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經過廣渠門內,發現路邊的公交站牌上赫然寫著“安化樓”幾個字,這是一個很熟悉的名字,我曾經在諸多資料文獻里見過,它是北京60多年前建造的三座著名的“公社大樓”之一,然而卻從未實地考察過,于是立刻走進馬路邊這座高大而陳舊的建筑,一探究竟。
這是一座9層的大樓,式樣和北京那些普通的老居民樓不太一樣,更加高大氣派,外部顯然經過了修整,并不顯得特別陳舊,走進樓道卻是一片雜亂狼藉,堆滿了落滿塵土的自行車,紅色的柱子已經斑駁,明顯可以看到鏟除小廣告之后留下的痕跡。
在每一層沒有抽油煙機的公共廚房內,玻璃窗已經發毛,油煙成絲般蜷曲在墻壁上、門窗上,甚至天花板上,留下一道道往下淌的痕跡。用塑料袋包裹好的瓶瓶罐罐也難免粘上厚厚的油漬與灰塵,若非灶臺上擺著仍有水漬的鍋碗瓢盆,很難想象這里確實仍在被使用。采光并不大好的通道內常年黑黢黢的,擺放著陳年的舊家具與各種雜物,原本甚為寬敞的樓道內則能看到堆積的舊床墊。
然而,誰能想到這樣一座大樓,不,曾經有三座大樓,曾經寄托著人們對共產主義幸福生活的夢想。“這可是當年北京最高的樓。據說走進安化樓,任找一個居民聊聊這棟樓的歷史,他都必將向你提上這么一句。事實上,安化樓曾擁有的歷史榮光遠不止于此,它的肩上曾承載著一個時代內北京人民甚至全國人民心中的理想生活的模樣。
時針撥回到60多年前,那個高喊著“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年代。圍繞著“共產主義需要什么樣的建筑”的話題,福綏境大樓、北官廳大樓、安化樓這三座赫赫有名的“公社大樓”拔地而起,成為北京的樣板工程。據大樓的設計者之一回憶,大樓的每一處設計都凝聚著對共產主義理想生活的設想:“要把職工特別是婦女從繁瑣的家庭勞動中解放出來,更好地投入生產,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戶都不用開火做飯”、“雖然一切有供應,總得有個買針頭線腦的地方吧?每層最好再設個小賣部”…
最終落成的安化樓,建筑面積為2.03萬平方米,共設有288個居住單元,布局為“U”字形,主樓9層、附樓8層,樓內的每一層走廊內都裝有5盞吊燈,走廊及住間內鋪花瓷磚地,大樓的正門為3扇墨綠色木制大門,下方設有8級花崗巖臺階,近百平方米的門廳則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標準”設計,進門處還設有兩根大紅柱子,鋪有暗紅水磨石地。
從現在的眼光看,安化樓的很多設施細節頗有些布爾喬亞的味道。大樓中央有兩部電梯,是新中國建筑史上首次將電梯引入居民樓的設計,歐洲的老式電梯有著一道木門還有一道推拉式鐵柵欄門,頗為講究;每戶的洗手間也都預留了安裝浴缸的位置,相當寬敞。不過,另一方面,安化樓的設計也處處透著公社化的影子,所有的戶型均不設廚房,層高達3米2,主樓一層大廳是大食堂,最高層則被規劃為“將來可以在這里跳舞、開會”的俱樂部。
史鐵生在《九層大樓》中熱情地對公社大樓如此描寫:“在它尚未破土動工之時,老師就在課堂上給我們描畫它了:那里面真正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有煤氣,有暖氣,有電梯;住進那里的人,都不用自己做飯了,下了班就到食堂去,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兒有俱樂部,休息的時候人們可以去下棋、打牌、鍛煉身體;還有放映廳,天天晚上有電影,隨便看;還有圖書館、公共浴室、醫療站、小賣部……總之,那樓里就是一個社會,一個理想社會的縮影或者樣板,那兒的人們不分彼此,同是一個大家庭,可以說他們差不多已經進入了共產主義。”
在那個沒有高樓和電梯的年代,關于大樓是高干樓的傳聞不脛而走。事實上,安化樓的第一批住戶大多是就地拆遷戶、住房擁擠戶和換房戶。但搬進安化樓也有必須要滿足的條件:能負擔得起小間4元、大間5元的每月房租。而當時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幾毛錢。
當年住進安化樓的居民來自各行各業,除了回遷居民,大多都屬于“優秀人才”,既有王瑤卿的入室弟子、京劇名家王玉蓉,近代“四大名醫”孔伯華的兒子、同仁醫院名醫孔嗣伯,率領國民黨五十二軍五十八師在營口起義的國民黨少將王家善,也有很多單位的普通工作,級別高的和級別低的,彼此沒有區別,鄰里互相幫助,充滿時代特色。
史鐵生曾經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那樓里是什么樣兒,到底有沒有俱樂部和放映廳,不知道那種天堂一樣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過。”實際上大樓迎來了新住戶,卻沒有迎來嶄新的共產主義生活。3座公社大樓相繼建成時,人民公社熱潮已近尾聲,三年困難時期接踵而至。安化樓不得不在裝潢上打了折扣。每戶的浴缸并沒有安裝,原本計劃的4部電梯也被減為兩部。因為房租較貴,安化樓過了三五年才慢慢住滿,而多數的兩居室單元都是兩家合住,共用一個廁所。直到今天,大樓里好幾口人擠在一間房的情況仍不鮮見。
在3座公社大樓中,只有最先竣工的西城區福綏境大樓曾有過很短的集體大食堂生活。在安化樓里,大食堂最終沒有出現,幼兒園也無從辦起,只有九層的俱樂部短暫地開過,但在1964年前后也被租給了一家醫療器械廠辦夜校。
安化樓的居民從搬進來的第一天開始,便只能在門口支個煤爐子生火做飯。一到飯點,整個樓道便充斥著濃重的煙霧,有時候還會形成明顯的分界線。這樣的日子一直過到了1964年。那時候北京已經有了煤氣灶,房管所便在每層各辟出了3間房當做“公共廚房”,大家也就此過上了一起燒水做飯的生活。具有“集體主義”意味的是,每個公共廚房只有一個水表,水費要按照各家的人頭均攤。而值日牌則掛在灶臺上方,各家輪流做清潔。到周末還要每戶出一人,進行大掃除。
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人們向往的“公社大樓”越發變得臟亂差,如今,安化樓很多老住戶已經搬走,以遠低于附近樓盤的價格租給了外地人。步入這座充滿歷史傳奇與時代烙印的大樓,能明顯感覺到歲月無情下,大樓散發出的單薄、蒼老甚至孤寂感。
有人說,“公社大樓”并非不合理,它只是太超前了,理想終歸沒有照進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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