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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蘇聯解體前，400多名高層領導被共濟會收買

點擊：  作者：普拉托諾夫    來源：新思讀書會財經論壇   發布時間:2019-08-14 13:34:31

 

       俄羅斯歷史學家О.А.普拉托諾夫在《俄羅斯荊棘之冠：共濟會歷史1731-1995年》一書第25章“共濟會一覽”中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蘇聯體制內約有400名以上的黨政高級官員加入共濟會或隸屬共濟會的國際組織（如“彼得伯格俱樂部”、“大歐洲”委員會、“國際俄羅斯俱樂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領導人如M.戈爾巴喬夫、A.雅科夫列夫、Э.謝瓦爾德納澤、Б.葉利欽等均是國際共濟會會員。

 

該書披露大量事實，講述了共濟會秘密組織以及中情局（CIA是隸屬美國共濟會體系的情報和行動機構）斥巨資在蘇聯尋找和培養利益代理人的詳細內幕，以及這些美國利益代理人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

現將該書有關內容摘編如下：

一

一些蘇共領袖與共濟會建立聯系，并非始于80年代改革時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60和70年代。

戈爾巴喬夫與共濟會的最初聯系，可能是發生在他在意大利休假時期。А.Н.雅科夫列夫與共濟會的聯系是他在美國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間。

有關戈爾巴喬夫作為“自由石匠”（即共濟會員）身份的消息，1988年2月1日首先在德國一份發行量不大的雜志《光明普照》（“Больше света”）上被透露。類似消息也披露在紐約的報紙《新俄羅斯言論》（“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989年12月4日) 。該報甚至得意地刊登了一幅照片，圖中美國總統布什和戈爾巴喬夫見面時，互相做出典型的共濟會密語手勢。

但關于戈爾巴喬夫共濟會身份最有分量的證明，是關于他與世界共濟會高層代表的密切接觸，和1992年所披露的戈爾巴喬夫是共濟會最高國際機構“彼得伯格俱樂部（三邊委員會）”的成員。

據西方透露，戈爾巴喬夫和三邊委員會聯系的中間人是著名的猶太金融家、共濟會高級會員、以色列特工機構“摩薩德”的著名間諜索羅斯。由于與“摩薩德”的關系，70-80年代索羅斯曾被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驅逐出境。

共濟會資金供養的美國情報機構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招募了一批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蘇聯實習生，其中包括未來的“改革”領導人A.雅科夫列夫以及O.卡盧金。

前蘇聯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的回憶錄指出：在克格勃檔案中至今保留著50年代雅科夫列夫、卡盧金留學時代與中央情報局基干人員的合影。（《青年近衛軍》，1992年10月）但克格勃當時并沒有弄清中央情報局是否招募了他們，還是只限于一般性接觸。

早在80年代，雅科夫列夫就在《文學報》發表的文章，抨擊俄羅斯民族復興活動。雅科夫列夫號召對俄羅斯民族復興思想的代表人物進行行政鎮壓。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代，這一鎮壓被付諸行動了。

70年代初，雅科夫列夫被蘇聯外交部任命為駐加拿大大使，在那里，他與加拿大總理、著名共濟會員特魯多建立了特殊的關系。看來，正是在那一時期，他加入了與世界共濟會秘密組織成為“兄弟會”的一員。眾所周知，正是雅科夫列夫成為戈爾巴喬夫時代“新思維”的核心思想人物，這并非偶然的。

20世紀60和70年代，蘇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周圍，出現了一個改革思想家集團，該集團成員包括：Ф.М.布爾拉茨基（1964年前），Г.Х.沙赫納扎羅夫，Г.И.格拉西莫夫，Г.А.阿爾巴托夫，А.Е.鮑文。這些黨的意識形態顧問們，在馬克思主義的外殼下，販賣親美主義的新思維。他們推動國家政治領導人采取了導致蘇聯滅亡的第一批措施。

在這些改革智囊人物中，俄羅斯社會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長Г.А.阿爾巴托夫是代表和典型，當時，他積極推銷親美國的政策。蘇聯解體后美國副國務卿塔爾博特表彰說：“自70年代起，阿爾巴托夫先生就是美國在蘇聯最好的朋友。”

 

二

70年代共濟會資助的未來學組織”羅馬俱樂部“于1972年發表了著名的報告《增長的極限》。該報告的數據表明，全球資源正在以災難性的速度隨人口增加而急劇減少，西方國家正面臨著不得不削減福利水平的威脅。

在秘密猶太共濟會組織領導人的秘密會議上，共濟會關于必須謀建世界新秩序的古老綱領再次被強調。根據這一綱領，必須掌控整個世界的控制權，為西方少數國家的利益制訂專門的計劃對地球資源實施管理和控制。蘇聯是建立這一全球秩序道路上的主要阻力，必須摧毀。而與此同時，蘇聯國土上又存在著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資源。

為此目標，70-80年代，美國加速在蘇聯推進培養利益代理人的計劃。

1980年代克格勃獲悉這一計劃并就此向蘇聯政治局提交了專門文件，其名稱是《關于中央情報局在蘇聯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的計劃》。該報告指出：

 “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得到的準確材料，最近，美國中央情報局根據其專家關于蘇聯今后發展道路的分析和預測，正在制訂加強瓦解蘇聯社會和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敵對活動計劃。為達到這些目標，美國情報部門提出任務，從蘇聯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對他們進行培訓，之后把他們輸送到蘇聯政治、經濟和科學管理部門。

中央情報局還制訂了對利益代理人單獨培訓的計劃，以使他們得到從事間諜活動的技能，對他們進行集中的政治和思想工作。除此之外，培訓這類代理人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教授國民經濟領導層管理方法。

美國情報部門領導人計劃有目的地和堅定不移地尋找具備擔任管理機關行政職務人品和業務素質，并能夠完成（蘇聯的）敵人確定的任務的人員，不管花費多大。

同時，中央情報局還考慮，一些執行破壞（蘇聯）國民經濟政策和扭曲（蘇聯）領導指示任務，相互之間沒有聯系的個別利益代理人的活動，將由在美國情報機構框架內建立的統一的中心進行協調和安排。根據中央情報局的意圖，利益代理人有針對性地活動應促進：為蘇聯內政制造某些困難；遏制蘇聯經濟的發展；對蘇聯陷入絕境的領域進行科學研究。

在制訂上述計劃時，美國情報機構已考慮到，蘇聯與西方日益增加的接觸，為計劃在當前條件下的實施，創造了良好的前提。

根據直接在蘇聯公民中從事招募利益代理人工作的美國情報人員的討論，目前美國特工機構實施的計劃將促使我國社會各個生活領域發生質的變化，首先是經濟領域。而最終將導致蘇聯接受許多西方的思想。”（《蘇維埃俄羅斯報》，1992年3月3日發表了上述報告）

秘密的猶太共濟會組織制訂了針對蘇聯的具體計劃以及細節。根據拉脫維亞外交部提供的材料，僅在1985-1992年之間，西方（首先是美國）為“蘇聯民主化進程”（即消滅俄羅斯）投資900億美元。這些錢包括購買官員服務，培訓利益代理人和為他們活動支付報酬，購買特別的技術設備、資料和聘請教官等。

共濟會用大量金錢支付蘇聯利益代理人的費用，包括：支付他們出國的旅費，國際消費以及各種基金會為書籍出版和文章的發表而提供高額稿酬，演講和講課費等。正是在80年代中期，這些代理人的活動特別活躍。尤其是在莫斯科。

 

三

克格勃情報向戈爾巴喬夫提供了上述培訓美國利益代理人的機構，揭露這些機構培養的“畢業生”名單，但戈爾巴喬夫拒絕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變者的活動。

不僅如此，他還千方百計為俄羅斯共濟會“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護和辯護，盡管來自情報部門的有關雅科夫列夫的揭露鐵證如山。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蘇聯解體后悲哀地指出：

 “1990年，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情報和反間諜機構，從幾個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關于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極為擔憂的情報。根據西方特工部門的評價，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場，可靠地抵御著蘇聯的‘保守’勢力，在任何形勢下都可以堅定地寄希望于他。但看來西方認為，雅科夫列夫應有更加堅決和積極的表現。一個美國代表受委托與雅科夫列夫進行了一次相關的談話，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希望從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東西。但是在得到這一情報后，戈爾巴喬夫拒絕采取任何措施。”

實際上，戈爾巴喬夫早與猶太共濟會組織融為一體。未來的歷史學家還將揭示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變為國際共濟會活動家的具體細節。

可以有把握地說，存在收買和行賄問題。比如，戈爾巴喬夫辦公室主任博爾金承認，蘇共中央書記接受過賄賂，包括接受來自韓國的賄賂。有消息稱，1990年美國侵略伊拉克期間，謝瓦爾德納澤因執行親美政策而得到300萬美元的賄賂。普里馬科夫也得到了美國的巨額金錢獎勵。還有關于進行訛詐和利用蘇聯領導人中人性弱點的信息。

毫無疑問，所有這一切終將會真相大白和公諸于世，包括細枝末節。在所謂改革時期，蘇共的管理體制，幾乎全班人馬地改變為兩套相互補充和相互交織的秘密權力機構：國際共濟會機構和黑社會式的企業家機構。正是這些機構逐步控制了國家的政權。

 

四

索羅斯于1987年建立了所謂“索羅斯基金會——蘇聯分會”，該基金會又派生出蘇美“文化倡議”基金會。

索羅斯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和積極分子有著名的Ю.阿法納西耶夫，《旗幟》雜志主編Г.巴克拉諾夫，思想家Г.扎斯拉夫斯卡婭，著名律師馬卡羅夫，憲法法院法官Э.阿梅基斯托夫。

利用索羅斯的資金支付了一些政治家的解體蘇聯的政治活動，他們在解體蘇聯的過程中扮演了可悲的角色。特別是Ю.阿法納西耶夫。1990年索羅斯資助了以Г.亞夫林斯基為首的“500天”計劃制訂小組，該計劃旨在搞垮蘇聯經濟。之后又資助了哈佛大學經濟學“蓋達爾計劃”的成員——蓋達爾后來成為總理，推行了導致蘇聯經濟崩潰的500天”薩克斯休克“計劃。索羅斯基金還資助了大量新聞記者和電視主博的反蘇活動，培訓了一批“獨立的電視媒體”專家。

1989年，索羅斯在蘇聯《旗幟》雜志發表文章，號召與俄羅斯民族主義斗爭，稱俄羅斯民族主義為新世紀和全球化運動的最大威脅。

索羅斯基金會代表機構網點的發展，在蘇聯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索羅斯基金會的大部分人員是共濟會積極分子和西方特工機構間諜二合一人物。由于得到戈爾巴喬夫的支持，他們擁有巨大的權力。

根據媒體報道，“索羅斯80——90年代是萊茵河畔到烏拉爾山脈廣闊土地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在國外》，1993年38期，10頁）。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旨在用共濟會意識形態改變人們的世界觀，灌輸西方的生活方式，將俄羅斯的大批知識精英輸送引流到美國。

觀察索羅斯基金會多方面的活動，人們不僅為它們的規模，也會為計劃的縝密性而感到驚訝。不能不意識到，索羅斯背后有一個強大的，影響力超強的組織。

只是經過若干年后人們才得知，威力無窮的索羅斯基金會其實只是一個可以稱之為“托兒”的組織——這個基金會后面的真正主體是共濟會。

 

五

戈爾巴喬夫成為共濟會”彼得伯格俱樂部”成員的確切時間是在1989年1月份。蘇聯變革的這位主要設計師，在這一年與作為“新世界設計師（石匠大師）”和“新世界秩序”構建者的“兄弟會”國際高層成員們的在莫斯科舉行會見。

其中包括彼得伯格俱樂部（三邊委員會）的執行主席大衛·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共濟會'圣約信徒'會的領導人），Ж.貝爾特朗，吉斯卡爾·德斯坦以及中曽根康弘。

而作為為秘密猶太共濟會信仰另一方的出席人，除М.戈爾巴喬夫外，還有А.雅科夫列夫、Э.謝瓦爾德納澤、Г.阿爾巴托夫、Е.普里馬科夫、В.梅德韋杰夫(編者注：一般為了區分翻譯為邁德韋杰夫或麥德韋杰夫，為當時蘇聯第一副總理，并非目前蘇聯領導人)及其他一些人。通過一系列秘密會談，制訂了絕密的聯合行動協議，其性質當時很少為人知道。

但這一年底，當戈爾巴喬夫率領曾參加與彼得伯格俱樂部（三邊委員會）會見的原班人馬在馬耳他島與布什總統會見時，一切就完全揭曉。

 “許多專家認為，馬耳他是戈爾巴喬夫與布什達成根本性協議之地，該協議不久就導致了蘇聯解體和東歐陣營的劇變”。正是在馬耳他——馬耳他”圣殿騎士團“的首府，他們簽署了重要的歷史性協議。

而戈爾巴喬夫作為三邊委員會和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也成為馬耳他騎士團勛章獲得者——這象征著共濟會與同意背叛祖國的蘇共領導人之間關系進入一種新階段。

1990年是俄羅斯歷史上生死攸關的一年。在很短的時期內發生了國家管理制度的變化。利用過渡時期，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前政治局戰友們（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梅德韋杰夫、普里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

如果以前政治局中有所謂保守勢力，那么，在新的條件下再沒有人能夠限制他們。許多國家防衛機構被有意識地撤除和破壞，取而代之的是秘密的影子權力機構——俄羅斯共濟會分會和組織的大規模建立。

 

六

蘇聯國土上出現的第一個正式的共濟會機構是國際猶太共濟會分會'圣約信徒會'。

該分會是根據共濟會領導人之一亨利·基辛格的請求建立，得到了戈爾巴喬夫本人的批準。

1990年4月法國共濟會大東方社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記者會上說，許多俄羅斯人加入了他領導的大東社。

晚些時候，拉加什又表示，在前社會主義集團國家建立共濟會的過程中，“在俄羅斯我們不得不采取特別謹慎的措施”。

根據拉加什的說法，他首先與俄羅斯駐巴黎使館一等秘書Ю.魯賓斯基建立了聯系。Ю.魯賓斯說，在原蘇聯地區重建共濟會現在已完全可能，雖然不會沒有來自社會輿論的阻力。

 “我們不怕冒險”，拉加什說，“但是正如我說過的那樣，這必須極度保密。”（《蘇維埃俄羅斯報》，1993年9月9日）

其他共濟會分會領導人也在葉利欽掌權之后也公開地談到如何在前社會主義國家，首先是俄羅斯，培養共濟會的骨干力量。

一位目睹者稱：聽他們講述后不難想象，共濟會成員對在西歐，特別是在巴黎出差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進行秘密招募工作已經多年。當然，回國之后，他們決不會無所事事。實際上，每一個分會都有專門的機構負責對這些精神叛逆者進行工作。

1989年5月，巴黎的猶太月刊雜志'L''''Arche'刊登消息稱，1988年12月23-29日，以馬克·阿倫會長為首的法國'圣約信徒會'分會21人組成的代表團造訪莫斯科。在訪問期間組建該會的第一個分支機構，5月份成員已達63人。當時，還在維爾紐斯和里加建立了兩個分支機構，之后，在彼得堡、基輔、敖德薩、下諾夫哥羅德、新西伯利亞市也建立了分支機構。

 

另附：

蘇聯解體原因：源于精英集團要更大權力和財富

以下內容是根據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安姆赫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茨的著作《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的摘要：

1、西方的主流觀點認為，蘇聯最終解體的原因是由于計劃經濟和集權制度：

（1）計劃經濟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蘇聯的計劃經濟就開始崩潰了，所以，蘇聯別無選擇，只有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

（2）這是蘇聯人民的選擇。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旦給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會廢除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

但是，以上述觀點來說明解體的原因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這不符合實際。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于1928年，從1928年至1975年大約50年時間，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們用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還是西方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

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更做不到。由于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40年前后，蘇聯就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

西方有個統計，30年代蘇聯工業機床進口量的比例曾達到85％一90％，二戰開始后，全部由蘇聯自己生產，這反映了蘇聯工業和技術的進步。從1950年到1975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4-8％，面美國同期的增長率為3．3％。西方的統計還表明，在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發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國家。當然，這不等于說，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缺點和問題。

從1975年至1989年，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慢，這是相對于前幾十年而言，并沒有崩潰。

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是1990年夏開始的，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蘇聯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

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范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通過一次驚人的選舉，當選為俄羅斯的主要行政長官。

這時，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導致國家經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左右。

1991年，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又在更大范圍內破壞中央計劃。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部分截留下來。不上交中央財政。

當年，蘇聯經濟下降13％。可見，90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于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1990年前后，為研究蘇聯改革的走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20％之間。高達80％的人民都希望仍然堅持社會主義。

1991年5月，美國一個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次數千人規模的民意測驗，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是否贊成在蘇聯實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贊成。

由此可見，蘇聯公眾的大多數并不想取消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

2、從歷史事實得出的研究結論是：

蘇聯之所以解體，真相是統治國家的精英集團的貪婪

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大約10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這是一個官僚特權集團，其主要構成是公務員。

正是這個“精英集團”想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

當然并不是這個“精英集團”的每個人都贊成資本主義，如堅持列寧主義的雷日科夫就與大多數黨政領導干部不同。但在蘇聯“精英集團”內部，這樣的人太少了。他們中的多數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且與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做了一次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調查，調查對象是掌握著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調查采取特定小組討論的方式，一般要同調查對象進行4─5小時的談話，通過談話以確定他們的思想觀點。

分析結果是：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明確支持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擁護改革，并希望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民主化；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在世界上存在最長、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黨的干部隊伍內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張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實在令人震驚。

從1975年到1985年，蘇聯經歷了十年的緩慢發展時期，此時蘇共黨內醞釀著一種力量，就是要求改革。戈爾巴喬夫作為改革派的代表而當選為中央書記。戈氏在改革初期試圖通過改革，克服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存在的若干問題，使蘇聯走上經濟、政治民主化之路。

具體說，就是政治上實行分權，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意識形態領域減少控制。這樣做的結果導致蘇共的權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發了黨內三種力量間的斗爭：一種是要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改革，二種是要回到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三種是有人公開主張用資本自由主義代替傳統社會主義。

葉利欽是第三種力量的代表，他當過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其言論和政治影響是巨大的。

90年代初，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行政長官后，事實上形成了蘇聯境內兩個政權并列的局面，一個是蘇共控制的中央政權，另一個是葉利欽掌握的俄羅斯政權。由于俄羅斯的人口和領土面積在蘇聯占絕對優勢，葉利欽逐步占了上風。根據蘇聯憲法，作為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是沒有自己的軍隊的，葉利欽不是靠軍隊的支持，他的基礎是蘇共黨內那些主張搞資本主義的“精英集團”們。

70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的革命者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

盡管這些“精英們”還在不斷重復官方的論點，但相信者是極少數；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么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許多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會減少自身的權力，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然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但又限制了他們把權力傳給子女和聚斂更多的財富。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

所以葉利欽之所以能夠采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就是由于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葉利欽，使俄羅斯順利地向資本主義過渡。

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蘇共精英們并沒有想錯，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

比如切爾諾梅爾金，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后天然氣公司私有化了，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目前他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前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于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

關于蘇聯解體事件，還有許多誘發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葉利欽和他的盟友們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這個事件。再就是黨和政府的傳媒控制權落人了企圖實行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圍繞議會選舉展開的各種斗爭。但從根本上說，是蘇共的“精英集團”搞垮了蘇聯。

為什么一個由黨的精英集團和城市知識分子組成的聯盟，竟能不顧廣大蘇聯人民的反對而把國家推向資本主義道路呢?

實際上，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廣大人民確實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處，但在政治上是比較被動的，缺乏政治權利。嚴密的意識形態控制使得人民群眾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當時還沒有發達的互聯網論壇。

因此， 當“精英集團聯盟”要搞資本主義時，廣大人民群眾不能發出反對的呼聲，也無法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當然，在葉利欽掌權初期，也還是顧忌到人民對制度的選擇的，他在各種公開講話中盡量掩蓋其真實思想，不暴露他準備建立資本主義的企圖。葉利欽說，他要通過政治改革，引入市場經濟，逐步消滅政治精英官僚集團的特權。這種欺騙很得人心，這與那些公開宣稱要在蘇聯進行一場資本主義自由化革命的人比，無疑是高明的。

 

3、軍備競賽搞垮蘇聯的說法不符合歷史真相

關于美國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也有人認為，是由于美蘇軍備競賽“倒逼”使得蘇聯經濟崩潰而解體。

里根總統時期美國大幅度增加軍費，迫使蘇聯也搞軍備競賽，結果蘇聯把自身的經濟拖垮了。

這也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如果這是里根政府為了炫耀削弱共產主義的政績，那就無可非議。但是據美國的資料顯示，80年代蘇聯軍費開支的絕對數雖然增長較大，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與50年代是完全相同的。

應該說，對蘇聯的解體，美國和西方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而是以傳播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代表的意識形態，非常有效地滲透和改變了蘇聯知識分子和黨的干部的思想體系。進而改變了蘇聯國家的領導路線和政策。

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研究了蘇聯經濟學家的思想傾向，并將其與英國經濟學家比較，發現他們比西方人更堅決地主張市場化和私有化。其實，蘇聯經濟學家接受的不過是最簡單、最天真的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觀點。

同蘇聯的改革相比，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較大成就。20年間，大多數人口的生活質量有了明顯改善。中國經濟改革的措施是把國冢的有效控制和市場結合起來，到目前為止，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國社會群體中，不平等的現象在大幅度增長，失業人數在增加，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個人在社會保障方面所獲得的福利在逐步減少。

目前中國的危險也是主要來自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擴展，這一思潮正在為精英集團廣泛接受。

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觀點，主張中國的繼續發展必須打破政府對資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業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

這是錯誤的！要知道，美國的自由主義模式不會給中國帶來什么好處。事實證明凡是過去實行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國家，一旦采納新自由主義模式，實行完全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最終只能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