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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竹內實的《毛澤東集》和《毛澤東集補卷》

點擊：7771 作者：記者來源：進步文化網發布時間:2019-11-23 11:07:46

竹內實生于中國山東，生于1923年。1960年，竹內實和作家野間宏等人曾拜會過毛澤東。是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于2013年7月30日在京都市的醫院內逝世，享年90歲。竹內實是在日本戰后最早開展現代中國研究的代表性學者，被譽為日本“毛澤東學”的權威和“現代中國研究第一人”。從上世紀50年代起，竹內實就致力于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毛澤東：詩與人生》（1965）、《毛澤東的生涯——調動八億人民的魅力源泉》（1972）、《毛澤東》（1989）、《毛澤東的讀書生活》（1999）等。竹內實還致力于向世界譯介毛澤東的文章，主編有《毛澤東集》10卷和《毛澤東集·補卷》9卷及別卷，共20卷。該書搜集了建國以前毛澤東原著，被海外學界譽為毛澤東著作版本學研究方面的一個里程碑。1999年，他還翻譯出版了《毛澤東語錄》等。其學術成果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廣泛影響，先后獲得日本福岡第三次亞洲文化獎和日本政府頒發的勛章。他研究中國的主要著作《竹內實文集》截止到2006年在中國由文聯出版社結集出版相繼出版，共分10卷，引起了中國學界的廣泛關注。

在日本著名的現代中國學家竹內實教授主編下，日本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于1970年到1972年初編輯出版的10卷本中文版《毛澤東集》，由東京北望社出版。概述1983年12月至1986年3月又繼續編輯出版了9卷《毛澤東集·補卷》和以著作年表為內容的別卷(即第10卷)，由蒼蒼社出版。該書收集了毛澤東建國之前能搜集到的幾乎全部原著，并逐篇匯集了中國大陸出版的相應著作的修改內容。負責主持日本版《毛澤東集》編輯出版工作的竹內實先生比較早地認識到，要深入全面準確地研究毛澤東，就離不開一部完整的文獻資料。日本學術界以及官方機構一直是比較注意收集并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編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的選集；同時，日本學界和日本共產黨有相當一批人從事毛澤東及其著作的研究工作。在日本出版毛澤東著作應該采用日文，然而竹內實負責主持的《毛澤東集》則是用簡體中文來出版，這是為什么呢？首先，從必要性的角度看，是為了避免因翻譯而使原意走樣。其次，從可能性的角度看，是與日本人長期的中國學傳統和完善地利用中文資料的能力分不開的?；蛟S正是基于以上兩方面的原因，其結果以中文出版的《毛澤東集》的銷量出奇地好，不僅有大量的國際訂數，而且在日本出現了“國內的訂數多于國外”的現象。

盡管日本早有毛澤東著作的選集出版，但讀者和研究者們并不滿足于官方出版的選集中所收錄的內容，他們一是希望看到選集中未收錄的作品，二是希望能直接閱讀選集所收錄文章的原文。因此，竹內實在編輯《毛澤東集》時始終強調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貫徹兩條原則：一是原；二是全。 [1]

力求追尋“原”竹內實最早開始嚴肅地關注毛澤東是從“文革”時期開始的，在追蹤“文革”動向的過程中，他覺得“現實與外界的評說似乎并不一致，于是，想調查一下過去的主要文獻，即毛澤東的文章在最初發表時，到底是什么樣子”。在這里，必須要交待的一點是，從文獻來源途徑上看，為了展開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歐美與日本的學者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財力，注重搜集毛澤東的著作、論文、講話、書信與批文。西方學者獲得資料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是“文革”期間由紅衛兵編印的以《毛澤東思想萬歲》為題的毛澤東文獻集；二是由國民黨帶到臺灣去的檔案中保存的期刊和小冊子。前者覆蓋面較大，涉及毛澤東一生不同的時期，但重點是“文革”時期泄密的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文章與講話；后者則主要是建國前毛澤東文稿。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集》從資料來源上看主要是來自于后者，在出齊補卷時又參考了前者中的部分內容。當時，日本東京的東洋文庫從美國購買了一批縮微膠卷，這批膠卷拍錄了內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從大陸轉移到臺北的大量期刊與小冊子。美國學者施拉姆和加拿大學者陳志讓最早寫過調查這些第一手資料的論文，以此為線索，竹內實展開了對毛澤東文獻的調查。他發現，“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文章，經過了不少修改和訂補。

注意那些修改與訂補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原來的思想。于是，在重新刊行時，我們在那些修改、訂補的地方都加了標注。”根據這一原則，《毛澤東集》詳細注明了所收文章的版本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同一文章文字上的差異，每篇文章后注明了版本演變和刊印所據的版本。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集》是一個典型的“匯校本”。力求匯集“全”日本版的《毛澤東集》雖不是“毛澤東全集”，但是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全”的。竹內實在初版的“刊行之際”中指出：“盡管《毛澤東集》所收集的文章并不全，有些確認無法弄到手的文章只好遺缺，但我們仍然敢于下決心干了。我們的希望是：把亞洲鄰國這位偉人的思想和行為的軌跡，真正作為獨立研究和思索的對象，以方便的并具有很高依賴性的形態公之于眾。”之所以說它不是“全集”，主要有以下兩個依據：第一，從數量上看，它沒有將毛澤東在建國前的文稿全部收集錄入；第二，從時段上看，它沒有收錄建國以后的毛澤東文稿。

在以上兩個依據中，第一個方面比較容易理解，這主要是由于毛澤東著作文本的歷史比較久遠，再加上當時對毛澤東的檔案文獻的收集工作不夠重視，致使一些文章遺失，如《心之力》。這主要是因為客觀條件不允許，不是人為的原因。然而，第二個方面卻令人困惑，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從第一個依據出發，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盡管日本版《毛澤東集》不是真正的“全集”，但是，就它對1949年以前毛澤東文稿的收集來看則是以“全”作為基本編輯原則的。當然，說它“全”只能是相對于當時國內毛澤東文稿的出版狀況而言的。在最初10卷本的日本版《毛澤東集》（1970-1972年初版、1983年修訂再版）全部出齊時，國內除了第1版的4卷本《毛澤東選集》和一些零散的文章外，這一時段中毛澤東的大量文章都沒有公開出版。

更為重要的是，從1983年12月26日到1986年3月26日，在竹內實的主持領導下，又出齊了《毛澤東集·補卷》（共10卷），補卷的內容主要是拾遺補缺，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當時的條件下，“雖然它遠不是全集，但其收錄毛澤東著作之多，在毛澤東著作出版史上還是少見的。”從第二個依據出發，必須解釋的一個問題是，既然“全”是重要的編輯原則，那么，以竹內實為核心的日本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為什么不繼續收錄毛澤東建國以后的文稿，從而把“全”的原則貫徹到底呢？對于這個問題，竹內實先生從未正面給出說明。國內毛澤東著作版本研究專家劉躍進先生認為，由竹內實和中村公義帶領的一批日本學者之所以決定放棄繼續編輯出版1949年10月以后毛澤東著作的努力，是因為這一時期所有關鍵的手稿和文件都在中國權威機構的管控下，要與之競爭是毫無希望的。當然，這時的情況與《毛澤東集》中所涉及的時代已大不相同。那時，毛的許多文章在寫出后便立刻發表了，因此可以在許多圖書館里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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