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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平安鄭州 最新消息，剛剛，警方已對打撈出的尸體DNA樣本完成鑒定，與此前在案發現場搜集的嫌疑人劉某華DNA樣本分型一致，可以確認，此次打撈出的尸體確系殺害空姐李某珠的犯罪嫌疑人劉某華。

 案件至此告破，愿受害者安息！

郭松民：空姐打車遇害的深層次思考

 空姐深夜打車遇害，震驚了全國。

 兇手在逃，公安機關正在全力抓捕。

 有報道說兇手已經跳河。他如果就此死去，那真是太便宜他了。

 犯下如此令人發指的罪行，他應該受到最嚴厲的審判，并且不能以任何理由得到原諒或赦免。

 年輕女孩單獨打車遇害，最近幾年已經發生過多起。

 前兩年，我在一家電視臺錄節目時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還邀請了一位女特警現場表演防身術。

 提醒女孩不要深夜打車，不要在偏僻地方打車，不要單獨打車，以及教授她們防身術，案發后無情打擊罪犯，等等，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是這樣就夠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們的思考不應止步于此，必須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性犯罪往往有深刻的社會原因。

 以中國社會目前的現實來看，性資源分配的不平衡、不公平，是中國社會面臨的巨大隱患，也是重要的犯罪誘因。

 和財富、權利一樣，性也是一種社會資源。財富、權利分配不公會產生嚴重問題，性資源的分配不公平，同樣會產生嚴重問題。

 性資源分配不平衡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1、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大量男性在婚姻問題上“未得已失”；

 2、經濟、社會地位不平等，部分占據優勢資源的男性“多吃多占”。社會上層男性的“多妻制”與社會底層男性的“無婚制”并存。

 200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我國20周歲以下人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未來可能會有超過2500萬人面臨“婚荒”。

 《藍皮書》指出，20多年來長期處于失衡狀態的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如今逐步表現為20歲以下各年齡段人口性別比的上升態勢。

 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得到的數據，20歲以下的人口中，年齡段越低，男女性別比越高：19-15歲者為107.88/100，14-10歲者為114.20/100，9-5歲者性別比為119.30/100，4-0歲者性別比為122.66/100。

 從《藍皮書》發表到今天，剛好10年的時間過去了，當年的擔憂，已經變成了嚴峻的社會現實——據統計，約三千萬的婚齡男性成為“無婚族”。

 在自然條件下，男女比例大致上是平衡的。出現如此巨大的不平衡，顯然是社會政策失當的結果，應該認真總結教訓，也應該有人在歷史面前承擔責任。

 中國性學會的一項研究表明，生理障礙、心理障礙、孤僻、抑郁、自閉、同性戀等癥狀在無婚男性中發生率要普遍高于其他人群，如果不能得到有力的疏導和緩釋，還會引發其他一些問題，甚至滋生違法犯罪行為。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男性“無婚”現象，并不是在社會各階層中均勻分布的，而是集中在社會底層。

 按照一般的社會習慣，婚配模式遵循“男高女低”的規律，A男配B女，B男配C女，C男沒得配。

 據山東某地對男性民工的一項調查，在“有無性壓抑”一欄里，92%的民工在“有”字后面劃上了“√”。

 一方面，是在性方面的極度壓抑與苦悶，另一方面又是極度驕奢淫逸，荒淫無度。

 財富、地位的不平衡加劇了性資源的“分配不公”。

 有權、有錢、有地位的人，都可以用他們的社會資源和物質資源“多吃多占”，他們除了合法的婚姻之內的女人外，更擁有本來應該屬于別人的女人。

 這種權色交易、錢色交易，對性資源的破壞力是巨大的，并對他人婚姻家庭甚至整個社會文明構成嚴重威脅。

 比如，這些年來，哪個落馬貪官的罪狀里沒有一條“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系”？

 這些女性都應該是別人的妻子、女友。

 據報道，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擁有146位情婦，位居全國之首；四川省樂山原市長李玉書的20個情人，年齡都在16-18之間。福建省周寧縣委原書記林龍飛，曾為22名情人共辦群芳宴，并設30萬元的佳麗獎，可謂花樣百出。

 與底層男性的性苦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腐敗官員的“性過剩”——

 湖南省通信局原局長曾國華，迫于情婦壓力，不得不給五位情婦簽下保證書，保證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在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皇帝、貴族和地主對性資源的制度性壟斷（比如后宮制度、納妾制度等）造成了民間大量的性饑荒，這也是農民起義爆發的原因之一。

 在歐洲的中世紀，貴族享有初夜權。電影《勇敢的心》中，威廉·華萊士之所以起來造反，直接原因就是貴族要搞他心愛的女人。電影中有華萊士贏得了英格蘭王妃的芳心與身體的情節——這當然只不過是對貴族性壟斷的一種想象性報復。

 根據北大著名法學家鞏獻田教授的研究，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刑事案件的發案率是逐漸降低的（最低為1968年、1969年），此后則逐年升高，而這恰恰與財富、權利不公平的變化同步。

 要消除性犯罪的社會原因，或者將此類犯罪的發案率降到一個非常低的、社會不至于感到不安的水平，從制度和歷史經驗的角度看，社會主義的制度才是最有效的，因為它是最合理、最人道的制度——每個青年工人和公社社員都可以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在婚姻問題上都不會遇到制度性的障礙。

 最后強調一句：分析犯罪的社會原因，不能被解讀為替罪犯開脫。強奸殺人是十惡不赦的罪行，必須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作者：郭松民，國家意識形態中心新媒體研究院特邀專家）

延伸閱讀

堅強：殺害空姐的疑犯，曾犯有拘禁和強奸罪，卻只被輕判，而媒體再次洗白！

　　一個花樣年華的少女，卻命喪一名滴滴司機之手，在家屬痛苦，社會驚愕之余，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我們的社會喪心病狂之徒越來越多了?

　　這個事情發生以后，很多網友紛紛的講述自己的曾經遭受滴滴司機威脅和猥褻的經歷，    滴滴打車的監管固然需要加強，可是，為什么就沒有幾個人從社會層面和法律層面來思考一下根源呢?這些滴滴司機為什么的如此猖狂，為什么對旅客會動邪惡的念頭?

　　有人在看到滴滴打車的懸賞令后，搜索了這個疑犯是否有前科，果不其然，這個疑犯就是有著及其罪惡的前科，可是，卻只是被輕判!

　　如果按照毛澤東時代的法律，這樣的人渣是足夠槍斃的罪行了，然而，與西方接鬼之后，涉及到性侵犯的罪行都大幅度的減輕了，既然這種罪行處罰的那么輕，又如何能夠杜絕這些罪行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我們這種所謂“人性化”的法律，害死了這個美麗的空姐!

　　然而，我們的媒體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態度呢，一直以來，我們的媒體從來都是對這些窮兇極惡的刑事犯報以令人不解的同情態度，這些媒體對于刑事犯罪分子總是給人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這個惡性案件發生后，新京報再次祭出了他們的拿手功夫，給嫌疑犯又套上了抑郁癥，精神病的光環!又把嫌疑犯的身世描述得悲慘不堪!　　

　　我就他嗎的奇怪了，為什么中國的媒體從來不去描寫一下被害人的悲慘，總是要描寫罪犯的悲慘呢?你們他嗎的這個病是從哪里來的，為什么總是要和那些嫌疑犯站到一條線，是不是你們就知道總有一天要被審判而先給自己鋪墊后路啊?真是惡心!

　　面對媒體在社會發生重大刑事犯罪之后，總是想方設法的要把嫌疑犯描述成抑郁癥，或者精神病，我寫了一篇 精神病為什么成為了免罪符，卻在發出之后不久就被封殺了(想閱讀者在公眾號后面留言“精神病”即可查看)看來，這里還真是媒體的禁區啊，中國道德墮落人心不古，始于改開之后的媒體從來就沒有站在人民立場上去思考問題，而是總是站在精英立場上，他們知道包括這些媒體人在內的“精英們”是犯罪的高危群體，所以，總是想方設法的為犯罪行為開脫，費盡心機的描述犯罪分子的悲慘，意圖是減少人民對犯罪分子的聲討，從而能夠逃避法律的重判，這就是他們的黑心所在!

　　他們一方面只強調法律，避免談及社會正義，另一方面，用悲情的渲染來企圖達到洗刷人民對罪行的憤怒，這樣，犯罪行為，就不會引發人民對社會現實的深層思考，而某些案子，他們又以虛假和煽情的言論激發起民眾的情緒，來左右法律的判決，比如那起“辱母殺人案”，就在輿論操縱下，從無期改判成五年!總之，他們做的就是不斷的在降低法律的威懾性!我們的法律到底是不是在懲惡揚善？

　　一方面法律越來越沒有威懾性，另一方面，不道德的行為卻被媒體大加吹捧和引導，如無處不在黃賭毒性暗示濫性濫交的廣告和軟文，這樣的輿論生態下，有多少人會因為自己的惡欲而走向犯罪的道路也就不難想象了!

　　我們的社會輿論，也由毛時代的老鼠過街人人喊打，轉變成了老鼠過街人人喊躲，警察只告訴人人但求自保，輿論也從不鼓勵見義勇為，一個本是正氣充盈的社會，就變成了今天這樣邪氣肆虐的社會，面對別人的苦難，更多的人是縮手縮腳，這真是一個好人蒙羞，惡人得意的社會!

　　面對這樣的花樣少女被殘害的悲劇，我們更需要消滅的是產生犯罪思維的土壤，否則的話，這樣的悲劇還會越來越多，正義的人們啊，請你好好的深思一下吧!是什么思維在阻攔我們的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