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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侖有一句名言：“沉睡的巨人醒來后將震驚世界。”

如今看來，此話頗有先見之明。現在全球都彌漫著一個論調：中國的崛起伴隨著沖突的發生與美國的衰落。而事實上，并非那么簡單！這一假設是建立在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軌跡預測上的，并不一定成立。不過，競爭在短期內確實難以避免。中國正利用美國重新定位其外交策略之機重返世界舞臺中心，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如今，中美的競爭已處于沖突邊緣，不過這場競爭與幾個世紀前的大國競爭迥然不同，重點既不是資源的爭奪，也不是領土的擴張，而是對全球規則的制定、貿易和技術領導地位的爭奪。技術創新能力的較量已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關鍵因素，并反映出兩大特征：經濟上密切合作，政治上相互競爭。這種模糊關系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緊張局勢。

人們已普遍認識到技術、創新、國家安全和國際影響力之間的關聯。俄羅斯總統普京稱，掌握人工智能的國家將成為“世界的主宰”，顯然這是夸大其詞，但它表明各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創新能力是國家實力的強大來源。在數字時代，技術變革和網絡空間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各國對國家安全和國家實力的需求。

創新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指標，這點是世界有目共睹的。美蘇太空競賽實質上是不同政體間創新能力的較量。今天的技術競爭不僅存在于國家之間，也存在于企業之間。一個國家創新和生產先進技術的能力為其提供了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領導力等無形利益。

中美兩國在這場競爭中各有優勢和劣勢。研究者通常關注量化指標，例如工程技術人員總量、專利數量、研發支出等，但這些都不是國家間技術競爭的決定性因素。這是一場圍繞著投資、創新和互聯網治理理念的競爭。互聯網和全球連通性不僅重塑了競爭環境，而且還催生了兩國都難以控制的政治和市場力量。

毛澤東時代后，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時期。盡管中國開始了經濟上的對外開放，但政治上基本上無太大的改變，敵對西方的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政界仍產生共鳴。像“一帶一路”倡議這樣一項完全獨立于西方模式之外、不受西方控制的競爭性基礎設施計劃，體現了中國領導層的自信，也反映出中國對西方一定程度的孤立和敵意。因此，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需要考慮如何與中國進行有效溝通，盡可能地消除中國對西方的敵意。

這場競爭還反映了中國對蘇聯式垮臺的擔憂。中國對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歸咎于政治腐敗、軍備競賽以及西方思想的滲透，這不禁使人想到了兩個問題：蘇聯模式本身是否存在根本缺陷和不可持續性？無論蘇聯模式有多少缺陷，從蘇聯模式派生出的政體是否存在可持續性？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造成中美緊張局勢并非中國的崛起，而是其崛起的手段。盡管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可作為一切解釋的范例與原點，但中美兩國實際上都在極力避免破壞性和高風險的軍事沖突。核武器的出現對現代戰爭的戰略戰術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通過威脅使用或直接使用常規或核武器，迫使敵人停止軍事行動，從而降低了戰爭的可能性。不過，一些大型沖突也往往是從小型沖突升級而來的，這能促使雙方保持克制，以避免局勢升級。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現代的沖突和競爭將不同以往，中美關系將因此面臨更多變數。

經濟上的成功使中國走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越來越活躍的角色，承擔了越來越多的義務。此時，美國及其盟友在二戰之后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開始不滿全球權力分配的現狀。中國認為，現存的國際秩序是服務于美國利益的工具。中國主張的基本原則是：在不破壞現有國際秩序的框架下，對國際秩序進行改革，為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國際事務中謀取更多的話語權。

中國的歷任領導人認識到，謀求技術領導地位是國家戰略的關鍵一環，中國的“兩彈一星”向世界彰顯了中國有能力在戰略技術上與美國和蘇聯平起平坐。現在，中國正努力在多個技術領域上趕超美國，充分顯示了中國欲與美國一較高下的決心。

眾所周知，美國在技術方面有壓倒性的優勢，尤其是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科研基地、全球領先的科技企業以及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創新文化，但在基礎設施、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嚴重不足。在過去的15年里，美國僅在阿富汗一地就花費了2萬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在科學、基礎設施和技術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全面地縮短了與美國的差距。一言以蔽之，美國在這一點上犯了重大的戰略失誤。

美國與中國一樣，都是以意識形態主導政策走向。美國官員常常對政府角色的定位展開激烈辯論，導致內政議程舉步維艱。一些人認為，公共政策應側重于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公共產品，如交通、基礎設施等都可以由市場來供應，無需通過稅收或政府的介入來實現。然而，這兩種思想都難以使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取勝。依賴私人投資，以減少公共開支的做法在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穩固的時期也許是合理的，但如今時機已過，這么做可能會對美國的創新體系造成危害。

簡言之，在美國的創新體系中，政府的積極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國家實驗室、研究型大學和軍民融合技術企業的資金投入。政府主要投資范圍包括半導體、手機和互聯網技術。該創新體系造就了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的科學技術大發展和創新能力的持續提高。但是，冷戰結束后，美國肆意揮霍“和平紅利”，再加上美國國內保守主義思潮的復蘇，意味著該體系已無法繼續保證美國的持續創新能力和經濟增長潛力。

撇開這一點不談，以北加利福尼亞州為中心的創新生態系統蘊含著巨大的財富創造效應，科學研究商業化的能力始終是美國獨一無二的優勢。硅谷的崛起與全球創新體系的擴大是密不可分的。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媒體大肆炒作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上的競爭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雖說阿里巴巴、騰訊、Facebook、谷歌等大型網絡公司之間的確存在著競爭關系，可是美國公司在此領域仍然領先。

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工智能研究人員的國家是美國，而中國排名第七。人工智能研究需要多個大數據庫來進行訓練算法。美國在這方面有巨大的優勢，可從其主導的市場中獲取80%的數據，而中國只能從非美國主導的市場中獲取大約20%的數據。與其說這是一場國家實力的較量，不如說這是一個以硅谷為核心的人工智能創新生態系統內部的競爭，其中囊括了中國、以色列、加拿大等在內的一些技術中心。

先不談追求“小政府”和增加對私營部門的依賴背后究竟有多少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觀點對后冷戰時期政策發展的影響頗為深遠。美國在冷戰時期收回公共投資看似是合理的，但現在的美國已無法像過去一樣投資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公共產品。在美國歷史上，政府職權往往是在戰爭時期擴大，在和平時期收縮。有跡象表明，冷戰后的和平時期已經結束。美國的《外國投資法》規定：在缺乏國家財政援助和產業激勵措施的情況下，對可能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的技術實施審查。

正如20世紀60年代的美蘇登月競賽那樣，中美兩國之間也存在著這樣的技術競賽，但性質卻完全不同。中國不是蘇聯，通過有別于西方發展模式的“市場列寧主義”，在保持政治控制的同時推動其經濟的發展。美國也并非上個世紀的美國了，無休止的政治辯論削弱了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能力。

美國及其盟友長期未意識到它們正身處一場新的競賽之中。它們熱衷于干涉中東事務，以至于忽視了中國的行動，甚至助長了中國。現在看來，中國會走西方民主道路的觀點是錯誤的。西方甚至幻想冷戰后世界將進入一個充滿和平的新時代，這就給了中國足夠的發展空間與時間。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表示不滿，西方才慢慢地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威脅，全球正形成一股反中國民族主義的浪潮。中國民眾對外國的擔憂是一無所知，這正是中國主流媒體“報喜不報憂”的報道方式使然。

美國技術領導力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在科學研究投入的比重有所下降。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實施了以官方科學研究投資創造軍事和經濟實力的新政策。自此，其他國家紛紛仿效美國，希望擁有屬于它們自己的“國防高級研究項目機構”和“硅谷”。換言之，美國的創新模式也不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了。

中國政府已承諾投入約1080億美元用于最新半導體的研發，并制定了配套的戰略。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創立本土產業的第三次嘗試，不過仍然需要西方的支持。相比之下，美國鼓勵以市場機制來引導投資，此做法唯一的缺點是會造成基礎研究的投資不足，但美國在這方面仍然領先于中國。

美國所占全球創新份額的下降并不足為懼，關鍵是將來能否恢復到過去的水平。在過去的50年里，科學研究投資對經濟產生了顯著的溢出效應，孕育了半導體和互聯網等新興技術。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于美國政府投資的一系列變化和技術的全球傳播，美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日漸衰落。從提升美國競爭力的角度來說，如何有效地融合私營部門、學術界和政府的資源是關鍵。

一些美國官員認為，硅谷的創新能力并沒有受到根本上的削弱，不過硅谷對非商業化的基礎研究不感興趣，也不看好防務市場，甚至對其有一定程度的抵觸。中國企業利用美國經濟的開放性進駐硅谷，并積極投資新技術的研發。雖說硅谷是來者不拒，但美國現在正想方設法限制中國的資本流入硅谷。

如何正確認識中美關系是很重要的。盡管中美之間的技術競爭會越來越激烈，但考慮到雙方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雙方在國際重大問題上的立場仍有達成共識的可能。當下全球競爭的焦點是對技術領導地位的爭奪，但對于俄羅斯、伊朗等其他美國對手來說卻不是。當下的世界并非美蘇當年的兩極世界，冷戰式集團對抗已成為歷史。經濟和技術全球化使中美相互交織在了一起，與冷戰式的平行世界相比，中美無疑都比當時的美蘇更需要對方。

雖然中國在創新方面仍是引進多、輸出少，但它享有充足的資本和人才供應，在許多外國公司的眼里是一個極富吸引力的合作伙伴。10年前就有人質疑中國的創新能力，但在中國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已無人懷疑這一點。中國的創新文化其實并不弱，其主要表現形式為“創新政治化”。中國的“技術民族主義”與投資全球聯合創新理念顯然是背道而馳的。中國的創新浪潮始于其20世紀80年代政治開明時期。然而，中國十八大后一系列的政治變化引起了世界對中國創新能力可持續性的質疑，這是中國目前需要認真對待的一個問題。

雖然美國在治理和創新發展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難，但并不意味美國喪失了全球領導地位。中國政治固有的邏輯思維使中國難以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主導作用。中國的發達程度已經可媲美西方發達國家，但不是西方世界的一份子，其根本原因是中國不太認同現存的國際制度和機制。有學者認為，它們與黨的利益相悖。另外，中國政府內部在處理國內與外交事務方面也存在著嚴重分歧。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背景來看，其合法性主要來源于民族主義。但如果中國想在世界舞臺上施展更大的影響力，就必須停止民族主義情緒的進一步擴散。

中美兩國都擔心彼此的科技供應鏈會因中美競爭而中斷。中國的應對措施是大力發展本土產業，以提升核心技術自給率，但需要通過強大的創新能力和全球連通性才能實現。中國強調要維護龍頭企業在國內和海外的利益。一位中國官員曾表示，如果不封禁谷歌，也就不會誕生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這樣的龍頭企業。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是造成當前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的主要原因。為此，西方國家正逐步制定應對措施，一旦成功，必然會遲滯中國本土產業的發展。

中國的經濟發展成果受到世界的矚目，中國的成功更在于讓世界充分地認識到了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可是，我們不能只看到這一點。中國仍然需要美國等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支持，因為它們一直是中國出口市場和先進技術的來源地。在多重因素交叉疊加影響下，全球經濟變得越來越不受國界限制，越來越趨于一體化，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以及歐洲的問題，都是導致全球經濟變得微妙的主要風險。中國此時大力發展本土供應鏈，這種“明哲保身”的做法可能會適得其反。事實證明，缺乏海外市場的國家經濟發展極為有限，未來的發展空間也不大。

在當今企業尋求國際合作伙伴、科研創新更趨于全球化的時代，狹隘的民族主義經濟政策是與時代背道而馳的對抗行為。只擁有財力和技術優勢的國家是無法獲得全球領導地位的；中國將全球領導力的來源簡單地歸納為財力、技術創新和軍事實力，但這些因素并不是美國全球領導力的重要來源。美國的領導力來源于它的政治理念和價值體系及其對世界的影響力。就如同每個國家都有保護個人權利的責任一樣，也必須確保其執政合法性來自于民主選舉。

中國共產黨從推崇社會進步和科學理性的觀念中看到了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內在矛盾”。它的執政合法性來源于社會進步，不過在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眼里，社會進步與個人權利之間，并不存在排他性的因果關系。中國共產黨卻將這一價值觀簡單地描述為西方觀念，并闡述了若干不適用于中國的理由。這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引發類似于蘇聯簽署《赫爾辛基協定》后的危機。

中國在社會進步和普世價值上的矛盾立場阻礙了其“軟實力”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有著一套自己解讀歷史的方式，對某些敏感事件避而不談，大大影響了其社會形象。中國的外交政策過去有兩大重點，一是維護黨的地位，二是捍衛國家主權完整。如今，其重點已逐漸轉移到全球領導地位的爭奪上。中國對近代百年的屈辱史仍耿耿于懷，中國政府自上個世紀末開始大力推行的愛國主義教育，激發了民眾對西方國家的敵視，進而促進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過這很難打動外國民眾，中國在海外施加影響力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資金。

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用也日益擴大，甚至能起到一定的主導作用，但有幾個因素限制了它影響力的擴散和增長。在今天全球民族主義情緒上升的背景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外交政策顯然是不受西方待見的，不過中國可憑借經濟手段來彌補這一點。中國究竟能否通過像“一帶一路”倡議這樣的宏偉舉措來創造出一種有助于增強中國影響力的政治工具，我們尚且不知。中國在獨立、富裕、強大的同時，與西方世界和平共處是可能的，但需要轉變其處理國際事務的一貫立場。

在上個世紀，美國一直將自己視為民主價值觀和文明的捍衛者，極大地鞏固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但在過去的18年里，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日漸衰落，中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卻不斷地得到加強和鞏固。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國的外交戰略未能與時俱進。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稱，過去三屆美國政府錯誤的對華外交政策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美國外交政策損害最大的三大錯誤之一。美國的決策者應做自我檢討，自美國2002年干預中東局勢后，美國的經濟狀況到底是變得更好了，還是更差了？甚至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衰落是美國國家政體的某種系統性缺陷導致的，還是一連串戰略失誤引起的？

此時，西方所推崇的國家與人民關系的觀念，正受到威權主義政權和互聯網政治力量的挑戰。這是影響中國崛起進程及其能否重塑國際秩序的兩大交叉趨勢。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機，面臨著全球化的挑戰、全球化對就業和移民上的負面影響，以及社會財富如何公平分配等問題。不幸的是，在應對這些危機的過程中催生了民族主義的思潮，進而難以承擔維護國際秩序的義務。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使局勢變得更加復雜化。盡管如此，民主國家自我重塑的能力不容小覷。

在工程學中，這種交叉趨勢被稱為“應力最大點”，即最脆弱、最有可能斷裂的部位。隨著國家間相對實力的不斷變化，以及互聯網治理方式的改變，世界將在未來的十年里變得更為動蕩。在評估一國的科技實力時，政治因素很容易被忽視。而在評估中國在治理方面的績效時，可以假設其他條件不變。與中國相比，美國的政治靈活性更大。若美國能夠對其國內政策和外交戰略導向進行重定位，那么美國就能更好地應對未來的各種挑戰。雖然中國已回到世界舞臺中心，但其發展軌跡仍難以預測。

第一波全球化讓整個世界陷入動蕩將近五十年，世界各國終于下定決心，建立一個以制度、規則及合作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來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但最終失敗了。當經濟大蕭條的陰影還未遠去，世界不久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隨著技術、貿易和數字技術的發展，世界格局正面臨著新一輪的重組，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需要進行重新定義，這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又一大嚴峻挑戰。盡管美國正從國際事務中“撤退”，但不會離開世界舞臺。短期內，中國難以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其國家政策中的矛盾遲滯了這一進程。例如，在捍衛全球主義的同時積極推行民族主義政策，這就造成了其內外政策相互矛盾的狀況。

“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中國不需要美國和西方的市場和幫助”等等這類的媒體言論實屬荒謬至極。事實上，中美都需要彼此，但中國對美國的依賴更大。解決中美爭端的關鍵在于建立基于互惠和誠信的伙伴關系。從政治角度來看，中國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部分的原因是中國崛起必然性的預言使然。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一些蘇聯學者就曾斷言，世界力量的天平已經向社會主義偏移，西方資本主義的崩潰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但是，歷史證明，他們錯了。今日的中國并不是蘇聯；在評估中國的崛起時，我們需要澄清的一個問題是：西方發展的歷史規律能否解釋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在西方過去的兩個世紀中，舊制度的失敗往往伴隨著新制度和新思想的誕生及經濟的復蘇。

（作者：詹姆斯·劉易斯，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網絡安全專家；編譯：曾輝，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來源：IPP評論，昆侖策網轉自“戰略前沿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