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丨中國經濟：什么該救，什么不該救？
點擊： 作者：孫錫良 來源：“孫錫良”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18-11-14 11:01:42
【摘 要】誤判下的救助誤操作有哪些？第一種誤操作：盲目救助企業而不是救中低收入者。第二種誤操作：不斷往“特區”加碼優先政策。第三種誤操作：踩踏紅線尋找經濟刺激因素。第四種誤操作：盲目投入科研經費。第五種誤操作：城鄉一體化建設缺少規劃性。第六種誤操作：過度強調中國經濟質量好速度快。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數據非常好看，管理層強調共同點——經濟質量和數量持續向好。
與上述觀點非常對立的另一面是“大呼救命”的聲音——救股市，救私營企業。
一方面聲明雙輪向好，一方面全方位大喊救命，這不符合任何經濟學理論，也不符合任何國家的既有規律。
既然喊救的聲音如此之大，絕不會是小范圍問題，一定帶有全局性。
股市，大家比較容易觀察，熊途已經幾年，它反映出投資人對上市公司整體性前景的不看好。
私企的狀況就比較難以判斷，數量太龐大，又缺少專門的統計口徑，資本的聲音決定了公眾的情緒。
不妨先看看兩個數字：前三季度，中國GDP增速仍達到6.5；前十個月，進出口增速仍超11.1。單看數字，沒有任何理由講中國經濟不好，不但只是增，而且增速還相當不錯。
這樣的經濟體天天喊救命，只能說明三個問題：一是數據不真實；二是增長質量很低，三是無病呻吟。數據是官方數據，真不真實，只能由官方認定，民間很難深究，即便是經濟學家恐怕也難以洞悉底細。
增長質量可能是中國經濟的最真實最突出短板。導致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是：企業核心競爭力不足，但又要追求快速發展。這一對矛盾長期存在，就必須采取幾種過激的促發展方式：一是央行的貨幣濫發；二是企業的透支經營；三是地方政府的瘋狂舉債。這三種模式都能帶來GDP數量增長。在這三種模式主導下，只要經濟轉向疲軟，決策就會出現誤判和誤操作，目前的“舉國救私”就是最好的例證。
官方和民間到底出現了哪些誤判？
第一種誤判：只有中美貿易戰，不是世界貿易戰。
中國人都在罵美國，因為中美貿易戰表現得更加突出。中國同其它主要經濟體的貿易戰為什么沒有那么顯性？因為貿易失衡不突出，只要在某個方面中國對其產生了威脅，它們也會立即發出貿易戰訊號。
中美打到這個份上，與雙方的巨大不平衡密切相關。站在中國的角度講，當然可以罵美國的保護主義傾向。
中方批駁美方被認為最有力的說法是中國出口順差很大一部分源于外資在華企業的產品出口美國所致，其中包含大量美企。這條理由最好別講或少講，因為外資企業在華也貢獻了GDP和就業，如果你覺得很冤，沒問題，把美國企業和外國企業趕出去，你愿意么？
全世界到處都在小范圍或大范圍談判新的貿易協議，顯然是在著眼于構建新的國際貿易新秩序，再直白點講，就是都在努力為未來制定更有利于自己集團的貿易保護主義規則，WTO規則不再是所有國家都喜歡的規則了。
貿易規則，沒有世界性的命運共同體，只要有某國家認為自己吃虧，它就會設置保護殼。炮火戰通常是短期的災難，而貿易戰則是長期的旋律。所以，與其說中國經濟要應對美國貿易戰，不如說應對世界貿易戰。
第二種誤判：私營企業的困難源于受歧視。
在談私企的時候，不得不提到國企，講私營企業受歧視，那對應的說法是國企被照顧。說實話，現在的國企已經很少了，中小國企可以認為已經接近死光，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規模以上企業，這些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強，產品競爭力也相對較強，尤其是經營規范性要明顯好于私企，對職工的權益保護明顯優越于私企。這些優勢決定了其獲得融資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做得好的私企同樣具有國企一樣的優越性，那些抗風險能力強的私企，根本不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商業銀行也是公司制經營，它要賺錢，自然不會把錢送給爛賬的企業，爛多了，老百姓照樣會罵銀行，因為大家擔心自己的存款安全性。
當前，全國大范圍救私企的聲音缺少了理性，并沒有細分困難私企的困難原因所在。是技術創新問題？還是資金周轉問題？抑或是市場供求問題？近期的全國性為私企助威，與其說是反歧視，還不如說是私企在集體為混改國企做準備。
第三種誤判：中國的辦事效率遠高于西方國家。
什么現象讓國人有這種錯覺呢？一是修路，二是建房，三是大型活動，四是仿制新產品。前三個高效源于權力的高度集中，國民整體性服從成全了效率的提高。仿制的高效源于政府對經濟低質化競爭地鼓勵與支持，任何創新產品，只要在中國出現，你就能很快找到復制品，并可以通過網絡叫賣。信息技術傳播的高效性掩蓋了中國產品創新能力的低效，公眾把形式的高效性等價于創新實質能力的高效性。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很多改革都面臨低效性瓶頸，所以有“不改革死路一條，要殺出一條血路”的呼聲。如果真的全面高效，何須喊出此悲壯的聲音？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全國社會保障改革、社會治理改革、國企改革、私企改革、城鄉體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機構改革、法治改革等等，都在徘徊中，有些改革甚至是越改越亂，效率非常低下。
第四種誤判：私企老板都沒錢了。
部分私企老板可能是真缺錢了，尤其是那些努力并執著于做長期事業的老板。但這種情況占比高么？是不是國家鋪天蓋地要救助的私企老板都缺錢呢？我看未必。金融部門把救助私企的重點放在小微企業身上真的可能救錯了，且不論此類企業的競爭力如何，在救助之前，至少有兩件事情應當向公眾交待清楚：私企老板們手上有多少套房產？私企老板們的資產有多少轉往國外？
前些年，大量私企老板不安心做實業，瘋狂參與到炒房中，即便企業搞不下去，也不愿意丟掉手中的房子，銀行把錢貸給他們能起什么作用？大量私企老板把資產轉向國外，子女送到國外，親人移居國外，你把錢貸給他們，最后的金融風險將由誰來承擔？CDS方式真的符合民意嗎？央行要求把一半貸款給私企，真的科學安全嗎？不管國企還是私企，安全性應該放第一吧？很爛的國企，也應該關門，也不能放貸。
誤判下的救助誤操作有哪些？
第一種誤操作：盲目救助企業而不是救中低收入者。
任何經濟下行的趨勢都表現為消費不足，沒有一個消費旺盛的國家會出現全國性企業衰退。也就是講，解決經濟問題的前提是要解決消費問題，解決消費問題的前提是要準確找到消費不足的原因所在。
中國并不是一個整體消費不足的國家，盲目刺激消費可能不會產生任何經濟支撐作用，大約有10%左右的人，他們的財富已經處于飽和消費狀態，你讓他們更富有，只能改變他們的資產帳戶數字，不會在消費品上體現出來。
另一方面，大約有一半的人口處于消費不足的狀態，他們始終難以得到刺激性幫助，銀行不幫助他們，減稅也跟他們無關，唯有經濟衰退跟他們息息相關。
不進行科學地消費細分，救助老板，能救活經濟嗎？
中國的中小私企多數是生產消費品的小企業，當前的困難，一方面是因為外部貿易環境惡化，一方面是因為內部消費市場補充不足。外部問題，很難短期解決，給企業再多錢，它們未必敢生產，生產也是虧本。內部問題的解決只能靠消費群體結構上的改變，半數以上國民不能補充市場的情況下，企業生產的新產品也只會變成庫存。在這樣的兩難情況下，銀行給了私企貸款，它們也會感到很頭痛，所以有業內人士抱怨大量新增貸款又回流到銀行系統，構成了一個無效循環。
2009年，為了對抗危機，投4萬億搞十大產業振興，后面又加了七大產業，想搞十七大產業振興。結果呢？誰看到十七大產業振興了？你直接發給窮人4萬億，可能效果還更好些，至少不會造成產能過剩的浪費。
政府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應該先救富人還是先救窮人？你把下面7億人的消費激活了，還怕小微企業的產品沒市場？反過來想，這些人消費能力不足，你讓私企的擴張性生產如何找市場？先救富人，是制造過剩；先救窮人，是激活市場。
第二種誤操作：不斷往“特區”加碼優先政策。
我這里所講的“特區”不是過去的那個特區，是指國內的發達地區，尤其指廣東、上海和北京。無論什么好政策，都是優先往那里投放，并且是不斷地投放，無論是什么大項目，也都是優先往那里投放，重大金融和經濟改革項目，也是不停地往那里加碼。為什么要這樣搞？無非是想把改革開放的成功亮點打造得更亮。
東北和西北正在被東南部拉開更大的距離，有人認為是人文環境和經濟環境不好造成的，有人認為是氣候條件不好造成的。我看都不是。解放后的幾十年，東北人民不是跟東南部人民一樣努力奮斗嗎？經濟不照樣搞得風風火火嗎？現在的東北怎么就惡化了呢？有人說東北太冷了，不象上海那樣有發展空間。這純屬胡說。東北是全世界最冷的地方嗎？照這么講，比東北冷的地區就只得窮了？那北歐不適合人類居住了？
我認為國內所有的差距都是政策差距，政策差距決定了人才流動趨勢和資金流動趨勢，政策越呈現兩極化，經濟環境就會出現兩極化。各地區人的心理變化不是無緣無故，而是由經濟收成決定，收成越好，越容易往好的方面引導，收成越差，各種負面因素的作用越顯性。新中國成立后，工業布局進行了大范圍調整，尤其是三線建設又再一次改變了格局，讓各地表現為相對平衡，雖仍然有差距，但不會造成全局性失衡。
當前，國人對發展速度較慢地區的批評是不客觀的，因果關系搞反了，不取消一邊倒做強“特區”的政策定式，國家重心會越來越集中于局部小塊。和平時期，相安無事，一有風吹草動，危險性就非常大了。
第三種誤操作：踩踏紅線尋找經濟刺激因素。
最近，郭樹清提了支持私企的三類特殊處理辦法：一是對污染、安全和質量出現突然風險的企業要積極幫助改進；二是對信用違約的企業不搞一刀切處理；三是對涉嫌違法的企業，要千方百計保生產保就業。歸納一下，三類企業本是一類企業——違法企業。表面看，“不一刀切”好像很人性，但把“依法治國”推向了哪里？會給整個國家造成什么樣的思想影響？會給好些合法做實業的企業主們什么導向？“只要搞經濟，違法無所謂”的訊號導向？
與此相配套的動作還有最高院和最高檢的松綁決定，最高法院打算出臺司法解釋，將民營企業排除在合同詐騙等犯罪之外，最高檢察院出臺通知，在辦案中收緊對民營企業資金凍結的審批，對民營企業家一般不得采取強制措施，非要采取的也應適用不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原罪不究”已經上升到全面與法律相抵觸的程度了，這讓法律情何以堪？
可以肯定地講，如此著急地為私企解套，既不會帶來經濟上的好處，更不會帶來社會性好處，連短期刺激作用都甚微，對中國的營商環境不是起改善作用，是起惡化作用，它的負面影響將是長期而深遠的。老師給不學習或作弊的學生以高分，表面看，學生可能是喜歡了老師，但其內心未必會尊重這樣的老師。“支持私企”不能演變成“討好私企”。該救的必須救，不該救的決不能救。
第四種誤操作：盲目投入科研經費。由于美國對中國開始收緊政策，逼中國下決心獨立自主地搞原始創新，自上至下的科研熱情驟然提高。這本是好事，國家投入巨額科研經費是展示決心的最好體現。然而，盲目的科研大躍進可能不會取得預想的結果，科研經費可能變成科研浪費。
中國科研經費投入的盲目性主要表現為：
一是面積太大，目標不明確。“國自”和“國青”一年支持幾萬個項目，沒有集中解決重大需求的戰略指向，沒有集中財力和人力搞重點突破，大量沒有科研能力的投機分子拿到了科研經費，這類投入，經費到賬的那一刻便是浪費的開始；
二是主次顛倒，訴求反向。國家投入巨資的目的是獲得原始創新成果，而科研人員，尤其是高?？蒲腥藛T的第一追求是論文。教授們都會講，有好的成果，才能有好的論文，有好的論文，必有好的成果。道理是有道理，實際是不是這樣呢？空下結論不行，請大家關注一個對比，中國是世界第二論文大國，但中國的原始創新能力排第幾？這些年，中國搞了哪一樣足以影響全世界的原始創新？回答好這個問題，大家就能理解論文的水有多深。高校科研人員始終活在“國際知名期刊發表論文為榮”的夢幻中，至于這個論文是否對國家有用并不重要，即所謂的“科研非功利化”。
三是科研經費的工具性和自私性。現在，各類大學排名搞得大學無所適從，而排名中的科研影響因子占比很大，所以，單就高校管理者而言，他的第一重點是搶經費，不是經費到賬后的科研行為，不管你是否有科研能力，拼著命地寫報告，報告造得越好，圈子走得越通，項目中標就越多。為了讓大家拼命搶，有什么辦法？評職稱與項目掛鉤，學者稱號與項目掛鉤。有了項目，就有了職稱，并不是有了成果才有職稱。按人的正常能力分析，真正有原始創新能力和原始創新興趣的人并不算多，你要求所有人都來搞科研，本身就違背了客觀規律。過去，經費有限，搞科研都是以團隊為主。現在，錢多了，人自私了，不講團隊，講個人主義，生怕別人搶飯碗、搶成果，最后，大家都一事無成，除了名和利。
第五種誤操作：城鄉一體化建設缺少規劃性。
十年前， 我們的口號是城鎮化，現在的口號是鄉村振興，最想解決的問題是城鄉人民逐步實現相對平衡的改革成果。目標是正確的，但過程是值得商榷的。鄉村振興，到底要振興成什么樣？是想讓大部分農民工最后都返回農村？還是想讓農村逐步縮小以實現農業規?；a？如果是前一目標，那就不要再提城市化，因為把農村建那么好，城里又建那么多房，資源浪費就太大了。如果是后一目標，那對農村的支持方式就不能搞普遍性擴大建設。現在的政策，對很多真正的農民產生了正面效益，但也積累了相當負面效果：農村積累了一大批“麻將大軍”；農村積累了一大批“漂亮空房”；農村積累了一大批“閑人病”，閑人廢話多，閑人破事多。
網友們有一個共性誤區，老認為農民工如果在城里沒事干，鄉里必須留幾畝田。真的需要嗎？不需要。全世界那么多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都是靠鄉里留田做余生保障嗎？不是。有哪個國家先城市化又逆城市化了？也沒有。
我請求政府算一筆帳，如果鄉村振興所花的錢足以保證給每個60歲以上農民每月發500元以上退休金（逐年調整），那就完全可以通過改變商品房政策，讓足夠多的農民能進城或進小鎮，這比在鄉村搞重復建設要好很多。盡快把有限的耕地交給集體并由少數真農民負責耕種，要盡快讓人多雜亂的大村莊變成人少、寬敞、整潔的村莊。
第六大誤操作：過度強調中國經濟質量好速度快。
中國人，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總是習慣于只講好的，不講壞的，違者即負能量。為什么都這樣看？因為都認定好的信息能鼓舞信心，能戰勝困難，一講負面東西，會嚇跑投資者，會觸發富人逃離。這樣真的好嗎？未必。
2008年，美國的“兩房債”崩盤，觸發了美國金融危機。美國沒有掩蓋，高調向世界承認自己陷入危機。這么大的負面事件，之后的美國獲得了什么？是逃跑的多還是進入的多？中國不是還救過美國嗎？
有人會講，只有美國能做到，別的國家不行。不一定。歐洲接著不是也有很多國家陷入危機嗎？后來呢？不是也都度過難關了嗎？
講實話比講虛話要好，把自己講得太好，承擔的國際責任也會更大，如果實際沒有那么好，外面看很光鮮，內面卻很難過。中國這么大市場，有穩定的預期，不存在恐慌性逃離，真想走的，你喊得再好，它們也會走。
現在，還不能說中國已經陷入經濟危機，但經濟下行的趨勢是明顯的，經濟結構的轉型是極端困難的，各類企業的復雜性是空前的，顯性和隱性債務負擔是沉重的。不解決這一系列矛盾，危機終究會到來。
從宏觀上看，有三大主基調不可缺少：合法性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所在，任何時候不能動搖；平衡性是解決所有矛盾的最優方法，失衡過度必有大危機；農業是中國的根本，農民是可以越來越少的，并且應該越來越少。
（來源：“孫錫良”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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