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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政權是不牢固的

點擊：4600 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6-12 11: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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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從政治上看，我們黨要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就要有關鍵時刻聽指揮、拉得出，危急時刻沖得上、打得贏的基本隊伍。國有企業及其廣大黨員、干部、職工就是這樣的隊伍。關鍵時刻，國有企業及其廣大黨員、干部、職工是靠得住的。國有企業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如果把國有企業做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共同富裕還怎么實現？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還怎么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怎么堅持和發展？對這些問題，我們一定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著喊口號，更不能中別人的圈套！

　　2017年12月12日，習近平視察徐工集團時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要按照黨的十九大部署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使國有企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①]

　　“頂梁柱”，這形象地表明了國有企業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中心問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不要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必須不斷發展壯大，這個問題本來應該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上指出的，“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針對國有企業的奇談怪論，大談‘國有企業壟斷論’，宣揚‘國有企業與民爭利’，‘國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國有化’、‘去主導化’，操弄所謂‘國進民退’、‘民進國退’的話題。特別是各種敵對勢力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重點拿國有企業說事，惡意攻擊、抹黑國有企業，宣揚‘國企不破，中國不立’，聲稱‘肢解’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些人很清楚國有企業對我們黨執政、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亂人心、釜底抽薪。而我們有的同志業對這個問題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錯誤的觀念。我們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決不能認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所有制問題，或者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那就太天真了！”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關系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關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②]

　　不要把國有企業當作純粹的經濟問題，而要從政治上看問題，要不要發展國有經濟，事關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途。事情的實質就在這里。敵對勢力和新自由主義者實際上也是從這個角度談論國有企業問題的。記得2015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了一個《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的文件，強調“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要求“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問題導向，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切實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指導意見》一公布，立即遭到新自由主義分子的指責和攻擊。反映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益的天則研究所所長，公開指責《指導意見》規定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說這“完全是反改革，打著改革的旗號，做著反改革的事情，是又一次欺騙輿論。”他認為，“更嚴重的是，國企存在就是問題。”在他們看來，改革應該以消滅國有企業為目標，搞好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當然是反改革了。有人則認為國企改革應該朝著“國退民進”的方向走，那樣“還有一二十年的高速發展。”否則“中國經濟前景就不樂觀”。理由是什么，他也講不出來。倒來倒去，一句話：不消滅國有經濟，就不能算做改革。他們集中攻擊加強黨的領導，認為加強黨組織的作用“與市場化改革方向”是相悖的。還有外國人表示，《指導意見》是證明“既得利益勝過整體經濟利益的又一個事例”。敵對勢力跳出來反對，恰恰證明《指導意見》是正確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一再證明：凡是敵對勢力叫好的東西，一定是錯誤的，或者是有毛病的，總之是違反人民利益的。階級立場決定了這一點，事情大體上就是如此。

　　為什么我們要把國有企業當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頂梁柱？

　　我們先從正面論證一下，為什么我們堅持要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理由大體如下。

　　第一，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是客觀規律的要求，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是逆歷史潮流的反動。

　　改革開放以來，總有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主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需要國有經濟。說法不大一樣，矛頭指向卻非常一致：改革必須消滅國有企業。各種妖魔化國有企業的言論，幾乎成為輿論的主流，于是一段時間里，刮起了一股出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某些私營企業主的第一桶金就來源于此。這一點，是任誰也否定不了的。

　　鼓吹社會主義不需要國有企業，最堅決、最激進的，也許要算吳敬璉了。他從新自由主義出發，怎么看國有企業都不順眼，非要徹底消滅不可。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他評價我國的改革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怎么說是最壞的時代？他說，搞了30多年的改革，結果形成了“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③]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體制？除了沒有實現徹底市場化之外，就是還保留了一些國有企業。他說，要徹底地改革，必須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國有經濟。最可惡的是他制造了鄧小平主張社會主義不需要有國有經濟的謠言。吳敬璉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時說，“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這個國有這個詞。”[④]造謠、撒謊，連眼睛都不貶一下，這就是他的本事。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開河。1985年8月，在談到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時，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⑤]這里他雖然沒有直接講國有經濟，但誰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經濟就是國有經濟。《憲法》第7條載明：“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另外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92年7月23、24日，鄧小平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時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⑥]你不贊成國有經濟，就說是你不贊成，把謠言造到鄧小平身上，其人格之卑劣，可見一斑，有一位省統計局副局長在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時，公開說，國有企業確實是個“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營企業爭奪資源，改了那么多年，問題不斷。經過多年的改革，好像國有企業減少了，但不斷派生出新的國有企業，而且原來的國有企業不斷做大。他認為，中國改革應該接受科斯的忠告，徹底消滅國有企業，讓私營企業自由競爭。這是“最重要的”。消滅國有企業的心情，溢于言表。而且是在中央堅決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環境下，公然抬出新自由主義的老祖宗科斯來論證自己的主張。要按照新自由主義進行改革的頑固勁頭還真不小。

　　一位曾經擔任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經濟學家”說，國有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恩格斯批評過，如果說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那么俾斯麥就是社會主義者了，因為俾斯麥主張煙草國營。他強調，說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那是“冒牌的社會主義”。他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定義：“民有、民營、民享”，這新三民主義才是社會主義。他主張消滅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民營化”。這里，他公然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實際上要說的是，不是任何國有化都是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國家的性質。這是有道理的。國有經濟，古已有之。封建社會的國有經濟，例如漢武帝的鹽鐵官營，那是為地主階級統治服務的，屬于封建主義性質；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是總資本家，資本主義的國有化并沒有改變資本的屬性，沒有改變雇用和剝削工人的關系，這種國有經濟是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運用這些生產資料為人民謀福利，這時國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會主義的。這位“經濟學家”是拉大旗當虎皮，歪曲恩格斯的原意，為消滅國有經濟、推行私有化制造輿論。其用心極其險惡。

　　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來掌握生產資料，建立國有經濟，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來的。

　　大家知道，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與空想社會主義不同，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類社會必然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并不是基于倫理道德觀念，也不是訴諸人類的理性，而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實際存在的矛盾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累、生產的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每一件產品都不是個人生產出來的，而是由一群工人生產的；生產的產品不是生產者個人消費的，而是供社會消費的；生產上需要的物資，也不是自己生產的，而是由社會提供的。整個國民經濟逐漸融合成為一個各個企業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由社會按照全體人民的利益組織國民經濟的運行。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歸資本家個人所有，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因而使得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的這種要求無法實現。這樣，資本主義社會就產生了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占有方式同生產方式發生矛盾，生產方式起來反抗占有方式，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弊端的總根子，在資本主義范圍內是無法克服的，它只有通過革命，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得到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敲響了私有制的喪鐘，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一種客觀的規律性，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因為只有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才能夠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在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所在。[⑦]

　　那么，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哪個組織能夠代表整個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調控整個國民經濟呢？顯然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以及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階層的總代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實際工作中怎么實現這一要求呢？他們提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⑧]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國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后都把國家所有制確定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依據就在這里。主張消滅國有企業，從理論上講，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也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思想和行為。

　　我們再來看看我國國有企業建立與發展的歷史。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根據地、解放區就有少量的公營企業。全國解放前夕，我們黨提出了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政策，并且明確在新中國，國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要大力發展國營經濟。在1949年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確定，進城以后關于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把國營工業生產放在第一位，批評了“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的糊涂觀念。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我國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要建立和發展具有高度社會化性質的大工業，尤其是要建設像蘇聯援助的156項那樣的大工程，這時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了。黨中央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總路線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逐步把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營經濟。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這項任務，這件事情，雖然存在要求過急、形式單一、工作過粗的弊病，總體上說，正像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工作做得很好”。正是通過“三大改造”，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為后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從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有經濟就一直牢牢保持了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發揮著主導作用，成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支柱。我國經過60多年的奮斗，根本改變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同強大的國有經濟是分不開的。

　　習近平同志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發展60多年的經驗，明確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⑨]

　　無論從理論上說，還是從歷史和現實的實際情況看，我國建立和發展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既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又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那些消滅國有經濟的主張，不僅理論上是錯誤的，違背社會發展規律，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實際，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國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為基礎的，不是建立在那位“經濟學家”杜撰的“民有、民營、民享”基礎上的，他的新三民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私有化，是破壞社會主義的。他的這種言論也是違背憲法的，因為憲法第六條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生產產資料公有制。

　　第二，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是鞏固共產黨執政基礎的需要。

　　每一個政黨、每一個階級執政必須有自己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政權是不牢固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必須把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公有制作為自己執政的經濟基礎。不積極發展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推行私有化，后果是十分可怕的。一旦沒有了公有制，共產黨喪失了自己執政的經濟基礎，還能夠繼續掌握政權嗎？設想一下，假如我們搞了私有化，我們的政權怎么維持和運轉呢？公有制經濟消滅了，只有私營經濟了，我們的政權勢必不能靠公有制經濟交納說收、上繳利潤來維持，而只能靠私營經濟來養活了。拿了人家的錢就要為人家辦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只有兩個出路：一是改變黨的性質，改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政黨，這也許可以繼續執政，但這個黨和政權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了，不能再搞社會主義了，這就違背了初衷，忘記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了；二是如果還想堅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還想搞社會主義，那時在經濟上占優勢的資產階級就不會容忍你繼續執政了，必然要把你趕下臺。只要你相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必須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道理，這兩種情景，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現實的危險。

　　我們黨看到了這種危險。2000年江澤民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座談會上特地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不能動搖，否則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和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就很難鞏固和加強。”[⑩]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俗？”[11]搞私有化絕沒有好下場，它會導致葬送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

　　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從政治上看，我們黨要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就要有關鍵時刻聽指揮、拉得出，危急時刻沖得上、打得贏的基本隊伍。國有企業及其廣大黨員、干部、職工就是這樣的隊伍。關鍵時刻，國有企業及其廣大黨員、干部、職工是靠得住的。國有企業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如果把國有企業做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共同富裕還怎么實現？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還怎么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怎么堅持和發展？對這些問題，我們一定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著喊口號，更不能中別人的圈套！

　　我們堅持發展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堅持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絕不搞私有化的政治理由就在于此。

　　第三，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才能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情況下，怎么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呢？毛澤東告訴我們，在一個存在多種矛盾的矛盾綜合體里，必然有一個是主要矛盾，它規定著、制約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事物的性質正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所以，哪種所有制經濟占主體，決定著整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體地位，是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保證。而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是公有制為主體的重要標志，按照十五大的說法，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二是國有經濟具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就談不上公有制為主體。如果國有經濟被削弱、甚至被私有化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就不復存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會喪失，社會主義也就保不住了，社會就會改變顏色。我們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情況下，必須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這樣才能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才是鞏固的。可以說，越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越要強調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越要重視把國有經濟做大做強做優。

　　必須明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中主體與補充是客觀存在的，只有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非公有制經濟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而存在，整個社會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里，要求“不分老大老二”，不區分主體與補充，是做不到的，也是危險的。

　　必須把不同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地位與它們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區分開來。在市場經濟的運行中，不同所有制經濟是平等的，它們之間進行平等競爭，市場的規則適用于一切所有制經濟，不能一種所有制一個規則。但在所有制結構中，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其中必然有一種所有制居于主體地位，起支配作用，其它所有制則處于從屬地位，起補充作用。正是這一點，決定了社會制度的性質。要求“不分老大老二”，不管主觀意圖如何，實質上是要求改變社會制度的性質。

　　第四，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才能發揮和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我國憲法規定，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應該起主導作用。這主導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中，它能夠控制經濟運行的方向；二是在各種所有制的相互關系中，它能夠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方向。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國有經濟才有能力控制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按照預定方向運行，才有能力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鼓勵和支持，才有能力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市場經濟講的是經濟實力，口頭上說得再多也是不管用的。在市場競爭中，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有誰會理你呢？文件上講的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會落空的。只有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國有經濟才有可能履行憲法規定的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職責。

　　第五，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

　　社會主義要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種分配方式、分配原則，而不是具體的分配政策。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共同富裕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制的建立，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人們參與分配的標準只有一個：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獲得消費品，因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人都改善生活，人人都提高生活水平。這就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同剝削、兩極分化相對立的，存在剝削、兩極分化，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公有制排除了剝削和兩極分化，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私有制基礎上只會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決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只有積極發展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才能達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有人一方面侈談共同富裕，一方面卻鼓吹私有化，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有人認為，不消滅私有制，不發展公有制，只要調整一下分配政策，例如多搞一些社會福利，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等等，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

　　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是憲法賦予國國家機關的神圣職責。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一段時間里，某些國家機關不關心國有經濟的發展，一提到改革，就是為發展私營經濟創造條件，看到國有經濟有所發展，就譴責說“國進民退”了。他們在實際工作中，不斷削弱國有經濟，甚至推行私有化，這是違法憲法的行為，必須糾正。

　　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是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宣傳，并在實際工作中堅決貫徹執行，而不應該有任何顧慮和猶豫。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沒有任何理虧的地方。在這個問題上要理直氣壯，不能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注釋：

[①]《人民日報》，2017年12月13日。

[②] 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6年10月10日。

[③] 吳敬璉、馬國川：《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第3、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

[④] 吳敬璉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的紀錄。

[⑤]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⑦]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293頁。

[⑨] 《人民日報》，2014年8月19日。

[⑩]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5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