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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以“《印度土改失敗禍起‘鄉紳’》”為題刊發于2014年4月21日《國際先驅導報》，發表時刪節較多，這里貼出原稿全文。

                                                                 2017.10.16

  梅新育

“民主”、“自治”……乃至“鄉紳”之類的詞匯近年頗為流行，據說政府行政權力向下不到鄉村、鄉紳主導的村民自治才是理性的模式，美國學者黃亞生教授關于印度的民主的一些說法又為這些論調提供了“論據”。黃教授曾多次撰文聲稱：民主制度引入印度農村地區進程的起步始于印度經濟起飛的時代；1992年，印度通過修改憲法和推廣鄉村自治的方式推進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長老會”，即由五位高級種姓的村社長者組成一個鄉村自治性質的治理機構，在不遠的將來，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將極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質量，幫助印度克服腐敗；云云。然而，只要對印度歷史有所了解，就會知道，黃教授這些關于印度民主的說法純屬荒唐“硬傷”，甚至突破了平等原則的底線。

首先，黃教授這里稱贊的“五人長老會”并不是什么1992年才誕生的新生事物，而是已經沿襲上千年的傳統。這一機構名稱為“panchayat”，漢語規范譯名為“村評議會”，亦譯作“村務委員會”，或音譯為“潘查雅特”。在印度廣大農村基層，至遲從孔雀王朝時期（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亦即中國戰國后期至西漢前期就形成了由評議會負責農村基層行政管理的傳統，當時出使印度的希臘使節麥加斯梯尼（Megasthenes）在其著作中對此就有記載，這一傳統沿襲兩千余年，在印度獨立后得到繼承，其憲法規定國家和各邦有義務組織農村評議會，授予實際權力，使之擔負起自治政府村級基層行政機構職能。1952年10月，印度政府在美國福特基金會支持下開始實行“農村建設計劃”，其中建立村評議會、實施村自治成為該計劃的首要內容，全面整頓和恢復印度農村公社制度所殘存的村評議會，并正式授予基層政權職能，從而統一了全國農村基層的政權行政體制。1992年，印度通過第七十三項憲法修正案，又將縣、鄉、村三級評議會制度確定為必須在印度全國實施的法定制度。

其次，印度村評議會也不是如同黃教授所說的那樣由五位高種姓長老組成，而是規定為婦女及表列種姓、表列部落等弱勢階層保留了席位。當然，在實踐中，評議會通常由高種姓和權貴長老把持，但接受了歐洲文明熏陶（盡管最初由殖民者強加）、長期追求社會主義導向的印度聯邦并未明文規定評議會必須由高種姓長老組成。黃教授對評議會組成的贊美雖然是烏龍，卻暴露了他心目中的民主實質絕無可能與現代文明主流協調，更不能為中國社會所容許。印度歷史和現實中眾所周知的最大不平等就是種姓制度，黃教授稱道由高種姓長老壟斷鄉村自治權力的制度，是否突破了平等原則的底線？而突破了平等原則底線的“民主”會是什么樣的民主？最糟糕的是，如果在“自治”和“強化民主”的旗號下剝奪上級政府干預矯正這種不平等的權力，結果會是什么？

從歷史和現實的效果來看，我們更無法對印度村評議會制度寄予過高期望。印度政府賦予了村評議會相當的實權，如1961年底印度政府宣布實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額制度，規定超出限額的土地須由國家交給村評議會，并由村評議會分給無地、少地農民或農業合作社耕種，以限制大地主占有過多土地。但在實踐中，高種姓和權貴長老把持的決策、施政目的往往是維護高種姓和權貴特權。正是在全印各地村評議會的操縱下，印度政府近40年前就交給他們實施的土地限額制度普遍落空，土改也就淪為印度國家奠基的最大“豆腐渣工程”。

而且，評議會已經形成了一套事實上的司法體系，其權力之大，可以剝奪村民戀愛婚姻自由，可以廣泛濫用私刑，乃至公然下令殺人、強奸。如果一位低種姓男孩想娶一個高種姓女孩，其結果很可能就是由評議會逼迫男女雙方父母處死自己的孩子；倘若哪位婦女拒絕下地干活或做家務，評議會甚至會下令全村圍觀她被輪奸。[1]至于評議會下令對“行為不檢點”婦女實施“榮譽處決”之類極端行為，也屢見不鮮：

2012年6月3日，29歲的哈金與其妻子在寶萊塢“一哥”阿米爾·汗的電視節目《唯真理必勝》中傾訴自己自由戀愛的甘苦，批評女方家庭因男方門第種姓較低而不祝福他們，抨擊北方邦老家布倫德舍赫爾縣的村評議會干涉他們的戀愛婚姻，威脅他們生命安全。結果，11月22日，他們返回老家探望哈金生病的母親時，女方兄弟等5人綁架殺害了哈金，這起“榮譽處決”案件一時占據了印度各大媒體的大量版面。[2]

2014年1月，西孟加拉邦比爾普姆縣桑提尼基坦鎮蘇巴浦爾村發生惡性案件，一少女因為與鄰近的喬哈達村男子交往而被村評議會判決由十余名男子輪奸，[3]一時震動中國讀者，其實2010年該縣就已經發生過類似案件，受害女子后來獲得印度總理頒發的勇氣獎，并被安置在邦政府經營的社會福利機構，但她蒙受的羞辱折磨已經無法挽回。

……

類似印度村評議會的制度在中國也曾存在過，其結果同樣糟糕。民國時期，南疆維吾爾農村社會盛行長老會制度，[4]鄉、村各有其長老會，通過世襲或個人授受方式產生。漢族人主導的政府官僚體系只到達縣一級，長老會承擔了當時維吾爾農村社會基層幾乎全部公共權力，囊括行政、水利管理、審判三個方面，通過推薦以“伯克”為首的各類公職候選人而獨占了所有基層公職。長老會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地主，或是加入長老會集團后經濟地位上升成為地主，這樣一來，高度自治的長老會制度實施結果是地主經濟權力與政權、神權相結合，促進和維持了當時南疆維吾爾族鄉村社會的兩極分化。

身兼長老會職位的地主為自己攫取更多灌溉用水，為自己贏得有利的民事案件判決，……其經濟地位由此進一步鞏固；伊斯蘭教神職人員普遍與長老會勾結，清真寺所有的瓦哈甫地（穆斯林信徒捐獻給清真寺的土地）基本上都交給地主管理，……地主、長老會、清真寺三位一體的基層統治集團由此極為穩固，在基層基本上可以一手遮天，農民則大批失地，淪為“連與人平等地說話的權利都沒有”的長期雇傭者，甚至賣身為奴。經濟方面的極度兩極分化又導致南疆維吾爾族社會文盲率居高不下，部分地區文盲率高達96%。[5]這種暗無天日、窒息社會一切進步希望和普通民眾一切權利的所謂“草根民主”，難道值得向往？

（2014.4.16，僅代表個人意見）

[1] Sultan Shahin：《為何印度政府撲滅不了印度的毛澤東主義者革命武裝？》，亞洲時報在線，2005年1月25日，鏈接：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GA22Df05.html。

[2]引自《參考消息》，2012年11月29日，第8版。

[3]中國新聞網2014年1月24日報道。

[4]長老會（Ak-saqal），或音譯為“阿克薩卡爾”。

[5]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第40—45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