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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1日5A景區被摘牌七天后，喬家大院關門整改。雖然喬家大院內部的經營性店鋪在整改中被清除，但在近幾年縣里聯合民營資本打造“旅游目的地”的規劃下，它所處的喬家堡村已被夷為平地。如今，在空蕩蕩的古村落中央，喬家大院如荒漠里的一株盆景。

記者 劉暢

實習記者 王一峰

攝影 黃宇

關停后的喧囂

喬家大院景區的入口拉起警戒線，時有游客伸起脖子探望，青灰的照壁還在300米開外。雙向車道一般寬闊的甬道橫亙其間，昭示著曾經5A級景區的氣派。甬道兩旁的銅雕和石凳寂寥，接受著烈日的炙烤。喬家大院自1985年成為景點，從前只有劇組拍戲時會閉門半日，如今首次連續關門整改10天。

8月7日宣布閉門整改的消息，仍未阻擋一些來太原的游客來此一游。喬家大院位于晉中市祁縣東觀鎮喬家堡村，在太原南邊40余公里，再向南是祁縣縣城和平遙古城，這些景點組成一條一日游的經典線路。游客們仍有可以拍照的地方，或是在景區入口前修建了六七年的“喬家大院”牌樓下合影，或是在照著喬家人老照片還原的銅像之間，假裝是喬家的一員。牌樓四周是去年開始興建的商鋪，只有兩三家開張，而裝修的電鉆聲不斷，仿佛這里是一個方興未艾的新景區。

游人稍作停留便心有不甘地離開，大院內部卻并不冷清。某次國家文化和旅游部工作人員“微服私訪”，換來7月31日取消喬家大院5A旅游景區質量等級的決定。山西旅游的金字招牌被砸，祁縣旅游局局長、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館長被火速撤職，山西省、晉中市一級的領導輪番來此視察。在他們檢查整改進度的間隙，工作人員王鳴帶我走進沒有游客的景區，百年前作為富甲一方的喬家大宅的肅穆油然而生。

整治中的喬家大院，把燈籠都取下來重新換新的

四五層樓高的照壁背后，喬致庸當年修筑的標志建筑——80米長的青灰甬道上，是一地大紅燈籠。燈籠從房檐處卸下來，院里的梁、檐齊整地袒露出來。王鳴領我參觀，喬家大院的主體“在中堂”雖然占地4000余平方米，但灰磚院墻高聳，身處其中，南北兩排六個大院里內套20個小院、300余間房屋給人的感覺，只似在套疊的迷宮里穿梭的幽深，并沒有院外鋪張的“宏偉”之感，人的視線便自然地落在建筑的精巧構件、雕飾上。四號院里的雕飾尤為有趣，因院子主人喬映霞曾留學英國，他把西洋鐘表刻進房檐的磚雕，又把留洋時見過的火車雕在窗檐上，繁復的雕飾和清末民初的達官貴人贈送的匾額保存完好。

本刊通過祁縣縣政府得知，國家文旅部發現景區存在六個方面的問題，所列十分細致，比如大院內部的過度商業化：“內部購物場所數量過多，面積較大，管理不足，出租的照相攤位占用旅游通道，尚未征得游客同意下擅自給游客拍照，院中有書法拍賣的活動，大部分商品不明碼標價，景區內廣告較多。”我在略顯空曠的景區里見到，導覽人員在接受微笑培訓，而工人把印著渠家大院廣告的紅色垃圾桶換成純黑的，將花園里的小賣部拆除。

“‘在中堂’是始終完好的部分，另有三個堂和一個花園曾在2008年后陸續復建，以前重修的堂里全是商鋪和攤販，撤牌后就已清走。”王鳴在景區出事后剛剛調任，除了接待領導視察，整改工作本身也令他焦頭爛額。國家文旅部的意見中提到，部分建筑和窗戶維護不好，有破損、污漬較多、油漆脫落的問題。但具體所指，還需自己判斷。王鳴他們對翻修的尺度反復斟酌，“很多墻面因年代久遠自然脫落，修繕后恐怕失去原有的意趣”。

喬家大院院墻深深，大門一關，安安靜靜。而大門之外，從喬家大院出口延伸到售票窗口旁邊，百余米長的商業街卻像一截發炎的闌尾，這條街和旁邊的停車場，也是大院外的主要整治對象。

商業街與停車場一墻之隔，是游覽喬家大院之后的必經之地。而名為商業街，實則類似一個菜市場，是一溜鐵棚子下，鐵桌子搭成的一個個攤位，只不過售賣的是工藝品和食品。賣家均為喬家堡村的村民，那幾乎是他們唯一的生計。決定整改后的第三天，村民們接到拆除商業街的通知，圍攏在商業街里，爭吵四起。

“這是今年4月才建的，我們以為起碼能挨到‘十一’，畢竟現在正是旅游旺季。”張夢是其中的一員，她沒有沖到跟前理論，卻也滿是無奈。她告訴我，這個商業街已近6年，當地村民每家分到一尺五長的鋪位，再多的位置就得出錢買，一年需幾千元。張夢在鋪位上售賣小工藝品，不遭風吹日曬，一年可以掙個兩三萬元，“村里四五十歲的人全家生計都靠這里。商業街拆除了，據說每家一次性補償一萬塊錢，但還是沒影的事。還說要另外規劃新建一個市場，三年內建成，每家能分到6平方米的店面，更讓人將信將疑”。

膨脹的生意

張夢今年不到30歲，她家的生活在她出生前，便與喬家大院聯系在一起，而她從學校畢業后，喬家大院更是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十八九歲時，她在喬家大院里做導游，覺得每天重復同樣的話枯燥，于是“子承父業”，在家門口的門臉房看攤兒，此后又搬入商業街。張夢家的經歷幾乎是不到2000口人的喬家堡村里，每一個家庭的縮影，自喬家大院聞名海內，村民的利益便裹挾其中。

“喬家大院在喬家堡村的中心位置，村民的家都離得不遠，能沾上光。”年逾五十的喬濤是張夢父輩的同鄉，為商業街店鋪的事，已喊得嗓子沙啞。他告訴我，喬家堡村中喬姓最多，曾有“四大喬”，唯獨喬家大院的“喬”如今在村里一個也沒有，其他的“喬”與喬家大院的后人在血緣上只有相當縹緲的關系。史料記載，喬家堡村初建于明代洪武二年，至今有600余年的歷史。喬家大院在村中占地最多，卻是自清朝乾隆年間開始，歷經數十年才形成的局面。

乾隆年間，村民喬貴發“走西口”經商致富，他的三兒子喬全美買下村中十字口東北角的幾處宅地，起建樓房，成為喬家大院最早的院落。那時，如今喬家大院進門處的甬道是一條街，東北院與西北院、正院之間是一條巷，街巷交成十字路口。喬全美的兒子喬致庸當家后，商號、票號遍布全國，鼎盛時總資產接近3000萬兩白銀，占到整個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近一半。他在外光大家業，在內大興土木。經過兩次擴建，他把十字路口四角的地均買斷為喬家資產，建起四座獨立的院子。而光緒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穩，喬家干脆買下了當時街巷的占用權，把街巷口堵住，修建側院、祠堂，把全家都圍在高墻之內，形成城堡一般的建筑群。抗日戰爭時，喬家60余口大部分逃離。新中國成立后，喬家后人將喬家大院無償捐給國家，成為中共祁縣縣委黨校的校址，直至1985年，祁縣縣政府在“在中堂”原址成立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村民開始從這座宏偉的宅院里獲益。

“我們起初就賣茶水，兩毛錢一杯。”喬濤記得，大院門票最初只有幾毛錢，建館后不久，隨著1991年《大紅燈籠高高掛》放映后，游人便一波一波地來，游覽完大院口渴，找村民討水喝。久而久之，村民紛紛在自家門前搭起攤位，從喬家大院周圍，蔓延至全村，售賣自家地里種的玉米、小商品，后來開起飯館、農家樂，村里生意日漸興盛。喬濤的老宅就在喬家大院的后門附近，他在家門口鋪開16米長的鋪位練攤兒，一家老小都得幫忙。提起那段往事，他就兩眼放亮，來錢太容易，花錢大手大腳，一年也仍能輕輕松松落得個一二十萬。“《喬家大院》的電視劇播出后，不論哪個季節，來的人就沒斷過。夏天賣冰棍，一車冰棍運來，幾乎倒進冰柜里就沒了。組團來旅游的人請客，一次就買50多根。”

整改

在這期間，喬家大院與村里的關系與喬家人在時有相似之處，非但“井水不犯河水”，喬家大院還能給村民些幫襯。喬濤告訴我，聽他爺爺講，舊時喬家在村里建了兩個私塾，村里孩子都能來，教書先生與自己家里的是同一位，也會雇窮困的村民到宅院當伙計。喬家大院改成黨校后，大院里的桌椅板凳被處理，擺滿了一條街，沒一個村民愿私自拿。而喬家大院成為景區后，村里像張夢一樣的年輕女孩，有機會到大院里當導游，老人也能在里面做環衛，掙一份工資。

當年旅游的錢大部分落到村里，曾經的副村主任喬炳良向本刊透露，當年的村委甚至在村里建了燒香的八卦宮，有專人看著游客燒，燒完就掐滅，一炷香能用幾十次。而喬家大院本身卻只有門票收入，最貴時三四十元，其中一部分交給縣里。后來縣里看中這棵“搖錢樹”，在2007年至2013年間招商引資、組建山西喬家大院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喬旅公司”），復建德興堂、寧守堂、保元堂和喬家花園，形成“四堂一園”的格局。張夢告訴我，“新建堂里的店鋪租金一年三四十萬，本村村民不會去里面賣東西”。

待“四堂一園”在2013年底徹底完工，喬家大院又在次年評上5A級景區，縣里的勢力逐漸占據主導。相關工作人員透露，因5A級景區對面積有要求，“在中堂”面積太小，“四堂一園”的格局乃至喬家大院門外300米長的甬道，皆是評定景區的需要。而也在那個時間點前后，分散在村中的攤位被集中到商業街，村里陸續拆遷。

資本陰影下的古村落

“把喬家大院也拆了才公平！”喬濤和我坐在喬家堡社區外的馬路牙子上，憤憤地說。旁邊的老人聚在人行道的樹下下棋，新栽的小樹一手可握，難撐起一爿樹蔭。喬家堡村子拆遷后，村民近一半都遷到這個社區的20棟6層小樓里。這里到喬家大院的直線距離有五六百米，沿公路走到正門卻要一公里，寬廣的四車道把村址與社區隔離，仿佛村中喬家大院與村民隔開的院墻。

如今，除了喬家大院，喬家堡村址上極目所見，全是拆后的荒土和施工的圍墻。沿村界考察時，四周的玉米一人多高，唯有喬家堡村的耕地流轉后被鋪滿石頭，淪為荒地。村里曾經的學校也被遷到喬家堡社區旁，尚有一所中學在建，村民眼看著自家老宅挖下的廢料，被卡車拉進工地，成為鋼筋混凝土大樓的基質。

喬濤也是世代定居喬家堡，祖上也是晉商，喬家堡里的晉商本也不少。山西大學民間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心主任周亞教授告訴我，北接內蒙古，南鄰河南的山西，位于中原農耕區與北方游牧區的中間地帶，中原所需的戰馬、皮毛，游牧民族所用的農物、糧食、茶葉以及日常用品，都要經過山西往來貿易。而晉中又位于山西地理的幾何中心。其中的祁縣、平遙一帶是晉南和晉東南北上太原交通線的交匯處，南可到中原；北可達蒙、俄；東可抵河北平原；西則可至陜西。這樣的地理環境，遇到明代洪武年間的“開中制”，山西商人與洪武帝達成協議，他們向邊關要塞輸送糧食，由此獲得合法販賣“官鹽”的資格，積累起原始資本。晉商作為經商團體登上歷史舞臺，喬家堡村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

清代以后，入關前就與后金政權貿易往來的晉商獲得額外照顧，被給予種種特權。周亞向本刊介紹，晉商也一直參與到清政府政權的運轉之中，清初政府平定邊疆時，晉商承擔籌辦、購買和運輸糧草的任務。山西票號誕生后，他們成為清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擔任起公款匯兌的角色，喬致庸是其中的代表。放眼喬家堡，喬致庸一家經營金融行業的票號，像喬濤的先祖，則沿著清初便開辟的茶葉之路和毛皮之路“走西口”，向關外售賣糧食。

喬家大院周邊正在拆遷整治，希望建造一個大的旅游園區，但商業化痕跡過重

“掙錢買房、蓋房”是古時中國人的普遍想法，喬濤的老宅是他的太爺爺從村里買的，帶一個院子和打谷場，能住下十幾口人。而曾在村里擔任副村主任的喬炳良告訴我，村里與喬家大院年代相近的清代民居有六七處，整個村落既有喬家同族所建的宅院、車馬院、寓客所、外花園、鋪號，也有村莊公共的廟宇、宗祠、書院、戲臺和水井，2013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喬炳良家的院子年代稍晚，是1917年興建的四合院，也有24間房屋，房前還有三人懷抱的古槐樹護院。

但當喬炳良領我繞到喬家大院正門背后，喬家大院如一座邊塞的孤城，喬家堡已被夷為平地，重新鋪設柏油路、栽種樹苗。喬炳良說，目前喬家大院的入口處，新建的店鋪此前是村集體出資修建的酒店和飯館。那時那邊沒有大路，前往喬家大院的正門，需要走他家老宅門前的村路。而他的老宅只剩那棵300多年的古槐，“甚至與寧守堂的外墻貼在一起的一座老院仍在拆除，那是以前歸喬家所有的‘三友堂’，形制和雕飾與喬家大院一模一樣，比重建的寧守堂完整得多。因‘土改’后產權易主，2017年被挖機拆毀”。

我在現場看到那面斷壁殘垣上，工人仍一塊磚一塊磚地拆，屋主人又把卸下的磚買下來，運回家。自2016年起，擁有除“在中堂”之外其他“三堂一園”運營權的喬旅公司改制，類似的拆遷就變本加厲。喬炳良的老宅在2017年1月23日的臘月二十八被強拆，不但房子被毀，家中的物品也幾無幸免。“2014年和2015年間，村民手中的土地被陸續流轉到縣里，村里也開始拆遷。但那時還跟村民商量，到2016年年底，縣里下達死命令，次年1月底必須拆完。”

這是外來資本投下的陰影。資料顯示，2016年3月，喬旅公司的股權競價轉讓，山西景世恒華旅游開發公司拍得45%的股權，成為控股的股東，喬旅公司的性質由國家控股變為國家參股。而5個月后，喬旅公司引入外部投資者增資，將公司注冊資本由4000萬元增加至1億元，又吸引兩家公司入股。

民營資本的控股，成為縣里把喬家大院打造“旅游目的地”的助推器。“喬家大院對面已是經濟開發區，許多村民到那里的工廠打工。未來隨著城市發展，喬家堡可能會淪為城中村。”王鳴告訴我，縣里決定推進村民上樓，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抉擇。而喬家大院當下頂多轉一兩個小時，縣里希望游客能夠在此待上一天。

根據喬旅公司的項目規劃，喬家大院景區占地面積將由目前的20余畝，拓展為700余畝，其中會有十大主題商街，將能體驗到“吃、住、行、游、購、娛、商、養、學、閑、情、奇十二大生活場景”，項目全部建成后，年營業收入將達到4億元。

透過把民居推平、興建商街的規劃，對喬家大院景區改造的實質仍是地產項目推動下的招商引資，進而收取租金。喬家堡村各家各戶的旅游收益，落進喬旅公司一家的口袋，乃至縣里的財政收入。也是從2016年民營資本控股開始，門票飛漲到138元，喬家大院內的商販摩肩接踵，而國家文旅部發現的問題中也顯示，景區出口處曾有大量地產廣告。在村民看來，5A級景區被撤并未改變景區的營建思路，拆除商業街更像是在原有規劃上的加速。

（王鳴、張夢、喬濤為化名，感謝楊帆對本文的幫助）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13期，原文標題《喬家大院被摘牌：資本席卷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