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毛澤東“六二六指示”發表雖然半個世紀過去了，但“六二六指示”歷久彌新，她原創的醫療衛生的中國模式，是全世界公認的典范，仍然引領著國際醫療衛生變革和發展。 “六二六指示”是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中南海醫務人員的一段談話。毛澤東談到了醫學教育、醫療政策、醫患關系等幾個問題，今天人們對“六二六指示”的印象，主要集中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一句話。“626指示”的意義在于，他用通俗的語言概括了新中國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的獨特路線，樹立“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衛生工作視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對健康進行綜合治理;創立獨特醫療衛生模式，采取預防為主的方針，“減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運用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控制醫療成本，這條路線，是符合醫療衛生規律的，并且無論在歷史上還是世界上都是有獨創性的。今天對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仍有借鑒和指導意義。

“六二六”指示回答了以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根本問題。

　　毛澤東基于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樹立“面向工農兵”的思想，發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建立面向全體人民的公平的醫療保障制度。于是“大批城市醫務人員奔赴農村、邊疆，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衛生工作人員中人力、物力、財力的重點逐步放到農村。”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縣、公社、生產大隊三級醫療衛生機構在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建立起來，基本上形成了農村醫療衛生網，數以百萬計的“赤腳醫生”的成長壯大，幾乎全國每個村莊，都有兩、三名邊治病、邊參加農業勞動的赤腳醫生，到1977年底，全國“赤腳醫生”的數量達到150多萬名，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達到390多萬人。“赤腳醫生”(人員)與合作醫療(制度)、農村“保健站”(機構)一起，成為解決我國農村缺醫少藥的“三件法寶”，從而基本上解決了農民的醫療問題，幾千年來困擾中國人民的醫療衛生問題得以奇跡般解決。我國的國民健康狀況大幅度躍升，70年代末預期壽命等健康指標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第二個問題，用什么辦法維護健康，也就是，醫療衛生發展的技術路線問題。毛澤東是這樣論述這個問題的：“脫離群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 如何維護最廣大百姓的健康?健康是一個社會問題，健康的決定因素中，醫療服務只是一部分，而醫療專業人員和其他很多專業人才一樣，通常偏好更高的技術，更加強調利用專業性的技術來促進健康。從這種思路出發，必然的結論就是，要維護健康，必須不斷地擴大醫療服務供給;增加醫療衛生支出，要提供全面健康保障，就必然帶來醫療成本不斷上升。然而，新中國頭30年的經驗給了另一種思路，那就是通過全民預防、群防群控、大規模的健康教育、愛國衛生運動，把群眾運動和醫療衛生服務結合起來。這種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會組織的手段，來替代專業性的高成本、高技術投入，實踐證明是有效的。 如果考慮到中國傳統的醫療理念，醫療本來就不僅僅是技術行為，而是社會行為，中醫的望聞問切，不僅要問病情，還要問患者的心情、社會關系、家庭生活。這些都說明，醫療服務不能夠僅僅靠硬件投入、靠擴大服務供給的專業化路線，而是要把專業服務和社會組織結合起來。626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腳醫生來到鄉下，他們不僅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更是農村社會的組織者，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衛生運動、心理疏導，許多農村的赤腳醫生，威信比村干部還高，農民家里請客以請到赤腳醫生作陪為榮。這種機制，彌補了專業力量的不足，也創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今天看來，農村最缺的其實并不是專業化的醫療服務，而是能夠有效提供這些“非專業醫療服務”的組織資源。我曾經遇到過一個東北下崗工人，他對我說，為啥東北前些年信某邪教的多，就是因為生病沒處看，沒人組織起來鍛煉身體、過集體生活。前不久衛生部公布，全國有近2億有精神障礙的患者(請注意，并不是一般所說的“精神病”)，這么大數量的群體，僅僅靠專業性治療是不可能應對的，而且可能邊堵邊漏。解決這類問題，僅僅靠引入資本、擴大投入、開放市場是不行的，還是要靠那句老話——組織起來。

　　第三個問題，有限的醫療資源應該如何分配。誠然，“給所有的人都提供所有的醫療服務”，這是任何國家也做不到的，并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也做不到。任何一種制度都能挑出來未滿足的需求，都有缺陷。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各種制度之間沒有優劣高下之分，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該安于現狀。幾害相權取其輕，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最大限度的提高健康水平。 除了上面講的路線問題之外，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有限的資源該如何分配。如果承認，人和人之間的健康和生命是平等的話，那么醫療資源的分配，應該遵循如下的原則： 首先，患有相同疾病的人，無論收入、階層、地域的不同，應該享有相同的基本治療;其次，在基本需求和享受性需求之間，應該優先滿足基本需求。 第一條，目前已經普遍為社會接受了，但是，第二條被接受的程度還不高，需要著重解釋一下。舉一個例子，目前有兩個人，一窮一富，都生病了，窮人的病是致命的，富人的病不致命，但是會降低生活質量。只有一個醫生。如果醫生去給窮人治病，窮人能救活，但是富人就被耽誤了，生活質量要降低;如果醫生去給富人治病，富人能治好，但是窮人就會死掉。如果是面對面的比較，我想大家基本都會同意，這個醫生應該給窮人服務，畢竟這是基本需求。但是，在現實中，畢竟很少有機會面對面的做出這種選擇，而實際上，我們的許多聽起來很好的制度安排正在進行此類選擇。比如，如果醫療服務的市場完全由購買力決定資源分配，那么必然會存在這樣一個情況，那就是本來可以給窮人救命的醫生去給富人看了富貴病，比如多點執業。 所以，從“人人生而平等”出發，一個最優的醫療制度應該滿足這樣的條件，那就是，只要社會上的基本需求沒有滿足，就應該減少提供享受型的高端服務。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提供基本服務比提供高端服務的社會效益要高。(有人可能要問，基本和高端如何劃分，很簡單，相對的) 當然，這是一個理想，并且是幾乎不可能達到的烏托邦。盡管不能達到，卻應當盡量接近。目前西方國家里，最接近的是英法兩國了，這兩個國家都有一個專業委員會，專門負責評估每種治療的社會效益，然后把醫療資源按照社會效益來分配——只有當絕大多數醫療資源接受嚴格規制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這一點。

看到上面這個例子，有人可能會說“那你擴大供給，多培養幾個醫生啊”，聽起來似乎也有道理，但是一方面醫生再多，也不可能包治百病，總會遇到上面的選擇的，另一方面，不斷擴大醫療供給，社會總的醫療費用就會不斷上漲，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費用控制正是各國醫改面臨的關鍵難題。 而626講話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說把中國的醫療制度向這種理想狀態大大推進了一步。一般來說我們不喜歡“絕對平均主義”，但是從人和人生命平等的角度，醫療領域的平均主義可能應該提倡。那個時代在有限的條件下，最大程度的做到了這一點，那就是實現了最重要的平等——城鄉醫療資源分布的平等。這在世界歷史上，哪怕是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是少有的。大家都知道，醫療服務的邊際收益遞減是很明顯的，農村的水平低，所以同樣的服務，在農村的邊際作用比城市要大得多，數據也證明當時中國的人均壽命等健康指標在發展中國家里遙遙領先。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當時去農村的城市醫務人員，培養了一大批赤腳醫生，直到今天堅守在農村的醫生，主要還是那個時候留下的赤腳醫生，他們還是農村醫療衛生的重要力量。合作醫療是由我國農民自己創造的互助共濟的醫療保障制度，在保障農民獲得基本衛生服務、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為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所普遍存在的問題提供了一個范本，不僅在國內受到群眾的歡迎，而且在國際上廣受好評。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本。我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曾是在缺醫少藥的第三世界國家中發展公共衛生事業的最為成功的經驗，世界衛生組織還把這一經驗作為典范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大力推廣，如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仍然在學習我們那個時代的做法，這也就是為什么印度出生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教授認為中國在醫療等領域的改革，關鍵是要學學自己過去的做法。

“六二六”到“保基本、強基層”

　　新一輪醫改的工作重心確定為“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了，里面的含義，是十分接近六二六指示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但是，落實一個口號比提出一個口號要困難得多。六二六之后，保基本強基層的目標能夠順利實施，是建立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基礎上的，具體地說，這些條件包括：公平優先的執政理念、強大的行政能力、健全的基層組織、比較公平的社會基礎、比較均等的收入分配，現在這些條件已經不完全具備了。所以，今天再實現“保基本、強基層”，難度比那個時候要大得多。 但是，話說回來，困難也是機遇。一個好的社會基礎，可以孕育出好的醫療衛生制度;反過來，醫療衛生工作做好了，何嘗不是改造社會的有力手段呢?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國務院醫改咨詢專家

附：毛澤東六二六指示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

　　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華陀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還有一件怪事，醫生檢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傳染給別人?我看主要是怕別人傳染給自己。要分別對待嘛!什么都戴，這首先造成醫生與病人的隔閡。

　　城市里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余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65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延伸閱讀

江宇：永不褪色的六二六

　　人民的身心健康，不僅是個人全面發展的基礎，也是一個國家精神面貌和國家力量的象征。只有有了健康的國民，才能有健康的社會、健康的國家，也才有條件談經濟發展。

　　在舊中國，“東亞病夫”不僅指體質低下，也是民族精神麻木愚昧、社會潰敗、治理無力、缺乏信仰的體現。1896年10月17日，有英國人在《字林西報》上撰寫題為《中國實情》的文章。文中說，“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不少仁人志士都把改善國民健康作為救亡圖存的道路。孫中山提出，“強國必先強種”;梁啟超說:“勇武剛強，乃中國第一急務”;毛澤東一生第一次發表的文章《體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強調“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

　　但是，身心健康不僅僅是醫療和體育決定的，而是受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影響的系統工程。盡管國民黨政府也致力于在全國普及縣醫院和基本醫療服務，但是在外國入侵、經濟凋敝、治理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這些目標沒有實現。到1949年前，不同的調查都顯示，中國的健康狀況還處在傳統農業社會的水平。

　　新中國成立后，以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為依托，建立了一套嶄新和獨特的醫療衛生制度。這一制度不同于西方醫學模式，也不完全等同于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工業化任務繁重的情況下，以有限的資源實現了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全覆蓋。一直到70年代末，中國的衛生總費用只占GDP的3%，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但健康水平卻實現了躍升。

　　當時，其他發展中國家大都仿照西方國家的醫療體制，其主要特點是：依賴高成本培養的專科醫生;強調使用高新技術;治療為主;關注面向個人的醫療服務。但對于發展中國家，并沒有條件照搬這種模式：發展中國家缺乏培養大量高技能西醫人才的資源，有限的醫療技術人員大部分呆在城市，農村居民支付不起高成本的醫療。依靠專業人員提供個人醫療服務，無法有效解決農村傳染病蔓延、營養不良疾病充斥等問題。

　　而中國選擇了一條不同道路，那就是1950年確定的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其中，“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是1952年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增加的)。

　　這一時期的醫療衛生制度也同經濟體制的演變相似：50年代，在城市建立了醫療衛生制度。50年代末的“大躍進”時期，是醫療衛生資源向農村和基層發展的一個高峰，但60年代初的調整時期又有所反彈。到1965年，中共中央在批評官僚主義和過于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也批評了醫療領域存在的“老爺醫院”、“城市老爺衛生部”現象，并做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決定。此后十多年，是農村醫療衛生大發展的時期，出現了赤腳醫生、合作醫療的高峰，城鄉醫療衛生水平差距也大幅度縮小。

　　1965年前后，面對醫療衛生領域存在的城鄉差異大，以及預防為主措施落實不到位、對常見病多發病投入較少的狀況，中央領導人多次進行了批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的談話，后來被稱為“六二六指示”。他談到：

　　“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

　　“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六二六指示”的主要精神是：(1)在資源配置上，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2)在醫療技術路線上，優先發展面向大多數人常見病技術，而不是把過多精力放在攻克疑難雜癥上;(3)醫學教育也要適應這一趨勢，培養低成本、養得起、適合農村的醫療衛生人員。

　　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批評了在醫療衛生領域存在的特權現象。1964年他在衛生部關于改進干部保健工作的報告上批評到：“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干部生病的四個原因”;“保健局應當取消”;“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同一時期，周恩來、劉少奇等也對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城市的現象進行了批評。

　　毛澤東不是把醫療衛生僅僅看作一般的民生問題，而是將其作為縮小城鄉差距、實現革命理想、保持黨的無產階級本色的途徑。此后十多年間，中國醫療衛生制度發生了顯著變化。農村衛生事業蓬勃發展，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赤腳醫生以及農村三級轉診體系成為農村衛生的“三大法寶”。

　　農村合作醫療是依托集體經濟為農民提供醫療服務的制度。這種制度是50年代隨著農村合作化產生的，但是曾經幾起幾落。國民黨政府時期，一些知識分子在推動農村合作化和鄉村建設運動的過程中，將合作醫療作為內容之一。但是由于缺乏實行合作化的社會基礎，并未成功。新中國成立后，合作醫療出現于1958年前后的人民公社化時期，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1958年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河南省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第18條對“合作醫療”做出規定：

　　“社員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納一定數量的合作醫療費，就診不另交費。中心醫院對無法治療的特殊重病號，應該介紹到適當的醫院治療，并負責開支旅費和醫藥費”。

　　20天之后，《人民日報》再次報道，河南已有71.1%的公社實行了合作醫療，報道還詳細介紹了當地合作醫療的實施辦法：以人民公社或縣為單位，協作使用經費，統籌統支,群眾每人每年交一定數量的醫療費(當時為一元或兩元)，不足部分由公社補助。1960年，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發表文章肯定了合作醫療。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合作醫療作為新生事物，迅速推廣，1962年，合作醫療在全國農村的覆蓋率達到46%。

　　但是，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之后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調整中，不少地方也把合作醫療和公共食堂等一樣，作為“左”的對象進行調整。1962年8月，衛生部批評過去幾年“在治病方面，一個時期有公社包下來的傾向”。到1964年，全國農村只有不到30%的社隊還維持合作醫療，1968年下降到20%，農村衛生人員的數量和機構也大幅減少。

　　1968年，在鄉村醫生覃祥官的帶領下，湖北長陽縣的農民又自發辦起合作醫療。11月，毛澤東親自批轉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并稱贊“合作醫療好”。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報道，介紹了樂園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這一報道總結了合作醫療的四點意義：解決了貧下中農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困難;使“預防為主”的方針真正落實在行動上;進一步發揮了廣大貧下中農的階級友愛精神;防止了資產階級思想泛濫，加速了醫務人員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從這天起，到1970年12月30日止，《人民日報》用兩年時間開展了40期“關于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的討論”，共發表241篇文章，這是迄今為止在中央主要媒體上對醫療衛生問題規模最大的一次大討論。

　　同合作醫療相配套的，是赤腳醫生制度。赤腳醫生是農民對不脫離農業勞動、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切稱呼。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些地方組織醫療衛生人員下鄉，短期培訓了大批不脫離農業生產的衛生員，并且依托人民公社建立了鄉村衛生院、衛生室等基層衛生機構。1962年之后，在整頓人民公社化帶來的問題時，也把一些衛生院、衛生室取消了，農村醫療衛生人員隊伍也減少甚至解散了。1964年，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地方又恢復了培養赤腳醫生的做法，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都呈現恢復和發展。

　　1968年，毛澤東還批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方向》的調查報告，也就是在這篇報告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報告以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為例，認為“貧下中農需要這樣一支新型的醫療衛生隊伍”，赤腳醫生一半時間參加勞動，生產大隊對他們的補貼不多，貧下中農養得起，他們的收入保持農村一般同等勞動力的水平。“赤腳醫生”是改變農村醫療衛生狀況的尖兵，貧下中農需要他們。報告說：

　　醫院都設立在遠離農村的城鎮，就醫不便，真是“救護車一響，家里一只豬白養”。一九六三年，陳湖大隊一個貧農的孩子得乙型腦炎，由于附近沒有醫院，病情惡化，送到上海醫療，住院一個月，小孩殘廢了，還花了三百多元錢。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大隊又有一個貧農的孩子得乙型腦炎，“赤腳醫生”及時發現，迅速施藥，控制病變，并且親自送進縣醫院治療，一個星期就好了，只花了二十元錢。“赤腳醫生”在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個大隊的“赤腳醫生”，在大隊的領導下，與貧下中農一起大搞糞水管理和飲水消毒，使蚊蠅大量減少，有效地預防了流行疾病。僅以流腦、乙腦為例，一九六六年為二百病例，今年幾乎沒有發生。他們的糞、水管理工作，受到前來公社參觀群眾衛生狀況的人們的贊揚。

　　在這些推動下，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制度，60年代末已經基本成型，其主要特點是：

　　——以公社為保障單位。社員每年繳納合作醫療費，生產隊從公益金中補貼，也有些地方則直接由公社從總預算中支出。如湖北樂園公社繳費水平為1元，社員每次看病只交5分錢掛號費，吃藥免費，其他公社在籌資水平上因地制宜，但制度都是類似的。廉價或者免費服務的方式。

　　——大量培養赤腳醫生。1968年9月，毛澤東對調查報告《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號召廣大城市醫務工作者向赤腳醫生學習。赤腳醫生成為為我國農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主力軍，最高峰時全國有約500萬赤腳醫生和農村衛生員，大大改善了城鄉醫療服務不公平的狀況。到70年代末，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到180萬人，生產隊衛生員人數達到340萬人，農村接生員人數到75萬人，遠遠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專業技術人員數量，成為農村醫療衛生人才隊伍的核心力量。

　　——城市支援農村。通過派遣城市醫療隊下鄉;擴建公社衛生院;建立村為單位的合作醫療站;赤腳醫生的培訓使得廣大農村人口享受到了基本的衛生服務，大大提高了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這段時期內，鄉鎮衛生院數量迅速增加，1965年全國共有鄉鎮衛生院37266家，經過短短5年，到了1970年，這一數字就變成了58792家，增長率達到了57.76%，而同一時期，縣及縣以上醫院的增長速度僅為10.74%。

　　——中草藥和適宜技術的大范圍發掘和使用。全民動員，人人動手，上山下鄉發掘中草藥資源。鼓勵人民公社社員采集中草藥，鼓勵老中醫、赤腳醫生提供推廣驗方、秘方，用中藥研制出土疫苗”。

　　——通過總額預算和預防為主控制費用。合作醫療是有比較完善的控制成本的制度。由于赤腳醫生實行“預防為主”的方針，做到小病早治，大病早防，減少費用。一些公社為了使合作醫療經費合理使用，還作了一些具體規定。如一家公社的規定是：每人每次生病的治療費用超過一百元的，超過部分就由本人和生產隊協商解決，根據病人的經濟情況，經貧下中農討論酌情減免;慢性病急性發作的治療費用由合作醫療經費內開支，一般慢性病的藥費用自理，非治療藥品和補藥費用自理，對一些不影響健康的疾病(如狐臭、脂肪瘤)施行手術費用自理。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幾個月來我們公社的合作醫療基金不但沒有超支，并有結余。(1968.12.08)

　　——發動群眾進行公共衛生干預，包括認真調查研究常見病多發病”，搞好三改(改豬圈、改水井、改廁所)四滅(滅四害)工作。同時，由于建立了嚴密的醫療衛生防疫網，。每個區有衛生院，公社有衛生所，生產大隊有“赤腳醫生”，生產隊有衛生員、接生員，由這些醫務人員組成一個醫療衛生防疫網，上下呼應、通風報信。“赤腳醫生”生活在群眾中，最清楚貧下中農的病情，最了解當地疾病的防治規律，對做好預防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農村的醫療條件有了迅速的改變。農村病床占全國的比例，從1965年的40%上升到1975年的60%。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于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從1968年的20%，上升到1980年，全國農村約有90%的生產大隊(行政村)實行了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絡。這個網絡，除了51萬正規醫生外，擁有146萬不脫產的生產大隊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還有63萬多農村接生員。中國農村這次衛生革命基本上實現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的目標，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2008年，當世界衛生組織呼吁全球重新重視初級衛生保健時，再一次引用中國經驗指出：“在1980 年以前就已將國人的期望壽命提高到遠高于20 世紀70 年代其他低收入國家的水平，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和城市醫療保險對這一成績的貢獻是有據可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