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為何沒步蘇聯后塵？我在哈瓦那看到了原因
點擊： 作者：尹伊文 來源： 愛思想讀書圈 發布時間:2018-11-14 09:43:13
古巴新領導人迪亞斯•卡內爾就任國家元首后首次國事外訪是去的歐亞五個國家：俄羅斯、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其中四個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世界上除古巴之外的全部社會主義國家。如此的訪問安排，反映出古巴這位新領導人對與社會主義國家外交關系的重視。迪亞斯•卡內爾是古巴革命后出生的，不是參加過游擊戰爭的革命老一代。當他接任勞爾•卡斯特羅的時候，很多外國觀察者在猜測議論，他還會堅持老一代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嗎？這樣的猜測議論不僅在外國可以聽到，2010年我在古巴的時候也聽到過類似的聲音，古巴人自己也在思考，老一代革命者逝去之后，古巴會走什么樣的道路呢？
當1990年代蘇聯和東歐發生改旗易幟的激進巨變之后，古巴一方面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面也進行了非常緩進的改革。2006年勞爾擔任了第一把手，改革的步子稍微大了一些，對私有經濟、外國投資有了進一步的放寬。但是，當公平與效率發生沖突的時候，古巴總是傾向于公平重于效率。
譬如，為了增加農業產出，古巴政府2009年出臺了新政策，鼓勵人們去耕種閑置的土地。國家保留土地的所有權，私人可以獲得使用權，農民使用這些土地生產出來的產品，可以自由出售。但這個政策對增加農業產出并沒有產生很大的效果，這主要是因為政策規定的使用權合同年限只有十年，到期有可能續約，也有可能土地被政府收回。農民在土地上已做的投資，政府酌情償付，對于償付金額政府有很大的決定權。這樣的合同條件對農民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即使有人簽了合同，也不愿意在土地上做大投資，因此難以增加產出。而政府之所以不愿意私人擁有很長的使用期，更不愿把土地所有權給予私人，是因為擔憂會出現財富過度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現象。
又譬如，為了吸引外資，2014年頒布了新的外資法，允許外資進入更多的領域，給了外資更好的減稅待遇。但是并沒有吸引到很多外資，這除了是因為美國制裁的影響，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外資雇傭方面所作的特殊規定。政府規定外資企業不能直接雇傭古巴人，必須通過古巴政府的雇傭機構；外資企業也不能直接支付古巴員工工資，而是要付給古巴政府，再由政府支付給員工。外資必須付給政府硬通貨，政府付給員工的則是古巴貨幣比索，而且只等于外資付出工資中的一小部分。如此規定的目的也是為了平等，為了社會主義理想。古巴工資普遍很低，外資企業的工資則很高，沒有這個規定就會造成貧富懸殊。古巴政府還指出，去外資企業工作的古巴人都享受了公費教育醫療的社會主義福利，正是社會主義制度使他們能夠具備知識能力和健康水平，能夠被外資企業雇傭，因此必須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涉外行業的收入過高，醫生教師等高端人才有可能轉行去做涉外的低端工作，使人力資源扭曲浪費，使社會主義醫療教育福利制度無法可持續，所以政府要做再分配的調整，把外企付出的工資再分配給社會中的其它成員。
古巴的緩進改革，一方面帶來了生產效率低、經濟增長慢的負面結果，另一方面也保留了社會主義的一些優越性，這突出表現在醫療教育方面。古巴在醫療教育領域取得的成就，甚至被以反共著稱的美國人稱贊，奧巴馬2016年訪問古巴，雖然對古巴有諸多批評，但對古巴的醫療和教育倍加贊揚，盛贊其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表示要在制藥領域和古巴合作。
古巴走了一條非常獨特的道路，帶來了非常獨特的結果。目前，古巴由于農業產出低下需要進口低端的農產品，同時又由于醫藥發展的巨大成就可以出口高端的醫療服務和醫藥產品。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是出口低端產品、進口高端產品，古巴的獨特之處在于，雖然古巴是人均GDP不高的發展中國家，但卻出口高端的產品和服務。
對于古巴的獨特道路，對于古巴改革中的得與失，古巴人自己也有迷茫，也在質疑與探索，我在古巴時對他們的迷茫與探索有深深的感受。
豪宅為什么變成破敗大雜院？
2010年我從機場乘車進入哈瓦那市郊的時候天色已晚，路燈暗淡，路邊的房子一棟棟影影綽綽地掠過車窗。那些房子都是別墅，使人有一種行駛在華盛頓高級住宅區的感覺。我心中不免詫異，這些都是什么人的房子？誰住在這里？古巴人的生活都達到住別墅的水平了嗎？這里會不會只住著權貴階層？
哈瓦那有很多革命前留下來的別墅豪宅
后來我問了古巴朋友，才知道了豪宅變大雜院的歷史故事。這些豪華別墅都是古巴革命前修建的，在1920年代，古巴經濟有過一段快速增長的輝煌歷史。那次經濟大發展主要歸功于兩個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結束后的糖價暴漲，盛產蔗糖的古巴受益匪淺，當時美資大量涌來投入了古巴的糖業，帶動了經濟的大發展。二是在1919年至1933年期間，美國國內實行禁酒法案，經營酒吧、賭場等行業的美國黑幫勢力從美國轉移至古巴，哈瓦那成了賭博、豪飲、色情的天堂，應運而生的賭場、酒店、餐飲等行業又給古巴的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動力。那次經濟大發展雖然快速，但極不公平，種下了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到了1930年代，由于西方經濟大蕭條，糖價大跌，古巴社會發生了持續不斷的動蕩不安，勞工運動、示威抗暴、軍事政變、游擊戰爭……直到1959年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軍事獨裁政府，古巴才結束了多年來的動蕩。
古巴革命勝利后，大批富人逃亡國外，他們在國內的豪宅別墅都被沒收。古巴的沒收政策是，如果房屋的主人逃亡國外，房屋就被沒收；如果主人留在國內，可以繼續保持所有權。政府把沒收來的房子分配給普通居民，一座別墅會分給幾戶人家居住。古巴的住房政策不是讓居住者租賃房屋，而是讓居住者擁有房屋，實現“居者有其屋”。無論是沒收來的舊房，還是新建的房屋，居住者都只需付出很低廉的價錢就可以獲得所有權。居民雖然有所有權，但不許買賣房屋，只允許以房易房的互相交換。
古巴這種特殊的住房政策引發了一些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有兩個。一是房屋修繕問題。居民擁有房屋就需要自己負責修繕，但在古巴的國有計劃經濟體制中，修繕房屋的公司是國有企業，數量不多，效率不高，居民要讓他們來修房子，往往要排隊等很久，有人告訴我說甚至要等兩三年。居民若想自己修繕，則難以買到所需要的建筑材料。隨著房屋的老化，修繕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昔日豪宅淪為破爛大雜院的現象到處可見。另一個問題是人口增長引起的房屋過度擁擠。古巴新建住宅的速度跟不上人們對房屋的需求，尤其是在人們樂于居住的地區，人口密度高，老房子多，很多老房子中的居民已經繁衍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年輕的一代長大后找不到合適的住房，只好結了婚仍和父母擠住在一起，因此造成許多家庭糾紛和社會問題。也有不少人想方設法在原有的住房中擴大空間，譬如在屋頂上再加蓋一層，結果面積雖然增加了，但危險性等問題也增加了。
古巴開展了社區參與的房屋修繕活動，社區委員會通過政府渠道搞到建筑材料，組織鄰里互助來進行修繕，這左邊的房子已經修好，右邊的還沒有修。
2010年我在古巴的時候，修繕房屋的問題是人們談論的一大熱點，官方權威的《格拉馬報》上也有辯論的文章。我聽到三種建議：第一種是允許民營經濟從事房屋修繕；第二種是推動社區參與的修繕活動；第三種是開放房屋買賣市場。2011年古巴開放了房屋買賣市場，私人購買建筑材料也比較容易了，不少人的房屋得到了修繕。不過，開放房屋市場也造成了房價的飛速上漲，許多古巴人有親屬在美國，大量美金流入古巴購買房屋，把房價推高到遠遠超過普通工薪階層的購買力水平。
有關修繕房屋的建議中，最有古巴特色的是社區參與的修繕活動。古巴的社區組織非常發達，是在1961年反“豬灣登陸”后建立發展起來的。196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一批古巴流亡分子發動了企圖推翻卡斯特羅政權的行動，在哈瓦那東面的豬灣武裝登陸。為了防范登陸分子，古巴全國各地都成立了社區的“保衛革命委員會”。豬灣登陸的危機過去之后，這些社區委員會的工作也逐漸轉型，從巡邏守望轉為組織各種社區福利活動，譬如醫療保健、環境管理、搜集廢品、社區聯歡等等。在修繕房屋的活動中，社區鼓勵鄰里互助，委員會通過政府渠道搞到建筑材料，由社區大眾參與，解決房屋修理的問題。
我看到的最成功的修繕項目是哈瓦那老城區的舊城改造，其成功之處不僅是把破爛的房子修好了，而且是“修舊如舊”，那些老房子都被修復得重獲當年西班牙殖民地時代的風采。這個修復工程得到了政府的特別重視，因為古巴要大力發展旅游業，而哈瓦那的老城區正是深受海外游客青睞的地方，所以要把這里修舊如舊，創造出游客喜愛的懷舊風情。為了達到修舊如舊的目的，古巴還創新地建立了一所特別的“修舊”學校，專門培養能操作古老舊工藝的技工。古巴的專業人士認識到，要想獲得最好的“如舊”效果，不能僅在表面做文章，還要深入到工藝層面，真正使用舊的工匠工藝，如舊式的木工、石匠、泥瓦師傅等等，而這些舊的工藝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淘汰了、失傳了，需要發掘出來重新訓練特殊的技工。古巴的這所“修舊”學校很成功，吸引了不少拉丁美洲國家和歐洲國家的學生。
哈瓦那有許多美麗的老房子，其豪華富麗的程度比我在華盛頓看到的老豪宅有過之而無不及。哈瓦那的這些巨型豪宅的主人都早已逃亡海外，由于這些房子太過豪華巨大，不適于分配給普通家庭居住，因此多數被政府用來辦公，很多政府機構設在這類豪宅里。我去過其中一所叫“友誼之家”的巨廈，那里有幾個與接待外賓相關的機構。
這所巨廈不僅美輪美奐，而且還有一段極動人的愛情故事。這房子的原主人是古巴數一數二的大地主，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他中年鰥居之后，在哈瓦那的上流社會社交宴會中邂逅一位美人，兩人一見鐘情。但美人是有夫之婦。而且她的丈夫也是上流社會的名人。美人想下堂求去，丈夫堅決不允。大地主帶著美人私奔到歐洲，在巴黎住了一段時間之后，又去了羅馬，到梵蒂岡求見教宗，向教宗傾訴他們因相愛而遭受的痛苦，求教宗批準廢除美人和前夫的婚約，教宗受了感動，批準了他們的請求。他們重新回到哈瓦那之后，大地主于1919年開始大興土木修建這所美輪美奐的巨廈，1926年建成后獻給了他的美人妻子。四年后美人因病去世，大地主悲痛欲絕，他又為妻子修建了一個浪漫的墳墓，他自己逝世后也葬在那里。他的妻子橫躺在墳墓中，而他則豎立在妻子的旁邊，他說他要守護他的美人，不讓旁人入侵。
在這座美輪美奐的大廈中聽了這個愛情故事，我一方面為拉丁情人的浪漫而感動，但另一方面也為古巴社會的貧富懸殊而不安。這些豪宅巨廈不正是古巴革命前社會極不平等的生動例子嗎？難怪古巴會發生革命，當年流亡中的卡斯特羅只帶領了81個人乘格拉馬號登陸古巴打游擊，由于廣大民眾對舊政府的強烈不滿，紛紛支持革命，兩年零一個月后革命就取得了全國的勝利。
美輪美奐的巨廈
聽古巴人講述革命前的古巴社會，很多人都會提到當時社會的貧富不公和政府的獨裁腐敗。這顯然是“資本主義”留給許多古巴人的記憶，古巴朋友告訴我，正是因為這種對資本主義的記憶，使得古巴在蘇聯東歐變色之后，雖然經濟遭受了比東歐國家更為嚴酷的打擊，但也沒有步蘇東的后塵去搞“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因為很多人怕回到革命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中。
蘇聯解體對古巴經濟的打擊極為嚴酷，以前古巴生產的蔗糖幾乎全部出口給蘇聯和其它經互會國家，并從蘇聯和東歐進口全部的石油和80%的機械及零件。蘇東變色之后，古巴的外貿一下子跌落80% 以上，從1989年至1993年，古巴的GDP下降了35%左右，由于缺乏石油等能源，工廠只能維持產能的15% 開工率。農產品無法從鄉下運到城里，公共汽車也都停止了行駛，馬車上了街，生活倒退回農業社會時代。古巴從中國進口了大量自行車，以解決汽油缺乏的交通問題。美國在此時又對古巴展開了雪上加霜的經濟制裁，1992年美國通過法案，不僅禁止美國公司和古巴作生意，而且規定，任何船只如果在古巴港口停靠過，其后六個月之內就不能在美國的港口停泊。這就使得其它對古巴本無敵意的船只也不敢去古巴運貨，生怕六個月內不能停泊美國港口影響自己的生意。古巴的進出口的運輸成本因此上升了40%，經濟受到更為沉重的打擊，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極為短缺，要實行嚴格的配給制。
面對如此嚴酷的經濟形勢，古巴雖然沒有搞“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但也自1993年起，進行了一些“準資本主義”的小改革。譬如，允許小規模的民營經濟體進入飯館等服務行業，對外國游客開放旅游，還準許美金等外幣在古巴市場上流通。這些改革給古巴經濟帶了活力，GDP止跌回升。但是，這些改革也給古巴社會帶來了問題，政府不得不進行一些收收放放的調整。譬如2004年進行了外幣政策的調整，外幣不再流通，政府創造了一種和美元掛鉤的、可兌換的比索——“庫”（CUC）。外國人要把外幣換成“庫”才能使用。1個“庫”等于1美元，普通比索要25個左右才能兌1 美元。外國游客使用“庫”，和旅游業相關的古巴人的收入中“庫”的比重很大，他們的收入大大高于只賺普通比索的人。
我問過一個古巴人對改革和生活現狀的看法，他說他很羨慕美國人擁有的豐富消費品，他希望古巴的改革也能給古巴帶來這些東西。但他也說他不喜歡美國的一些制度，尤其是醫療制度。他說：“我知道我們生活中有好東西，醫療制度是我們最好的東西，我不想放棄這些好東西。但我知道美國也擁有很多好東西，我想兩樣好東西都擁有，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希望改革能把這兩樣好東西都給古巴。”
這位古巴人的看法，反映了古巴政府在進行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時的“重”與“輕”，以及由此帶來的“得”與“失”。古巴重視的是教育與醫療，對于消費品則比較輕視。不過，生活必需的一些消費品，政府倒是盡力提供的，譬如每戶每人定量供給低價的雞蛋等。冰箱和電視也是低價供應的，因為政府認為冰箱與健康相關，電視與教育相關，所以每戶人家都可以用極低廉的補貼價格買到冰箱和電視。至于其它“非生活必需”的消費品，古巴是匱乏的。這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使得古巴人感到有所“失”，也有所“得”。
古巴人的世界信息不閉塞，他們可以自由地看CNN，所以他們對美國和古巴、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評價相當客觀。古巴的醫療制度非常出色，受到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贊揚，堪稱發展中國家的楷模。古巴的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等宏觀健康指數都達到了美國的水平，但古巴的人均醫療費用只是美國的5%左右，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好模式。關于古巴的醫療體制我在《天下為公——中國社會主義與漫長的21世紀》第二章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介紹分析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根據注釋中的鏈接去閱讀【1】 ，為節省篇幅就不在此敘述。
我去古巴是隨一個美國的考察團，給我們作導游翻譯的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古巴英文教授，從他那里，我對古巴改革在人的精神層面引起的變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這位導游以前不僅是教授，而且還是作家，他的一個短篇小說得過獎。他說他放棄教授的職位來做導游，就是為了能夠多賺些“庫”，只有多賺了“庫”，才能買到他所向往的消費品。我問他是不是想買冰箱電視。他說他不需要買冰箱電視，因為冰箱電視是每個家庭都有的。我又問他想買什么東西？他看到我有一個音頻錄音機，就說他想買這樣的錄音機，后來他還問我能不能送他一個錄音機，這可以幫助他寫作，他乘坐公共汽車的時候常會有寫作靈感，不能寫筆記，但可以錄音，這些靈感若不馬上記錄下來，以后很快就會消失。我理解他的感受，回美國后托人給他帶去過一個錄音機。談到向往的其它消費，他多次很羨慕地講到外國游客云集的高級酒店、高級餐廳、高級酒吧……他說非常希望能去這些地方消費享受。他還說過很希望能夠擁有汽車，不過，2010年的時候有錢在古巴也不能買到汽車，因為基于環境污染、能源消耗、交通堵塞的考慮，政府不允許私人購買汽車，擁有汽車的古巴人多數是通過“獲獎”得到的。導游的一位朋友在研究所工作，該研究所最近研發出一種新產品，對國家貢獻很大，研發產品最有功勞的十個人得到了國家的獎勵，根據功勞的大小，有人得到一套房子，有人得到一部汽車，有人得到一輛摩托車。
導游對古巴的汽車政策頗有微詞，我倒認為這是個不錯的政策，正是這個政策，使我們在古巴能夠享受清潔的空氣、通暢的交通。導游聽了我的話之后，略含譏諷地說道：“說這種少擁有汽車多享受環境的話的人，都是自己已經擁有汽車的。”
這是哈瓦那市中心的一個“大”商店，從櫥窗的陳列品就可以看出消費品貧乏的程度。
我無言以對，但在心中暗想，正是擁有汽車的人，他們才從擁有汽車之后要面對的交通環境問題中，體驗到擁有汽車的壞處。在美國，人人擁有汽車之后，不僅發生了污染和堵車的問題，而且公共交通服務被大大削弱了，此時即使有人想放棄汽車，也騎虎難下。這些擁有汽車的人曾在消費大潮的裹挾之下走錯了一步，所以現在很想告誡那些還沒有跳上虎背的人，千萬別走上那條邪路呵！
改革給古巴人的生活帶來了變化，同時也使古巴人經受了復雜的心理矛盾。導游寫過一篇小說，反映“革命”和“改革”的矛盾沖突，那小說里大概有他自己的影子。小說的兩個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都是作家。岳父參加過游擊戰，是革命的一代，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有諸多不滿；女婿是年輕的一代，不喜歡那些僵化的革命教條，更向往物質的豐富。兩人對古巴將向何處去都很茫然。在一次小說征文競賽中，翁婿二人各寫了一篇小說去投稿，由于兩人共用同一個電腦，下載文件時搞錯了，岳父把女婿的稿子當成自己的發了出去，女婿則把岳父的稿子當成自己的發了出去。評獎揭曉后先公布獲獎者的名字， 岳父得了獎，他很高興，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沒有被改革沖刷掉。但第二天公布了作品，才發現原來是女婿的作品得了獎。這時女婿感到特別高興，他看到古巴社會正在發生變化，正在擺脫革命教條。
關于“革命精神”，我還聽導游講過更為真實的故事，尤其是在談論古巴家庭醫生的時候。家庭醫生是古巴醫療體制的精髓，他們住在社區，每個醫生負責120至150個家庭的醫療保健。由于他們防守在第一線，解決了“小病變大病”的問題，使得古巴的醫療體制能夠取得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這些家庭醫生的收入是普通比索，不是“庫”，是什么因素使得他們愿意堅守在貧窮的崗位上，而不辭職去做能多賺“庫”的工作呢？導游告訴我三個因素。第一個是物質因素，每個家庭醫生在社區中都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以便他們就近出診。第二個是歷史文化因素，長期以來醫生的社會角色就是“幫助人”，做醫生的人都認同這樣的角色。第三個是革命精神因素，自從古巴革命之后，醫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醫學院教育特別強調醫生要為貧窮的缺醫少藥者服務，這種革命的職業道德觀對他們影響很深。另外，醫生中有不少共產黨員，他們更是會用革命精神來鼓勵自己堅守崗位。
古巴的共產黨員是什么樣的人呢？我特別問過導游這個問題。他說：“共產黨員在社會中是閃光（shining）的人物。”我不理解這“閃光”是什么意思，是為炫耀自己而發光閃爍呢？還是被社會認同的楷模式閃光？導游解釋道：“閃光就是指那種有光榮理想的人，愿意為理想作出犧牲的人。”于是我理解了，在古巴的語境中，閃光是指閃光的理想，是指遵循閃光理想行動的人，是楷模式的閃光。那么，有多少人愿意做閃光的人物呢？導游說：“要做閃光的人物，就要有奉獻的精神，要嚴格約束自己。我不想做這樣的人物，我想更實際一些，更多賺些‘庫’，不想閃光，所以我不作共產黨員。”
持有導游這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我在古巴看到過大量想多賺“庫”而不想閃光的人。記得剛到哈瓦那機場，我就碰到了這樣的人，那是一位空姐。入關的時候要填表，一位空姐拿了一張西班牙文的表格給我，我不懂西班牙文，她就幫我填，飛快填完那張小表之后她對我說：“小費！小費！”我真是驚呆了。幫助入關者填表的服務在許多國家的機場都有，從沒見過要小費的，況且柜臺里明明有英文的表格，如果給我英文表格我自己可以填，根本不需要別人代勞。
在古巴的整個旅程中，我一直都處在被索要小費和禮物的壓力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我是堅決反對這種小費的，尤其在古巴的貨幣雙軌制中，外國游客隨手付出的一兩個“庫”的小費會對貨幣流通量產生不小影響，會推動通脹，1個“庫”等于25 比索，而古巴普通人的工資只有三四百比索，這些小費會使許多消費品的價格上漲。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小費會擴大貧富差距，使從事旅游業的人員一下子先富起來，而對社會更有貢獻的人，譬如醫生，卻要陷入低收入的一端。比貧富差距更嚴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的滋生。向我索要小費的人多數在國有單位工作，國營旅行社、國營酒店、國營飯館、國營航空公司……這些人利用工作之便索取小費，是與官員利用職權索取賄賂沒有本質的不同。
在和古巴法學家工會的律師座談的時候，我曾問過他們古巴改革開放后是否出現賭博、娼妓、貪污受賄等問題。他們說，賭博沒有出現，因為古巴人還不知道怎么玩賭博；娼妓問題倒是出現了，多數是向外國游客賣淫；貪污受賄的現象則極少，他們只受理過個別公務員偷竊單位的錢財物品的案件。顯然，他們沒有把下層公務人員索取小費視為“受賄”。如果下層公務人員可以利用職業之便收取小費，中上層的公務人員不也可以利用職務之便收取更大的“小費”嗎？古巴中上層的公務人員是否都是閃光的人物、都能用革命精神來抵御小費的誘惑呢？
在“庫”的大潮沖擊下，我最擔憂的是古巴的初級醫療體制，是堅守在社區第一線的家庭醫生。因為我知道古巴醫療體制的重大世界意義，我真不想看到這個被譽為發展中國家楷模的體制腐蝕剝落。在美國我聽到過古巴醫生逃到美國的新聞，他們在美國行醫，年薪可以有二十萬“庫”以上。即使古巴醫生不去美國，他們在古巴轉行去做旅游相關的工作，也能賺到不少“庫”，我就看到過不少的教授和工程師轉行去做導游、去開出租車。
由于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窺視到一位古巴家庭醫生在“庫”潮下的反應。那次我們去考察一個社區組織的基層活動，所謂考察，就是去參加他們的街坊鄰里聯歡會。這個社區離哈瓦那老城中心有兩小時左右的車程，那里的住宅很像北京五六十年代蓋的宿舍樓，房屋相當老舊。聯歡會在樓門口的空地上舉行，一個桌子上放著家常食品，幾排椅子 上坐著街坊鄰里。一個小孩表演了一個自編自演的獨白劇，說是一條蜈蚣有一天忽然想穿鞋子，到處去找一百只鞋。還有一個年輕姑娘表演了一段詩朗誦，是關于革命歷史的，很有革命激情。那個社區的家庭醫生也參加了聯歡會，他在那個社區長大，和他母親在一起。這位家庭醫生很年輕，剛參加工兩年。他長得很帥，但沒有一般帥哥的張揚，而是相當靦腆，由于靦腆，顯出一絲深沉的淡淡憂郁。我們團中有一位漂亮的美國女孩，年齡和他相仿，都是80后。兩人在聯歡會上有點兒“一見鐘情”的表現，坐在一起親熱地聊了很久。
那晚在回哈瓦那的路上，美國女孩告訴我們，帥哥醫生對她很熱情，還兩次把她介紹給他的母親。按照美國年輕人談戀愛的習慣，把女朋友介紹給父母就意味著會要考慮談婚論嫁。同團的另外兩個美國女人立刻對美國女孩開玩笑說：“他兩次向你求婚啦！”美國女孩很大方，毫不掩飾自己對帥哥醫生的好感。不過，雖然拉丁情人以激情沖動著稱，剛見面兩個鐘頭就兩次求婚似乎也有點兒離譜。美國人都聽到過古巴人千方百計偷渡去美國的新聞，因此自然而然對帥哥醫生的求婚動機有所懷疑，連美國女孩都想到了這一點。但她不太介意， 那位帥哥醫生實在太吸引人，她說：“他的專業有普世的特點，到了美國很容易找到工作。”
聯歡會后的那個周末晚上是我們的自由活動時間，我去聽歌劇，另外幾個美國人去酒吧欣賞古巴流行音樂。女孩和帥哥醫生約會，說好要去酒吧，還要去海邊散步。我看完歌劇從劇場出來，皓月當空，修長美麗的椰樹在月光下搖曳，海風徐徐，酒吧中傳出浪漫的音樂……我不禁想起帥哥醫生和美國女孩，他們的約會一定很浪漫，不知道帥哥會不會為她唱一支小夜曲？在小夜曲的背后，是浪漫的純情呢？還是對金元帝國的渴望？如果他走了，古巴的初級醫療體制會一點一點地剝蝕嗎？
聯誼會上藍衣服的帥哥醫生和美國女孩
第二天早上我在酒店大堂等汽車，看到美國女孩和帥哥醫生從電梯里走出來。哇，他們的愛情進展得很快呵，帥哥一定向女孩求婚了，不久就要移民美國了……帥哥醫生看到我，很有禮貌地向我招手道別，然后靦腆地走出酒店的大門。
大家聽后都很驚詫，女孩自己也覺得意外，他完全不是一個想去美國的求婚者。女孩后來又講到他們約會時談論的話題，她說他很熱情地談論革命，講到他在社區中的工作，他幫助社區解決水電供應不足的問題，還幫助刑事犯釋囚尋找工作、適應新生活。他談到古巴醫生去外國工作，他們社區的一位醫生去過盧旺達和坦桑尼亞，為那里缺醫少藥的貧困社區服務，這是很多古巴醫生愿意做的事情。他也談到過“庫”，他的母親為了賺些“庫”，做小布娃娃賣給外國游客，他下班后會幫助母親做些手工活兒。
我還想向女孩多了解一些帥哥醫生的“革命精神”，可惜女孩的西班牙語非常有限，而且對“革命”幾乎一無所知，聽不懂他的很多“革命話語”，沒法給我提供進一步的信息。這使我對古巴人的“革命精神”越發感到好奇，有一種神秘而茫然的感覺，即缺乏理性的理解，也沒有感性的感受。
第二天是“五一”節，我終于有了機會能得到一點點的感性感受。“五一”節哈瓦那在革命廣場舉行盛大游行，參加的群眾很多，不是彩排組織的那種，而是自愿隨意的參與。外國人可以到廣場中的何塞•馬蒂紀念碑臺階上觀看游行，我們一大早就來到觀禮的臺階上，外國人很多，大多數是左派，來自許多國家，有的舉著格瓦拉頭像的紅旗，有的舉著自己國家的旗幟。最給我革命震撼的是游行將要結束時的場面，當最后一個方陣隊伍舉著巨大的古巴國旗通過廣場的時候，全場唱起了國際歌，無數不同的語言，無數激情的歌喉……我看到導游在用西班牙文唱，外國人用英文法文在唱；我看到站在紀念碑更高一層臺階上的勞爾•卡斯特羅，他也在唱，在他旁邊站著身穿游擊隊軍服的白發蒼蒼的老革命者，他們都在唱……
游行的人群
我記不得國際歌的中文歌詞，但依稀的只言片語隨著熟悉的旋律涌入了我的心中：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我們要做世界的主人……要創造人類的幸福……讓思想沖破牢籠……團結起來到明天……
“五一”過后，我們要回美國了，臨走那天早上，一位曾和我們座談過的經濟學家來和我們道別，他特別鄭重地對我說：“現在，古巴的局面是靠老一代革命者的革命精神支撐著，古巴領導人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從組織上解決繼續革命的問題。他們一旦離去，古巴不知道會向何處去。中國在這點上比古巴做得好，中國解決了組織延續的問題。”
飛機升上天空，加勒比海中的那個綠色的小島漸漸遠去，但縈繞著小島的一連串問題卻久久地留在我心中，尤其是經濟學家的話。
八年過去了，老一代革命者帶著他們沒有忘卻的初心逐漸離去，新一代領導人進入了舞臺的中心。新領導人將怎樣回答經濟學家的那個問題呢？
迪亞斯•卡內爾是1960年出生的，未參加過革命戰爭，在紅旗下長大。他在大學學習的是電子工程，畢業后當過兵，后來1985年又回到母校任教，并參與了大學的共青聯盟工作（古巴的共青團）。他的仕途始于“共青團”，從大學到省，再到“團中央”。1994年他被提拔為“封疆大吏”，擔任省委書記，同時成為中央委員，那時他才33歲。當他43歲時，進入了政治局，成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此后他擔任過教育部長，2012年晉升為部長會議付主席，2013年被勞爾任命為國務委員會付主席。2018年4月成為主席。
從迪亞斯•卡內爾的成長、晉升、提拔過程來看，古巴在嘗試解決“組織上繼續革命”的問題；從他當政后的表現來看，他保持了革命精神的閃光。
當然，他當政的時間還太短，古巴未來將何去何從，還難以馬上定論。古巴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將如何走下去，世界在注視著。
（該文章中的部分內容曾經在《同舟共進》等刊物上發表過，轉載自觀察者網）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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