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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周總理為何能做那么多事情？毛主席的無為之道是史上最高水準

點擊：3032 作者：李克勤來源：濟學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03-30 12:14:46

李克勤（jixuie）題記：毛主席逝世后，談起中國革命史，尤其是談起晚年周總理在毛主席直接領導下做的那些事情，論起貢獻來，有人總是有意遮蔽毛主席，而只提周總理，仿佛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照樣可以做出很大貢獻。如果周總理在世的話，那是會非常氣憤的。為什么？因為只要看一看，在周總理的革命生涯里，有無毛主席的領導，那完全是兩種狀態。毛主席的無為之道，可以從周總理的工作，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背后，領悟出來。除非是別用心，否則這一下子就能領悟得到的。

遵義會議后，抗戰初期在王明主持長江局搞獨立王國時，周恩來曾經跟著王明一起犯過錯誤，后來改正過來。

從此以后，周總理跟著毛主席的路線走，就逐漸多了一個獨特的堅定性——薄一波曾經回憶過周總理的一個說法，意思是跟著毛主席要堅定不移，即使有時候還沒有完全理解毛主席的想法，也要跟著毛主席的做法行事，否則就會犯錯誤——這恰恰是周總理自己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真理性結論。

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的歷史需要梳理

為什么要把遵義會議一起提出來說呢？因為很多人以為遵義會議后，毛主席就成了全黨事實上的領袖，就萬事大吉了。其實遵義會議，主要是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帶有政治路線問題，而黨內政治路線斗爭遠遠沒有完成。

1937年11月29日王明攜“圣旨”從蘇聯回到延安，嫣然一幅共產國際“欽差大臣”派頭，一下飛機就指手畫腳，搞得那些海歸派里很多人一下子又回到遵義會議前那個狀態了，周恩來多多少少也有點這個味道。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秦邦憲）、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同國民黨談判，同時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會后，王明、周恩來等到武漢，12月在武漢成立長江局，王明任書記，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為委員。博古負責組織工作，周恩來負責統戰和軍事工作，董必武負責民運工作，葉劍英負責軍事工作，鄧穎超負責婦女工作，李克農任秘書長。

王明到武漢后，開始在實際工作中貫徹他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對國民黨作了許多無原則的讓步。實際上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王明由過去的“左”而轉為右。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中共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撤出。

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原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擴大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全會由張聞天致開幕詞，由王稼祥作《國際指示報告》，中央和地方的負責同志分別作了報告或發言。

全會上，毛主席代表黨中央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這也是全會的中心議題。毛主席在報告中強調：

“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勝敵，并須是長期的堅持，這是確定了的方針。但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在黨派問題上說來，就是容許聯合統一，同時又容許其獨立共存。”

他認為：一方面，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不這樣做，就不算堅持統一戰線，就要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另一方面，決不能抹殺這種相對的獨立性，無論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組織上也好，各黨必須有相對的自由權。如果被人抹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獨立性或自由權，也同樣將破壞團結對敵，破壞統一戰線。

針對長征途中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造成的嚴重危害，也針對王明在長江局期間與黨中央鬧獨立性的問題，毛主席在報告中特地講到關于黨的紀律問題，并指出：“有幾個基本原則是不容忽視的：（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這些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實施，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誰就給了黨的統一團結與黨的革命斗爭以極大損害。為此原故，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應該根據上述基本原則，給全黨尤其是新黨員以必要的紀律教育。”這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四個服從”。

為了使全黨切實擔當起自己的歷史重任，毛主席在報告中特地講到了學習的重要，提出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民族的歷史及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在這里，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命題，強調：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毛主席的這個說法，一直到現在經常被人們經常、反復提及，可見意義非同一般。

11月5日和6日，毛主席為全會作結論報告，認為必須處理好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關系問題，使階級斗爭服從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

毛主席還第一次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提法提出了批評，認為它“是不對的”。他指出：“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至今不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

也就是說，抗戰的統一戰線，實際上一直是一個奮斗的目標，在組織上一直就沒有完全成立。那些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人，如王明，就是政治上的幼稚，或者具有投機性。

毛主席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說法做法，進一步讓包括周恩來、任弼時、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志切身感受到毛主席的想法是代表真理的，這樣一條由毛主席主導的政治路線就正式在黨內進入成熟狀態了——由遵義會議開始的道器變通之變，才能算在政治上推而行之謂之通——道器變通了。

按照正式說法是這樣的：

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鞏固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并使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軍事上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成為全黨的共識和自覺行動，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夠在堅持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實現自己的大發展。也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力量的發展，迫使蔣介石集團不得不留存在抗日陣營內而不敢公然破裂統一戰線，通過以斗爭求團結實現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目的。八路軍、新四軍和黨領導的其他抗日武裝，在廣大的敵后農村開展如火如荼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獲得了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創立、鞏固和發展了敵后抗日根據地，形成了與正面戰場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敵后戰場。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真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這個過程是經過艱難斗爭的，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殘酷的斗爭實踐中再次得到驗證——那是完全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

從那以后，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張聞天等同志更加信任毛主席。

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有其歷史必然性。如果說遵義會議，王稼祥、張聞天兩位海歸派的覺悟，發揮了特殊作用，那么六屆六中全會完成毛主席為代表的政治路線上的道器變通之變，另一位海歸派發揮了特殊作用，他沒有參加遵義會議，當時在紅二軍團。這位同志就是任弼時。

任弼時同志的覺悟：

對毛主席的想法悟得深，想得透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相當于政治局常委）任弼時同志，在抗美援朝爆發后兩天不幸逝世，這對我黨的重大損失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極為悲痛。弼時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他的黨性強，思想境界高，堪稱楷模。他和毛澤東同志的關系，有著特殊含義。

1、他是海歸派里較早覺悟毛主席之道的領導人；

2、他在處理我黨與共產國際關系上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3、在協助毛主席領導全黨尤其是組織工作方面貢獻非同一般。

1、任弼時是海歸派里較早覺悟毛主席之道的領導人

任弼時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陰縣（今屬汨羅市）塾塘鄉唐家橋，1920年暑假，經毛澤東介紹，從長郡中學畢業的任弼時赴俄勤工儉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1924年在蘇聯學習，因此他屬于王明那一批留蘇的“海歸派”，因此在1931年1月由共產國際米夫及王明主導的，在上海召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此前弼時同志從蘇聯回國以后，曾經領導團中央工作，先后擔任組織部長、總書記。1926年他離開上海去蘇聯參加少共國際代表大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從蘇聯回國來到武漢。這時毛澤東正在武漢主持農講所工作，他們一起做了許多交流，一同參加了八七會議。

1931年3月任弼時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赴江西蘇區，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12月任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及黨校校長。開始的時候，任弼時對毛主席在中央蘇區的搞法也不理解，也批判過，后來博古來了之后，從實踐中弼時同志逐漸覺悟了。因而他也受到排擠。

博古他們1933年將任弼時調離中央，臨行前他來和毛主席告別

2、任弼時在處理我黨與共產國際關系上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1933年任弼時擔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湘贛軍區政治委員。五次反圍剿失敗后，1934年8月奉命率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突圍西征，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隨軍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就在這一年10月底，他率領紅六軍團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匯合之后，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共同開創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11月底出任中共湘鄂川黔邊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1935年11月與賀龍等一起，率領紅二、紅六軍團突圍長征。

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接著，根據中央軍委命令，以紅二、紅六軍團及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任政治委員。作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領導人，弼時同志堅定地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堅決維護黨的團結，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作斗爭，力促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

長征途中，二四方面會合時，由于通訊不便，任弼時賀龍還不知道張國燾分裂黨的行徑。不過弼時同志憑著共產黨員的黨性，憑著一個正直正派人的直覺，發現張國燾有些不對勁。他首先到正在紅四方面軍并且當時受張國燾排擠的朱德總司令那里，深夜長談，較詳細地了解了張國燾的罪惡行徑，并堅決表示說：“我不同意張國燾那一套!”

一天，張國燾派人送來一批內有攻擊黨中央及紅一方面軍北上是“逃跑”的文件，其中還指名道姓地誹謗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內容。對此，弼時同志明確表態：不準進行反中央的宣傳，送來的材料一律不準下發。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燒掉。他氣憤地說：“張國燾，你要反黨中央，反毛澤東，你算個什么黨員，算什么老黨員！”

在紅二、四方面軍的干部會上，當張國燾公開詆毀毛澤東同志時，任弼時義正詞嚴警告說：

“我們二方面軍的同志，很多是從井岡山來的。對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如果強迫他們反對毛主席，他們就要翻臉，他們是不認識你的！”

從這里就可以明顯看出，任弼時同志的精神境界、思想覺悟、理論水平有多高。

進而在談論我們的弼時同志在做人上，是襟懷坦白的，這是作為一名共產黨人的道器變通之基。

任弼時和朱德一道一方面嚴厲地批評張國燾的錯誤，同時又嚴肅而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任弼時找紅四方面軍的領導干部談心，宣傳團結統一和北上抗日的重要意義，廣大指戰員逐漸覺悟，張國燾孤立了。最后，張國燾只得表示北上。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勝利會師，中國革命揭開了歷史性嶄新的一頁，同月任弼時任中國抗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12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紅軍改變成八路軍。1937年秋，任弼時隨八路軍總部東進抗日前線，在政治方面負總責。1938年2月27日，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時從前線回來，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確定任弼時去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這是因為，共產國際代表王明1937年11月14日從蘇聯經迪化回到延安回來后，以“國際路線”代表自居，對黨中央的工作橫加指責，反對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抗日戰爭方針。任弼時在中共核心工作，是黨制定抗日方針的參與者。他又在蘇聯學習過，懂俄語，是赴共產國際的最佳人選。毛主席和政治局提議，請任弼時去共產國際匯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