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偉偉：追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之源
點擊： 作者：曹偉偉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8-05-18 15:24:12
凝神沉思，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是什么？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開篇，習近平總書記就作出了明確的回答：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
回望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奮斗征程，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守這樣的初心，始終將自己的命運同人民的命運、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前仆后繼、頑強奮斗，徹底終結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積貧積弱、飽受列強蹂躪的局面，將貧窮落后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完成了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對全黨同志諄諄告誡：“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面向未來，面對挑戰，全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追本溯源，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從何而來？
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靈魂”。這一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是深深植根于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沃土之上的。中國共產黨人更是始終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實現了從勝利走向勝利。而從更為宏觀的視野看，馬克思是世界共產黨人初心的奠基者。我們追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首先要憶起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導師——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
馬克思的家鄉特利爾是萊茵河支流摩塞爾河畔的一座小城，摩塞爾河沿岸的農民多以種植葡萄和釀造葡萄酒為生。由于封建貴族和新的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特利爾種植葡萄和釀酒的農民背負著沉重的債務，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每當葡萄成熟時，可口的葡萄不僅釀造了貴族杯中的美酒，也釀成了摩塞爾河畔農民悲苦的淚水。尚在讀中學的馬克思時常走訪郊區的農民，農民貧苦悲慘的生活和他們對于壓迫者強烈的仇恨，深深地觸動了馬克思年輕的心靈。馬克思在自己的中學畢業作文《青年選擇職業的考慮》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幸福和自身的完美。不應認為，這兩種利益是敵對的，互相沖突的，一種利益必須消滅另一種，人類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的：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
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而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的學者，偉大的哲人，卓越的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無疵的偉大人物。
歷史上認為那些由于為共同目標勞動而自己也高尚起來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為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存在下去，但將永恒地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這是馬克思第一次鏗鏘有力地表達他為人類服務的偉大理想，雖然此時他的理想還十分抽象，并且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卻是在黑暗的社會統治下，他第一次向普魯士反動政府發起的挑戰。
魯迅曾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馬克思就是這樣的勇者，一生都無私無畏。后來在《萊茵報》工作期間，馬克思深入摩塞爾河沿岸農民之中，極其詳盡地調查分析了農民貧苦的生活，連續撰寫了三篇報道摩塞爾河沿岸農民悲慘生活的通訊，揭露了反動政府是造成農民貧苦生活的原因，而他也遭到了萊茵省長的重重責難，但馬克思毫不屈服，堅持以筆為刀，堅決回擊反動省長。同時，馬克思以《萊茵報》為陣地，猛烈抨擊了萊茵省議會制定的“森林盜竊法”，堅決捍衛了人民群眾的利益。他還以極為尖銳的文章批判諷刺了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并從此開始了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和德國封建反動勢力的斗爭。
深入到人民群眾之中，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思考解決問題，這是馬克思革命人生的第一步。也正是站在貧苦農民的立場上，馬克思從最黑暗的現實中認識社會、認識生活，他將人民群眾視作一片沃土，他深深扎根在這片沃土之上，生根發芽，與人民群眾緊密結合，深切地領悟廣大勞苦民眾的愛與恨。1844年8月，馬克思在寫給費爾巴哈的信中說：“您應當出席法國工人的一次集會，這樣您就會確信這些受盡勞動折磨的人純潔無暇，心地高尚”。源于對人民群眾的深切認識，馬克思后來在《神圣家族》中，揭示了社會物質生產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和社會意識的根源，提出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唯物史觀。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吶喊：“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后來，為了徹底揭露資產階級剝削的本質和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規律，他堅定地與無產階級站在一起，窮盡生命中最后一滴血液，為人類留下了《資本論》這一思想瑰寶。正是在深入人民群眾之中進行革命實踐的過程中，馬克思深刻地認識到“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徹底解放自己”，他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解放全人類”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在漫長的革命斗爭中逐步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創立了人民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即馬克思主義。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200周年大會上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
“為人類福利而勞動”“我們的幸福屬于千百萬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解放全人類”……馬克思的初心就是這樣鮮明的確立，世界共產黨人的初心也正是這樣悄然奠定。然而，堅守這樣崇高的革命初心又談何容易，面臨的困難又何其艱辛。馬克思踏上革命的道路后，整個歷程幾乎都是在極端貧困、病痛纏身的條件下度過的，因為馬克思的哲學是實踐的哲學，更是斗爭的哲學。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句話刻在馬克思墓碑的正下方，馬克思也以此表達了他的哲學與舊哲學在根本上的對立。舊哲學離開社會實踐去解釋說明世界，無產階級的哲學則不局限于說明世界，而是把“改變世界”作為自己的根本出發點和目的。所以，馬克思為革命奔波勞碌的一生，也是擁抱人民、勇于實踐的一生。
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李卜克內西在馬克思葬禮上說：“他是最受憎恨的人，但他也是最受愛戴的人。最增恨他的是人民的壓迫者和剝削者。被壓迫被剝削的群眾愛戴他，因為他熱愛他們”。普魯士反動政府對馬克思恨之入骨，所以，馬克思被剝奪了普魯士公民權，也沒有一個國家愿意給他明確國籍和公民身份。馬克思曾風趣地說他是世界的公民。他受到了歐洲各國反動政府的驅逐和迫害，同妻子燕妮帶著家人一直過著顛沛流離、動蕩無依的政治流亡生活，直到逝世，馬克思都是政治流亡者的身份。馬克思沒有可靠的收入來源，流亡中的他時常被貧困纏繞，他經常因為沒有衣服和鞋子而無法出門，經常因為沒有錢買吃的而發愁，他最愛的孩子生病了卻沒有錢請醫生，只能活活病死，病死的孩子因為沒有錢買棺材而無法安葬，這些苦難給了馬克思無情而深重的打擊。當在1859年寫完《政治經濟學批判》時，他自嘲：“未必有人會在這樣缺貨幣的情況下來寫關于‘貨幣’的文章了！”
除了反動當局對他的驅逐迫害、經濟的困頓之外，疾病帶來的痛苦也極大地阻礙了他的工作。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馬克思都是在十分惡劣的生活條件下，堅持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的學習、研究和工作，他的每一項研究成果和重大發現，幾乎都是在經受反動勢力迫害、饑寒交迫、病魔纏身的狀況下完成的。馬克思說：“我在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斗爭，可是我自己的工作時間卻往往兩倍于此”。在寫作《資本論》時，馬克思已然重病纏身，但他還是經常工作到凌晨，他在給邁耶爾的信中說：“我一直在墳墓的邊緣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還能工作的每時每刻來完成我的著作，為了它，我已經犧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積年累月的過度勞累使他的身體越來越壞，眼膜炎、胸膜炎、肝炎、肺氣腫、癰等諸多疾病都向他襲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在帶重病伏案工作，而最后奪走他生命的正是勞累導致的胸膜炎和肝病。馬克思過早的離世，留給人們無限的悲痛和巨大的遺憾，這個遺憾就是李大釗后來所說：“馬克思的著作與思想都是沒有完成的”。
馬克思的時代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但在壓抑到令人快要窒息的社會環境里，許多有名的大人物因為懼怕斗爭、貪圖安逸而紛紛退出。青年黑格爾派的代表、影響力巨大的德國哲學家布魯諾·鮑威爾被撤職，從此退隱，這個人正是馬克思筆下批判的“神圣家族”的主角；費爾巴哈回避政治斗爭，嚴重脫離人民群眾和社會實踐，也退隱鄉間。面對現實，德國著名出版商奧·維干德也陷入絕望，他寫信給盧格說：“親愛的朋友，我們與其為了祖國而受懲罰和迫害，還不如喝喝香檳酒，拿那些混蛋開開心倒好些”。然而，馬克思并沒有氣餒，他絲毫沒有回避政治斗爭，而是成為了一個勇敢的政治戰士，沖鋒向前。
馬克思并不是天生在一個受壓迫剝削的貧苦家庭，更不是因天生受到剝削壓迫而奮起的革命者，在后來面臨深重的苦難時也不是不能選擇奢華的生活，只要他放棄“為人類福利而勞動”這樣的初心，走上為他的家族所屬的貴族階層服務的道路，他就可以輕松地躋身上流社會，成為律師、法官、學者或是政府高官，擁有顯赫的身份、富貴的生活和錦繡的前程。
馬克思的父親亨利希·馬克思是一位律師，同時，因為經營釀酒業而收入不菲，他的家族有五代是猶太特權階層。馬克思的母親罕莉婭是荷蘭人，帶著極為豐厚的嫁妝嫁給了亨利希·馬克思，正是在這筆嫁妝的支撐下，馬克思才得以完成《資本論》等許多著作。馬克思的姨媽索菲婭在荷蘭嫁給了著名的飛利浦公司創始人利奧·菲利普，馬克思的表兄奧古斯特·菲利普是這家公司的第二代掌舵人，在他和家族后面幾代人的精心經營下，飛利浦公司的產品暢銷全世界，至今我們許多人都在使用著這個家族產的剃須刀、洗衣機等電器用品。馬克思也有機會進入政府擔任高級官員，他在《萊茵報》工作時的同事康普豪森是一位資產階級政治家，康普豪森對馬克思在金融資本方面的才華十分贊賞。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康普豪森擔任了普魯士王國的首相，他上任后組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馬克思擔任財政部長或普魯士銀行行長，但就算是剛剛失去母親留給他的最后財產、生活陷入窘境，馬克思也絲毫不為所動，斷然拒絕了康普豪森給他的高官厚祿，并同反動當局展開了激烈斗爭。
馬克思的妻子燕妮·馮·維斯特華倫是特利爾上層舞會中最優秀的舞者，被稱為“特利爾最美麗的姑娘”，她本可以嫁入皇室成為最尊貴的女人。燕妮的父親路德維希·馮·維斯特華倫是政府的樞密顧問官，她的奶奶燕妮·威沙特的家族是英國皇室成員，爺爺菲利普是布倫瑞克公國的大貴族，燕妮的姐夫當時正擔任著英軍總司令，哥哥菲迪男后來成為了普魯士政府的內務大臣。這便是馬克思的岳父家族的社會地位。
兩個家族的顯赫背景是極為誘人的，但馬克思和燕妮沒有坐享其成，他們忠實于自己的初心，他們堅信自己的幸福是屬于千百萬人的，絕不會將自己奢華的幸福建立在千百萬貧苦人民的痛苦之上，所以，馬克思和燕妮毫不猶豫地牽手走在了一起，背叛了他們所屬的那個優越的階級，走向流亡奔波、貧病交加之苦，經受兒女夭亡、老無所依之痛。即便如此，燕妮卻是那么樂觀堅強，她在給魏德邁的信中說：“您不要以為這些小小的憂慮已把我壓倒，我非常清楚，在我們的斗爭中，我們永遠不會孤獨，而我的命運又很好，我是少數幸福者中的一個，因為我的旁邊有親愛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在貧病猛烈來襲的時候，燕妮依舊堅守初心，認為自己是最幸福的一個。這給了她的丈夫馬克思極大的支持和鼓舞，使得馬克思對自己所堅守的初心和從事的革命事業更加堅信。
作家冰心說：“成功的花，人們只驚羨她現時的明艷，然而當初的芽兒，浸透了奮斗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如今的我們，看到更多的是馬克思“千年思想家”的光輝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無上贊美，但我們更應該記住，馬克思用奮斗的淚泉和犧牲的血雨澆灌出了人類歷史上最明艷的鮮花，并獻給了全世界人民。
如果說，馬克思為世界共產黨人奠定了初心，那么，在世界東方的中國，毛澤東則為中國共產黨人直接鍛造了初心。
毛澤東并不是通過閱讀馬克思的著作，而是通過獨立的學習思考逐漸與馬克思主義趨同的。馬克思在英國博物館的閱覽室完成了寫作《資本論》的大量研究積累，毛澤東在湖南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通過自修深入思考了人類命運。馬克思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徹底清算了自己從前的哲學信仰，創立了革命者崇拜的科學理論，而毛澤東是在歷經挫折失敗、慘痛領悟之后，從一個溫和的改良派轉變成一個堅定的革命者。馬克思在“自白”中寫下的最喜歡做的事情是“啃書本”，而毛澤東一生手不釋卷，半張床留給書的讀書典范更是教育鼓舞了幾代中國人；馬克思親自領導創建了“第一國際”，毛澤東則親自創建了“新民學會”；馬克思以《萊茵報》為陣地戰斗，最終遭到了普魯士反動政府的關閉，毛澤東則以《湘江評論》為前沿斗爭，后來受到了湖南軍閥張敬堯的查封；馬克思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偉大的口號，倡導不僅要解釋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而毛澤東則寫下了《民眾的大聯合》這一經典戰斗檄文，且為新民學會定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宗旨；馬克思一生都在實踐，而毛澤東更是為實踐立論；馬克思對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都重新探討過、批判過，在工人運動中檢驗過，他研究了古代的原子論、物理學、化學和解剖學等，而毛澤東則對人類社會甚至是自然科學領域的眾多論斷都懷疑過、批判過、預言過，提出了“基本粒子——原子是可分的”這一讓世界科學家都驚嘆的預言……馬克思和毛澤東，是世界兩端心靈相通、靈魂共鳴的偉人。他們都具備學習、批判、實踐等一系列可貴的精神品質，而更為巧合的是，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與青年時代的馬克思也具有“為全世界受苦的人貢獻自己的全部”這一相同的革命初心，經受了幾乎與馬克思一樣的苦難。
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新民學會會員周世釗的信中說：“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際的調查及研究”。毛澤東的一生與馬克思一樣，是在中國這個廣袤的地盤內奔波的一生，勞苦的一生。在革命最為艱苦的階段，毛澤東接連痛失恩師、親人與戰友，而他被逮捕后差點被槍斃，毛澤東也曾幾度身染重病，徘徊在鬼門關，共產國際甚至在機關報《國際新聞通訊》上為他發表過長達千字的訃告來緬懷這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締造者。然而，一切苦難的磨礪絕不會讓毛澤東消沉，只會為中國人民鍛造出一個偉大的領袖。
毛澤東雖無馬克思那樣顯赫的家境，但也完全可以過上富貴無憂的生活。他可以繼承父親的糧食生意，也可以安心做一位吃喝不愁的教師，但這些都不能實現他的革命初心，所以他果斷的放棄。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是當時國內聲名卓著的教授，毛澤東本可以在北京大學謀得一份不錯的工作，與愛妻楊開慧安度一生。他也本可以留學歐美或是蘇聯，不至于被王明等人日后嘲笑，但在出洋的船開動前，他認為中國革命更需要他留下來做實地調查研究，所以，他丟掉了船票。即使走上革命道路，毛澤東一樣可以擔任高官，他是孫中山先生極為器重的人才，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而此時的蔣介石連國民黨一大代表都不是，只能是列席會議，后來，毛澤東還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但這些都不足以動搖毛澤東的革命初心，他是與馬克思一樣堅韌的勇者，堅守初心，毫不畏懼，抽刀向更強的反動派砍去。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與馬克思一樣，是在革自己所屬階層的命。
站在當時的歷史角度看，毛澤東所走的革命道路沒有任何理性可言，畢竟，與他一同加入共產黨的人，或為茍全性命，或為求取富貴，正在接二連三的發表退a黨聲明，奔向國民黨的懷抱。1951年，毛澤東在同周世釗回憶這些過往時，談到了自己的革命初心，他講了這樣一段令人感慨的話：
“我讀過小學、中學，也當過兵，卻不曾見過世界地圖，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圖書館的墻壁上，掛有一張世界大地圖，我每天經過那里，總是站著看一看。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別多，這樣多的人怎樣過生活，難道不值得我們注意嗎？從韶山沖的情形來看，那里的人大都過著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餓就是受凍。有無錢治病看著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錢糧被關進監獄活活折磨死的；還有家庭里、鄉鄰間，為了大大小小的糾紛，吵嘴、打架，鬧得雞犬不寧，甚至弄得投塘、吊頸的；至于沒有書讀，做一世睜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沖里，我就沒看見幾個生活過得快活的人。韶山沖的情形是這樣，全湘潭縣、全湖南省、全中國、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懷疑，人生在世間，難道注定要過痛苦的生活嗎？絕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是不應該永遠存在的，是應該徹底推翻、徹底改造的！總有一天，世界會起變化，一切痛苦的人，都會變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我因此想到，我們青年的責任真是重大，我們應該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長。從那時候起，我就決心要為全中國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康德曾說：“從人類整體歷史角度看，為后代、為他人而工作，這是人類這個物種的本能，是其先天道德能力，這種先天道德能力完全發自本心、發自初心，不依賴于他人與社會的評價”。這是康德對初心的闡釋。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就有了“為全中國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這樣的崇高信念，后來，他更是將這一信念升華為全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這一點上，康德與毛澤東的認識是一致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堅持這樣做下去，我們看似什么都得不到，但實際上卻收獲了精神的幸福，而精神的幸福是最崇高的幸福。所以，毛澤東后來在讀康德學派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時，以12000多字的讀書批注闡述人類的天性與初心。這一切與青年馬克思作文中所寫的“人類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的：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又是驚人的高度契合。
毛澤東了解并發現了生活在湖南底層人民群眾的疾苦，所以像青年馬克思深入摩塞爾河畔的葡萄種植農民中調查一樣，他也在暑假徒步考察了湖南五縣，再到后來，他更是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樣的經典，同時，他將調查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而站在這個高度之上，中國共產黨人才對中國革命有了清晰的全覽。
最早發現初心本源，是毛澤東領遠遠領先其他青年的基礎，這為他日后投身革命積累了一種無形的優勢。后來的革命歷程也證明，與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高學歷、留過洋、受到過列寧接見的其他領導人相比，出身農民、在貧苦農民生活的韶山沖長大的經歷，是毛澤東的最大的優勢，但也是歷經坎坷之后才被發現的優勢。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是一個以知識分子為領導主體的政黨，而且這些知識分子是留洋深受西方影響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一部分人空懷高遠的理想與抱負，而與中國最底層的農民相去甚遠。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毛澤東顯得格外特殊，雖然他也是知識分子，但他更是一位土生土長的農民，所以張國燾對毛澤東的印象是“脫不了湖南的土氣”，而在王明等人眼里，毛澤東不過是個山溝里來的“土包子”。甚至一度在共產國際眼里，毛澤東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布爾什維克。中共三大上，當毛澤東提出“農民問題”供與會代表討論時，在受共產國際和這群高級知識分子把控的中共黨內，毛澤東的意見被視為奇談怪論，他們認為毛澤東如此背離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馬克思主義，放棄工人運動和城市，犯下了無知而又嚴重的錯誤。以至于多年以后，在大家都意識到毛澤東在三大上關于農民運動的正確主張后，張國燾才勉強承認：“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中共極大的貢獻”。
實際上，黨內對毛澤東的誤解不止一次，而是長達十年之久，毛澤東每提出一項主張，總是要被那些自以為能熟讀馬克思原著的知識分子質疑嘲笑，當毛澤東提出“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主張時，王明一伙人都嘲笑這是“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但這些人又總是在慘遭失敗之后不得不勉強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當然，這些熟讀馬克思著作的高級知識分子，并不能真正透徹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土地革命、農民問題本就是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內容，只是在已經徹底“日耳曼化”的歐洲，武裝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奪取國家公民地位的可能性已經消失，所以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才主要表現為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占國民大多數的是農民，受壓迫剝削最沉重的也是農民，與歐洲各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所以照搬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實踐模式，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失敗。然而，當毛澤東率先通過深入的調查與研究，嘗試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候，這些高級知識分子便幾乎結成一個陣營要將這個土氣十足的農家子弟的想法扼殺。毛澤東后來說：
“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
實際上，包括斯大林在內，也對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民運動的內容沒有深刻的認識。1926年10月26日，斯大林主持蘇共政治局研究討論，通過了一份給中共的指示，明確反對發動農民運動，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將此奉為“圣旨”，而這道“圣旨”不僅給毛澤東使了絆子，也給中國革命來了一次釜底抽薪。
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問題所在。幾千年來，以讀書人為主體的知識分子向來被認為是中國的精英階層，而這個階層在此前又是構成士大夫這個特殊階層的主體，他們鄙視動手、鄙視實踐，更鄙視勞動和勞動者，理論脫離實際、生活脫離群眾，所以造成了中國社會的上下脫節乃至于社會分裂。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寫下了遲到而又痛徹心扉的覺悟：“中共這樣一個以知識分子為領導主體的黨，當然也保留著中國士大夫階級的一些缺點”。所以，當毛澤東發現初心的本源時，高居中共核心領導層的知識分子們尚不知初心為何物。他們作為知識者，事實上已經與勞動者成為判然分離的兩個階級，所以他們雖然能夠制定出一些正確的革命綱領，卻始終找不到實現革命目標的正確路徑。中國共產黨革命初期走過那么多彎路并不是因為黨內缺乏熟讀經典的知識分子，而是在于這些知識分子缺乏實踐創新能力，保守僵化，陷于固定的知識模式而無法自拔。毛澤東得益于他的優勢，明確指出，相對于知識分子，勞動人民受苦受難、不脫離生產活動，往往擁有極為堅韌的意志力，因此要讓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當然，毛澤東也認為這首先要從情感上有一個徹底的轉變。
毛澤東后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知識分子們坐在一起談自己的感情變化時，他說了一段與馬克思幾乎同樣感觸的話：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
在毛澤東看來，一個沒有參加過社會實際活動知識分子，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沒有把自己所學完全應用到為人民群眾服務的事業中去，這樣的人很難算得上是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他不會擁有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的初心，所以不會是無產階級陣營中干凈的知識分子。這樣的認識毛澤東也堅持了一生。基于個人經歷和黨曾經深刻的教訓，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進一步深刻闡述了知識與才智的關系：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這兩件事不是一致的東西。舊社會的規律是：被壓迫的階級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說他們知識少，但是比較聰明些，原因就是他們參加生產勞動，聯系社會生活，他們的社會生活知識豐富；壓迫的階級，他們文化水平高，書讀得多，一般地來說他們知識多，但是他們比較愚蠢些，原因是他們脫離生產勞動，脫離社會生活。
……
社會主義社會里，情況不同了。可是我們還要看到這么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里的高薪階層是有危險性的，也就是他們的知識雖然多些，文化雖然高些，然而同工人、農民比較起來，他們同樣是愚蠢些。我們的干部子弟，一般來說，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們的架子很大，優越感很強，可是沒有生產經驗，沒有社會經驗。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警惕，如果我們及早注意，是可以解決的。
這是毛澤東對傳承初心更為深刻的領悟。1946年，在愛子毛岸英從蘇聯歸國后，毛澤東便對他說：
“你在蘇聯上大學已經畢業了，但你學的只是書本知識，你還需要進另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外國沒有，叫‘勞動大學’，在這所大學畢了業，才算真有知識”。
于是，毛澤東來不及父子團聚以享受天倫之樂，便將毛岸英送往吳家棗園向農民學習。毛澤東將他的愛子變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后來他又將毛岸英變成了第一位志愿軍戰士。
毛岸英犧牲后，周世釗問毛澤東：“岸英為你吃了那么多苦，已經夠苦的了，你怎么舍得讓他去朝鮮戰場呢？”毛澤東沉思許久，說道：
“老百姓的孩子可以血灑疆場，我毛澤東的兒子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我的兒子不上戰場，以后國家有難，誰還會派自己的兒子去上戰場呢！”
也正是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向周世釗講了那段自己革命的初心。更令人欽佩感動的是，在得知毛岸英犧牲的消息后，毛澤東竟然沒有掉一滴淚，只是后來時常獨自整理毛岸英的遺物而淚流滿面。事實上，從不輕易流淚的毛澤東，最多的淚水還是給了他摯愛的人民，他對賀子珍說：
“我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淚”。
毛澤東在失去愛子毛岸英之前，已經痛失了五位至親，而這五位的犧牲幾乎都與蔣介石有關，他的愛妻楊開慧犧牲，更是何健奉了蔣介石的電令一手實施的。按照中國來百姓傳統觀念衡量，毛澤東與蔣介石有著不共戴天的家仇，但為了全中國受苦受難老百姓的幸福，1946年，他毅然抱著最大的誠意飛赴重慶，與這位殺害了他5位親人和無數親密戰友的蔣介石握手言和，他甘愿為全中國人民奉獻自己的一切。這是毛澤東的胸懷、是毛澤東對初心的堅守。所以，在彭德懷元帥廬山會議上被批判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認為這是毛主席在因喪子之恨發難。我想，這樣的人心胸何其狹窄與陰暗，又如何能夠去度量人民領袖的初心！
這就是毛澤東，一生以人民的幸福為幸福，以人民的悲苦為悲苦，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我們從來都見不到這位偉大的人民領袖穿衣光鮮亮麗，吃飯山珍海味，幾乎全部都是衣衫襤褸、面帶笑容，有時甚至是滿身灰塵地與腳底沾著牛屎的人民坐在一起。即使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他也始終與人民同甘苦、共命運，過壽請客也不過一碗面，當工作人員沒有預先告知他簡單裝修了一下菊香書屋后，他堅決搬出這個他最愛住的地方，再也沒有回去。
這就是堅守初心的人民領袖毛澤東，他告誡全黨：“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而他的初心注定是要感動世界的。
上個世紀，美國的一本雜志上刊登了一張毛澤東1945年時的一張照片：毛澤東頭戴八角帽、脖子上圍著一條破格子圍巾，與一群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農民擠坐在一起看戲。美國人為這幅照片起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大地與革命。
抗戰時期，陜北的老百姓唱出了一首響徹世界的《東方紅》。歌詞中這句“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格外動聽，這是毛澤東堅守初心的寫照，也是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堅守初心的見證。毛澤東以實際行動踐行著他的初心，也將這份初心注入到中國共產黨的靈魂之中，領導著整個共產黨為受苦受難的窮人打天下。
蔣介石獨裁下的國民黨政府是沒有這樣的初心的。抗戰勝利之際，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這樣寫道：“面對天下饑荒，人民陷入水火，“聚斂”的是官家，而“救災”的卻是“寇家”，于是，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百姓卻是“望寇剿兵”，人心所向，明朝亡”。全中國人民都知道這在暗指什么，但在蔣介石眼中，自己是正統的“官家”與“兵家”，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則是“流寇”與“赤匪”，他發誓三個月之內要徹底消滅共產黨。而蔣介石就算讀懂了郭沫若先生筆下“官家”與“兵家”暗指誰，他也看不清當時的社會現實。這個現實就是：共產黨這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寇匪”贏得了民心，而一心代表“官家”去“剿寇”國民黨則視百姓為草芥苦力，徹底失了民心。所以蔣介石在“用兵剿寇”，老百姓卻“望寇剿兵”。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態度是：“最后一碗飯，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用來做軍裝；最后的老棉襖，蓋在了擔架上；最后的親骨肉，含淚送上戰場”。而老百姓對國民黨的態度卻是另一番景象，杜聿明評價淮海戰役時感慨說：“我們30萬部隊從徐州出來，走過村莊老百姓早就跑得精光，所有的糧食全都埋起來，水井全部填掉，你說我能不失敗嗎！”所以，最后的結果是：民心所向，國民黨敗退臺灣。
正是對為民初心的堅守，中國共產黨人贏得了民心，正是因為贏得了民心，所以人民心中始終感激著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1947年3月，毛澤東為了調動戰局轉變、贏得戰略主動權，帶著只有4個連的中央縱隊轉戰陜北，在跋涉溝壑途中，毛澤東在一位大嫂家討水喝，他突然看到這位大嫂家的灶臺上掛著他的畫像。毛澤東驚奇至極，便問她：“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爺呢？”這位大嫂說：“祖祖輩輩供奉灶王爺，祖祖輩輩受欺負，毛主席來臨，我們窮人才翻身成了人，不受欺負了，咱們不供灶王爺像，要供就供毛主席！你是從延安來的嗎？我們的毛主席可好？” 而1953年春，謝覺哉率中央慰問團代表毛主席到江西蘇區看望那里的人民群眾，一位86歲的老漢步行近百里山路趕來。這位老人將自己的兩個兒子都送到了紅軍隊伍里，先后都犧牲了，謝覺哉問老人：“老人家，您需要什么幫助嗎？我們一定辦”。老人擺擺手說：“我什么幫助都不要，我只想要一張毛主席像”。最后得嘗心愿的老人臨走時說：“替我向毛主席帶話問好，請毛主席多保重，毛主席一走，我們窮人就沒指望了”。
放眼未來，作為人民眼中指望的救星，毛澤東說：“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這樣的接班人不是單純靠學校教育或是留洋培養，更不是埋頭讀書，這樣的方式只能造就各式各樣的職業者，而不是堅守初心、發展事業的接班人。毛澤東極富遠見的指出：“真正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的大風大浪中成長發展起來的”。
于是，毛澤東思想教育培養了幾代革命骨干，這批人成功接力，傳承初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了巨大作用。其中，在陜北梁家河插隊的知青中，走出了第一位出生在新中國的人民領袖。
在陜北梁家河七年的知青歲月里，青年時代的習近平闖過“四關”，接受了最為艱苦的考驗和磨練，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他對人民群眾的幸福與痛苦有著最為直接、最為深切的體會。他立足梁家河實際，辦沼氣、打淤壩，開夜校，辦鐵業社、代銷店、縫紉社、磨坊……以實際行動為老百姓辦成了一件又一件實事兒。他后來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一文中飽含深情的寫道：
對于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標準，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干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老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
這是他對中國共產黨人初心的深刻理解，而他也堅信這是創造歷史的人民讓他懂得的真理。
從梁家河走出近四十年后，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當選為黨的總書記，面對著十三億中國人民，他莊嚴宣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那一刻，一位坐在電視機前的陜北老人難掩激動，不禁感慨：“共產黨永遠是那個不忘初心的共產黨”。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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