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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逢中期選舉（編者按）

羅伯特卡根曾經把特朗普上臺之后的對外邏輯概括成Rogue Superpower（流氓超級大國，出自《特朗普的美國不在乎》，新華社還轉載了）。在他的分析模式中，從冷戰開始美國在整個西方關系中核心的美歐關系里扮演著利維坦一樣的角色——它是一個西方世界的合理霸權。

霸權來自于美國在西方社會一直存在一種對外庇護人的角色，對內卻是鼓勵擴張的傳統文化（杰克遜主義的拓殖精神），在歐洲黃金三十年結束之前，北約的軍事聯動和美國核心的盟友體系是歐洲依賴的保護傘。而美國本身的采取的干涉主義措施，在這一個階段的歐洲是有合理性的，也是受歐洲人歡迎的。

合理性在于，冷戰的通過威懾平衡和有限合作帶來的冷戰秩序本身是以美國為核心來支撐起西方世界寬大的戰略平面。

但是在蘇聯解體后，這種秩序中的美歐關系發生了一些奇妙的變化。先不說諸如法國和統一后的德國這種中等強國在處理對美關系上本身就秉承搭便車和投機的意味——他們不會放棄自己的外交主體性，同時也絕不會完全離開美國搭建的后冷戰秩序。

這使得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干涉主義，預防性的軍事戰略，軍事存在維系的地緣架構從90年代被歐洲盟友放置play——我需要你的庇護但是我絕對不配合你——底牌在于在他們看來，戰略上美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放棄歐洲。在這個框架下開始尋求歐洲整合的統一主體性，包括歐元區體系，坦佩雷體系和里斯本條約體系，以及馬克龍和德國防長提出的歐洲從軍事合作上升到軍事整合的想法。這是一種不對稱策略。

正如同卡根在《天堂與權力》的論點中所說，在美國的權力架構中，蘇聯的實質威脅消除后，歐洲人理所應當的選擇了一種不對稱博弈——默認美國的庇護體系是可用的，在這個基礎上，開始著重發展產業升級，內政完善，歐洲內部國際秩序的整合以及獨立的利益考量。甚至不少人就默認維持龐大的軍事開支和軍事采購訂單是不必要的，歐洲外部的威脅和內部矛盾已經被一種冷戰后永久和平替代了。于是美歐慢慢從冷戰時候中期全方位整合的盟友關系變成了互相分化的盟友關系，歐洲用低成本變成了一個“天堂”。

而后冷戰時代，美國單邊主義架構的合法性開始崩解，于是在80-90年代短暫的帝國輝煌以后，美國的國關學人實際上就需要解答一個問題：后冷戰的美國定位是什么？

新制度主義的學人把美國定位成一個所謂自由秩序的維護者，主張美國應通過主導國際社會制度化，主導國際組織的多邊協調框架，介入和干涉諸多地區事物來維護美國建立的全球化治理系統，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模式情況維護這套秩序做實際的治理機器。

而相互依賴理論和地區整合理論繼續深化了這一個視點：

1.世界秩序的穩定和永久和平是所有主權機器的共識，而美國的定位是通過預防性地緣介入和地區干涉來提供永久和平這個公共品。

2.經濟全球化是政治全球化的核心驅動力，維護自由貿易秩序和共同市場。

但是這種通過提供公共品建構的整合體系本身就有一定的矛盾性：

1.美國的積極干涉和預防性地緣介入到底是增加了國際社會風險還是維護了穩定，這件事情嚴重值得商榷。起碼不是所有國家都歡迎這種介入，尤其是正在成長需要保證主體性的國家。

2.美國的利益點到底是主權機器還是全球化治理中的代理人？這兩個主體的利益往往并不是一致的。或者說，美國作為全球秩序建構者對于美國這個國家是不是總是有利的。

而羅伯特卡根的新保守主義前輩們，無論是布熱津斯基還是亨廷頓，某種程度還是在以美國為主體建構戰略空間論，即戰略空間論”來認知，就會產生“軟性擴張主義”。與軍事擴張主義不同就在于，戰略空間更依托軍事存在，外交捆綁和經濟向心力來進行擴張。

這符合卡根自己對于美國本身的擴張性概括。但是他似乎遇見了一個更重要的事實：美國可能會衰落的。

但他反對美國必然會衰落——所以他實際上在說其他國家會相對崛起并且作為另些個有主體的秩序節點。他認為美國本身的單邊主義是后冷戰國際秩序里不可或缺的。

當然在《美國建構的世界》中，他沒有前輩尼爾·弗格森那么意識形態化，讓美國承擔起所謂維護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帝國責任（真當你是最后的羅馬么？）。

他更多在強調，現秩序的穩定和永久和平，不是多元化和自由秩序的公共理論建構的，不是激進的社會運動，而是依然伴隨穩定的主權機器間的妥協存在，或者說不是用愛發電造和平，而是建立在某種實際權力基礎之上，當然在他眼中這個實際權力就是指美國。

正如同冷戰那種陰云密布的和平是建立在核政策博弈的平衡和兩極政權有限摩擦基礎上，即用“恐懼替換死亡”。于是從美國利益立場出發，美國的霸權被卡根按照這種模型把美國的霸權站在美國利益立場上辯護為作為秩序基礎的暴力壟斷者。

但是美國的衰落是逐步的，他對于幾乎在他看來分道揚鑣的歐洲如此說：

“對于歐洲人來說，一個更有序的世界應該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而不是權力基礎之上的理想，對此，美國人甚至也贊賞，——但是，當這種共同的理念與理想在形成大西洋兩岸的對外政策時，它們卻無法抵消歐洲與美國在關于世界秩序和國際事務中權力的作用等問題上觀念沖突”。

美歐關系中，卡根希望的是歐洲人要知道分寸，他們的分歧和主體訴求需要建立在共同維護美國這個西方世界維護者的權力結構之上，美國的制度性和歐洲多元主義的現實訴求在邏輯上同源，只是表現上有所分歧。如果美國的確被削弱或者衰落，這會導致美國經營的所謂后冷戰秩序完全退化。這對歐洲來說也是糟糕的。

而顯然歐洲并不屑于美國新保守主義學人的呼吁。而這個時候特朗普冒了出來，本身和特朗普不應該有共識的新保守主義者反而務實性地看到了一些驚喜：

特朗普的流氓帝國主義（Rogue Superpower）。

從根子上來說，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已經坐實了卡根所說的“退化”，即美國已經無力支持再平衡和介入行成全球治理網絡，并且默認了這套體系的利益主體和作為主權機器的美國完全不一致，即：其他盟友（尤其是歐洲人）在占美國便宜，并且沒有付錢。

于是美國就陷入了我剛才論述的那個矛盾，美國作為主權機器的利益和全球治理主體的利益不一致，而且使得作為主權機器的美國背上了龐大的成本。而從奧巴馬開始，實際上美國應對自己的衰退，從伊拉克脫身，或者是亞太再平衡從存在到介入的退縮，都預示著美國本身政策矛盾在衰退大背景下的戰略收縮。

普世主義作為一種觀念輸出和認同，在世界范圍內持續推廣是保障西方世界領先地位的基礎。但是到今天，美國作為維護者越來越無力去提供承諾和保障。

美國最大的一個自我矛盾就是在后冷戰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誰。

于是特朗普必然會出現戰略收縮，無非是收縮的方式吃相太難看。流氓超級大國政策的本身是既不孤立主義，也不全球主義，對全球權力有限掌握，全球責任一概不接。

說白了，流氓帝國主義已經把中左和新制度主義者建立的美國全球治理體系和戰略空間，包括自由市場承諾，盟友間的國家信譽以及全球多邊議事體系這個在新制度主義者看來是美國影響力的核心，當做了完全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政治遺產。

那么實際上特朗普在做的事情，從表面上是耍流氓找人要錢，實質上是類似于公司對于不良資產的“出清”，大約是 美國治下的所謂“自由秩序”西方已經讓美國不堪重負特朗普本質是把這個國家信譽出清。

然后出清并不是完全拋售，那就是靠著主權機器的美國作為締約主體來重新通過主權機器和主權機器之間的雙邊協定來替代多邊協調體系。

就如同曾經代表美國資本的通用電氣集團，除卻本行以外在各個領域都有多元化經營，在2008年金融風暴一直在不斷出清資產，裁剪業務，又通過并購強化他們認為可以賺錢的核心業務。特朗普是在用商人的邏輯處理美國國家信譽這個東西。所以凡是新制度主義者認為能夠構建美國國際信譽和可信承諾的所有多邊框架，在特朗普看來幾乎都是可以被賤賣的。

當然卡根倒不是希望特朗普把家底賣光，他期待的是兩點：

1.他希望美國耍流氓能夠引起西方世界盟友和亞洲世界盟友的重視，美國要是陷入衰退，西方秩序退化，他們擁有的一切可能都會成泡影，他不像特朗普只要錢，他希望盟友加大個體貢獻和積極參與。

2.他希望回復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中期（二十世紀初）那種完全由主權機器為主體構成的貿易和金融體系，而不是跨國資本為主體的經濟秩序。全球化貿易其實沒有達成較優均衡，只是擴大了大國優勢。世界經濟要以本國利益為基礎，用主權機器之前的協調取代國際組織的協調作用。

但是這些新保守主義者也遺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作為社會組織體的美國和作為主權機器的美國也是不一致的。他們根本忽視了美國現在能夠內政一致的難度有多大。

如今美國政治極化，反建制的公民行動主義對主流政治的反制，甚至主流政治在主動和公共政治融合。

共和黨面臨著取悅白右受眾而導致的越來越保守的立場，而在公共輿論上被打成道德反面教材的困境。

民主黨面臨著青年左派的激進化和行動主義政治使得青年反建制偶像脫穎而出，越來越激進化，比如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Julia Salazar。在民主黨激進小（桑德斯的追隨者們）看來，建制派這伙人從來沒住過自己代表的選區，和保守陣營其實沒太多分別。民主黨領袖佩洛西能帶的起越來越左，越來越反建制的民主黨小將們么？兩年后能代表民主黨參選總統的到底能是什么人呢？

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幾乎符合預測，特朗普保住了參院，丟了眾院。這看起來參院不會影響特朗普的外交，總統行政令似乎也可以和眾院在某些方面達成制衡。但是特朗普整個美國流氓超級大國的一攬子政策可能要在后半任期很難受了：

他的邏輯是內政減稅率但是期望經濟增長加稅基——政府在缺錢的情況下還要加大對龐大基礎建設換新和軍工的投入——缺錢通過流氓超級大國把能夠出清的政治遺產出掉，能折現成錢的折現，國內預算集中彌補基建和軍工投資的需要，甚至砍教育和科研經費——通過他認為劃算的雙邊經濟協議來替代多邊經貿合作，從而獲得認為的經濟利好，不惜動用一切經濟制裁和政治手段（和第一項行成閉環）。

我們先不說特朗普的流氓超級大國算盤到底有沒有用，起碼他后半個任期很難保證內外政邏輯的一致性。

所以，作為同樣將作為未來至少某一部分世界秩序的締造者和維護者，需要想一下，我們是誰，我們締造的秩序中我們是什么角色。最重要的是，社會組織體——主權機器——全球治理主體三者間，如何很好得達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