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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作者發問，為什么今日中國專業人才遍地，但有文化的綜合型頂尖人才卻越來越少？是什么阻礙了頂尖精英的出現？一方面，有文化的無技術，懂技術的乏文化，數十年來文化與科技割裂帶來的惡果遍及當下各個領域。今天所謂的文化大都是貼標簽、簡單化的文化而我們很多精英卻渾然不自知。在最重要的教育領域，我們往往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培養學生盲人摸象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研究領域，我們的物質和技術都超過前輩，但現在卻沒做出比肩前人的成就來，因為有一條我們絕對不如前輩，就是我們沒有閑工夫，更丟失了精神上的貴族狀態。文章原載《綠葉》2010年7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

思想觀念的錯位理解

有文化的無技術，懂技術的乏文化，文化與科技之間的割裂，這一現象近幾十年來在中國表現突出。

為什么這一矛盾表現得比較突出？

因為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過分突出了技術，偏離了科學技術的原始軌道。大家常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當然能轉化為先進的生產力，但是由于缺乏配套的相關闡釋，所以當我們滿口都是科學的時候，意下所指多半卻是技術。

從傳統觀念出發，我們又誤把一些技術上的進步當成了科學的進步。科、技之間不但混淆顛倒，而且我們人為地把科技抽離出文化之外。

很多人理解的百花齊放、多元化，實際上是認為這些一個一個的元，一朵一朵的花兒是互不相依的，能夠獨自存在、發展，這其實從根本上就背離了萬事萬物相互聯系的馬克思主義。

把科技從文化中單獨抽離出來，雖利在一時，所產生的惡果卻遍及今日的各個領域，也正造成了上文所述的科技與文化的矛盾。

我們現在已經在技術的小道上歧路亡羊了，正需要重新回來討論什么是文化。今天所謂的文化大都是貼標簽的文化。一提起弘揚傳統文化，就特地讓孩子們去讀四書五經，讀《三字經》、《千字文》，認為這就有文化了。這種理解其實是狹義的。

為什么我們今天不知道自己沒文化？

就是因為我們對文化的狹義理解，沒有厘清文化的概念。社會上很多領導干部，單純認為文化就是文憑，將文化等同于文憑，導致一些人用文憑去掩蓋沒文化的事實。我很贊賞李瑞環同志，他的履歷表上就寫著中學畢業，堂堂正正，不以文憑自高身價，而用具體的領導業績說話。領導得好，高中文憑也可以；領導得不好，博士頭銜也沒用。所以我覺得李瑞環就懂什么叫文化。

泛東亞地區，如臺灣、香港、韓國，長期被目之為比我們有文化，其實這說的多半都是文憑。真正有文化的表現是怎么對待別人，怎么做事。臺灣要是懂得傳統文化，要是懂得忠孝二字，就不會出現臺獨。國民黨、民進黨兩個黨都是沒文化的黨，不要看它黨內有很多教授，就認為他有文化，那是兩回事。

所謂文化，是一種境界，是一種眼光，是把所有的具體技術能夠整合起來的一種綜合素養。倘若整合不起來，一切都是照貓畫虎，屠龍之術就成了雕蟲小技。中國人寫不出《寂靜的春天》這種集科技與文化于一體的名著，就是因為現在的人都活在一個個小格子里，鄰近的格子里是什么他都不去看。

比如我們北大中文系有文學專業，有語言學專業，有古文獻專業，很多老師長期不知道同事在研究什么，也不去關注有什么重大成果。我們并不是說要向專業以外看齊，而是說如果留心了同事在干什么，最近有什么成就，可能你了解十個別人的成果，其中就有一個對自己的工作有啟發。

有了這種眼光，才能成為有文化的學者。不然，做學問只是照著做，導師寫了一篇研究聞一多的論文，學生學著寫一篇研究朱自清的，那樣實際在學術上沒有任何突破。其實廣大高校老師也很想突破，學者們也很想創新，不是自己沒有創新的欲望，而是束手無策，因為我們現在缺乏那種心胸與眼光。

如果深入剖析，其實有文化的人未必沒技術。如果一個人真的有文化，他一定是有技術的，至少也有一技之長。因為他要達到山尖，必然至少通過一條道才能登頂，只會隨便在路上亂躥的人是到不了山頂的。所以我覺得今天主要的問題是有技術的沒文化，不是技術的問題，根本在于文化上。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看，中國近年來不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科學領域，論文數量、實驗報告、理論數據、重大項目似乎都有很多成就，蔚為大觀，可是實際上沒有多少真正能夠轉化為社會成果，增加人民對生活的幸福感。大部分都是抄來抄去，搬來搬去放衛星。我們現階段已經沒有資格去批評前人的放衛星了，因為我們就處在一個放衛星的階段，放的都還是技術衛星。中央政府也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也號召大家都來創新，但是如果就局限在技術領域，創新是出不來的。失去了文化，技術本身不可能有所突破。

北大的王選教授，為什么能實現創新？就是因為有文化。他那一代人打通文理工，首先對漢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覺就很深厚；再者，他是學數學出身的，不是學計算機的。計算機只是一個技術，而他學數學的，又對文化有感情，因此就知道這個技術怎么用，往哪兒用，知道如何把計算機技術與文化結合起來。所以王選教授成為當代畢升不是偶然的，這是那個時代的人才培養結構所決定的。即使北大不出王選，別的科研部門也會出這樣的頂尖人才，因為時代積累到了出人才的程度與階段了。

那么，改革開放以來在技術上獲得了巨大成就，各行各業都有一流的技術人才，為什么最終沒有創造出一流的成果？

現在全民瘋狂地學英語，很多人外語比前人說得流利，可是外國名著的翻譯越來越差；京劇演員唱得也較以前有味，扮相更加俊美，可是拿不出好的作品段子來，唱來唱去都是四大名旦的老戲，自己的技術白費了。四大名旦當初靠的可不是模仿，而是創新。他能創新，是因為他有文化。你別看你是什么戲曲學院碩士畢業的，其實你跟梅蘭芳比，你沒有他有學問，你沒有他有文化，盡管他沒上過大學。

所以，我覺得解決科學技術上的疑難雜癥要從文化維度入手，最后還要落實到文化領域中去，不能再把技術簡單地抽離出來。

教育層面的環境誤導

教育層面上我們也缺少培養頂尖人才的環境，很少考慮到深層的文化問題，往往把知識都拆分成一格一格的來讓學生學。

從中學開始，依照高考分文理科，學生在分科之前先就有一個文理科的趨向，然后想讀理工科的就不怎么學文科的東西。

又由于整個國家偏重理工科，導致很多學習不好的孩子去考文科，他們覺得文科容易點，卻不想這樣后果非常嚴重。

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都是最優秀的學生在修文科，我們正好相反，最聰明的孩子都被弄去學物理、化學、生物，學完了再出國，白白拱手把人才送給了外國。

不僅如此，我們的家長都鼓勵孩子小小年紀就去學那些所謂有用的東西，而不知道這些有用的東西適用期常常很短，比如今天出的計算機教程明年就沒用了，由于沒有文化底蘊，畢業之后科技飛速發展了，那些有用的已經沒有什么用了。

而對傳世經典著作，家長都認為沒什么用，說長大以后有空再讀。事實上一個人不可能到40歲重新去讀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就像補鈣一樣，在青少年時候就要補到身體里頭的，長大后多數人是不可能有空讀名著的。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國家跟教育方針配套的教學和考試都加重了這個趨勢。比如語文教學和語文考試，本應該是以整體滋潤為主，不是以分解灌輸為主，可是為了考試，學校里的教學硬是把一個活生生的文學作品肢解成許許多多的細節，把每一個細節講得天花亂墜。

不能說講的都沒道理，可能有一點道理，但總體上是一種過度闡釋。這種過度闡釋在學術界可能有用，但是對中學生來說是沒用的。學者之間用很多術語來探討問題，這些并不客觀存在的術語只是一個工具，把這些工具下移到中學是就是過度。

我們傳統語文教學就是整體認知，覺得這首詩好就反復吟詠，有問題提出來老師解答，沒有問題，吟詠過、背下來然后就可以去模仿寫詩。我們現在培養出來的學生不會寫詩，但是會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比如這里展現了作者什么樣的思想感情，這些問題看上去好像是技術性的，實際上恰恰是最沒有技術的。

老莊的思想是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我們恰恰忽略了大用，專弄一些小用，這些小用往往進大學后就再也用不著了，因為中學的那點東西，到了大學老師根本不講，所以說沒什么用。

我現在參與的一些語文課程改革工作，就是希望從這方面入手，逐步糾正這種毛病，不要把語文考試混同于其他知識性、技術性的考試，把所有的題目都分解成ABCD讓學生去選，最后就把學生的語文素養扼殺掉了。我也看了其他科目的試卷，存在同樣的問題，都是在培養學生的盲人摸象的能力，就是把自己摸到的這一塊盡量地說得漂亮，然而卻忽略了對整體的認知。

事實上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所有的國家幾乎都出現了這個情況，但是西方國家好在它們的學者對此早有警惕。比如說美國，他的命運實際上就掌握在一萬多個精英里面，為了這一萬多個精英，他起碼要培養幾十萬的精英，他有幾十萬人或者上百萬人是真的打通文史哲，打通數理化，甚至從文化到科學到技術都能打通，一個民族要有這么一個精英團隊，去領導那些文化不那么高的各行各業的純技術人才，所以他這個國家發展得比較健康。

中國說向外國學習，沒有學到人家的真諦，不知道什么是人家真正的寶貴經驗。現在頂尖人才越來越少，什么是頂尖人才？就是有文化的綜合型人才，就是像王選、華羅庚這樣的，我們現在就缺乏這樣的人才。

現在是惟數據至上，每年培養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全世界第一，好像再過幾年中國發表的論文也全世界第一了，人口基數這么大，這些數據都是自欺欺人。中國現在最缺乏的不是大學生，而是專科生和技術工人。工廠里的工人多是簡單的打工者，少見高級的技術大拿，過去，技術大拿是很受人尊敬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不是一般的知識分子能夠代替的。

高端的技術人才少出、難出，跟我們各級領導班子的知識結構有關。長期以來，領導班子當中大量的技術人員扎堆，不是說技術人員不能擔任領導，而是說一個領導集體里邊技術人員的比例應該是進行科學調配的。發達國家的領導班子，不可能全部由技術人員來構成。

最近中國各級領導班子有所調整，但是力度還不夠。因為一個健全的領導班子的構成不是加法的關系，不是一個工科再加一個理科、文科，而是讓大多數官員既有自己的專業，又能擁有超越自己的專業去看問題的視野。

以前批評政治掛帥、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這樣領導的確會出問題，但是進一步思考，內行領導內行就一定相安無事嗎？內行領導內行也會出現問題的，如果這個內行也是一個純技術官僚，就只重視自己的專業，沒有一個整體的全局視野，有時候可能還不如外行。相反，二流、三流學者當領導可能效果會好，因為他們的視野更開闊，工作做得也會更平衡一些。我去過很多單位，接觸過很多領域，發現這個問題普遍存在，不僅導致文化氛圍受損害，而且技術也連帶止步不前，在這種情況下出不了真正的技術人才。

通識教育的矯枉之弊

通識教育興起于西方，旨在填補分科教育的盲區，培養文理兼通的人才。國內大學近年來師法通識教育的想法是好的，至少說明我們發現了問題，所以才想超越學科界限，培養整體型的綜合人才。但問題是北大的元培實驗班，還有其他學校的一些所謂國學班，在具體的課程實施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因為大家還是用加法的思維來理解通識教育。

比如元培學院以為，請中文系老師、歷史系老師、哲學系老師來分別講講課，就能培養出兼通三系的博學人才了，其實不對。元培學院搞了這么多年，對北大來說，招生的魅力恐怕蓋過了實際的初衷，就人文方向而言，它遠遠不如文史哲任何一個系，因為博學的人才不是那樣塑造出來的。

（圖片來源：《中國教育報》）

比如說《史記》，你能說它只是歷史著作嗎？它同時也屬于文學范疇。我們古代的很多典籍，無法簡單歸類，往往都是跨學科的，所以需要整體認知再融匯進自己的精神生命中，而不是搞成文史哲幾大版塊來分別灌輸。今天人文專業出來的著名學者，凡是真正有成就的，他都是能夠自覺自悟。

比如中文系的李零老師，很多人認為他是歷史系的，我一說，他們知道是中文系的就很吃驚，啊！你們中文系的學者怎么懂那么多東西？我說為什么不能啊，你看我們現在中文系的學者，古代有李零，當代有韓毓海，不但是打通文史哲，還打通政經法。這就是我們的古人做學問的路子，古人做學問本來應該是這樣的，而不是今天上點哲學課明天上點歷史課那樣培養的。整體認知而非分科灌輸，這就是文化與技術的一個顯著差異。

很多人都被現代專業分科洗了腦，他認為你要是文學專家，肯定會風花雪月，卻不相信你對經濟、政治能有深刻的觀察。事實上，我們中文系的老師在很多領域都可以做出成就，比如陳平原老師研究大學教育，他就先有一個文化視野，然后再深入進去挖掘材料，做出獨特的學問。單純教育專業的老師，太把那個專業知識當成技術，其差別就在這兒。這種整體的視野猶如武俠小說里邊說的內功，要先練內功、練好內功才能外家拳腳揮灑自如。

我有一個同學現任哈佛基金會副總裁，他說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基金會總裁還有幾個部門主管，本科全是文學專業出身，就沒有一個學金融、經濟的，這些職位按理說應該是金融、管理出身的人執掌。他們的履歷幾乎清一色都是本科學文學，然后讀碩士博士的時候，再跨專業研習金融、MBA，而且現在工作這么忙，還能抽出時間讀伏爾泰、斯坦貝克的作品。

為什么是他們而不是學金融管理的人在擔任高級職位？原因很簡單，金融管理專業訓練出來的人現在都在當中層干部。而他們當年學文學的時候，老師從來沒有往這個方向去培養他。他們也不是像中學教學那樣去分裂地學習，而是通過梳理文史哲經典的精神脈絡，去體悟人情物理，然后就能舉一反三、見微知著了，如同古人所說，人情練達即文章。

實際上我們不用事事惟求功利，亦不用刻意去培養學生向某個方向發展，要做的就是把學生的底子打好。古代教育就是如此。老師沒有培養學生去干什么，就是培養你讀圣賢書，圣賢書讀完了你去科舉考試，考中了朝廷就派你去做官，朝廷從來沒有考慮你能不能做這個官，沒有質疑過你的能力，就認為你肯定能行。

邏輯很簡單，基礎打得好，具體的操作就很容易。對大學而言，各個院系、專業當然也都擔負著不同的任務，起碼文史哲的培養方向應該是這樣，培養得要籠統一些，更加注重基礎一些，要相信基礎雄厚未必不利于一個人實用口徑的擴大。

今天我們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北大要培養的理想人才應該是分層次的，因為北大不可能完全培養精英。

在最底端應該培養普通的人才，有一半或者說三分之二強的學生跟其他大學優秀的學生是一樣的，他們屬于合格的社會實用型人才，能為社會做貢獻，有一技之長，可以解決自己的生存與生活問題。

還有一部分（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應該就是真正的精英，他們是擁有綜合性的視野，超越個人生活需要與所學專業，在個人生活不成問題之后，能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當然自身的專業就是幫助自己悟道的一條途徑。

最后一部分就是頂尖的精英，他們是為整個中華民族乃至為全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人。比如以前我們有王選這樣頂尖的大師，有1965年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這樣頂尖的科技突破，未來的規劃中應該培養出匹配的頂尖精英。

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演講里一再重申泥土比天才更可貴，所以我們北大的教學要為培養這三種人才去設計一個有層次的平臺，其底線要保證我們的學生走上社會至少是一個優秀的實用性人才。當然要留出一些空間來，并且要創造對應的條件，為那些有可能成為特殊型、卓越型頂尖人才的學生提供沃土。

理論上，從中國悠長的歷史和深厚的積累來講，頂尖精英應該是能出的。除了文化與科技的割裂，還有什么原因阻礙了頂尖精英最終沒有出現？

毛澤東時代英才輩出，包括八十年代很多的杰出人才其實都是毛時代受的教育，陳景潤、王選就是典型。我們不禁發問，1978年以后培養的人才現在都在干什么？令我們汗顏的是竟然說不出幾個名字來。幾十多年過去了，應該出頂尖精英了，可是沒有出，應該有一些拿得出手的東西了，可是只有一堆尷尬的論著。

在技術層面上我們都超過了老師，因為八十年代大學生受教育的環境好，古今中外的資料都可以接觸，但是現在卻沒做出比肩前人的成就來，簡單地發牢騷，罵國家不好政府不好，都無濟于事。雖然我們很多物質條件都比前一代強，但是有一條絕對不如前輩們，就是我們現在沒有閑工夫。錢理群、洪子誠那一代老師年輕的時候，精神上是一種貴族狀態，過得有滋有味的，我們現在就沒條件提供這樣一個有閑的精神空間。

中文系剛出一本《筒子樓的故事》，很多老師回憶住在筒子樓的時代，那個時候沒有優渥的物質條件，他們埋怨自己住得窄，天天都是鍋碗瓢盆的事兒，但是那時候的生活其實是很豐富的，大家考慮很多精神層面的東西。這一點，我現在特別羨慕他們，他們曾經沃土啊。有了沃土，還愁不出天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