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年4月，山東省煙臺市委組織部圍繞在農村實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自上而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討論，在思想的激蕩和理論的激辯中，漸漸形成了共識。于是，從2017年11個村試點到2020年底，已經有3045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煙臺的農村生根發芽、開枝散葉。
搞不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理論問題，必須從理論上搞清楚。理論來自群眾和實踐，最終還得回到群眾和實踐中檢驗。從土地改革，到農業合作社，再到包產到戶，中國的農村經歷和收獲的，都匯成了“中國道路”不同尋常的歷史跨越。今天進入了新的時代，在標注上一段征程的輝煌后，下一個征程該如何出發？《思·享2021》節目組在探訪煙臺的過程中，帶著諸多疑問采訪了時任煙臺市委組織部部長于濤（現任山東省市場監管局黨組副書記）。她以煙臺的探索和實踐告訴我們，如何認識“組織起來”，如何認識“黨建也是生產力”，如何認識鄉村振興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關系。
專訪于濤
問：組織部是管干部的，為什么煙臺市委組織部要去抓農村集體經濟？
于濤：我覺得，首先鄉村振興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個大戰略，是全黨的大事。組織部又是黨委的一個重要部門，在這個大戰略之下是一定要服務大局、有所作為的。第二，可能很多人心里有疑惑，集體經濟還要不要搞？我們在抓集體經濟的過程中就感覺到，集體經濟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很重大的政治問題。如果集體經濟空殼，政治就會空殼，黨在基層的執政基礎就會空殼，這將是個非常危險的情況。所以在我看來，集體經濟不是要不要抓的問題，而是一個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的問題。第三，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我們看到農村還有些地方過得很苦，有些農民過得很苦，我覺得也有這個責任。只要是對黨和國家的事業有利的事，只要是對群眾有利的事，只要不是越權的事，我們就要主動作為，替黨替群眾多干一些事，這也是我們最初的一個想法。第四，作為組織部門，有抓基層黨建、農村黨建的職責，你要履行這些職責，總要有一個抓手。“三會一課”、政治學習等黨務工作，是黨建的載體，必須認真完成。同時，還要避免黨建與業務“兩張皮”，黨建一定要和經濟發展緊密結合。抓集體經濟，就是抓農村黨建的一個平臺和載體。所以這是組織部門責無旁貸的責任，是我們分內的責任。問：抓農村集體經濟，為什么非要采取“黨支部領辦”的模式？
于濤：2015年1月我到萊蕪任職之后，基本上每個周末都會開車到村里去轉，看見誰家里開著門就進去坐一坐，聽聽他講村里的情況。從萊蕪到煙臺，一直保留著這個習慣，前前后后走了三四百個村。通過進家入戶地走訪，我對農村存在的一些問題有了認識。農民也給我很多啟發，他們也講認為該怎么做。所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個事其實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不是我們自己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農民有需求、有愿望。關于農村現在遇到的問題，我歸納總結了這么五點：第二，支部弱。農業生產的生產、經營、分配權都在一家一戶手里，如果沒有強大的集體經濟實力，支部在農村就發揮不了作用，執政基礎很不牢固。第三，群眾散。各顧各家，個人自掃門前雪。集體若是有事，一般是沒人關心，也不太愿意參與，覺得集體和自己是無關的。第四，產業衰。一家一戶單打獨斗是很難形成規模經濟的，尤其像煙臺，蘋果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產業，我們這一茬蘋果都是改革開放之初種的，盛果期就是30多年，這些年蘋果的品質和產量都開始走下坡路了。如果靠一家一戶來更新改良品種，不太現實，因為家里留的都是老人，他們沒有精力、財力來更新品種。而且蘋果從種下去到產果，大概還需要三四年的時間，如果靠農民自己更新，這三四年沒有收入，不能糊口，只好另謀出路。如果這個時候再不重新組織起來走集約化的道路，可能這個產業真的就一蹶不振了。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就想：怎么辦？結論是，黨組織要站出來，靠黨組織的引領來把群眾重新組織起來，重構集體和群眾之間的利益連接紐帶，這可能就是我們破解農村問題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問：有人會問，黨支部來領辦集體經濟，是不是符合農村改革發展的方向？
于濤：一開始有些干部確實有這樣的顧慮：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會不會是走回頭路？我想這個問題要放在一個大的歷史脈絡當中來考慮。新中國成立七十年，農村經歷了兩次大的變革。第一次就是上世紀50年代，走合作化道路，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小農經濟散亂的狀況，這個不能否定。第二次是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瞬間激發了農民的活力，這也是立足于為改變人民公社到后期的一些弊端，實行的一種改革，在當時也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樣不能否定。回頭看這兩個歷史階段，集體化道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分田到戶可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那么今天我們站在新時代的時間節點上，是不是應該綜合前面兩個歷史時期的經驗，走一條新的道路，讓這條路既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又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本世紀初，習近平同志提出農村要走組織化的市場化道路，我們認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恰恰是今天應運而生的一個新事物。因為它首先能夠把群眾重新組織起來，重新抱團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合作社又是股權清晰的，實行按勞分配、按股分配，是能夠調動大家積極性的。所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僅不是回頭路，更應該是這七十年歷史的一個螺旋式上升。
問：一開始基層干部和群眾能理解嗎？畢竟過了這么久，“分”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
于濤：2017年3月，《塘約道路》一書風靡全國，我聽說之后趕緊買了一本看。書一拿到手，我就連夜讀完了，讀完之后非常震撼。因為塘約村發展集體經濟的思路，跟我一直以來的設想高度吻合。4月，我們就下發了通知，要求在“兩學一做”當中，各級都要學這本書，就把這個當成了一個切入點。5月，我們請王宏甲老師到煙臺，一方面是做調研，請他看看我們已有集體經濟基礎的一些村，另一方面是請他到煙臺市委黨校，給全市干部做了一次講座。講座之后，我們召集縣級的組織部長、部分鄉鎮的黨委書記和村書記，一塊開了一個座談會。在會上，大家還是產生了很強烈的思想碰撞。我沒有想到大家對這個事還是有各種顧慮：有的人認為集體經濟是過去的一些提法，現在再提集體經濟，是走回頭路；有的人覺得當時分田到戶的時候，集體基本沒有預留任何資源和空間，現在再提發展集體經濟，無從下手；還有人認為塘約之所以變化大，是因為有一個左文學（塘約村黨支部書記），我們這兒沒有這樣的人物，所以干不出這樣的事。多數人覺得，“明星村”在各地都有，萊蕪有，煙臺也有，但這些“明星村”的成功，往往是因為它們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意義，推廣不開。有顧慮，我認為是正常的。但是我們要做的不是遷就于這些顧慮，裹足不前，而是要有所突破。
于濤：一開始確實對這個事的認識不那么一致。有些干部都能直言不諱地給我指出來說“部長，我覺得這個事不該我們干”。我不怕別人給我提反對意見，愿意提意見，這恰恰說明我們的干部還是敢說真話的，我知道了他們心里有什么不同認識之后，我們才可以有交流，有碰撞。所以在他們提出來這些問題的時候，首先，我說我理解。第二，在肯定他們敢說真話之后，我就要給他們不斷地去講理論。理論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工作一定要用正確的理論來指導，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能變成物質的力量。掌握理論的過程，就是我們做思想工作的過程。我認真讀習近平總書記的書，學習總書記的講話，也讀各種觀點的學者的書，然后形成自己的思路，最后講給干部聽。這些干部其實是有境界、有覺悟的，一旦把理論給他講清楚之后，他自己就能煥發巨大的創造力，然后用自己的話再去講給更基層的群眾聽。所以用理論去掌握干部和群眾，這個是很關鍵的。事實上，我們的干部在統一了思想之后，都能迅速地把我們大腦中的一些理念和思路，變成具體可操作的一些路徑和辦法，這是讓我特別感動的。比如東院頭村，為了給群眾講清楚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什么好，它不是走回頭路，它應該怎么辦等，村干部給群眾召開了12次會議，還把外面高校的專家請到村里給大家上課。諸如此類的事非常多，思想不破冰，行動就不能突圍。這就好像蒸饅頭，發酵不到必要的時候，饅頭蒸出來就是個死面饅頭。統一思想就是饅頭發酵的過程。所以其實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就是在統一思想，這是最難的，也是最必要的。作為上一級，第一我有責任把道理給大家講清楚，第二有責任自己沖在前面，沖鋒陷陣，帶著大家一塊干。有這兩條，推進工作其實沒有那么難。問：我們在采訪時也感到，煙臺的干部確實工作熱情很高，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如數家珍。
于濤：過去我們也沒有覺得周圍會有這么多有境界、有覺悟、有擔當的好干部，但是在干事的過程當中，就好像有一個吸鐵石，大家都從地下被吸出來了，就這樣在我們周圍聚集了一大批這樣的干部。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周圍是有大量好干部的，大家是有潛質的，只是需要我們各級黨組織去吸引他，去造就他，鍛煉他、提升他。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組織的責任。問：許多人認為集體經濟“明星村”的成功，都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為它們具有獨特的條件。那么煙臺是如何讓這種“特殊”變成了“普遍”呢？
于濤：從幾個“明星村”到普遍推廣，是量變到質變，確實不容易。如果僅靠下達一紙文件，就想往前推進，肯定是行不通的，需要做大量扎實細致的工作。首先，統一思想。思想不通，什么事也干不成。2017年剛開始推動的時候，全市上下對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認識是不一致的。沒有人知道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該怎么干，顧慮重重甚至質疑重重。我們以《塘約道路》這本書為切入點，給大家講“窮則思變”“抱團發展”的思想，縣鄉村三級書記人手一本，點燃了大家頭腦中的火種。為了統一思想，是逢會必講：黨課宣講、工作會宣講，挨個跟縣（區、市）、鄉、村各級書記講。我們經常在吃工作餐的時候坐一塊，我就說，你們一邊吃著一邊聽，我光負責說，有時一中午在飯桌上不停給他們講這個事的意義在哪里、我們該怎么做。就這樣一個點一個點地突破，慢慢地，就有一些干部開始接受這個事了，他們又再繼續到村里去講，層層發動。到2018年，很多村在沒有明顯政策支持的情況下，僅靠把群眾組織起來，就已經實現了十分明顯的變化。這時候，為了解決一些基層干部思想中的質疑，我們趁熱打鐵，召開了一次全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現場觀摩會。那一處處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發展場景，干部群眾煥然一新的面貌，打消了大家所有的顧慮。包括現在經常有領導和學者到煙臺來調研，我們很自信的一點是，哪怕帶著最深的質疑、審視、挑剔來，無一例外地也都會帶著激動、興奮的感受走。2019年初，為了進一步凝聚鄉鎮黨委書記的共識，我們又舉辦了全市鄉鎮街道黨（工）委書記專題培訓班，圍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怎么辦的問題，我作了專題輔導，參訓干部非常踴躍，我們直面問題、共同探討，答疑解惑，大家也產生了許多共鳴。第二，以點帶面。它（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面推開，這是不現實的。我們先找工作基礎好的村、認識比較清晰的村黨支部書記，幫助他們做出典型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方法。從2017年，先是選擇11個村“試點先行”；到2018年，許多村莊開始做了，但是質量良莠不齊，有些做法也不規范，所以我們挑選了100個村做示范，叫“百村示范”；到了2019年，提出“千村覆蓋”，在確保質量的基礎上，2019年底覆蓋了1470個村；2020年初，我們提出“全域推進”，目前（2020年8月）覆蓋了2779個村。就這樣由點及面，層層切入，確保穩扎穩打，不出問題。
【截止2020年8月，2779個創辦了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第三，加強制度建設。合作社能長治久安，歸根結底靠制度。我們設置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規范和標準，堅決防止“蘿卜快了不洗泥”。2019年底出臺了《關于促進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對合作社的內部架構、股權設置、產品質量等提出了22條指導意見，比方說集體占股不少于10%，單個個人占股不超過20%，以確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建立了“六統一”機制（章程統一審核、項目統一論證、分配統一規范、財務統一管理、社務統一公開、文檔統一保管），立規矩、嚴標準，從一開始就規范起來。同時，要求合作社對外簽訂經濟合同、支出1萬元以上大額資金，需經鄉鎮街道審核同意。這些做法有效地防控了風險，確保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夠平穩運行。總之，我們的路徑就是逐步推進，而不是一陣風、一刀切。堅持一年接著一年干，漸漸水到渠成，就形成了強大的氛圍，到最后都不用我們再推著干了，有一些沒干的村，看到那些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村民自己都會找黨支部問，我們村什么時候也這么干？還有的村，一開始不是所有村民都愿意加入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但是看到加入合作社的人收益都非常好，他們就坐不住了，也申請加入到合作社當中來。這就是典型引路，群眾用實實在在的收益教育著其他群眾，到最后就是星火燎原。問：我發現煙臺農村涌現出了許多好干部。有的村支書放棄了自己的生意，回到家鄉辦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的村兩委干部為村集體產業干活不領一分錢；還有許多村支書自掏腰包墊錢辦合作社；甚至有的把自家果樹砍了，帶頭把土地貢獻出來搞集體經濟等等，為什么煙臺能出現這么多無私奉獻的“好人”？反過來問，這么干對他們有什么好處嗎？
于濤：如果按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解釋，這些現象好像不合常理，他們應該要另有所圖，這也是很多人會給我提出來的問題。我覺得，如果能夠深入中國農村去了解我們的農村農民的話，可能就能理解他們的做法了。首先，人在滿足了自己的生存發展需要之后，有一種被尊重的需求。尤其是在中國農村，村里都是父老鄉親，這些人是打心里愿意為家鄉奉獻、付出，得到家鄉人的尊重的，他們不單純是自私自利的，不要小看我們的農民。其次，我們在制度設計上也給村支書做了規定，如果干得好，是有獎勵的。再次，如果村干部在合作社也占一定的股份，那么合作社發展越好，他和其他村民一樣，也有越來越好的收益，并不是說他所有的付出都只是犧牲，連生存都不能保障。舉個例子，我們有一個東院頭村合作社，去年（2019年）分紅，現金入股1萬元本金，年終分紅5000元。土地入股，每畝分紅是4000元，相當于兩年就能回本，從第三年起凈賺。相比較而言，如果是其他形式的合作社，群眾單純獲得土地流轉收入，每畝的收益頂多是500多元流轉費用，經營的收益大部分被拿走。所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收益前景也是很可觀的，它能給支部書記充分的保障和激勵。問：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關鍵是需要有一個好班子，特別是要有一個好的領頭雁，組織部怎么保證挑人不出錯？
于濤：在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初，經常有同志提出，我們沒有左文學（貴州塘約村黨總支書記）這樣的人，所以就出不來塘約這樣的村。我說我們要打破“左文學神話”。一個好的帶頭人，不可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就像雷鋒，他也不是生下來就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當年很多普通農民加入到革命隊伍當中，能成長為軍長、師長，靠的是什么？靠各級黨組織的教育、培養、選拔、鍛煉，給他舞臺去展示，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剛開始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時，正好趕上山東全省農村“兩委”換屆（2017年），煙臺又是全省換屆的試點市，我們就抓住了這個機會。既然是全省換屆的試點，我們就可以有所創新。我說選出來的人必須得是有公心、有擔當、愿付出的人，因為群眾把錢都交到集體手里邊，我們得替群眾把好這個關。
于是我們提出：第一步，自薦參選，你先要報名，我們對這些人就大體有個數。
第二步，縣鄉村三級對自薦參選的人進行三級聯審，相關部門要對這個人平時的表現情況做一個全面的了解和畫像，如有沒有涉黑涉惡，有沒有刑事處罰等。設置了“兩委”成員候選人正面清單和“十五個不得”“十五個不宜”的負面清單，取消了770名有黑惡霸痞等不良記錄的自薦人資格。
第三，加強對群眾的宣傳，提了個口號“好人加能人，才是當家人”。有的參選人沒有什么案底，但是平時表現不好，在投票的時候就得靠群眾把他們篩掉。通過這次選舉，儲備了一批有情懷有擔當、能干事不出事的黨支部書記，為后來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打下了堅實基礎。
這次換屆，確實重塑了煙臺基層的黨組織。在換屆之前，我走了很多村，每到一個村就問老百姓：這個村怎么樣？在有的村，老百姓說很穩定。為什么？因為我們村里邊的書記是個“混社會”的人，所以老百姓都不敢鬧事。后來我在大會上講，如果我們黨組織要靠這樣的人來維持基層的穩定，那是我們這些人的恥辱。共產黨要依靠的是群眾，不能依靠這些有黑惡背景的、“混社會”的人來把控我們的基層。這一點我們看的還是很重的。選出了這么一批好的帶頭人之后，就要加強教育培訓。我們把他們送到浙江大學去培訓，讓他們開了眼界，激發了干事的熱情，觸動很大。很多村書記當時記筆記就說知道該怎么干了，看到了先進的榜樣，覺得我也能干成。后來我們又建了一個鄉村振興學院，專門培訓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干部，甚至我們自己的干部干得好的，就要讓他到講臺上去也講給別人聽，在講給別人聽的過程當中也提升自己。事實上，好書記不是選不出，只要我們肯下深水找。中國那么大，優秀的人才很多，能挖掘的人很多，我們黨組織再跟上去教育、引導、培訓，是能造就大量優秀的集體經濟帶頭人的。問：從給自己干到給集體干，群眾的積極性會不會不如以前？
于濤：其實農村走到現在，大部分年輕人已經出去打工了，“一家兩制”是非常普遍的情況。在統計數據上看農村居民收入提高很快，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老人在家里種地，保著本，年輕人到城市打工，工資回補農村。但是，如果單純看農村，因為空心化，土地撂荒的情況其實是比較嚴重的。而加入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實現規模化經營，可以用上先進的智能化的機器設備，節省了人工。如果老人還有勞動能力，還可以再以勞動力入股，也可以按勞分配領工資，群眾是有積極性的。我們萊州有一個生產金銀花的合作社，到了收金銀花的時候，群眾中有90多歲的老人，都很愿意搬著小凳來參與集體勞動。他看中的不僅是我能在這里掙錢，也很希望通過參與集體勞動、過集體生活，獲得歸屬感，這是老人很看重的。我在基層工作有一個很深刻的體會，就是組織起來的群眾和單打獨斗的群眾，精氣神是完全不一樣的。單打獨斗的群眾，哪怕是他自己有能力，他出去掙了錢，但往往也會感到沒有歸屬感，沒有靈魂。但是在集體當中的群眾，就像一個大家庭，在一塊歡聲笑語，熱火朝天，那種氛圍是群眾非常盼望的，這也有利于農村的治理和穩定。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開局之年。改革開放之初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而“十四五”時期將在脫貧攻堅收官的基礎上，啟動鄉村振興的新征程。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問題。那么，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有著怎樣的聯系？煙臺探索將給我們帶來哪些啟示？今天繼續跟隨于濤，去發現“煙臺經驗”背后的深意。問：聽說您到衣家村調研的次數達到二十多次，能否說說衣家村如此吸引您是什么原因？
于濤：衣家村是一個只有130多人的小山村，雖然小，但它有大學問。第一，它是一個既無區位優勢，又無自然資源，三無年輕勞力，這么一個什么都沒有的小山村，在黨支部領導下辦起合作社，靠著一群老人艱苦奮斗、戰天斗地，修起了公路，建起了大棚、養殖場，改變了村莊的舊面貌。這個力量就是組織起來的力量，組織起來的群眾復興了一個村莊，這種組織起來的力量特別打動人。第二，衣元良發明了工票，工票真正體現了勞動者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過去我們一提起勞動，總是把它歸到成本里。而在衣家村，勞動變成了股份，工票可以轉化成股份，還可以換服務，它成了一種生產要素。“工票”的本質就是勞動入股，這是生產關系的一種創新，體現了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而不是被異化成了機器。這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生動應用，我們看到了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問：“工票”代表了一種希望，這希望的背后是共產黨的信譽在支撐。
于濤：對，黨組織有政治優勢，政治優勢是可以轉化為經濟優勢的，這一點往往被人忽視。有些人覺得黨建是虛的，事實上它不是，黨的政治優勢真的就能轉化成經濟優勢。就像“工票”制度，群眾相信黨組織，在沒有錢的情況下也都愿意投入勞動，其實就是信任轉化成了物質的力量。問：所以說“黨建就是生產力”，能否再充分解釋一下這二者的關系？
于濤：黨建是一個把方向、聚人心、筑靈魂的工作。從黨的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看，抓好黨建是經濟建設的有力保障，是第一推動力。我們黨有9000多萬名黨員，全國大約16個人當中就有一名是黨員。如果每一名黨員都能發揮密切聯系群眾的作用，那么14億人就很容易擰成一股繩，什么大事都干得成。反過來說，如果我們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甚至站到了群眾的對立面，那么結果必然是：一是陷入“塔西佗陷阱”。就是不管你是干好事還是壞事，說真話還是假話，群眾都不相信你。黨委、政府說話沒人信，別人一忽悠都相信，那一定會影響經濟發展。二是群眾缺少組織，缺少公正，缺少依靠，只好被迫自保，結果是自私自利、不顧大局。只靠我們這些干部唱“獨角戲”，不去團結群眾、帶領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不激發群眾的力量，發展也很難搞好。四是維穩壓力增大，黨委政府占用很多原來可以用于發展的精力來進行維穩。這就好像治病，維穩是治已病，而一個高明的中醫，他的本事是治未病。如果各級黨組織堅強有力，很多問題本來是可以不出現的，治未病才是社會治理的最高境界。在正常年景，可能靠著慣性社會也會往前走，不會出大問題。但是這個慣性是不保險的，一旦出現緊急或者是極端的情況，沒有黨組織的號召力，整個社會一盤散沙，是非常危險的。所以我們要不斷增強黨組織凝聚人心、服務群眾、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動員人民、組織人民共同來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這才是發展的正途。我們提出一個公式：黨的有組織＞資本的有組織＞小農的無組織。農業合作化本質是把農民組織起來，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和實施鄉村治理，維護農民利益，那么，由誰來組織農民？黨組織必須站出來承擔這個責任，才能充分動員群眾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才能確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真正為最廣大農民利益服務，才能賦予農民和農村強有力的組織、規范的制度，確保合作社發展行穩致遠。我們在煙臺提出“抓黨建就是抓發展”“黨建要統領一切、覆蓋一切、凝聚一切”，實現了講政治和抓發展的高度統一，避免了“兩張皮”。問：很多社會資本也希望參與鄉村振興，那么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后，怎么處理和社會資本的關系呢？
于濤：首先，資本來參與鄉村振興，我們是非常歡迎的，我們歡迎一切力量參與到鄉村振興的事業中。要注意的是，農業合作化必須以農民為主體，如果合作社辦成強強聯合的精英社，也許能實現產業振興，但無法實現共同富裕，也難以起到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作用。相反，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就能有效整合農村零散的各種生產要素，社會資本也能獲得更大投資空間，雙方都是受益的。第二，在引入社會資本過程中，要有必要的規范，防止到農村跑馬圈地，所以我們提出要鼓勵、引導社會資本，強調要在堅守共同富裕原則的前提下實現雙贏、多贏，提出單個社員出資比例不得超過20%，防止一股獨大。另外，黨委政府對合作社經常給予的扶持資金、獎勵資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承接上級的補助資金，就會把它變成集體的股份，實質就是所有群眾的股份，這樣上級的幫扶就可以惠及所有人，更體現公平。問：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已經討論了很多年，為什么能在煙臺取得突破？是因為煙臺有什么特殊性么？
于濤：很多人可能認為，集體經濟發展好的村都有特殊性，包括認為塘約村也有它的特殊性。而煙臺實現了全市范圍全面推進，你說它還有什么特殊性呢？我不這么認為。煙臺有像衣家村那樣的山區村，也有沿海的村；有丘陵地帶的村，也有平原地帶的村；有種經濟作物的村，也有種糧食為主的村。這些村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下，無一例外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所以我認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一個可復制、可推廣的做法，不是因為煙臺有什么特殊的優勢。煙臺能做成，在全國任何一個地方都能做成。你非要說為什么先在煙臺做成了，可能是因為我們這些人還是愿意多出一些力，愿意多擔一些責任，我們不能眼看著農村就這么衰敗下去，不能眼看著我們那么可愛的農民還過著比較艱苦的生活。我們希望能更多的擔當，更多的作為，這是煙臺的干部比較一致的地方。問：發展集體經濟怎么同鄉村振興銜接起來，在煙臺還會繼續怎樣的探索？
于濤：我們其實還有很多設想。比方說搞“三位一體”的新型農業合作體系（注：2006年年初，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建立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新型農業合作體系的農村改革新思路），全鏈條實現集體化，已經做了一些謀劃。另外，煙臺一些鄉鎮已經開始探索在鄉鎮區域內建立聯合社等。
鄉村振興確實是一盤大棋，需要各個部門、各個系統一起發力，聯合推進。一開始可能我們組織部門就是一個“點燈的人”，越往后越需要全社會、各個部門、各個系統一塊努力才能實現。我覺得這個氛圍已經慢慢地形成了，各級黨委政府都很關注鄉村振興，一定是能夠有所突破的。問：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以來多次指示要走好農業合作化道路。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的思想，您認為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
于濤：習近平總書記講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鄉村振興道路。什么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鄉村振興？美國、歐洲、日本農業現代化發展很好，也實現了規模化經營，它們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它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鄉村振興。總書記其實經常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義。那么中國的鄉村振興也肯定是社會主義的鄉村振興，不是像西方那種鄉村振興。因為西方的鄉村振興是少數人富裕，這和我們有本質的不同。我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是不是得有這么三個基本的標準和要求：第一，加強黨的領導，鞏固執政基礎。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鄉村振興一方面要通過加強黨的領導來實現，另一方面，鄉村振興的成果也一定要體現在加強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而不是削弱這個基礎。從這個角度看，各類的合作社當中，恐怕只有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才能既實現經濟發展，又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所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要求的。過去，在一些村莊，黨支部處于邊緣化、配角的地位，這是農村許多問題的根源。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正是扭轉了這個關系，讓黨的領導全面融入鄉村治理。主要體現在：一是堅持合作社姓黨。由村黨支部書記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合作社，并明確這是職務行為，不是個人行為。二是堅持理事長在黨。把“村黨支部書記擔任合作社理事長”寫入合作社章程，保障合作社“姓公不姓私”。三是堅持決策權歸黨。明確合作社中集體占股為“金股”，確保集體股保留決策權和否決權，利潤分紅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主導，向普通社員特別是老弱病殘傾斜。第二，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底線。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堅持黨的農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農村改革不能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改垮了。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和根本特征，是實現最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一旦動搖和顛覆了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一制度，農村改革必將失魂落魄，必將犯下顛覆性的錯誤，我們共產黨人的初心如何體現？那些為了耕者有其田而犧牲了的烈士能答應嗎？所以，只要我們還是共產黨，只要我們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第三，把群眾組織起來，實現共同富裕。我認為這是中國特色鄉村振興的道路的一個本質特征。因為共同富裕是共產黨的價值追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這個追求。我們之前是鼓勵少數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這是黨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途徑。先富怎么帶動后富呢？只靠轉移支付來實現共同富裕是不現實的，只有黨組織站出來，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激發群眾的內生動力，把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自己去實現富裕的生活，這才是我們的方向。
為鞏固脫貧成果，有效銜接鄉村振興提供參考，《半月談》雜志于2020年，對全國31個省份175個縣區、1684名基層一線干部展開一對一訪談。調研中，許多扶貧干部認為，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增強農業實力、美麗農村環境、富裕農民的重要舉措，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破題點和必經之路，建議進一步加強對貧困地區發展集體經濟的引導，為貧困村莊銜接鄉村振興打下基礎。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20年8月，煙臺市在施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2779個村中，年新增集體收入4.15億元，群眾增收5.23億元。關于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以壯大集體經濟，煙臺這一積極探索以及積攢的寶貴經驗，為深化農村改革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思路。今天，中國大地鋪展著農村發展與變革的生動畫卷，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再從鄉村振興到共同富裕……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建設黨，這幾乎凝聚了我們對于時代、對于國內外歷史經驗、對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深刻認識，也包含了幾代共產黨人對理想的孜孜以求。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不斷的實踐中尋找必須遵循的規律，在充滿變數的歷史發展中尋求不變的真理。
（來源：昆侖策網【綜合】，轉編自“中國正在說”，原文分上中下三篇，此為全文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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