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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偉偉 | 建黨偉業之一：為什么是中國共產黨？

點擊：作者：曹偉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8-06-27 10: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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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大閉幕后僅一周，習近平總書記便帶領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前往上海和浙江嘉興，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回顧建黨歷史，重溫入黨誓詞，宣示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堅定政治信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銘記黨的奮斗歷程，時刻不忘初心，擔當黨的崇高使命，矢志永遠奮斗。這是對全黨銘記初心的一次巨大的行動引領和精神鼓舞。

　　而沉思回顧那段建黨的歷史，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有一個問題始終縈繞心頭：為什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幅千鈞重的擔子最終落在了我們中國共產黨的肩上？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生來就力量巨大嗎？并非如此！初生的中國共產黨所處時局之艱危、力量之弱小超乎我們想象。但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苦難最為沉重的時候，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救亡圖存，完成了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

　　近代的中國羸弱不堪，飽受列強蹂躪，大大小小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宛如一個個桎梏枷鎖活生生的套在了中國人民的身上。幾千年文化自信掃地，上萬年文明幾近中斷。面對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面對被列強步步進逼侵略的中國，面對統治階層日益腐敗的中國，面對山河破碎、戰亂不已、人民饑寒交迫、倍受奴役的中國，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成為中國人民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各個政治團體一個接一個輪流登上中國政治舞臺，企圖尋找一條民族救亡的道路，都夢想重塑國民精神、再造國家狀態，重新建立起民族自信，但都是“你方唱罷我登場”，最后一個接一個依次退出歷史大幕。

　　以洪秀全為代表的太平天國認為我們是“社會不如人”，主張建立遠古“天下為公”的社會，結果洪秀全最終命喪天王府，太平天國陷入內亂，腹背受敵，慘遭失敗；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派認為我們中國“器不如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結果還是反被夷所制，改變不了割地賠款的命運；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認為國家是“制不如人”，力推維新變法，結果僅僅103天就被遭遇失敗；還有義和團認為是“武功不如人”，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號，但最后反被清政府聯合西方列強一同剿滅；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算是敲響中國歷史的一記重錘，但革命果實最終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竊來助威；以胡適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認為是“思想文化不如人”，將民族落后的原因歸于孔家舊學，但最終一樣沒有實現救亡中國的目標……

　　這些政治團體絕不是只會坐而論道的空想派，全部都是竭力踐行自己主張的實干派，每一個團體中都有名留千古的民族精英，他們流過汗也留過血，一樣付出過巨大的代價。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他們的犧牲和歷史貢獻是充分肯定的。但是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等，這些團體提出的各種政治主張、救國方案都試過了，無一例外都失敗了。只有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中國的救亡道路才開始閃現曙光。毛澤東主席后來在延安干部會議上講：“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仆后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

　　后來人總結歷史，也總是習慣性地概括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句概括并不夠準確。毛澤東主席的論斷其實是十分嚴謹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武器的最早的倡導者，也不是最早的宣傳者，更不是最早的組織者，但卻是最早發現這個武器是“最好的”，也是這個武器最優秀的倡導者、最出色的宣傳者、最杰出的組織者。我們不是最早，但卻是最優。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時間遠早于俄國“十月革命”，中國共產黨并不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也不是中國唯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

中國革命史

作者：《中國革命史》編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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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一些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譯作就在中國陸續出版，而早在1912年3月，上海《民權報》刊登了一則招募“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廣告。同年4月28日，《盛京日報》刊登了一篇“中國共產黨”的綱領。這是中國最早出現的以“中國共產黨”為名稱的組織，但這兩個組織僅是在報紙上一閃身影，并未再見到相關組織活動。

　　十月革命前，1906年至1908年，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和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報《天義報》都分別刊文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和《共產黨宣言》：1906年1月，朱執信在《民報》第二號上發表了《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介紹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并對《共產黨宣言》作了介紹和評論；1906年6月，宋教仁在《民報》第五號上譯登了《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和《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這是在我國第一次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1906年6月，葉夏聲在《民報》第七號上發表《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一文，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十條綱領；1908年，劉師培、何震等在《天義報》沙漠化發表了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1888年序言的一部分，并加編者按語說：“案共產黨宣言發明階級斗爭說，最有裨于歷史”，對馬克思的學說大為贊賞……朱執信、宋教仁等都是當時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的宣揚十分有影響力。到了1917年11月10日，國民黨在《民國日報》以大號標題“美克齊美占據都城”將“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向國內，在隨后的《國民日報》評論中，更是以“吾國之革命亦然也”對十月革命表示效法的意愿，這是中國最早報導并贊揚十月革命的，而且這是國民黨的宣傳。所以在中國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和贊揚十月革命的都是國民黨，但國民黨終究沒有發掘并運用這個武器的強大力量。

　　最早去研究并實踐的是另一個人——江亢虎。江亢虎是晚清時期國內很有名氣的新派官員，在出洋考察回國后，他從無政府主義轉信社會主義，并在京師大學堂日夜研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人的原著。辛亥革命爆發后，江亢虎便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社會黨，他由此被許多學者認為是“中國系統研究社會主義的第一人”，而他組建的社會黨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黨”為名的政治團體。后來，江亢虎本人一度被劉謙等許多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奉為“中國無產階級的領袖”。毛澤東主席在1936年同斯諾談話時，也講到自己是讀江亢虎寫的一些關于社會主義及其原理的小冊子，才初步了解社會主義的。

　　中國社會黨自成立之初便有明確的章程和宗旨。而此時的同盟會不過是個頗具政治色彩的幫會，還遠不及江亢虎的社會黨組織成熟，直到1923年底，孫中山在鮑羅廷的幫助下，才給國民黨制定了章程，提出了革命綱領。至1911年年底，中國社會黨已經在全國建立起近500個支部，擁有黨員52萬多人。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當時就是社會黨天津支部的總務干事。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也曾向江亢虎親贈歐美新出版的社會主義名著以示祝賀鼓勵，江亢虎從美國回來后，孫中山更是與他連續會談了十天之久，并對他的主張十分重視。江亢虎也一度成為列寧創立的共產國際爭取的對象，在1921年的6月和10月，江亢虎以中國社會黨黨魁的身份分別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和遠東民族會議，受到了列寧的接見和共產國際的極高禮遇。而且在當時俄國華僑的眼中，江亢虎的聲望不在孫中山之下，可見江亢虎和這個黨的影響力之大。陳獨秀曾在《對于時局之我見》一文中，對于他后來發起的組織也一度稱為“社會黨”，很難說沒有受到其影響。

　　這樣一個在當時所有人都感到具有希望的黨結局又如何呢？成立不到兩年，便被袁世凱解散。后又于1916年復黨，1925年改稱新社會民主黨。而在這期間，誰有權勢江亢虎就依附誰，從袁世凱到段祺瑞，甚至到逃往東北的溥儀，都是他去攀附的對象。1925年8月，因為暗中支持溥儀的事情敗露，政治上一貫投機的江亢虎遭到全國聲討，他不得不于1926年秋把“中國新社會民主黨”解散，亡命美國。1930年，看到蔣介石得勢，江亢虎又稱蔣介石為“可以倚靠的明君”，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積極奔走。1939年，江亢虎看到抗戰困難，便背叛蔣介石，發布了臭名昭著的《雙十節對時局宣言》，擁護南京汪偽政權，徹底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大漢奸，后來的共產主義者們提起江亢虎，都對此人感到不齒。

　　與江亢虎一樣的大漢奸姚作賓也不得不提，姚作賓曾是“五四”時期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的主席，1920年3月，他在重慶組織了“中國大同黨”。姚作賓在組黨前就專程赴蘇聯聯絡共產國際，并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援助承諾。同年6月，姚作賓在北京將他的“中國大同黨”改稱為“中國共產黨”，并成功取得了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的資格和表決權。這是中國最早以“中國共產黨”為名稱并組織活動的，不可謂沒有影響力。直到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正式創建，共產國際才否認姚作賓使用“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的合法性。于是，姚作賓將該黨改名為“東方共產黨”。姚作賓是個典型的投機分子，在“九一八”事變前他投靠了日本人，擔任偽冀察委員會交通組長，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姚作賓千方百計與日本人聯系，成了賣國投敵的大漢奸，后來擔任了偽青島市市長，為日軍侵華送糧近7000噸、資金5000多萬元，并提供飛機120余架。抗戰初期，民國多地饑荒，財政緊張，空軍飛機尚不足300架，姚作賓的叛國行為給抗戰造成了很大的被動。

　　江亢虎與姚作賓組織的黨派雖有一定影響力，但終究是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所不能容忍的。而歷史也告誡后來的共產黨人：沒有堅定的信仰作支撐，拋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高投機革命，不論占據什么優勢，終將會被歷史篩選出來，為人民所拋棄。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主席在同音樂工作者座談時講：“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應該接受，不接受是沒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國際曾經否定這些基本原理, 但是被列寧駁倒了。中國也有過‘第二國際’，江亢虎的社會黨”。而早在1954年12月，江亢虎病死上海提藍橋監獄后，毛澤東主席感慨道：“中國的第二國際徹底結束了！”大漢奸姚作賓也終究逃不脫審判，青島解放后，姚作賓被青島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

　　當時的中國因為過于深重的苦難急切地尋找可以救亡的一位良醫和一味良藥，所以才給了江亢虎、姚作賓這類小丑借著社會主義之名登臺一顯的機會。從歷史全局看，他們畢竟如毛澤東主席后來所說“影響很小”，不會掀起什么波瀾。而當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成立組織的也絕不是只有這些漢奸之流，也有革命性相對較強的黨派組織。

　　就在江亢虎1916年恢復中國社會黨復黨后不久，黃介民于在上海成立中國大同黨，全國黨員一度達到3000人，后來還與共產國際開展了合作。黃介民本人是早期同盟會成員，也是辛亥革命的先驅，發起并組織過第一個“五一”勞動紀念日活動。這樣的領導和組織規模在當時而言是可觀的，其影響力也是不容忽視的。但這個黨最后也漸漸名存實亡，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里。黃介民在后來的幾十年間為革命作出過一定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他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參加了新中國的建設。

　　在蘇聯，1918年12月，旅俄的華工在列寧的直接幫助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旅俄華工聯合會，統管旅俄華僑事務，主席是劉紹周。當時，北京政府對華工聯合會十分贊賞，對他們的活動也采取了支持的態度。1919年3月，劉紹周和華工聯合會莫斯科分會主席張永奎正式以“中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身份列席了共產國際的創建大會。劉紹周受到了列寧的三次接見，列寧還親自為簽署了一份要求蘇聯各級機關支持其活動的證明書。1920年6月，在華工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他們建立了俄共中國黨員中央組織局，并立即與共產國際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因此，劉紹周以中國工人黨組織局代表的身份再次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這個組織局明確給自己的職能定性為：莫斯科共產黨總籌辦處。在他們的黨綱中，專門有“在祖國的中國共產黨員組織建設”一章，對國內的組織建設進行規劃。但這個組織在1921年遷往伊爾庫茨克后逐漸停止了活動。劉紹周則在新中國成立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同樣在俄國，旅俄華工于1920年春在俄國阿穆爾省組織了“阿穆爾省中華社會黨”，在俄共阿穆爾省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這個組織的成員均為工人，負責人為宮錫川，副首領為劉謙，而劉謙即是此前江亢虎創建的中國社會黨黑龍江省黑河的舊支部負責人，因此也有人認為這是從中國社會黨中分裂出的一個組織。俄共阿穆爾省委曾派遣劉謙到中國聯絡孫中山，劉謙向孫中山提出由旅俄華人組成軍隊南下，孫中山率軍北上，夾擊推翻北京政府后，建立孫中山政府，這正是孫中山后來的“西北計劃”的雛形。而劉謙正是因為獲得了俄共和孫中山的雙重支持，所以阿穆爾省中華社會黨一度自稱“中國共產黨”，劉謙則也以“中國共產黨”代表身份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后來，劉謙于1920年底離中國赴俄經過國境時被擊斃。北京政府農商部在1921年6月22日也正式要求旅俄華僑總會取消這個組織，宮錫川和劉謙代表的這個黨最后終究沒有發展起來。

　　再看國內，與劉謙對江亢虎的尊崇不同，曾同在中國社會黨的醫科大學生沙淦對江亢虎的改良主張十分不滿，于是決定與中國社會黨分離，他以“純粹社會主義”為宗旨，建立了另一個“純粹社會黨”。他們以“消滅階級、實行共產、尊重個人、教育平等、破除界限、國無遠近、家無親疏、教無迷信”為綱領，對黨員提出了“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充軍警、不奉族姓、不婚姻”的“六不”戒約。這個“純粹社會黨”與第二國際及其國際局有過短暫的接觸聯系，并企圖加入第二國際，結果成立不到一個月，就被袁世凱查禁，從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消失了。

民國演義（上下）

作者：(民國)蔡東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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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曾經參加過同盟會，留學日本和法國的吳玉章回到四川成都，組織了“中國青年共產黨”，并與當年年底就開始了組織活動。這個組織認為自己代表正統，不僅與惲代英和蕭楚女在重慶組織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有摩擦，而且與上海陳獨秀的共產主義小組也搞對立，所以四川并無代表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22年，四川的共產主義組織才并入了我們中國共產黨，接受上海中共中央的領導，而直到1925年，在趙世炎的介紹下，吳玉章才在北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投身革命事業，最終成為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

　　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除了已經建立組織的四川缺席外，旅歐組織也未派出代表參會。其實，周恩來、趙世炎、陳延年、李維漢、王若飛等人在1921年便在法國有了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組織，取名“中國少年共產黨”，他們離開法國后進入蘇聯，參加了共產國際的第三次大會。1922年6月下旬，在巴黎西郊布倫森林的一個小廣場上，他們正式召開了為期三天的代表大會，并通過了黨綱、黨章，將他們黨組織的名稱正式定為“中國少年共產黨”。后來，在得知國內已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后，他們歷經波折，不斷努力，使上海中共中央接納了他們，并于1923年將這個組織改為“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

　　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現實境況：社會風云跌宕，政黨政治備受推崇，黨派如雨后春筍般接連成立，僅北京、上海兩地就出現過300多個政黨和團體，哪怕同樣是打著共產主義的旗子，也出現了許多政治組織，而且這些組織的背后都有著不同力量的支持。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現實中，一群不一樣的知識分子毅然打起了共產主義的大旗，扛起了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登上了歷史舞臺。這些知識分子中相當一部分還是在學校讀書的學生，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但當時沒人知道他們發起的組織能走多遠，在許多熱衷于政治運動的人看來，他們根本掀不起什么波瀾，遠不如先前的那些共產主義組織有影響力。持這樣想法的不僅有旁觀者，也包括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發起者們。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學術氛圍下，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蔡元培對此十分贊賞。當時的成員有鄧中夏、何孟雄、劉仁靜、高君宇、羅章龍、張國燾、王荷波等19人，其中還有幾名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平均年齡不過二十出頭，他們常常聚在一個小屋內，以德文和俄文研讀討論馬克思的著作。他們給這個小屋也起了一個頗具意味的名字——亢慕義齋。“亢慕義”即德語音譯的“共產主義”。當然，這群青年并不知道他們以后會組織一個叫“亢慕義”的政黨。劉仁靜晚年回憶時說：“在古老的北京破天荒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一件頗具象征意義的歷史事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勝利后，再來回顧這件事，就更能體會到它的誕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十月革命’的潮流不斷東流，終于水到渠成的結果”。這不過是劉仁靜在勝利之后總結意義，遠不是他當時的眼光。而縱觀劉仁靜的一生，他最會在事后總結歷史。

　　幾乎同時，陳獨秀在上海也開始行動，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那時，聚攏在陳獨秀身邊的有俞秀松、李漢俊、李達、施存統、陳公培、沈玄廬、陳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人。他們系統研究學習馬克思的理論學說，思考著救國圖強的道路。但在許多人看來，這不過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讀書會”，沒有人會將這個研究會與日后領導革命的中國共產黨聯系在一起。

　　憑著對真理的追求和對國家未來的思考，“南陳北李”的旗子便這樣悄悄地樹了起來。相比于正式以黨派或政治團體名義活動的組織來說，李大釗和陳獨秀所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基本不為世人所知，更不曾被蘇聯共產國際和列寧所知曉。1920年3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27歲的維經斯基、秘書馬邁耶夫和翻譯楊明齋來華，主要是了解中國社會政治情況，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取得聯系。但楊明齋后來回憶，他和維經斯基一行人初來中國時，對中國的情形十分陌生，他們的使命是要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但不知找誰是好。

　　不知道這個領袖人物是誰！從某種意義上說，與先前那些捧著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草草登場、四處尋求依靠的組織不同，李大釗和陳獨秀從一開始就具有極強的獨立性。而且相比先前那些熱衷政治投機、缺乏信念毅力的大多數共產主義組織，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優勢在于他們更具有極強的組織領導力。陳獨秀、李大釗是轟動世界的“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他們學會中的主要成員幾乎都是當時工人和學生運動的領導人，這些人也是后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和第一批黨員，他們既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知識分子，同時經歷了多次工人和學生運動的實踐鍛煉。而最后促使維經斯基選擇陳獨秀的原因恰在于此，就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的組織領導力讓共產國際看到了民心所向。

　　維經斯基到上海后對李達說：“共產國際遠東局曾接到海參崴方面的電報，知道中國曾經發生過幾百萬人罷工罷課罷市的大革命運動”。這場大革命運動正是“五四運動”。楊明齋說他們從少數俄僑口中得知，正在上海的陳獨秀是這一運動的領袖，于是他向維經斯基建議立即去上海尋找陳獨秀，而維經斯基對陳獨秀卻是一無所知，但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找有學問的人才能號召。于是，在北京大學俄國籍教員柏烈偉的介紹下，維經斯基一行人首先認識了李大釗，再拿著李大釗寫的介紹信到上海找陳獨秀。所以有人說柏烈偉的介紹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但歸根到底是“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和李大釗所表現出的組織力和領導力，北方的李大釗致力于馬克思學說的研究與傳播，成效卓著；南方的陳獨秀則更長于組織建設，貢獻甚偉。后來，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處派駐中國的全權代表利金在關于中國情況的報告中也認可陳李二人的領導力，在談到中共北方組織的發展時，利金說：“無疑，北京大學著名的李守常教授參加了我們小組這件事起了很大的作用”，談到中共的地方組織時說：“上海小組居于領導地位，不僅僅因為它是中央所在地，還因為陳獨秀同志在這里”。因此，不論陳獨秀后來犯下了多么嚴重的錯誤，我們中國共產黨始終對他在建黨中的貢獻給予了至高無上的尊崇。1936年，毛澤東回憶起早期的思想轉變時對斯諾說，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了其他任何人”。李大釗同志雖然很早就犧牲了，但毛澤東主席在1949年3月回到闊別多年的北平城時，第一個人想起的就是他嗎，毛主席十分感慨地對身邊同志說：“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沉思歷史，陳獨秀和李大釗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就是如此的深遠。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學的“亢慕義齋”里，維經斯基與李大釗一見如故，他們首次談到要在中國組織一個代表勞動者階級的政黨，李大釗也立即介紹維經斯基來到上海聯絡陳獨秀。在上海的寓所里，陳獨秀與維經斯基相談甚歡，他們對中國社會現狀和革命前途的估計基本一致，并且維經斯基建黨的想法與陳獨秀也幾乎一致，因為在一個月前，陳獨秀剛剛與李大釗討論過創建一個全國統一的組織。1920年6月，陳獨秀與施存統、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五人在自己的寓所里開會籌劃建黨，而這五個人便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五位黨員，更有學者說他們在1920年6月成立的組織就叫“中國社會共產黨”。當月，維經斯基就在上海寫信給共產國際遠東局說：“當地有一位教授陳獨秀，聲望甚高，影響很大，他正在給各城市的革命者發信，以確定代表會議的議題、地點和時間”。這是維經斯基對陳獨秀及他發起的組織的肯定，這對共產國際后來選擇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1920年7月，陳獨秀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創建了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的第一個使命便是負責黨的發起工作，陳獨秀是總負責人。后來，張國燾回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時說：“這一切確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開端，但誰也沒想到后來的發展會怎樣”。與此同時，一批青年學生也紛紛到上海尋找革命組織，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就把他們組成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務由俞秀松主持，主要任務是選拔優秀的革命青年到蘇聯學習，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等人日后就是通過這個組織去了蘇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來接替維經斯基的馬林和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馬林一到上海便要求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統一的組織。李達遂向全國各地的黨組織發信請各地小組派2名代表到上海開會。最終，全國和旅日的代表一共只有13人，代表50幾名黨員，當時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也只有350人左右。張國燾后來回憶時感慨：“這就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的全部陣容”。可以想見，我們黨當時的力量何其弱小，但越是如此，越能顯現我們黨的歷史功績是多么輝煌。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張國燾是外地代表中最早到達上海的，他有一個特別的任務，便是參與籌備會議。但當他到達上海后卻發現，那個代表臨時中央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發展著實令他想象不到：已經陷于癱瘓，各項工作基本停滯。張國燾說他見到上海支部的代理書記李達時，李達一臉愁容，告訴他的第一個消息就是陳獨秀去了廣東，黨的經濟來源中斷，一切工作陷于停滯狀態，黨的部分骨干先后離開上海。黨此時的經費基本由在上海的黨員賣文章維持，李漢俊是其中的主力，但他們的文章又少有人敢發。為此，李漢俊還一度與陳獨秀起了矛盾。于是，1921年5月，包惠僧由上海去廣州陳獨秀處，李漢俊便向包惠僧抱怨：“人都走了，經費也沒有了，沒辦法干了”。李漢俊希望包惠僧能說服陳獨秀回上海主持工作，或者將黨的中央機關搬到廣州。但他等回來的，卻是陳獨秀對中央機關搬遷意見的拒絕，以及頂著“陳獨秀私人代表”光環的包惠僧。

　　一大前夕，除了對前途感到迷茫之外，這些共產黨員面臨的頭號難題就是“缺錢”。而正是因為“缺錢”，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便無法走上獨立自主革命的道路，處處要聽從共產國際的擺布，甚至連黨的最高負責人都無法自己決定。陳獨秀試圖獨立，但也終究因為“經費缺乏”而不得不妥協。后來，瞿秋白、向忠發、王明、博古、張聞天等，這些黨的最高負責人幾乎都是共產國際指定的，而他們也無一能夠擺脫“缺錢”的窘境，無一能夠領導中國共產黨走上獨立自主的革命道路。

　　沒有力量就不會受到足夠的重視，也得不到應有的資格和權力。與高捧馬克思主義的其他黨派組織相比，不論是看成立時間、國際關系，或是看組織規模、黨員數量，乃至于看經費保障，陳獨秀和李大釗當時發起的中國共產黨幾乎力量是最為弱小的一個，被普遍地不看好，唯有靠共產主義信仰支撐這批堅定的革命者。所以，便有了后來這樣一幕：1921年6月至7月，幾乎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同時，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在莫斯科召開，而當時自稱代表中國來參會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就多達六個，成為參會國家代表中絕無僅有的一個奇觀。除了江亢虎代表的中國社會黨，宮錫川、劉謙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姚作賓代表的“東方共產黨”，趙世炎、陳延年代表的“中國少年共產黨”，還有張墨池代表的“支那共產黨”，張太雷、于樹德、俞秀松代表的“社會共產黨”。這幾個組織，因為身后都有蘇俄和國內不同政治力量的支持，所以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都分別取得了權限不同的代表證，也擁有資格不同的發言權。而為了獲得共產國際的承認與全面支持，這六個組織都聲稱自己是代表中國“正統”的共產主義組織，互相攻訐，并向共產國際連續投訴。其中，張太雷等代表的“社會共產黨”、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和姚作賓代表的“東方共產黨”之間的斗爭最為激烈。俞秀松向共產國際提交了抗議聲明后，由于共產國際對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缺乏了解，也搞不清楚誰代表的是“正統”，于是決定對于未經共產國際批準就成立的中國的“共產黨”一概不予承認。實際上，張太雷他們所代表的就是陳獨秀創建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又是后來中國共產黨組建的籌備組織——臨時中央，他們當月就組織成立了真正的中國共產黨，趙世炎、陳延年代表的“中國少年共產黨”后來作為旅歐支部也并入了中國共產黨。但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正在秘密成立，共產也未收到馬林向共產國際的正式報告，所以采取“多頭下注”策略的共產國際并沒有對張太雷、俞秀松等人的申訴有太多重視。于1921年7月2日再次確認了江亢虎的代表身份。

　　即使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親自指導下成立，中國共產黨獲得的評價也不是那么高。利金在向共產國際提交的報告中說：“‘共產主義小組’這個最早的名稱雖然最確切地決定了它們的性質，但它們不僅人數很少，各小組人數總共不超過200人，而且不能更改一些痼疾……”。利金在這份報告中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嚴進行了批評。于是，到了1922年2月，湖北的國會議員胡鄂公在北京也成立了一個“共產主義同志會”，他們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刊物《今日》，宣揚馬克思主義，甚至得到了蘇聯遠東軍事情報機關的資助，胡鄂公還派彭澤湘等人到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爭合法席位，但遭到了共產國際的拒絕，最后偃旗息鼓。

　　我們不禁思考，在那個共產主義黨派團體林立的年代，共產國際為什么會選擇看似最不具優勢的陳獨秀和李大釗創建的中國共產黨？回顧這段歷史，除了陳獨秀和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中的領袖地位的和他們的影響力之外，促使共產國際最終選擇陳獨秀和李大釗創建的中國共產黨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的一系列革命活動符合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判斷。利金在給共產國際提交的報告曾寫下了1920年初他們的想法，即“建立一些共產主義組織，它們應該依靠最有覺悟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成立中國共產黨——這就是對它們進行工作的原則立場；就各地條件看, 把黨在知識分子中的組織作為媒介，通過它向工人群眾滲透，乃是一種特殊而唯一可行的工作策略。因此知識分子中的共產主義小組就是整個工作的基本支撐點，這些共產主義小組由公開的和半公開的組建中的工會，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做媒介，一邊爭取青年學生和工人，一邊逐步地向工人群眾中發展”。

　　這是符合中國實際的。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大爆發，推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使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工人階級力量的偉大，這些知識分子又以北京大學的學生為骨干。因此，他們積極投身到工人運動，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和工人運動的領導組織，而李大釗和陳獨秀所領導的共產主義小組幾乎云集了當時領導中國工人運動的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充分的思想和骨干準備。后來并入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少年共產黨”和“中國青年共產黨”也是北大等高校留學生所發起的組織，在本質上與上海和北京等地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是一樣的。基于這樣的歷史背景，許多學者后來總結說：“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所以，看似力量最為弱小的中國共產黨，實則是組織力量最為精銳、運動實踐最為扎實、思想覺悟最為先進的一支力量，也是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和社會號召力最強的一支力量。利金雖然有過嚴厲的批評，但在向共產國際介紹中國革命的前景時還是積極樂觀的，他說：“在共產黨員中間有像李守常、陳獨秀、張太雷、鄧中夏、張國燾、李啟漢和其他人，他們無疑不僅僅是忠誠的革命者，而且是重要的工作人員”。當然，1922年時的利金并不能知道陳獨秀和張國燾以后會走向何方，我們黨當時也不會預想到曾經匯聚起的這些知識分子中，有相當一部分因為經不起后來更艱苦的考驗而叛黨投敵。但就當時而言，這樣的組織、這樣的黨員構成是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優勢，那些大浪淘沙留下的知識分子精英也是之后中國共產黨歷經艱難險阻而不潰散的根基。這是其他組織不具備的。比如：中國社會黨中，從成立伊始就不是一個思想統一、組織嚴整的黨，黨員中既有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國家社會主義者，更有江亢虎這樣封建色彩濃厚的改良主義者，同時還有李大釗這樣徹底的革命者等等。由于成員政見不一、分歧巨大，所以缺乏凝聚力與組織力，袁世凱的解散令一出，本就極不嚴整的中國社會黨及其所屬組織瞬間分崩離析，當時一位無政府主義者說：“中國社會黨已經紛然而散，潰不成軍了。那40萬黨員僅只剩下20—30人還敢談論社會主義，而這些人且有若干位正參加到我們行列中來”。江亢虎本人則拋下組織，逃到了美國，其投機政客的面目令他的組織成員大失所望。再看宮錫川和劉謙組織的“阿穆爾省中華社會黨”，對黨員的入黨資格限制為“皮匠、鐵匠、木匠、瓦匠、別拉氣匠、泥水匠、成衣匠、雉頭、小衣、細木、石匠和小爐匠”，沒有知識分子參與領導，所以終究無法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原理，沒有科學清晰的綱領，最終走上了邪路，在北京政府的反對下消亡。而其余的組織，因為偏激而不合時宜的主張，注定不為歷史所接受，曇花一現，云煙般消失。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眾多政黨中，唯有中國共產黨得以存活下來，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努力聚結勝利的果實。

　　在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也進行了艱難的自我革命過程，經歷了對革命根據地、革命路線、革命領袖等的艱難選擇，使黨不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斷地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迸發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戰斗力。所以，回首過往，與其他政黨或團體登上歷史舞臺所帶來的混亂局面完全不同，有了共產黨的中國，開始在羸弱垂死中回生，開始在日漸沉淪中漸入輝煌，開始從苦難走向偉大復興。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庫恩說：“中國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選擇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是符合中國國情及發展需要的。我相信這是中國最理想的發展道路，這才是中國的最佳道路”。

　　為什么是中國共產黨？無它！這就是歷史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