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段時間，因為受《八佰》和《周恩來回延安》等影片影響，我曾對今年的獻禮片做了一個比較悲觀的估計。現在看起來，這個悲觀估計似乎過早了一些，因為有不少電影還是不錯的。其中最光彩奪目自然是《古田軍號》，《烈火英雄》也相當抓人，今天看了《紅星照耀中國》（以下簡稱“紅星”），更感受到了撲面而來的清新之氣，有頗多可圈可點之處。遺憾的是，這幾部電影，除了帶有濃厚商業片味道的《烈火英雄》外，其他幾部的票房都不夠理想，原因何在呢？
觀眾的欣賞口味早就被好萊塢和“娛樂至死”的氛圍給重新建構了，立場和情感都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偏移，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面對這樣的形勢，有關部門又機械理解“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消極不作為，不能運用自己掌握的資源積極加以宣傳引導，是另一個原因；
而第三個原因最具有很本性，就是“影片呈現的事實”（比如紅軍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一切）和觀眾“在生活中感受到的事實”（比如腐敗和官僚主義）之間存在巨大張力，這構成了觀眾在欣賞影片時的結構性障礙。
消除這種結構性障礙，只能靠黨員和領導干部重回紅軍的傳統，把紅軍的初心發揚光大，舍此別無他途。
影片《紅星照耀中國》，是根據著名的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改編的，而《西行漫記》的原名，正是《紅星照耀中國》。嚴格說起來，“紅星”也是一部“西方”視角的電影，毛澤東、周恩來、紅軍戰士、蘇區的人民群眾等等，在影片中也是被觀看的“他者”。我曾經在《再評<黃河絕戀>：誰是被感動的“黃臉看客”？》一文中批評過，以被西方凝視為榮，甘作“他者”，把觀看權、闡釋權拱手相讓，其實是一種主動殖民化的行為，是喪失了文化和道路自信的結果。但《紅星照耀中國》和《黃河絕戀》、《金陵十三釵》、《南京南京》等有本質區別。
在《黃河絕戀》中，美軍飛行員歐文是帶著一種文明優越感來觀看晉察冀邊區的一切的，而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斯諾卻是帶著一雙“尋找光明”的眼睛進入陜甘寧邊區的。在陜甘寧邊區，斯諾看到了一支世界上最文明、最優秀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以及紅軍的統帥毛澤東，他也看到了全中國最有自尊、最樂觀、最有自信的人民。總之，他進入了一個當時在全中國，也是在全世界最進步的地區，他在這里四個月的經歷，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并通過他的《西行漫記》，也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紅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斯諾一部不完全的傳記片。斯諾1928年就以新聞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在1936年6月進入陜甘寧邊區之前，他已經在中國工作、生活了8年之久。攝影機追蹤著斯諾的身影，借助斯諾的眼睛，讓觀眾看到了白區和紅區的根本不同。白區/國統區的腐敗、骯臟和混亂，曾讓斯諾感到絕望。
斯諾到北方采訪中國鐵路的情況，一位陪同斯諾的國民政府交通部官員，像極了今天的“公知”或某些海歸官員。他用蹩腳的英文告訴斯諾，自己畢業于哈佛大學，崇拜美國國父華盛頓，熱愛美國，因此也給自己起了個英文名字“華盛頓”。當斯諾問他是否知道京張鐵路的設計者是誰？“華盛頓”回答說，大概是個德國人，也許是美國人，反正不是中國人。
斯諾告訴他：京張鐵路的設計師叫詹天佑，是中國人。“華盛頓”恍然大悟，連說對對，我認識，上個月我們還在一起開會。
這激起了斯諾強烈的好奇心：是嗎？可是詹天佑10年前就已經去世了。
“華盛頓”的臉上滿是大寫的尷尬。
“華盛頓”陪同斯諾到了內蒙的薩拉齊，街道上成群的饑民和無人掩埋的餓殍給斯諾強烈的刺激，但他回到賓館，卻發現“華盛頓”摟著兩個妓女在尋歡作樂，大吃大喝。
實際上，不僅是斯諾，在三四十年代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打過交道的西方人，幾乎無一例外（除了陳納德等極少數人）地把對國民政府的厭惡帶了一生。讀劍橋民國史，不難感受到文字背后作者的“我是專業學者，我得控制住破口大罵的沖動”的情緒。而和蔣介石有過密切接觸的史迪威將軍，則把日記變成了發泄對蔣介石憤怒與不屑的樹洞，“我恨不得把花生米（指蔣介石）一槍打穿……”在受夠國統區帶給他的絕望和沮喪之后，斯諾在魯迅、宋慶齡的幫助下，沿平漢線從北平到了鄭州，然后從鄭州沿隴海線到了西安，最終在張學良的幫助下，進入了陜北蘇區。在蘇區，斯諾看到，這里的人民盡管衣著樸素，甚至打著補丁，但干凈整潔，一點都不顯得邋遢落魄，從戰士到普通百姓，個個精神飽滿，他們愛笑、愛唱歌，喜歡別人稱自己為同志，對沒有禮貌的“喂”，哪怕是剛剛加入紅軍的小戰士，也會不加掩飾表現出反感。在保安，這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臨時首都，他看到了共和國主席毛澤東，蔣介石懸賞25萬銀元買他的人頭，他卻連個警衛都不帶，在大街上隨隨便便地走來走去，和遇到的農民像老街坊一樣扯閑篇。而農民見到了主席，也和在國統區老百姓看到大官的情況截然不同，既不是驚慌逃散也不是跪地喊冤或伸手乞討，而是親切自然地打招呼，他們都把對方當成了毫無生疏感的自己人。斯諾覺得自己的眼睛不夠用了，這是一個和白區截然不同的美麗新世界。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出現了蔣介石的形象，雖然戲不多，但分量卻很重，而且我認為，這是近十年來，銀幕上塑造的最成功的蔣介石的的形象。2009年，在向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的電影《建國大業》中，也出現了蔣介石的形象，導演并且做了別具匠心的處理。在拍攝毛主席到重慶和蔣介石談判，兩人會面后共同接見記者的鏡頭時，攝影機的位置就是所謂“樂隊指揮”位置，擺在正中間，毛主席和蔣介石從左右兩側的樓梯上拾級而下，然后肩并肩地站在銀幕中央，共同面對鏡頭。即便如此，導演仍然擔心觀眾不能領會他的意圖，還特意安排孫紅雷扮演的記者提了一個“你們兩個人為什么都穿一樣的中山裝”的問題，并借唐國強扮演的毛主席之口，做了“我們都是中山先生的學生”的回答。
導演的意圖其實一點都不難理解，他就是想告訴觀眾：毛、蔣的歷史地位完全一樣，沒有什么誰高誰低的問題，他們的政治主張也沒有本質區別，僅僅是方法不同而已。
從《建國大業》到《紅星照耀中國》，剛好10年，蕭瑟秋風今又是，有一點換了人間的感覺。
第一次，是民國著名的華僑外交家陳友仁面見蔣介石，告訴他人民都希望政府宣布抗日，蔣介石卻希望繼續對日妥協，爭論之中，蔣介石脫口而出“討厭的人民！”
第二次，是張學良不惜以上將之尊，跪下來向蔣介石諫言出兵抗日。蔣介石盛怒之下，不僅堅決予以拒絕，還聲言“我是革命領袖，誰反對我，誰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從這里滾出去！”
這就對了，這才是蔣介石的真實形象，和李宗仁、馮玉祥、衛立煌、杜聿明、張治中等這些和蔣介石有過密切接觸，甚至是結拜兄弟的人回憶中的蔣介石形象完全吻合——他沒有領袖風范又喜歡以領袖自命，他藐視人民，視人民如草芥，他剛愎自用，明知是南墻，也要硬撞上去，直到頭破血流才覺得舒服。《紅星照中國》無疑是一部優秀影片，但也有一些明顯的瑕疵。首先是選角有問題。扮演毛主席的演員王鵬凱，應該說還是很努力的，但并沒有演出主席的氣質，他只是在機械地模仿主席的動作，看不出對角色的理解和創造，而且他帶有東北口音，體態和面龐都稍胖，這特別容易讓觀眾出戲。相比之下，《古田軍號》里王仁君扮演的毛委員就比較出彩；其次，斯諾在進入陜甘寧之前，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八年，可以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但不知道為什么，他一進入蘇區，卻忽然需要翻譯了，這樣整部影片就顯得非常拖沓了；第三，斯諾在陜甘寧邊區采訪了四個月，就是為寫作《西行漫記》。這本書的出版曾經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震撼，中文譯本在國內流行后，又讓無數不愿意當亡國奴但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感到絕望的青年看到了光明，陜甘寧邊區就像黑夜里騰空而起熊熊燃燒的火焰那樣吸引著他們。所以在影片的最后，應該用一定的篇幅，濃墨重彩的展示一下本書的巨大影響力，但沒有想到對這本書居然一字不提就結束了，這就給觀眾以草草收場的感覺。無論如何，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透過斯諾的眼睛，我們看到了孕育了新中國的陜甘寧邊區——那是一個美麗新世界。這提醒我們，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紅星和紅星照耀下的中國，仍然是我們找尋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