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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來，學術界對于夏代信史的否定，除了沒有共時性文字材料、甲骨卜辭沒有記載夏外，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認為夏代是周人代商過程中，為了構建自己的合法性，杜撰而來。對于這一觀點，朱鳳瀚、張國碩、沈長云等學者已經辯駁。除了上述學者的分析，還可以根據清華簡公布的幾篇新材料，補《尚書》之不足，以論證夏不是周人杜撰的朝代。

清華簡《四告》是四組告辭，其第一組告辭乃周公告皋陶，可與《立政》《呂刑》對讀，乃周初文獻。周公稱頌皋陶事跡，謂“夏用配天”，明確指出皋陶是夏代之神。有學者指出，皋陶是東夷族人，周公被封于魯，因此特意告祭皋陶，求得皋陶之配合。如果夏本不存在，周公何必給皋陶安上一個“夏用配天”的頭銜？這豈不給皋陶在魯地配合周人增加一個本不必要的門檻？而且，周人祈禱神靈，本是極為虔誠的事情，故意杜撰皋陶“夏用配天”之事，是對神靈的大不敬。這在邏輯上無法說通。

清華簡《厚父》是逸《尚書》之一，文辭古奧，多有可以與商周金文和周初“書”篇對讀之處，學者多認為《厚父》為早期文獻。《厚父》記載非常豐富的夏代歷史故事，如禹建夏邦，皋陶為夏啟卿事、孔甲為哲王、節制飲酒等。其中，皋陶故事可與《四告》（一）皋陶“夏用配天”對讀，說明皋陶為夏之卿事是周人（周公）、夏后裔（厚父）都熟知的歷史故事，證明《厚父》所載夏之歷史故事是西周時期共享的歷史傳說。這就說明，西周時期的人們并非僅僅知道“殷革夏命”，他們對夏的了解極為豐富，夏建立、發展、滅亡的歷史故事已經存在。這種豐富的歷史系統，不是周人憑借一己之力在短時間內能夠建立的，需要有源遠的形成歷史。

清華簡《傅說之命》三篇是殷高宗武丁對臣子傅說的命書，記載了武丁得傅說的過程以及對他的訓誡。其中篇有“故我先王滅夏”之句，記載武丁述商湯滅夏事。《傅說之命》雖在傳抄過程中受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影響，仍多有可以與《尚書·盤庚》和甲骨卜辭對讀的地方。比如，李學勤指出上篇“我其殺之/我其已，勿殺”與殷墟卜辭格式一致，認為《傅說之命》包含了商代以下很難擬作的內涵，其價值可與《盤庚》相提并論。付強對比了《傅說之命》與賓組卜辭用例，認為清華簡《傅說之命》的用詞和用字習慣與商周時期的語言實錄有非常多的相合之處，只有一小部分的潤色與加工，基本上可以證明清華簡《說命》確實為武丁時期的一篇實錄。可見，《傅說之命》是較為可信的《商書》逸篇。《傅說之命》記載了商湯滅夏之事，說明此事在武丁時期已是極為重要的歷史背景，不會晚到周代才被創造出來。

因此，無論是傳世的《尚書》中諸可信文獻，還是新出的清華簡《四告》《厚父》《傅說之命》，皆可證明，夏代不僅不是周人杜撰的，而且早在晚商時期就已存在于商人的歷史觀念中。

（原題《20世紀以來“夏代懷疑論”駁議》，摘自《史學理論研究》2023年第3期）

作者：王祁 作者單位：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來源：《歷史評論》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