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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資本關在籠子里

孔丹

（2018年6月23日在國浩法治論壇上）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法律工作者：

　　大家好！

　　為切合今天論壇的主題，我想通過幾個案例，簡單剖析下中國改革開放與金融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幾次危機。

　　中國的改革開放，應該說起始于1978年12月舉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會議結束后的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同志約請了當時民族工商界的“五老”（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希望他們為改革開放做貢獻，并特別指定榮毅仁先生籌備組建成立一家公司，自主經營，包括對外合作事宜，意圖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開拓出一條道路。榮毅仁先生受命成立了中信集團公司，即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

　　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有三個要素，一個是國際，一個是信托，一個是投資。這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完全是個創舉。那時的信托與我們現在理解的信托不一樣，它相當于非銀行金融機構，還可以把信托來的錢拿出去直接投資，這對于開啟改革開放的征程具有積極而又重要的作用。之后，全國陸陸續續成立了很多類似的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特別是沿海開放城市，比如廣東、大連都成立了許多在當時很有名的地方性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下面通過幾個案例來看看金融業發展中出現的幾次危機是如何解決的。

　　案例一：90年代光大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危機

　　中信集團成立后不久，光大集團及其下屬光大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也隨之成立。從1991年到1994年，光大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資產很快就從幾個億發展到140個億的規模。但據我了解，他們當時已經虧損了8000萬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8000萬美元是一個巨額數字，那一百多億資金大多是他們通過高息攬存來的。

　　那時候中國商業銀行發展的還不是很全面，融資的渠道非常有限，資本市場還沒能真正發揮出它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業態對于當時的經濟及各個地方的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這種金融方式卻走向了極端。我們在調查時發現，其內部賬目是有問題的，表面上每年盈利，實際上并沒有收益，且每年成本在25-30億之間。這個事件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并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

　　問題該如何解決？大家會問，難道就沒有法律來解決這個問題嗎？事實是當時沒有，我們的法律還不夠完善，這個問題是中央直接處理的。我當時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債轉股，把債權人的債權轉為股權。但最后沒做下去，而是通過借款來予以償付，這就變成光大集團一個非常沉重的包袱。

　　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我曾向央行領導提出，光大國際信托事件不是孤立的，其他的國際信托公司同樣存在著大量的高息攬存和資產狀況惡劣的情況，希望加以注意。1999年，有三百多億規模之大的廣東國際信托投資破產了，破產程序直至2003年才完成。此后，大連國投也進入了破產程序。只有中信堅持信用償付，而沒有走高息攬存的道路。當時是摸著石頭過河，所以會付出代價。在當時創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幾乎成了一花獨放，直到問題頻出而不得不對其進行改革，并最終走向正確的發展道路。這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一個案例。

　　案例二：21世紀初中信銀行的危機

　　第二個是中信銀行整合的案例。在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形式出現問題沒多久之后，1999年中央剝離的不良資產體量將近14000多億，在當時可謂是巨額資產，但都還未形成系統性危機。2000年我調到中信，通過摸底發現，中信銀行從1987年成立到2003年形成了300億不良資產，需要撥備和核銷壞賬的有200億，當年的凈資產差不多60億。這樣危機就來了。當時我發現其他銀行都普遍出現了這樣的問題，這是非常嚴重的挑戰。后來我們通過發債、補足資本金、補足凈資產等手段，使其于2006年成功上市。這是我參與處理的第二次危機。

　　案例三：2008年中信泰富外匯期貨事件

　　2007年中信銀行上市后，發展得較為健康，但在2008年美國出現羅曼兄弟事件后，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機構也出現了問題，這就是中信泰富“累積外匯期貨”事件。當時中信泰富的財務人員沒有遵守風險政策，導致153億港元的合約損失，這在今天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足以搞垮一個企業。但我們補救得不錯，對中信泰富做了增資，并由中信集團承擔了一部分外匯合約。如果采取壯士斷臂的方式來處理，就會引起交叉違約，會出現更嚴重的問題。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我聽到很多人議論“孔丹就是中國的雷曼兄弟，他們快完了”，但我們利用各種手段處理好了這個事件。這個階段過去之后我們還盈利了。

　　美國是老師，我們是學生，現在學生被老師坑苦了。我們要學習，但怎么學？事實上，嚴格的監管、基于歷史經驗建立起的風險控制架構我們沒有學好，卻學會了金融“脫實向虛”、搞衍生產品。后來我發現，中國各大金融機構都陷入其中，他們利用客戶的投機心理，不同程度地向客戶推銷衍生產品，以追求高回報，不僅損害了很多客戶的利益，也損害了許多金融機構的信用。

　　把資本關在籠子里

　　今天讓我來說中國改革開放和金融改革發展，我有這樣一個感受——我們的發展，應該說方向是非常對的。金融對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風險非常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的第一個攻堅戰役，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決定。我以自己的經歷告訴大家，在金融業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往往只看到一些設計的正面效果，但也要看到它的負面影響，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困難，我們要早做準備，早做防范。資本是逐利的，如果為追逐資本的最大利益而無序發展，其負面作用就可能超過正面作用，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嚴密的監督和管控，把資本也關在籠子里。

　　謝謝大家。

　　主辦方代表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守文教授向孔丹董事長頒發演講紀念圓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