五個戰略性問題》的內參件。展開的五個戰略性問題的標題引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