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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小姐”、“專家”等一樣，“精英”也是一個被玩壞的概念。

精英的意思是精華。指事物之最精粹、最美好者，出自唐代杜牧的《阿房宮賦》——“齊楚之精英”。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與特朗普的經濟持久戰，中國最具有殺傷力的武器是什么?》，作者在該文最后一節“誰才是中國真正的精英？”中提出兩個觀點：

第一、中國的普通民眾，他們了解特朗普政權侵略行為，并堅定支持習近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采取強硬立場。

第二、而中國社會精英中的一些人完全誤判了形勢，認為綏靖政策和向美國求饒會讓特朗普政府減少對中國的攻擊。

作者將某些所謂的“精英”主張求饒的行為完全定義為“誤判”，對此，本人并不完全贊同，本人認為，這里面既有認識問題，也有立場問題。

一、在中國，精英問題的由來

“精英”這個概念在前些年曾經一度比較流行。某著名報刊曾經就“精英”的社會地位問題展開過爭論。

2009年，曾經有位雜文家曾經撰文提出，不必忌諱社會轉型中精英的主導權，我們最迫切的問題倒是，怎樣才能讓我們的知識精英、財富精英享有真正的主導權。

就是從這段時間開始，自由派人士開始以“精英”自居問鼎國家的權力。

在外國，“精英”一詞最早出現在17世紀的法國，意指“精選出來的少數”或“優秀人物”。精英理論認為，社會的統治者是社會的少數，但他們在智力、性格、能力、財產等諸多方面超過大多數被統治者，對社會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影響和作用，是社會的精英。其中極少數的政治精英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團，掌握著重大決策權，他們的政治態度、言行，對政治發展方向和前景產生重要影響，決定著政治的性質。

按照西方關于“精英”的理念，自由派人士進一步進行了具體化的論述。

自由派的領軍人物茅x軾曾經露骨地說過：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總人數不算少，但是在十三億人口中大約只占5%。他們生活寬裕，意識形態接近西方，比較有獨立的想法，希望社會安定平穩，個人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如果實行代議制政治，他們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堅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們的聲音還很難成為主流。如果拿人數來講，恐怕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那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

但是怎么實現？我認為有兩條能夠想像的路。第一條應該是能夠為大眾著想的精英分子不斷地努力，做一點算一點。第二條路是中國現在有一個非常好的條件，處于一個全世界浩浩蕩蕩的潮流之中，在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下，我們可以利用國際上自由民主的幫助，并且這個力量不可小看。我覺得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160多年的進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帶進來的。中國的儒家思想不能適應現代化的潮流，儒家思想中確實有些自由平等的思想，但始終沒有形成主流，所以我們進一步完成這個轉型還要靠西方。我們的經濟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論。同樣，我們的社會改革、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費了巨大代價總結出來的經驗，盡管可能有爭論，但我覺得方向很清楚。所以在國際環境非常好的情況下，我們一起努力，同時要尋找現在有權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觀念，推進我們這個社會的良好轉型。”】

在當時的語言環境下，自由派人士將所謂的“精英”分為三種人，權力精英、財富精英、知識精英。

二、自由派人士由自我標榜“知識精英”向自稱“公知”的演變

從上面的自由派人士對所謂的“精英”及其社會地位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們所說的“精英”就是“財富精英”和“知識精英”所說的“財富精英”即“資本家”，所說的“知識精英”就是知識分子。并且寄希望于在“國際上自由民主的幫助”下，讓“有權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觀念”。

按照茅x軾的如意算盤，或者讓那占人口總數不到5%的有錢人直接掌握權力，或者在“財富精英”及其代言人“知識精英”借助外國勢力的幫助下，控制“權力精英”，進而控制中國政治的走向。

然而，自由派人士很快發現，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隊伍龐大，但是里面有很多是從事建設性工作的，他們的工作的結果起碼在客觀上是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他們往往很少與自由派人士同流合污，出現在反體制的行列中，甚至很少就公共話題發表意見。如果再籠籠統統稱“知識精英”，顯然他們就被包括在內了，不說自由派代表不了那些作為國家建設者的知識分子，而且某些觀點很可能會受到他們反對。于是，一個新概念就被引進了——公知。

公知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在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公知”一詞更是對那些貌似公正博學，實則搖擺不定、自視甚高，以評判天下為己任，視政府和百姓問題多多，自認擔當啟蒙責任，誨人不倦的一群所謂“文化人”。尤其在網絡和微博中，一旦提到“公知”，多含有譏諷的意思。

【公知是公共議題最活躍的群體，可追溯到法國啟蒙運動，但內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識分子。現為對有目的性引導輿論或發表批判言論，并自詡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定人群的特殊化簡稱。

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在中國正式使用是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首先推出這一概念，其共同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公知一詞原是褒義詞匯。原指參與公共話題討論，具備跨學科性，對自己專業之外的公共話題發言，有專業背景具有權威性及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后“公知”一詞社會聲譽以直線下降的趨勢演變為一個負面詞匯。——百度百科】

專業性和知識性是所謂的“知識精英”和“公知”的共同點，于是在自由派的語言環境中，公知就逐步代替了“知識精英”。

本來按照其原本的定義，公知這個群體中既有自由派立場的公知，也有與自由派立場對立的公知，還有中間派立場的公知，但是由于這些年來自由派公知的倒行逆施，人們所說的公知基本上特指自由派公知。

從茅x軾等所說的“知識精英”到后來的“公知”基本上是同一撥人，也就是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堅持親美媚美、反共反社會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他們作為資本的代言人，在政治上主張西化，在經濟上主張全面私有化。他們與中國的絕大多數人的立場是根本對立的，因此在國內外的一切問題上，美國的立場就是他們的立場。他們之前提出“精英”論的本質是要讓“資本”掌握或者控制“權力”。

三、所謂的“精英”在“資本權力化”的圖謀失敗以后，借助美國的高壓迫使中國改變經濟制度進而改變政治制度是他們的必然選擇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十八大以后，自由派鼓吹的“憲政”、“西化”等被亮紅燈，尤其是特朗普上臺以后，直接暴露了美國的罪惡本質，自由派再想像以前那樣把美國吹捧成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燈塔國來忽悠國人支持他們的改旗易幟的行動，已經不可能或者說困難很大。于是他們就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暫時不在政治上提出訴求，而是借助美國的力量讓中國成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或者推動中國的全面私有化，讓美國能夠通過控制中國的經濟來控制中國的政治走向。于是他們進一步改變策略，不提“普世價值”了，不公開吹捧美國了，而是打著“理性”、“為民”？的旗號，拋出“中國辜負美國論”、“美國被迫反應論”、“對美國投降有利論”等一系列投降賣國的漢奸論調，其本質是由之前的直線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改變成為借助美國的力量曲線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

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也許盡量避免敏感話題和刺激某些人，因此就不提某些人有意識配合美國的對中國的極限施壓的罪惡動機，只是提到某些“精英”的所謂的“誤判”，其實這些“精英”即公知為什么這樣做，廣大民眾心里都非常清楚。

至于有沒有某些知識分子“誤判”呢？肯定有，這些年來在社會上的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潮影響下，某些知識分子無視或者低估了美國的帝國主義的罪惡性，或者以兔子之心去度豺狼之腹，以為“妥協”能夠獲得美國的“友好”，這種想法在某些國人心中根深蒂固并且危害極大，電視劇《霍元甲》的主題曲《萬里長城永不倒》中“因為畏縮與忍讓，人家驕氣日盛”說明的就是這個道理。

對于產生誤判的那部分人，是可以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教育過來的。而正所謂“裝睡的人是喚不醒的”，另外的那些人是不能通過講道理說服的。因為他們作為境外敵對勢力在我國的內應，他們的任務就是里應外合配合美帝壓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最起碼希望中國屈服于美國的壓力。

正如有網友尖銳指出的，這些年來，由于外資涌入中國，在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階層——買辦階層，在媒體上露面的外國大公司中國區總經理基本上都是黃皮膚、黑頭發、黑眼睛的中國人。美國企業在中國獲取了巨額的利潤，這些人也分到了一杯羹，成為了有錢人和所謂的“社會精英”。其他還有一些在中美貿易和其他交往中賺了錢、發了財的人，也成為了既得利益者。在中美貿易戰中，這些人最關心的不是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尊嚴和人民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因此，對于中美貿易戰，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是真心希望美國贏、中國敗，而不是什么“誤判”。

而那種打著“理性”、“為民”？的旗號，拋出“中國辜負美國論”、“美國被迫反應論”、“對美國投降有利論”等一系列投降賣國的漢奸論調的人是最危險的，人民大眾與他們的矛盾基本上可以定義為敵我矛盾。至于是不是對抗性，取決于他們有沒有具體的破壞活動。

美國商務部長可能是由太自信了，所以充當了國內某些人的豬隊友，不惜出賣他們，公開宣稱，美國的貿易戰必勝的原因是因為在中國內部有他們的內應：

所以，過去自由派鼓吹“精英”論的本質是要讓“資本”控制“權力”，當十八大以后他們的政治圖謀受挫以后，配合特朗普政府讓中國屈服于美國的極限施壓，向美國拱手交出中國的經濟主權，或者讓中國的經濟私有化進而碎片化以便于美國各個擊破，最后通過控制中國的經濟來控制中國的政治走向，這就是所謂的“精英”鼓吹投降論的問題實質。有人的確是誤判，而有人卻是非常立場堅定地配合美帝通過控制中國的經濟來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對于前一些部分人，可能情有可原；對于后一部分人，一定罪無可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