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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中國經濟升級需要經濟理論升級

點擊：  作者：李玲    來源：作者博客  發布時間:2017-03-12 09:27:53

 

 

 

     瑪雅：前面你談到，中國經濟真正要升級，經濟理論一定要升級。對這個問題該如何理解？

李玲：中國經濟要升級，我們的理論一定要變，理念也要變。我這些年做藥品行業研究比較多，一直批評我們的藥企小亂差，過度競爭。2014年我去江蘇丹陽調研眼鏡行業，發現問題是一樣的。丹陽是縣級市，上世紀60年代開始做眼鏡，眼鏡市場中外聞名，中國80%的眼鏡、全世界50%的鏡片都在這里生產。可是丹陽全市約1000億的工業總產值中，眼鏡只有100億左右。為什么呢？就是大量的小企業過度競爭。

其實再看看，中國幾乎所有的行業都這樣，2015年年初的倒牛奶事件就是一例。可見經濟學一般原理在實踐中確實是有作用的，完全競爭到最后就是過度競爭，過度競爭肯定就有過剩，過剩以后就只有靠破壞性的毀滅。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規律。過去資本主義國家倒牛奶，現在我們倒牛奶。《人民日報》文章說倒牛奶跟主義沒關系，跟主義是沒關系，但是跟經濟理論有關系。

瑪雅：所以現在要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產業升級。

李玲：現在講創新，講產業升級，這肯定是對的。中國不能永遠在產業低端，掙血汗錢，污染環境。但問題是，我們目前的經濟結構是不可能產業升級的。比如丹陽，100多家眼鏡企業競爭，每家的利潤都不高，哪有錢來做研發？怎么可能升級呢？這背后就是經濟理論問題。

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完全競爭的市場是最好的。它是個烏托邦，可能在亞當·斯密的時代，也就是小經濟、小作坊的時代，是田園牧歌式的完美狀態。但是在今天大經濟、大企業和全球化的時代，這種盲目無序的市場是絕對不行的。今天科學技術日新月異，需要大量的研發，所以國際上的大企業都是壟斷，而不是完全競爭。可是我們至今還在強調競爭，競爭到什么地步呢？每個企業都沒有超額利潤，只能維持簡單的再生產。在過度競爭的環境里，誰研發誰就死，因為研發要投入一大筆錢，所謂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是很高的。這就使得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發揮不出來，不可能像國際大公司那樣去搞研發；反而在惡性競爭的壓力下，假冒偽劣的創新層出不窮，我們造假的能力世界第一。

瑪雅：造假太厲害了，到了荒唐的地步，竟然把黃牛染色成黑白花當奶牛賣。

李玲：最近稍有改善。南車北車整合，在國際市場上一個拳頭對外，這非常對。但是我們太多的行業都需要這樣 的整合。整合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國家意志，就像南車北車。這個效率比較高，當然肯定也有其他成本。另一種是西方的路，就是市場整合。目前中國要走市場整合這個路，好像太漫長。

所以，中國經濟創新背后的關鍵是，怎么讓我們的產業政策符合產業的規律性，符合國際大潮，也符合信息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再這樣盲目無序地競爭下去，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是空話。

“訂制計算社會主義”理論和方法

瑪雅：關于經濟理論升級，你近年來經常講的“計算社會主義”，是這方面的一個探索？

李玲：可以這么說。之前我叫“計算社會主義”，現在再加一個概念，叫“訂制計算社會主義”。提出這個理論，是看到了盲目、無序的生產帶來的弊端，以及西方國家因此走向集中，就是壟斷。但是壟斷也有很多弊端，中國現在就是一些國際壟斷企業在跑馬圈地，藥賣得那么貴，車賣得那么貴，什么都那么貴，所以需要管理市場。也就是說，對資本的力量要加以限制，否則規律使然，它一定要不斷擴大再生產，不斷擴大市場份額，不斷攫取更多的利潤來維持再運作。這個問題一百年來都在爭議，現在也在爭議，包括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的出現。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回過頭來看一下社會主義。

計算社會主義是蘭格在上世紀30年代提出的，當時他和哈耶克等人爭論。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可以通過大規模的計算，在試錯過程中獲得一個隱性的“均衡價格”，從而讓基于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同時，避免市場的無序和價格機制的高額成本。蘭格這個理論是超前性的，那時候還沒有計算機，他就做出這樣的展望，不愧為一代先知。

瑪雅：在當時看來，他的理論是天方夜譚。

李玲：是的，但今天，蘭格的理論已經為實踐所證明。在現代的沃爾瑪體系中，高效的中央計算系統通過對各個零售賣場需求信息的搜集與計算，并同時規劃生產部門的訂貨和存貨狀態，在嚴格的計劃標準下對生產和銷售環節進行組織與調節。誰能否認，沃爾瑪不就是一個袖珍的“計算社會主義”呢？

馬克思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人類已經進入信息時代，信息化的生產力必然決定今天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走向集中，壟斷是它組織生產關系的一種方式。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信息時代，我們可以發展真正的社會化大生產。

瑪雅：為什么叫“訂制計算社會主義”？訂制什么？怎么訂制？

李玲：“訂制計算社會主義”是說，這個社會化大生產可以兼顧個人的選擇權、市場的效率和計劃的優勢。“訂制”就是把這幾點給綜合起來，因為很多消費是確定的。這種確定的消費可以由個人先報需求，然后統一匯總，有針對性地做計劃。比如牛奶，每個人去年大概喝了多少，根據這個消費數據，再根據人口的變化趨勢，就可以做出計劃。鋼鐵、煤炭、電力等等，所有這些大宗商品都要有計劃。我們現在因為沒計劃，造成50%-60%的產能過剩，這是什么毀滅性的浪費啊！

中國當年的計劃經濟確實有它的弊端。現在大家一想到計劃經濟就不高興，因為它簡單粗暴。國家計委做計劃，每個人定量，整齊劃一。當時又是短缺經濟，生產力沒那么豐富，所以現在一談計劃經濟，大家就想到短缺。

但是今天不一樣，生產力極大豐富。“訂制計算社會主義”的理論核心還是有計劃、按比例安排國民經濟生產，但是方法完全不一樣了。這個理論宏觀上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在微觀上，它的機制設計和操作方法完全是現代的。可以說是集大成，把人類文明的精髓集于其中，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理論，具體運作則是通過市場設計、信息化手段、大數據處理，來兼顧各方平衡，避免過去簡單粗暴的弊端。

瑪雅：也就是說，科技進步使得理論創新成為可能，給社會主義經濟帶來了新的生機。

李玲：這種有計劃、按比例不是長官意志，不是官僚系統的偏好。可以設計一個巨大的信息中心，它是一種科學決策。而且如果是訂制，就是尊重億萬消費者個人的意愿，做出一個最終決策。甚至可以說，這個中央數據庫就是一個虛擬的市場。

簡單說，訂制就是訂單的升級版。訂單只是給你一個量，訂制可以更加個性化。這樣做計劃首先是尊重個人，你自己報需求，按照你的需求訂制。提供的產品也不是千篇一律，可以是差異化的產品。根據每個人報的需求就可以做計劃，安排生產，同時留有余地。比如說，5%-10%的過剩是可以接受的，就留出這個空間來。這樣既做到商品極大豐富，又不會給社會造成太大的浪費。

理論自信：中國人必須有所突破

瑪雅：聽起來，這個理論非常吸引人。但是這樣一個“宏大敘事”，實際運用可能嗎？

李玲：201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兩位美國經濟學家，羅斯和沙普利，表彰他們的“穩定分配理論和市場設計中的實踐”，也就是市場設計理論，即對整個市場做設計。市場設計理論的啟示是什么？它讓我們重新來認識這個大家一直在爭論的問題：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如何更有效地結合？也就是說，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我認為，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可能有了一個新的話語體系。在這個話語體系中，此市場非彼市場，這個市場是科學設計出來的。它既能保證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又能完成社會主義的功能，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

瑪雅：既保證效率，又兼顧公平，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發點和既定目標。

李玲：我們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但是傳統的社會主義已經被妖魔化了，因此就像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講的，我們需要新版的社會主義。“訂制計算社會主義”是選項之一，它的核心是國民經濟的宏觀效率，有計劃、按比例，統籌協調發展，實現手段是市場設計和信息化。

在信息時代，現代信息生產和處理的高效性為“制訂計算社會主義”帶來現實的可能性。它完全是可以精細化的，而且是動態的，隨時可以調整。羅斯教授的市場設計在美國只能應用于單個或局部市場，而在中國，我們可以對整個國民經濟做市場設計。

瑪雅：如果這個理論成為現實，將極大增強中國人的理論自信。

李玲：我認為，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的理論其實沒有錯。當年社會主義實踐遇到重大挫折，是因為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技術水平達不到計劃的要求。做計劃要基于信息，當時搜集信息的手段很有限，沒有現在的信息化手段。而今天是大數據時代，信息技術給我們帶來了嶄新的生產力，那它一定會帶來新的經濟組織形態以及新的理論。比如阿里巴巴的“網上金融”為什么可以做？其實就是基于一個人的消費信息給他提供貸款。

我還認為，中國近代的落后是我們錯過了工業革命這個機遇，但是西方現在遇到的挑戰意味著工業革命以來的這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西方這套思維是定量化的、微觀的，科學上是還原論的。而中國文化是總體系統的，跟西方還原論定點、定量的理論不匹配。所以中國的學術動輒就是“不科學”的——中醫不科學，中國文化不科學，因為總體系統的這套思維沒有科學來闡述，來支撐。而信息網絡這個思維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它是一個總體思維。但是它微觀上又是靈活的，不像我們過去缺乏客觀細致的分析。所以我相信，借助于這一輪的信息革命，我們有機會重新書寫經濟學理論，包括新的政治理論，以及其他社會管理的理論。

瑪雅：中國錯過了工業革命的機遇。然而，在今天中國快速崛起之際，信息革命給我們帶來一次新的改寫歷史的機會，這也許是天命所歸。

李玲：所以我認為，中國學者應該做這個工作。如果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中國人必須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只有在理論上實現突破，整個經濟結構和市場形態才能改變。

大數據給我們帶來了非常好的機會，我們要牢牢把握這個機會。比如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但必須充分解釋，是什么樣的市場？我們倡導的是新一輪的市場，不是傳統的小經濟、小作坊的市場。這個市場是新型的、信息化的市場，是一個可以精準設計、模擬和管理的市場。

總之，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背后其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現代化。這套新的理論需要集成和創新，集社會主義的經典理論、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智慧、新中國的豐富實踐以及西方理論實踐和現代信息技術之大成，開創社會主義新理論。這個挑戰非常之大，但是如果我們不抓住這個機遇有所作為，我們將會愧對歷史。

共產黨的最大貢獻是把人民組織起來

瑪雅：你認為，中國經濟要轉型升級，我們的理念也要轉變。是什么樣的理念？

李玲：中國是個農民國家，每個人追根溯源都是農民的后代。農民文化的優點是勤勞肯干，但是不可否認，小農意識一畝三分地思維，自私、短視，缺乏合作精神。中國近代落后挨打，說到底，就是中國人一盤散沙。日本侵華時軍隊可以屠城，我們那么多的人哪去了？全都各自逃命了。那真的叫“蛇吞象”啊。

中國共產黨的最大貢獻，就是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組織起來。為什么抗美援朝我們能打敗世界頭號強國？就是組織起來了。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力量是不一樣的，一把筷子和一大捆筷子的力量又不一樣。

中國農村改革從小崗村分田開始，這在短期內適應了生產力的變遷。但是別忘了，小崗村分田的基礎是什么？是1949到1978年農業合作和人民公社奠定的基礎——農田的平整、8萬座水庫的修建、先進化肥種子的使用，還有大量人才的培養。人民公社解決了農民的醫療問題、教育問題，1979年是在這個基礎上放開以后，農村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瑪雅：網上有人說，現在中國人基本上都在喝人民公社的水，吃人民公社的糧。全國幾乎每個城市都是水庫供水，而現有的8萬多座水庫都是毛澤東時代修建的。毛澤東時代農業學大寨，開發北大荒，不僅增加了大量良田，還修了大量灌區，使近5萬億畝旱地成了水澆地。

李玲：實事求是說，毛澤東真是一位好家長。他做的事就是打基礎，播下種子，讓后人收獲。真的就是習總書記說的，功成不必在我。很多人詬病人民公社，但我認為，人民公社是中國人一個了不得的制度創新。這個種子現在全世界開花，比如以色列，人民公社做得非常好。今天國際上最先進的醫保管理方法——點數法，其實就是當年人民公社的工分制。

我老家是江南。當地人跟我講，當初如果不是一刀切，所有的村社土地都得分，他們的經濟發展一定比現在更好，江南的農村都能達到華西村的水平。不否認分田給很多地方帶來了好處，但其實分的代價是很高的。看看小崗村，30多年過去還是那么窮，而且是在國家財政、省財政大量輸血的情況下還那么窮。再看看今天很多農村地區的凋敝，是時候我們應該思考下一步如何發展了。而這背后，就是理念更新的問題。

瑪雅：你的意思是，應該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

李玲：對，不能再順著慣性走。比如分給個人這種激勵機制，在某種程度上確實順應了人性，也順應了農民意識——比較看中短期利益，所以刺激作用很強。但我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就要戰勝自己的弱點。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10萬億美元，但是中國人在世界上的認可度不升反降，被視為經濟動物，唯利是圖。這背后有我們的農民習性，比較急功近利，喜歡單打獨斗，只要有利不擇手段，更多的是“一切向錢看”的制度導向。這方面如果不改變，談中國復興就是空談。

十八大以后又提農業現代化。我認為，農業現代化應該是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可能不是人民公社那種方式，但應該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組織起來的方式。目前比較鼓勵資本下鄉，靠資本去組織可能不是一個好方法，因為一定還是用利益去激勵，還是會走現在的路。而現代社會的組織形態是大協作，需要相互配合，不再是小亂差的單打獨斗。

瑪雅：把農民組織起來，這是共產黨的看家本事。共產黨憑著這個本事打江山坐江山，今天實現民族復興偉業，也應該當仁不讓，而且責無旁貸，把農民組織起來，把整個中華民族凝聚起來。

李玲：我們需要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這個思想解放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左和右，從根本上說，是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中斷過的民族，也要有勇氣正視自己的弊病，吸收人類文明所有好的東西，融合我們自己傳統的好東西。人類面臨第四次革命的時代——信息時代，這個時代我們怎么能跟得上？這個跟得上的背后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思想理念怎么能跟得上，中國人怎么能有更多的國家和天下的意識，有一個地球村公民應該有的責任感。而不是說我有肉吃了，有房住了，有車開了，都是我、我、我這種極端的自我意識。

現代化大生產，科技創新靠的是團隊力量

瑪雅：現代化大生產需要大團隊協作，這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必須走的一步。

李玲：現在講萬眾創新、全民創新，這很對。但是這背后需要什么？需要理念和制度的支撐。否則在互聯網時代，有些可以是個人創新，比如開網店，但只要是現代化大生產，個人是很難創新的。中國這些年科研經費投入巨大，在全世界都數得上，可是為什么沒有多少創新成果？就是我前面講的，我們的小農意識，把現代科學技術研發當成了一畝三分地的活計，好像給他一點錢，他就能干成事兒。這我是非常反對的。

比如航天工業，一個人能做嗎？這種基礎研究、大型尖端技術的突破，是靠巨大的團隊力量。錢學森當年回國，給他幾個億，讓他自己去折騰，他能造出兩彈一星嗎？不可能。國家給他的是什么？是全國大協作的平臺。當年建的那個機構，整個是部隊建制啊。錢學森是將軍指揮作戰，調度人才，把他的研究和創新變為成果。

兩彈一星、航天技術、登月、蛟龍號，還有特高壓等，凡是人家不賣給我們的，我們自己都搞出來了，都是靠大團隊協作。還有高鐵，是集成創新。說實話，如果沒有高鐵，何來今天的“一帶一路”？

瑪雅：高鐵成為中國的“國家名片”，是我們制度優勢一個強有力的證明。高鐵在2004年引進后能夠快速國產化，跟鐵道部的壟斷有直接關系。當時鐵道部一家出面談，西門子要價太高，就不用它，換別家，最后迫使外商不得不讓步。鐵道部作為一個具有高度組織性計劃性的大集團，科研能力、制造能力都是一體化的，因此能夠有效組織內部的消化吸收，高鐵就上得很快。這說明，中國在技術上相對落后的情況下，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適當的國家壟斷、強調政府的作用——組織協調作用和統一對外競爭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李玲：在國家組織大規模科技攻關方面，我們是有自己優勢、自己特色的。但另一方面，今天仍有很多管理科研的人還在以小農意識和方法搞科研。為什么中國的藥企不搞研發？因為如果有人研發搞得不錯，他馬上就會被挖走，或者自己跳槽單干。所以藥企說，我們搞創新很可能雞飛蛋打。

國外大藥企是大團隊協作，成千上萬的人在干，真的叫大規模生產。每個人就相當于一顆螺絲釘，做非常具體的一項工作。做得好，高薪高待遇；離開這兒，一錢不值。他不可能帶走整個研發成果，因為這不是一個人能干的事。我們回頭看，當初社會主義大生產就是這樣，每個人都是螺絲釘。怎么現在資本主義是這樣，我們卻變成了每個人都是一根樁？理念完全錯了。

中國經濟要轉型升級，這種理念必須得變，尤其領導干部的理念要變。毋庸諱言，很多時候，有些部門和地方的領導，小農意識比普通老百姓更嚴重。

瑪雅：這又涉及用人問題。如果領導干部的理念先進，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就能得到更好的發揮。

李玲：中國的政治體制下，靠政府推動是最有效的，比如向世界推廣高鐵，非常有力。我們需要市場的活力，但是政府不可或缺。涉及國家重大產業的創新——基礎工業的、材料科學的研發和生產，電子信息技術、互聯網等，都不是個人能完成的，神人也創不出來，必須要國家來搭建平臺。現在搞定點投資，大量的錢投進去，我希望能真正定點到實體經濟。中國發展的核心還是實體經濟。

用自己的眼睛看中國、看世界

瑪雅：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對外開放，國外的思想理論潮水般涌入，幾乎所有的青年才俊都被折服了。80年代出國的那批人，在精神上可以說是跪著出去的。你能保持信仰，成為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經歷了怎樣的思想過程？

李玲：我特別慶幸，我學的是物理學。上世紀初期發生的物理學革命——相對論、量子力學，不僅僅是技術革命，背后是思想革命，現代哲學其實是基于那場物理學革命。我在大學讀了很多大物理學家的傳記，比如《愛因斯坦文集》，受益匪淺。愛因斯坦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為什么需要社會主義》。他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推論社會主義，而是從樸素的科學觀出發，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現代化，這個現代化就是社會大協作。資本主導的協作讓大部分人變成資本的奴隸，人類社會的走向是社會主義的大協作。我受這種思想影響很深，為我奠定了很好的認知世界的基礎。

我是78級大學生，那時是中國思想最活躍的時候。實事求是說，我是受當時思潮影響的，比如傷痕文學。所以在去美國留學時，你說的跪著的心態絕對是有的。當時跟外國人交流都是一副懺悔，說我們被耽誤了10年，我們不行……

瑪雅：很多人至今都在“懺悔”。不論日出東方還是日薄西山，他們永遠仰視西方，是精神上的矮人。

李玲：我很幸運，我的導師是搞公共政策的，他的一句話對我啟發很大，一下子把我思想點亮了。他說，你們不需要這么謙虛。去看看世行的資料，其實中國做得不錯，比印度好多了。我就去看了，發現中國前30年也是了不得的。這么巨大的一個經濟體，30年6%的增速，而且是實打實的，這也是世界奇跡呀！而我們當時太妄自菲薄，沒有認識到這些，把一些陰暗面過度暴露了。就像今天，要是光看互聯網上暴露的問題，中國不是明天就要垮了嗎？

我能回過頭堅定自己的信仰，得益于在國外的這段經歷。這使我可以跳出國內的話語體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再隔著遠岸回望中國，對比世界，懂得不要輕易否定自己。中國有不足，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中國也有自己的優勢、自己的特色。

瑪雅：這一點，我也深有體會，國內的“普世派”卻似乎很難理解。我有一位右憤朋友，多年來每每嘆息，說我在美國洗腦多年，卻如此糊涂地信仰中國。《道路自信：中國為什么能》獲“2014中國好書”后，他批評我越走越遠。“中國的未來當在普世，絕非特色，這一點也許你永遠弄不明白了。”

李玲：國內很多人都被洗腦了，包括一些領導干部。一位官員有一次跟我說，就因為“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國被耽誤了20年。我反問他，“文革”1976年結束，20年前是1956年，1956年中國是什么樣，你知道嗎？他想一想說，也是，1956年中國什么都沒有。

我很奇怪，一個共產黨的高官怎么心里這么沒數呢？誰跟你說耽誤了20年？1956年有兩彈一星嗎？有南京長江大橋嗎？都沒有。中國1949年是什么狀況？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耽誤你什么了？中國取得了如此巨大的進步，這些人卻視而不見，全都被洗腦了。

回答你的問題，我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和我獨特的經歷有關。我們生長在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打下了時代的烙印。學工學農學軍不僅給我們接地氣的素質教育，也培養了我們對工人農民的樸素感情，再加上我學物理的經歷和出國的經歷。當你真正接觸了西方世界，才能客觀公正地去看它，究竟優在哪里，劣在哪里；哪些該學，哪些不該學。

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

瑪雅：你在基層調研發現這么多問題，通過醫改也看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存在問題，你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樂觀嗎？

李玲：當然。我的樂觀就在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是人類社會的必然走向。你看歐洲國家走的路，也在從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這條路上走。這是歷史規律使然。我們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中間肯定九曲回轉，我們應該對未來充滿信心。過去我們說社會主義救了中國，今天中國將為世界發展和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主義。

從國際看，雖然中國的問題非常多，但是其他國家的問題更多，問題更大。美國從2008年經濟危機后，它的市場經濟模式出現了巨大的問題。美國現在經濟復蘇不是靠市場，是靠政府干預，這說明它所謂的傳統市場失靈了。而烏克蘭危機發生，包括美國正在進行的克林頓和布什家族競選，實際上代表民主政治的失靈。某種程度上，20世紀的美國模式——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正在走下坡路。包括近期臺灣、香港地區出現的騷亂，所有這些都在給我們做鏡子，只要稍微眼明一點的人就知道，中國下一步應該往哪走。

瑪雅：你說，我們生長在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打下了時代的烙印。但是過去30多年，由于蘇東社會主義失敗和意識形態領域西強我弱的局面，很多人失去了那個時代的理想，轉而信奉所謂“普世價值”。而你始終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屢敗屢戰，越挫越勇。2015年夏天，由你主持的北京大學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成立，可謂眾望所歸。期待你們的研究為中國的衛生健康事業貢獻新的思想智慧。

李玲：坦率說，我們這些堅持中國道路的人相對勢單力薄，而否定中國道路的勢力太強大了，雙方力量對比極不對等。但是我們生逢這個時代就應該盡力，盡力了，即使不能扭轉乾坤也無悔。如果沒盡力，我們將辜負這個時代，愧對這個時代。你說我理想主義也好，屢敗屢戰也好，反正我每天都在盡力，絕不浪費我的生命。

我很樂觀，人類社會將不斷往前走，人類追求美好社會的探索是不會停止的。20世紀所向披靡的資本主義制度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不斷蔓延的經濟危機、債務危機、社會危機，把世界帶入了一個政局動蕩和社會沖突多發期。金融危機引起人們對主流經濟學的質疑和反思，指導當代西方發展的社會科學理論遇到了挑戰。在這個重要轉折時期，中國怎么能抓住機遇？我認為，我們需要新一輪的或新版的社會主義。唯此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真正從道德的制高點上贏得話語權。而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夢。

瑪雅：習近平說，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精神上“缺鈣”，就會得“軟骨病”。我看到，你的堅定和樂觀來自你的理想信念。你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且信仰共產主義。

李玲：習總書記這句話我很喜歡，“如果丟失了共產黨人的遠大目標，就會迷失方向。”共產主義是個遠大理想，很遠很遠。我們不能因為它很遠就放棄，而應該堅定不移朝著那個目標走。我相信，人類一定是朝著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發展，那個社會的最終目的就是馬克思說的人類的解放。中國應該往那個方向走，不要從孩子的教育開始就過度鼓勵達爾文的簡單的適者生存。應該認識到，人類在溫飽前和溫飽后的消費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現在進入了溫飽后的消費，不應該再是為了簡單的生存而奮斗的低級動物，而應該提升到人的層面。就是說，要能夠戰勝自己，能夠控制自己的欲望，能夠為他人、為社會、為人類的長遠未來犧牲自己的某些東西、奉獻自己的某些東西。比如愛，能夠把它放大，用佛教的話說是大愛的境界，也就是美好社會的境界、共產主義的境界。

2015年6月作于北京

2016年1月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