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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秘戰爭——經濟戰前線的美國情報部門

點擊：3530  作者：【法】阿里·拉伊迪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9-08-24 11:13:39

 

        噩夢一般是從美國的政府部門（美國司法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發出的一封信件開始的。美國人在信中懷疑某公司在某個國家的市場中存在欺詐行為，因此開始他們熱衷的大話骰游戲。公司無法知道這些美國政府部門到底是在虛張聲勢，還是真的掌握了可靠的信息。它們手上有什么信息？它們是如何獲得這些信息的？難道公司有內鬼？這是不是在捕風捉影？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于2011年啟動了一個鼓勵告密者揭露其公司非法交易的項目。這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項目，因為報酬很豐厚：罰款總額的10%-30%。在2011-2016年，共有34個告密者獲得了總計1.11億美元的報酬，

【“而且不排除這些線人通過其他方式獲得另外的酬勞，譬如讓情報部門或者美國警方在國際事務中為其提供方便”。】

信息本身及其來源并不重要，被盯上的公司無論如何都會陷入困境。搞清楚美國人是否在虛張聲勢對陷入困境的公司來說根本無濟于事。反抗美國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簡直是天方夜譚。在經濟情報領域，幾乎沒有人能夠躲過美國“大耳朵”電子監控系統。監控任務都是由美國各調查部門組成一個特別行動小組來聯合執行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以及美國國家稅務局，也就是在1931年以逃稅的名義扳倒了著名的阿爾·卡彭領導下的芝加哥黑手黨的團伙。僅美國聯邦調查局就有800名特工負責打擊腐敗，其中包括一個由30人組成的特別小組。而聯邦警察的工作則是接收美國安全部門和情報部門的消息，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美國國家安全局。

另外，美國情報界在搜集和分析商業情報方面擁有悠久的傳統。情報界的一些杰出探員在經濟領域的履歷相當亮眼：先后在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政府時期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曾經是一名商業律師，里根政府時期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曾經擔任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席，克林頓政府時期的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多伊奇在花旗銀行工作時遇到了后來在中央情報局蘭利總部的同事諾拉·斯拉特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前主席戴夫·多爾蒂之前曾是中央情報局特工，在中央情報局負責經濟間諜活動的弗蘭克·喬治·威斯納曾是美國國際集團的副總裁。

面對這些經驗豐富的美國信息獵手，各大公司絕無任何躲過“卡夫丁軛形門”的僥幸（“卡夫丁軛形門”是指，公元前321年，薩姆尼特人在古羅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峽谷擊敗了羅馬軍隊，并迫使羅馬戰俘從峽谷中用長矛架起的形似城門的“牛軛”下通過，借以羞辱戰敗軍隊。——譯者注）。它們最隱秘的經濟勾當終究逃不過美國人的監控。這其實與主動打開水龍頭，讓信息流入美國情報部門沒有什么不同。

美國經濟情報界蓄勢待發

如果沒有情報武器，美國打擊腐敗和制裁違犯經濟禁運令企業的效率會大大降低。美國情報部門搜集、分析經濟與金融情報的工作臻乎完美，自蘇聯解體后，世間無出其右者。美國間諜個個都是令人生畏的經濟戰士，忠實地為美國利益服務。

但這不意味著他們在冷戰期間的情報工作不出色，只是當時這并非他們的優先事項，那時他們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打擊共產主義的事業中。在那個時期，美國各部門之間就已經有了一些共享競爭對手情報的渠道。譬如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國家安全局，以及由美國國防和安保行業牽線的特別安全官。同時，從1977年開始，情報聯絡處成了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兩大情報部門與美國商務部分享情報的橋梁，后來又改名為行政支援辦公室。顯然，情報聯絡處將搜集的情報提供給營利機構是不被容許的。但這并不妨礙中央情報局定期在蘭利總部組織研討會，與美國的企業家一起探討譬如半導體之類的敏感科技話題。總之，中央情報局定期在國內資源部會見美國大型企業的領導人。即使在今天，美國大企業的負責人依舊會欣然前往中央情報局的蘭利總部做客。

20世紀80年代初是一個轉折點，標志著美國情報部門開始全面參與經濟領域的活動。當時的美國總統是當過好萊塢演員的羅納德·里根。他不享有情報專家的頭銜，也不是中央情報局文件的忠實讀者。然而，他重新給予了中央情報局一定的自主權，至少恢復了它在水門事件前享有的權限。羅納德·里根簽署的第12333號“美國情報活動”行政命令，使情報間諜有借口與美國公司勾結，一起謀劃組織海外行動，而且他們無須隨時向美國司法部長報告行動進展。里根另外簽署了其他兩份官方文件（第12331號和第12334號行政命令），重新啟用被前任總統吉米·卡特打入冷宮的情報部門。根據新指令，情報機構可以在非官方部門的掩護下開展秘密行動。

下面這個例子就具有代表性。1982年，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弗蘭克·卡盧奇與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杰拉爾德·福特政府時期的美國國防部長，后來在喬治·沃克·布什政府時期又再次出任國防部長一職）一起加入西爾斯國際貿易公司的領導層。這家公司的運作方式與日本崇光百貨公司類似，其價值都體現在搜集商業信息上。西爾斯公司在數年后宣告破產。不久后，謠言四起，聲稱弗蘭克·卡盧奇其實是利用西爾斯公司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打掩護。卡盧奇親自打理的西爾斯旗下子公司“國際規劃與分析中心”被指控販賣武器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在1983年，弗蘭克·卡盧奇除了在西爾斯公司擔任董事外，還是衛康和公司的領導人。這家私人安保公司耳目眾多，刺探情報的方式也極為激進，其在比利時的一家子公司很快被鎖定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歐洲的延伸。

柏林墻倒塌而經濟監控卻只增不減

1991年11月15日，彼時的蘇聯即將解體，時任美國總統的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便急不可待地發表了“國家安全審查”NSR-29號文件。該份文件針對美國所有政府部門，匯總這些政府部門各自所需要的信息類型。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情報部門則隨時待命，滿足它們的需求。NSR-29號文件要求美國情報界繼續對蘇聯的一舉一動保持高度警惕，同時監視其他領域的情況。“美國情報界要靈活應對各種問題，從傳統的警惕蘇聯軍事力量到眼下流行的環境保護，從經濟戰爭到預防艾滋病等”，監控范圍非常廣泛。

美國情報部門被要求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監測一切并和盤托出。隨著蘇聯解體，“主要目標”“優先事項”“死對頭”一夜之間煙消云散。美國特工突然失去了明確的方向，其凝聚力受到威脅。

而1992年3月30日，白宮簽署并發布了NSD-67號的“國家安全指令”，這個安全指令為特工找到了新的目標方向。打擊腐敗與工業科技間諜活動成為美國的最新優先事項。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提出了幾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情報改革。

事實上，這次改革的原因是，美國情報界經過了一個低谷期，其始終無法在冷戰結束后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正確定位。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駐阿富汗特工米爾頓·比爾登解釋說：

【“以前，中央情報局不是一個普通的機構，它是獨一無二的，帶有神秘色彩。它肩負使命，而且對它來說，這個使命就如十字軍東征那般神圣。現在蘇聯消失了，我們也變得一無所有。我們沒有過去，也算不上英雄。我們的功績本身需要保密。而現在任務完成了，一切都結束了。”】

美國情報界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徹底被打入冷宮。克林頓上臺后未明確指示美國情報工作將何去何從。美國希望享受“和平紅利”，減少國家安全事務的財政支出。那該如何處理成千上萬的不再適應新時代的美國特工呢？有些情報人員覺得任務已經完成，便退休離開了，也有些情報人員去了私營部門就職。至于情報機構，則必須給它們找點事做。在全球化時代，它們的任務就是監聽全球經濟發展動態。

白宮不是唯一關注經濟安全的機構。美國國會也開始反思冷戰結束后情報與安全部門應當在全球扮演怎樣的角色。哈羅德·布朗與沃倫·拉德曼領導的委員會負責研究這個問題。該委員會在1994年發布了一份題為“美國情報評估”的報告。該報告不贊成中央情報部門為了美國公司的利益而進行經濟間諜活動，但是支持情報部門搜集經濟信息。換句話說，只要不是直接使美國公司受益，情報間諜就可以搜集經濟、商業、科技等方面的數據信息。這等于允許美國情報部門竊取外國公司和政府的商業機密。

那用什么方法搜集信息呢？這不是問題。只需將“大耳朵”系統的監聽目標調整至經濟市場中就足夠了。1947年，美國及其四個主要盟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組成“五眼聯盟”，這是一個情報聯盟組織。它們擁有一個代號叫“梯隊”的全球監聽網絡系統，用以滲透蘇聯及東歐地區。它能夠攔截各種媒介的通信情報：移動電話、固定電話、傳真、衛星、電子郵件、互聯網……在美國，“梯隊”系統由國家安全局操縱。隨著信息科技的進步，“梯隊”系統儼然已成為一個令人生畏且非常高效的全球監聽工具。

早在愛德華·斯諾登揭露美國全球監聽計劃之前，歐洲議會就已對美國的監聽行為感到不滿，并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發表的兩份報告中揭露了盟友美國的商業監聽手段：《攔截能力2000——“梯隊”及其在信號情報中的作用》和《監聽技術的發展和濫用經濟情報的風險》。歐洲議員寫道：

【“如果‘梯隊’系統僅用于搜集情報，那么它與歐盟的法律沒有任何沖突……但是如果濫用‘梯隊’系統進行商業間諜活動，這不僅違反了忠誠義務，而且損害了公共市場中自由競爭的理念；如果有成員國實施了這種行為，那么意味著它違犯了歐盟的法律。”】

這兩份報告的作者感到非常遺憾，盡管采取了種種防范措施，但美國人仍然認為它的盟友是歐洲原子能保障措施的實施者，“山姆大叔”的被窺視妄想癥已經病入膏肓，仍舊幻想著到處都是竊取經濟情報的間諜。不過，報告的作者在最后還是認可了美國人的疑心病，認為這些經濟情報間諜能幫助其他國家打擊腐敗。至少他們在報告中表現出了深信不疑的樣子。

【“鑒于美國情報部門……以打擊腐敗的借口攔截公司在貿易往來中的通信記錄，而這種做法本身就帶有風險：搜集到的信息沒有被用于打擊腐敗，而是被用于偷窺商業競爭對手。即使美國人聲稱從未實施過后一種行為……”】

但是報告中提供的一組數字也反映出歐洲議員的擔憂：

【“在臨時委員會代表團訪問美國期間，有權威消息來源證實了報告內容，在通過非公開渠道搜集到的信息中，有5%被用于商業目的。預估這種監聽行為能幫助美國企業占領大約價值70多億美元的市場份額……”】

法國的公司因此被搶過好幾單生意。巴西的“亞馬孫熱帶雨林”合同是關于在亞馬孫部分區域建立電子監控系統。1994年，在法國的湯姆遜半導體公司即將與巴西政府簽署合同之際，美國國家安全局決定對其實施監聽。巴西媒體迅速響應，大肆宣揚法方的行賄企圖。法國因此被迫退出價值14億美元的巴西市場，而合同最終落入美國雷神公司囊中。美國情報部門直接干預市場競爭的情形在1994-1997年屢次上演：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亞、突尼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黎巴嫩、以色列、秘魯、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每次美國公司都能打敗競爭對手占領市場，其手下敗將包括法國、英國、荷蘭、丹麥……

美國人以打擊腐敗的名義無所顧忌地插手盟友事務。歐洲政治界對此了然于胸，但卻不愿大動干戈。因為歐洲議會的數份報告發表于2001年初，美國人在這一年過得非常糟糕，華盛頓和紐約在2001年9月先后遭到兩次大規模襲擊。歐洲人顯然不能在美國盟友討伐本·拉登極端宗教分子的時候落井下石。

這些歐洲報告證實了美國情報部門前成員的聲明。他們公開承認美國國家安全局一直以反腐敗的名義，使用各種技術手段監視歐洲企業。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1993-1995年任職）于2000年3月17日在《華爾街日報》開了一個評論專欄。評論專欄的標題足以說明一切：

【“為什么我們要暗中監視我們的盟友？”】

答案雖簡潔，但卻直接：

【“是的，親愛的歐洲大陸朋友，我們監視你們是為了遏制你們的行賄行為。你們公司的產品與美國的競爭對手相比，要么成本高昂，要么技術落后，或者兩者兼有。因此，你們經常為了拿下合同而行賄。”】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首席間諜官夸張地諷刺歐洲人反應遲鈍，聲稱歐洲的守護神是讓-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而美國的守護神則是亞當·斯密。前者讓歐洲陷入腐敗的深淵，而后者則帶來了冒險和創新精神！

 

詹姆斯·伍爾西

在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期間，詹姆斯·伍爾西一直將經濟情報作為重中之重。1993年，他一上任就加強了經濟情報的搜集工作，將情報聯絡處改名為行政支援辦公室。創建于1977年的情報聯絡處負責歸納整理來自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的經濟情報，這些情報幫助美國商務部官員加強對世界經濟趨勢的了解。

詹姆斯·伍爾西在1993-1995年領導中央情報局期間發起了至今仍在運作的三個重要項目。首先，他參與建立了宣傳中心，這是一個在美國主要政府部門中以捍衛國家經濟利益為目的，用來搜集和共享情報的網絡，包括美國商務部、美國財政部、美國國防部。其次，他撰寫并發布了美國《國家工業安全計劃》，保障私營部門安全訪問分級的工業信息。最后，他與其他部門人員一起創立了美國國家反間諜中心，主要負責經濟領域的反間諜工作。2002年，他又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國家反間諜執行局，專門搜集和分析可能會威脅到美國國家利益的商業、工業和科技情報。2000年，美國國家反間諜中心發布過一份關于美國受到的經濟威脅的年度報告。但近年來，美國國家反間諜執行局的報告產出很少。難道美國間諜擔心會透露過多的信息給他們的敵人嗎？美國國家反間諜執行局的最后一份報告發布于2011年。在2014年，美國國家反間諜執行局更名為美國國家反間諜和安全中心，進一步加強打擊經濟間諜活動：

【“今天，外國情報部門、犯罪分子以及公司間諜都對美國工業虎視眈眈……我們的敵人使用傳統的情報技術對付處于弱勢的美國公司，同時越來越多地利用‘數字環境’滲透我們的經濟命脈，這是一種快速有效且可靠的方法，因為‘數字環境’幾乎涵蓋了所有重要的商業和科技信息。他們不遺余力地破壞美國的知識產權、商業機密，以及關乎美國國家安全的科技發展。針對私營部門的間諜活動已經對美國的長期繁榮造成了威脅。”】

面對這些威脅，美國人開始采取行動。他們通過立法來防范那些覬覦美國企業的技術和商業秘密的人。1996年通過的美國《經濟間諜法案》和《經濟安全法案》均旨在保護美國企業的商業秘密、技術專利和機密的經濟信息不被外人竊取。違法者將面臨50萬美元罰款和15年監禁的風險。

一邊進行經濟間諜活動，一邊保護美國國家經濟安全，雙管齊下，“山姆大叔”的這套機制真是毫無漏洞。美國安全部門和情報部門暗中監視市場，搜集并分析情報后，再將其提供給司法部門。20多年來，它們的監視目標主要是歐洲的銀行和跨國企業，而美國企業從來就不是它們的打擊對象。

斯諾登事件后的低谷時期

在信息數字化時代，美國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監控市場。歐洲領導人雖然對此有所懷疑，但卻苦于沒有證據，直到一個告密者站出來現身說法，才讓歐洲的精英領導人接受現實。

201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愛德華·斯諾登為這一敏感的猜測添上了確鑿的證據。他曝光的機密文件證實了美國所進行的大規模間諜活動。移動電話、固定電話、電子郵件、傳真、短信、互聯網……沒有什么可以逃脫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控范圍。美國對此供認不諱。從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喊出的著名口號“Yes,we can”（是的，我們可以），我們可以立刻聯想到“Yes,we scan！”（是的，我們在監視你！）。白宮回應稱，這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安全著想，其目的是打擊恐怖主義和全球犯罪。

 

愛德華·斯諾登

恐怖主義成了替罪羊，其實只要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真實的版本。追捕本·拉登與監聽歐洲、巴西等國家領導人的私人電話之間有什么聯系嗎？這純屬無稽之談。專家一致認為，美國國家安全局只分配了35%的資源用來打擊恐怖主義，那剩下的65%則是用于搜集政治、軍事和經濟情報。

【“在20世紀90年代，情報部門遭遇了低谷。美國白宮和中央情報局接到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的命令，為國家安全局重新設定新的防御與攻擊目標。經濟間諜活動成了美國的優先事項，除了搜集關于外國競爭者的經濟情報外，還要追捕腐敗分子、監聽商業信息。”】

在愛德華·斯諾登泄露的文件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情報部門的目標公司名單上赫然列著美國公司的直接競爭對手：巴西石油公司、石油輸出國組織、歐洲飛機制造商空中客車、法國航空航天軍工集團泰雷茲……眾所周知，所有這些公司都與伊斯蘭國家有著密切的經貿往來！

我們甚至從這位前秘密特工身上得知，美國國家安全局內部有一個特別部門，專門負責監控全球金融交易。這個金融情報部門代號“碟火”，美國間諜通過“碟火”搜集了70多家銀行客戶信用卡中的機密信息。全球8000多家金融機構都使用SWIFT系統來完成金融交易，盡管歐盟已經與美國簽訂協議共享SWIFT系統的信息，但美國國家安全局還是啟動了一個特別項目，直接獲取這家總部位于比利時的國際合作組織的所有信息。

【“當然，所有項目機制都是以打擊洗錢、恐怖主義、販賣武器和毒品等名義進行的。”】

愛德華·斯諾登曝光的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其他官方文件顯示，美國在監控法國各領域公司的交易活動：電信、能源（天然氣、電力、石油、可再生能源、核能等）、健康與環境、交通、建筑。美國國家安全局搜集了法國公司和銀行正在談判的價值超過2億美元的所有合同與投資信息。

最糟糕的是，有些國家直接引狼入室。法國就使用美國的安全技術作為國家機密的載體。2016年以來，法國內政部安全總局一直使用美國帕蘭提爾科技公司開發的一個軟件來搜集、存儲與分析情報。帕蘭提爾科技公司是一家大數據分析軟件供應商，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旗下的風險投資公司IQT投資。公司名字的靈感來自約翰·羅納德·瑞爾·托爾金的史詩級作品《魔戒》中的“真知晶石”。IQT公司與美國情報界關系甚密，其主要客戶有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以及美國海軍部隊、空軍部隊和特種部隊等。一位法國前內政部長承認：

【“如果沒有美國人的支持，我們無法深入開展情報工作。正是他們恢復了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襲擊事件始作俑者刪除的醫療報銷單。”】

這說明了美國情報工具的高效。不僅僅是法國國內情報的機構，諸如空中客車等歐洲企業也同樣喜歡使用帕蘭提爾科技公司的大數據分析軟件。

從里根到特朗普：經濟戰爭的總指揮

無論是來自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領導人都會毫不猶豫地監聽市場信息。蘇聯解體后，美國的優先事項就變為維持其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的世界領先地位。從里根到奧巴馬，所有的“白宮租客”都認同美國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觀點：

【“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

與比爾·克林頓1992年的競選伎倆如出一轍，唐納德·特朗普憑借復蘇美國經濟的口號，贏得了2016年美國大選。他上臺后做出的頭兩個決定都是有關經濟的：一是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二是凍結與歐盟就大西洋貿易協定的談判。唐納德·特朗普既反對不受節制的自由貿易，也不相信多邊貿易主義。他的信條是雙邊主義，即狹路相逢勇者勝。于是，在入主白宮幾個月后，他動搖了全球經濟關系的穩定性。這個億萬富翁為自己設定了一個很簡單的目標，但為了實現它，他將實施一個并不簡單的計劃。他的目標是捍衛美國的經濟利益，而他的計劃是回歸貿易保護主義。在2017年，美國人抱怨美國的貿易逆差創歷史新高，總額高達5670億美元，其中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占了很大比重（3750億美元）。然而，其實美國遠沒有到破產的邊緣，而且美國的宏觀經濟一派向好：通貨膨脹率控制在2%左右，失業率維持在最低水平（4.1%）。所以，美國人民并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只是唐納德·特朗普嫉妒其合作伙伴在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歐盟、德國，還有中國。

特朗普認為美國公司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認為其競爭對手受到其國家的過多保護，甚至包括政府補貼。在他看來，外國公司是不遵守全球化規則的卑鄙小人。他在2018年3月1日向美國國會提交的《2017年度貿易報告》中提到了這些問題。

【“美國不會再對各種違法行為、欺詐行為與經濟侵略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為了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的貿易政策將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來維護我們的國家主權并加強我們的經濟建設。”】

這份奠定美國貿易理念的官方文件指出，美國人將會采取一切措施來保障“美國制造”的地位，甚至包括單方面的行動。這是對他們的合作伙伴、競爭對手以及敵人的警告：美國將加強立法，打擊世界各地的經濟欺詐和經濟侵略行為。唐納德·特朗普熱衷于貿易戰，而且他認為美國能輕易獲勝。

中國感到自己被特別針對不足為奇。由于特朗普政府懼怕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常常成為總統顧問的攻擊對象，其中包括彼得·納瓦羅，這個人是對華戰略中“鷹派中的鷹派”。中國被指責利用多邊貿易體系不公平地從美國手中奪走大量的市場份額。美國還指責中國過度保護其國內市場，甚至竊取美國公司的秘密技術。最終，特朗普于2018年3月正式向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加征關稅。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宣布加強對外國投資的監管機制。雖然這套新機制面向所有國家，但中國仍舊是其主要目標。該機制主要是強化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調查手段。該委員會負責監管外國投資事宜，若外國企業想要收購美國企業，就需要征得它的同意。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保護的公司都或多或少與國家安全相關——國防、能源、交通、電子等。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成員來自美國商務、能源、國防以及國土安全等部門。該委員會自1975年成立以來，幾乎沒有處理過什么案子，也沒有行使過否決權。但只要它表示對某項并購案有興趣，就足以讓潛在買家立刻打消收購念頭。下面這個案例就證明了其強大的影響力。

2017年，美國政府禁止中國投資萊迪斯半導體公司，2018年3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反對博通公司公開標價收購美國另一個半導體巨頭高通公司，就因為博通公司總部位于新加坡！

【“離中國太近，這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

特朗普在2018年3月12日發布的行政令中如此解釋。這是史無前例的奇聞，因為從未有一個國家在兩家公司達成協議之前就介入交易并叫停收購協議的。

盡管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運作已經具有強大的效力，但美國議員仍想給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更多的權力。它希望擴大委員會在經濟部門的監管權限，同時將合資企業和少數股東也納入其監管范圍。因此，2017年11月，《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被提上日程，并在2018年8月6日經特朗普總統簽署正式生效。它給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情報間諜更多調查案件的時間。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表示：

【“這是為應對中國前所未有的投資增速而做出的恰當反應。”】

2018年6月底，美國甚至想禁止中國人持股25%以上的公司投資美國的科技領域。

“這項法律具有強大的和潛在的域外管轄效力，”說客帕斯卡爾·迪佩拉是戰略領域的專家，他表示，

【“實際上，美國《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干涉其盟友和經濟合作伙伴的決定，迫使其也配置類似的監控機制，從而方便與美國機制間的相互協調。這還不算一種域外法權，但是從域外法權的歷史沿革來看，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其前奏。美國《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帶來的第一個后果就是，將外國投資項目置于美國人的監管之下，甚至包括在美國境外實施的投資項目。”】

該法案的依據是愛思強收購案，美國立法者將它寫入法律，使其具有普遍效力。愛思強是一家制造半導體生產設備的德國公司，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有一家子公司。它發展的尖端科技可用于制造激光武器、天線和雷達。愛思強在2016年陷入困難時期，中國宏芯投資基金提出以6.7億多歐元收購該公司。然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國家安全風險為由，在2016年12月4日發布行政命令，禁止該公司收購愛思強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亞州的子公司。原本德國聯邦經濟部已經批準了這件商業并購案，但由于美國方面施壓，德國人被迫放棄了這項并購計劃。

《云法案》：一部旨在獲取數據信息的法案

在美國參議員看來，為了鞏固美國經濟至上的地位，應做出另一個“恰當反應”——通過一項極具侵略性的法案，使美國人能夠更便捷地跨境調取他國公司和個人的隱私數據。這項金融法案由共和黨議員和民主黨議員共同通過，規定美國司法部門可以直接訪問美國云計算服務提供商的服務器數據，無論數據是存儲在美國境內，還是存儲在海外任何角落。2018年3月23日，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并通過該法案，其全稱為美國《澄清合法使用境外數據法案》，又稱《云法案》。從那以后，美國當地警方以及聯邦安全和情報部門能夠訪問微軟、臉書、亞馬遜、谷歌等公司服務器上的所有信息，而且是在沒有通知主要當事人的情況下。

奇怪的是，硅谷的科技公司竟然對《云法案》的出臺表示很滿意。在2018年2月6日寄給奧林·哈奇、林賽·格雷厄姆、克里斯托夫·孔斯和謝爾登·懷特豪斯等參議員的一封信中，谷歌、臉書、蘋果和微軟等公司表示支持這項法案，認為“其反映了保護全世界網絡用戶安全的重要共識。這項法案是邁向保護個人隱私權的重要一步”。這些互聯網巨頭關心的是對個人隱私的保護，而這些參議員考慮的則是國家安全。

美國《云法案》剛好填補了大數據領域的法律空白。2014年，微軟拒絕向美國司法部提供存儲在愛爾蘭服務器上的電子郵件數據。它認為美國的法律在境外并不適用，因為美國司法部發出的搜查令只在美國境內有效。這個官司一直打到美國最高法院，最后得出的結論是，美國《存儲通信法案》不適用于存儲在海外服務器上的數據，因而有必要制定新的法案予以規定。于是，《云法案》應運而生，美國國會聲稱該法案的出臺是為了“打擊嚴重犯罪”。這個概念寬泛模糊，能作為任何入侵數據庫行為的正當理由：打擊恐怖主義及資助恐怖主義的行為、打擊黑手黨和犯罪集團，以及打擊欺詐和腐敗。

換言之，它打開了全方位監控的大門。這意味著如果美國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以及市場監督和監管等部門要求云計算服務提供商提供信息，它們無權拒絕。它們甚至要在沒有告知用戶的情況下，將其數據提供給美國相關部門。除非其用戶在與云計算服務提供商的合同中加入一項特別條款要求它們在訪問前提前告知。

那么，云計算服務提供商可以拒絕向美國當局提供數據嗎？針對這種情況，美國《云法案》規定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用戶（個人或公司）必須是“非美國人”，也就是說與美國沒有任何聯系。第二，向美國情報部門提供信息違犯了用戶所屬國家的法律，而且該國必須是“合格的外國政府”，即已經與美國簽署了“執行協議”的政府。截至2018年夏天，還沒有一個國家與美國簽署這樣的協議。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前提條件交由一位負責解決云計算案件的法官來審議。奧利維爾·多爾岡律師稱：

【“這授予法官很大的裁量權，他要自行評估美國利益風險處在哪種范圍內，以及這個風險是否可以作為強制云計算服務提供商執行美國司法部門命令的理由。”】

總而言之，美國人仍舊是游戲的主宰。

一方面，《云法案》的通過意味著美國人違背了國際司法協助方面的承諾；另一方面，《云法案》又與歐洲旨在保護歐洲公民個人數據的法律相沖突。而這些背信棄義的行為對美國當局來說算不上什么。

多爾岡律師表示：

【“這項法律是一個規避條約的新工具，確立了各國在刑事、民事與商業案件調查的范圍內交換數據的框架。”】

它取代了美國與其合作伙伴簽署的信息交換協議，因為美國人認為后者規定的程序太慢了。美國《云法案》通過后，他們能夠直接訪問跨國互聯網公司的數據庫，而這觸發了信息交換協議中規定的保留條款，譬如禁止提交可能會損害國家安全、主權或重要利益的信息。

美國《云法案》同時還與《海牙公約》存在沖突。根據《海牙公約》的規定，各國可通過簽發國際調查委托書交換貿易和經濟信息，而且一國可以拒絕提交可能會損害其主權的信息。美國《云法案》根本沒有把《海牙公約》放在眼里。它對1968年的《封鎖法》同樣不屑一顧，盡管該法令禁止任何人未經司法援助的法律程序就對外提交商業和經濟信息。

那么，歐盟最近出臺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意味著什么呢？這部知名的歐洲法律在2018年5月25日正式生效，盡管其背后的推動者聲稱它是世界上最能保護歐洲公民個人數據的法律文本，但它卻完全不能抵擋《云法案》的入侵。很多互聯網巨頭將其公司的數據存儲在歐洲，認為這樣就能避免受到美國的監控。它們真是大錯特錯。實際上，存儲在美國服務器上的歐洲人的數據反而受到歐盟與美國《隱私保護協議》的保護。這份在2016年簽署的協議取代了之前的《安全港協議》。奧地利的一位法律專業的學生馬克斯·施雷姆斯，因為特別擔心個人數據被非法使用而向有關部門提出訴訟，最終2015年歐洲聯盟法院裁定《安全港協議》無效。歐盟法院發現，即使愛德華·斯諾登揭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全球監聽計劃，也無法保障歐洲公民的個人數據信息安全。《隱私保護協議》在美國《云法案》面前算得了什么呢？簡直是螳臂當車。尤其是美國當局似乎也沒有履行協議中的義務，因此歐洲議員在2018年6月中旬提議中止該協議。

美國《云法案》與保護數據安全的整個歐洲法律框架背道而馳。歐盟承諾會對此做出回應。歐盟委員會擬制定一項有關獲取刑事案件電子證據的新條例。它會借此機會與跨大西洋盟友徹底了斷嗎？

 

本文原載《隱秘戰爭》（【法】阿里·拉伊迪/著 法意/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