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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以來，圍繞《逃犯條例》修訂問題，在反對派和境外勢力的推動下，香港爆發了一場社會風波，使香港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社會秩序、司法體系都遭受到嚴重打擊。香港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態、司法體制、教育體制，以及外部環境和西方勢力的干擾等因素是造成此次風波的政治原因，資本主義私有制下香港的寡頭經濟、近年來經濟發展緩慢、兩極分化趨于嚴重和民生問題無法有效解決等因素是此次風波的經濟原因。此次香港修例風波是當今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力量斗爭的反映。要恢復香港的正常秩序，在政治方面，應強化內地和香港的溝通交流機制，增強香港同胞對祖國的歸屬感；應深入貫徹“一國兩制”原則，加強對完善香港政治制度的支持和引導；應推動香港教育體制改革，促進香港的愛國文化教育和正確的意識形態宣傳；在經濟方面，應增加公有制經濟成分在香港經濟中的比重，為優化政治制度提供經濟基礎；應增強香港政府對市場的調控能力，優化香港的資源配置；應加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進程，促進香港與大灣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

一、香港修例風波的背景和影響

20世紀后半葉，香港憑借其區位優勢逐步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國際性大都市，成為“亞洲四條龍”之一，期間香港巨大的經濟成就掩蓋了其政治、社會、民生等領域的矛盾，使香港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被譽為“東方之珠”。但隨著20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影響的加深，香港的各種矛盾開始凸顯，并逐漸由經濟領域延伸至政治領域。出于不同的政治訴求，香港愛國愛港團體和反對派之間展開了斗爭，“依法普選”與“雙普選”之間的矛盾成為雙方斗爭的焦點。為了謀取政治利益，反對派先后策劃了“占中事件”和“修改逃犯條例事件”。“修改逃犯條例事件”是香港反對派借助經濟、社會、民生等矛盾精心策劃的一場政治運動，對香港的政治、經濟產生了巨大負面影響。

從政治方面來看，自6月份以來，香港發生了多次大規模的集會和游行活動，一些反對派和激進勢力借“和平集會”之名，行“暴力抗爭”之實。雖然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正式表示修例工作已經停止，但反對派依然以“反修例”為由，繼續制造事端，使暴力行為不斷升級，陸續波及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行業。在反對派煽動和組織下，其大批成員包圍香港警察總署、立法會等政府機構，并對公共基礎設施進行破壞。通過踐踏管制權威，不斷制造事端，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特別是部分“反中亂港”分子公然與西方反華勢力勾結，在暴力活動中受外籍人士的指使，沖擊中聯辦等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公然侮辱國旗國徽，冒犯國家和民族尊嚴，挑戰中央政府權威和國家主權，觸碰了“一國兩制”法律底線。總之，本次香港非法游行集會行為，已經不是合理的和平集會，而是公然的、有組織的暴亂行為，是帶有明顯“顏色革命”特征的社會政治風波。

從經濟方面來看，本次政治風波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十分巨大。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

【“外圍環境變壞，加上香港社會暴力沖突持續，一場直吹香港的‘經濟臺風’正逐漸形成。”[1]】

他認為，由政治風波導致的“經濟臺風”已經開始讓香港經濟有了“嚴寒將至”的感覺。以香港四大支柱產業為例，數據顯示，在旅游業方面，8月份到訪香港的旅客人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9.6%。香港旅游業五大團體在8月12日聯合發布的報告指出，2019年6月和7月兩個月內，香港旅游從業者接待的旅游團數量較去年同期減少了73.65%，與之聯系緊密的酒店業、零售業和飲食業的收入都有超過兩位百分數的下跌。在貿易及物流方面，從7月末開始，香港國際機場超過一千個航班被取消。8月1日到8月21日，香港國際機場的客運量和貨運量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了11%和14%。如果機場運作癱瘓，與香港國際機場相關產業鏈上有80萬人的生活將會受到直接影響[2]。商品銷售方面，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的數據顯示，8月份香港零售業的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約50%[2]。金融業方面，從周K線看，香港恒生指數從4月份到8月份下跌了超過20%，致使大量社會財富蒸發[3]。數據顯示，截至8月中旬，香港排名前四的房地產企業市值蒸發超過1000億港元。依據相關數據，業界估計，自2019年6月到10月，五個月內，香港旅游、零售、餐飲及出入口貿易等領域的經濟損失或高達4000億港元。另外，該領域的失業率也居高不下，截至目前，其失業率已上升至4.9%，達到2018年以來的最高值[4]。如此狀況，勢必影響香港經濟的整體運行。事實也確是如此，在修例風波的影響下，香港的經濟受到了巨大的打擊，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甚至出現了下跌的局面。

二、香港修例風波產生的原因

此次香港修例風波主要存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原因。

（一）政治原因

1.政治制度之爭是此次香港修例風波的根本原因。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回歸以來，實行的是沿襲于英國殖民時期的資本主義制度。英國在統治香港的100多年中，在香港建立了一套與之相統一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包括早期的總督集權管理、過渡期的民主選舉制度，以及回歸后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相似的三權分立制度。香港回歸后，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區政府進行直轄管理，在特區內部實行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與立法相互制約和配合的行政長官負責制。但是，香港內部代表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對中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等政治制度，以及由此決定的法律制度、思想文化指導思想等的不滿與不信任逐漸上升，他們依據“一國兩制”下的相關政策，建立各種黨派，以“追求民主”為幌子，通過議員選舉獲得立法會席位等方式，試圖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

在西方政黨制度下，執政黨與在野黨都代表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它們之間的不同僅體現在政策差別和管制策略上，在政治上不存在根本分歧。而香港反對派是利用中央政府賦予的自治權，希望通過所謂的“雙普選”，改變《基本法》對于特區政府行政長官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規定，奪取特區政府管治權，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并以此為基礎，對整個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影響。因此，從根本上來講，政治制度之爭是此次香港政治風波的根本原因。

2.政治生態畸形是此次香港修例風波的內在原因。香港回歸之后，中央政府堅定不移地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方針，將香港事務完全交予特區政府，消除了香港民眾對回歸后道路的疑慮，獲取了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回歸初期，恰逢亞洲金融風暴襲擊，香港經濟受到重創，但受益于國家的相關政策，元氣得以恢復，政治局面較為平靜。2003年由《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而引起的“一七一游行”，成為香港政治的轉折點和分水嶺。這一事件之后，香港政治陣營中反對派與愛國愛港派之間的斗爭日趨激烈，雙方斗爭的焦點從“爭取民主”轉向“奪取政權”，從政治爭執轉向政治斗爭。隨著外部勢力干擾的加劇和香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發展不均衡的加深，反對派的力量不斷增強，港人中“親中”的比例逐漸降低。同時，由于內地經濟發展為香港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福利，普通民眾對經濟紅利的訴求遠高于政治訴求，從而在香港社會中形成了“極少數人代表少數人”，即極少數受外部勢力操縱的反對派代表大部分不知其所為的反對派這種畸形的政治生態。

3.外部環境的變化和西方勢力的干擾是此次香港修例風波的外部原因。從國際上看，中國是目前僅剩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唯一的大國，香港作為世界上首個實行“一國兩制”的地區，成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斗爭的焦點。在雙方的斗爭中，香港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圍堵中國的一個橋頭堡。回歸以來，香港主要有愛國愛港陣營和反對派兩大根本對立的政治派別，后者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支持下形成并不斷壯大的政治勢力，前者則在針對后者的各種活動中逐漸成形，并開始影響香港局勢。總體上講，如今香港的局面是西方反華勢力一手促成的。

隨著西方勢力對香港的滲透和由其扶持的反對派實力的增強，從2014年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起，西方勢力的身影開始出現在各類政治活動中，并在此次政治風波中公開亮相，與香港反對派分子一起組織和資助非法游行和暴力活動。在香港內部，西方勢力扶植的反對派利用收入增長緩慢、貧富差別加劇、生活和教育成本加大等社會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為由，煽動和組織部分香港人民進行非法的集會、游行和暴力活動。他們利用對中國政治制度懷有偏見和敵意的外籍人士掌握的司法體系，偏袒和保護破壞法律和社會秩序而被抓獲的反對派人士，從而導致反對派在實施踐踏民主、破壞法治和使用暴力等行為時更加肆無忌憚。在香港外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在支持香港反對派開展反動活動的同時，公開干涉香港事務。2019年3月以來，已有美國、英國、加拿大和德國等國家的政府機構通過不同途徑、不同方式發表涉港言論，以支持它們扶植的反對派的暴力行為。

4.香港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缺陷是此次香港修例風波的重要原因。首先，香港回歸后，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仍然保留了類似于“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下，獨立的司法體系在打擊貪腐和保障經濟發展等方面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但是，在香港的司法體系中，有大量外籍法官的存在，如2016年任命的17位香港終審法院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中，只有2人為中國香港籍。外籍法官在作出裁決時即使能夠做到完全依照法律條文，不受任何外人和政治團體的干預，但是，由于個人所屬國家、所受教育和經歷的原因，他們仍然深受西方政治理論的影響并存在“政治效忠問題”，不可避免地將個人的政治立場帶入其中，從而影響司法的獨立性和公平性。從2014年非法“占中”到此次政治風波，在法庭裁決中多次出現包庇反對派、打擊香港警方和愛國愛港人士的不公正現象。這種現象一方面助長了反對派的氣焰，另一方面又打擊了愛國愛港人士為正義斗爭的信心和決心，給香港政治穩定埋下了隱患。

另外，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的教育維持了原有的教育體制和模式。受此影響，無論是教師選拔、聘任還是課程設置與內容，都重視“全民教育”而冷落國情教育和國民意識教育，重視西式教育而輕視對中國文化的培養。加上香港本土高校以西方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為教學內容，香港學生愛國愛港的理念愈加薄弱。同時，香港高中通識科教學彈性大，教師可以憑“專業”選擇或編寫教材，一些通識科教學被反對派教師綁架，他們在教學中渲染“民主獨立”、灌輸“仇警抗爭”等思想，歪曲事實，美化違法，對香港的青少年“言傳身教”，使愛國愛港派和反對派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嚴重逆轉。

（二）經濟原因

1.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寡頭經濟是香港修例風波更深層次的原因。從受英國殖民統治開始，香港一直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被稱為世界上最自由、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而事實上，隨著大量資本的急劇集中，香港經濟已進入了寡頭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多個方面，開始向壟斷資本集中。以香港四大家族為例。作為全球華人首富的李嘉誠家族，其產業在香港除了地產之外，在港口、酒店、電信、零售、能源、基礎設施、制造業、建材、投資以及生命科學和媒體行業中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人比喻所有香港人“每天一睜眼，就開始為李嘉誠打工”。緊隨李嘉誠家族之后的李兆基家族，其家族業務遍布商業地產、酒店、住宅樓和家用供暖天然氣。排名第三的鄭裕彤家族，旗下除了地產業務，還控制了香港恒生銀行以及香港的珠寶、物流和百貨等行業。排在第四的郭得勝家族，旗下除了擁有非常多土地儲備的地產行業之外，還控制著香港最大的巴士公司[5]。同時，在市場空間有限的情況下，香港的資本開始大量向金融產業集中，在使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同時，香港的經濟也向著虛擬金融方向發展，而金融正是資本寡頭最青睞和擅長的領域。由此可見，香港的寡頭壟斷資本，已經延伸到了香港經濟的各個角落。

在受本土寡頭控制的同時，國外經濟寡頭對香港的經濟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作為全球為數不多的自由港，香港擁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對外直接投資。回歸以來，香港的國際投資持續增長，從2000年到2016年，香港吸收直接投資增長了2.6倍。隨著全球經濟、市場一體化的發展，國際私有化和寡頭全球化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特點，西方國家在香港的投資規模和投資數額不斷增長，它們通過獨資和合資的形式，對香港經濟的控制日漸加強。同時，為在全球范圍內推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跨國壟斷資本需要通過主導政權來實現，因此，西方政府通過人員（如使館工作人員、情報機關人員）直接介入、扶植反對派、授意和接受司法隊伍政治效忠和提供子女去西方讀大學優惠等手段，對香港進行滲透和干預，加強“和平演變”，以期控制香港主導權。

2.經濟發展緩慢是香港修例風波的另一重要原因。回歸以來，香港經濟發展迎來了機遇也經歷了坎坷，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風波、2003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都讓香港經濟遭受了打擊。但是，中國內地經濟的強勁增長和市場結構的不斷優化，使香港經濟迅速恢復并推動其持續發展，自回歸以來，香港GDP和人均GDP均有明顯增長.如圖1、圖2所示。數據來源于東方財富Choice數據。

但是，由于香港產業結構不合理（偏重房地產和金融）、寡頭壟斷下經濟活力的下降和反對派持續進行非法活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特別是2018年下半年以來，香港的GDP增速明顯下降，如圖3所示，尤其是自2018年第二季度以來，香港特區GDP增速急速下滑，2019年第三季度甚至出現負增長。

另外，與1999年回歸的澳門特區對比，香港的GDP和人均GDP增長幅度都遠遠低于后者，如表1所示。

這是因為，一方面，香港壟斷資本主義導致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使居民在生活消費、就業、收入、教育和社會保障等方面都受到了較為明顯的影響。另一方面，反對派不斷進行非法政治活動，使香港的社會秩序、經濟環境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從而影響了香港經濟的發展。

3.兩極分化嚴重導致的民生問題是香港修例風波的直接原因。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會造成嚴重的貧富差別，并不斷加劇全社會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到現在已經被證實的定理。香港回歸以來，雖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都取得了不少成績，但由于自身市場規模、產業機構、寡頭壟斷和反對派持續進行非法活動對經濟的影響，香港經濟的活力開始下降。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緩慢，社會財富開始向經濟寡頭集中，而且貧富差距在不斷擴大。2017年1月，彭博億萬富豪指數公布的全球500富豪榜中，香港排名前十的富豪擁有的財富總額，占香港GDP總量的35%，這一比例在全球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一。同時，香港貧窮人口的數量在不斷增加，香港特區政府的報告顯示，至2018年11月，香港貧窮人口上升至137.66萬，貧窮率為20.1%。在用于衡量和表達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數上，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發布的數據，2018年香港基尼系數達到了0.539，創45年來的新高。按照聯合國相關組織的規定，這表示香港已經進入收入差距懸殊的程度。

貧富差距增大使香港的民生問題不斷惡化，生活成本上升使包括中產階層在內的香港居民的生活壓力增大，生活質量下滑。以香港的房地產價格為例，香港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升，使居民的壓力趨于不可承受的邊緣。根據香港大學的調查，2008到2014年，香港的房地產價格上漲了135%，而同期香港的GDP和人均GDP增長分別為32.94%和27.92%。根據美國物業顧問公司Demographic發布的《國際住房可負擔性調查》報告，2016年香港房價收入比高達18.1倍，成為連續7年來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被稱為房價“極度不可負擔”的城市。房地產價格的急劇上升，使大量基層市民生活壓力增加。房價過高一方面使香港居民的生活負擔增加、消費需求減少，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經濟結構失衡、資源配置效率降低。香港居民的生活壓力并不止于住房。教育成本的加速上升也使香港居民苦不堪言。據統計，在香港生育一個子女的成本，2011年大約需要400萬港元，2018年已經升至550萬港元。

綜上，貧富差距不斷加大、民生問題趨于嚴峻造成了香港經濟發展緩慢。收入增長的緩慢和生活壓力的增加，使香港居民對現實的不滿增加，部分香港居民在反對派的煽動和歪曲下，將對現狀的不滿帶入現實生活，成為反對派所謂的“主流”，從客觀上對政治風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針對香港修例風波的對策

為了消除此次由修例問題引發的香港政治風波，盡快恢復香港的社會秩序，不僅需要社會各界團結一心、共同努力，更需要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對香港的政治和經濟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共同探索，厘清優化香港未來發展的思路。

（一）政治對策

1.強化內地和香港的溝通交流機制，讓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互相交流中得到充分展現，增強香港同胞對祖國的歸屬感和凝聚力。在西強我弱的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優于社會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想法在香港較為普遍，加上香港從開埠以來西方資本主義教育體系和新聞輿論制度不斷培養親西的香港人，部分香港居民對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缺乏認同。為此，一方面要利用香港和內地同屬中華民族所具有的“同根同源”優勢，加強與香港人民進行傳統文化交流，增強香港人民對內地的認同感，加快雙方融合的速度，使香港居民從文化上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體系進行再認識。另一方面，要利用雙方往來不斷加強的有利條件，通過增加雙方交流規模、數量和內容等，向香港人民展示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社會、經濟取得的巨大成果，使香港人民充分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培養他們因祖國發展帶來的民族自豪感的認同，從思想上增強香港人民對祖國的歸屬感。

2.堅持推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方針，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對香港政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進行支持和引導。在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平靜的原因，是香港社會注意力整體投向經濟議題，但是，隨著現實情況的變化，如反對派在立法會所占席位增多，影響到了部分香港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政治斗爭成為常態。在這種條件下，應該適當調整對香港的政策。在內部，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強調“一國”是香港保持自身制度的獨立性和擁有高度自治權的前提，從根本上打消香港人民對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疑慮。另一方面，要對香港特區政府增強執政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和幫助，如幫助香港特區政府建立進步力量智庫、為香港政府與民間交流和聯系提供成熟經驗、支持特區政府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等。在外部，中央政府要充分堅持在維護國家事務中的原則，在國際上對香港反對派的非法行為進行揭露和批判，對企圖利用香港問題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的西方勢力進行堅決果斷的回擊和積極反制，為香港的穩定和發展保駕護航。

3.推動香港特區政府對教育和宣傳制度進行改革，使香港的居民和青少年在思想認識上實現“回歸”。當前香港的教育問題，一方面是存在大量受西方思想影響的教師，他們通過各種方式給青少年灌輸西方理念，另一方面是香港特區政府在回歸后沒有及時有力地對青少年進行正確的歷史、文化、愛國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宣傳和教育，從而使這部分內容在青少年的教育中缺位。對此，中央政府應該推動特區政府對教育進行系統化的改革，在香港的通識科教育中，加強對于中國歷史、文化和愛國愛港情懷的教育，使他們具備辨別是非的能力，幫助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宣傳方面，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回歸后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繼續實行著資本主義的新聞傳播制度。類似于教師群體，部分新聞從業者也受西方意識影響，在新聞傳播中沒能維持公正客觀的態度，對此，應該鼓勵特區政府進行政府調控。一方面，通過立法等手段逐步將頑固不化的反對分子清理出宣傳隊伍，另一方面，對于不明真相和受到脅裹的新聞從業者，通過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增進與內地交流等方式，使其對內地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有正確的認識，將其團結到正確軌道上來。

4.推動香港特區政府對法治體系和司法體系進行改革。首先，要擺脫長期以來英國殖民體系下的法治體系和司法體系的影響，吸收符合資格、具有豐富資歷的本地法律人才進入司法部門，加快法治體系和司法體系全面本土化進程。其次，正確認識香港的法治體系和司法體系在國家法治體系和司法體系中的定位和相互關系，充分體現出“一國兩制”中“一國”在法治體系和司法體系中的重要性，明確香港“司法獨立”是國家法治體系和司法體系框架內的“獨立”。最后，加快完善法治體系和司法體系，增強對法治公平和司法公平的監督，對“司法獨立”進行合理的管制和約束，避免因“司法獨立”而造成司法濫權。

（二）經濟對策

1.利用市場手段，增大公有制經濟成分在香港經濟中的比重，為推動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打下堅實的基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內地國有企業可以通過入股等方式進入和參與香港企業的生產經營，從而改變其經濟結構偏重于房地產和金融業而忽視其他行業發展的局面，在關系香港人民根本利益的民生和發展等重要領域，發揮引導和穩定的作用，使人民充分享受國有經濟發展帶來的福利，為“一國兩制”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經濟基礎、示范效應和群眾基礎。

2.轉變經濟政策，實行市場和政府雙重調節機制，優化香港的資源配置。由于“一國兩制”框架下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不可避免性，為解決當前香港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可以通過政府干預、雙重調節的方法獲得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在過去的幾十年間，香港政府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雖然對于吸收直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導致香港政府不掌握核心資源，無法改變經濟命脈被經濟寡頭壟斷、無力主導產業發展的局面，尤其在通過吸收直接投資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并促進經濟增長方面，顯現出能力不足的特點。通過轉變經濟政策，建立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的雙重互促調節方式，可以優化資源配置，增強香港經濟的韌性和活力，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穩定發展。亞洲金融危機時，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政府組織資金入市阻擊投機資本并取得勝利，鞏固了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充分證明政府干預經濟能夠保障自身經濟穩定和增長。另外，2019年8月份以來，香港特區政府通過回購土地、增加公房投入、對市民和企業進行補貼和稅收減免等政策和措施，減輕了企業和市民的生活負擔。

3.加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充分發揮香港的區位優勢和產業優勢，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香港在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十分巨大的潛力，并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大灣區建設將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推進器，應充分發揮其在金融服務、貿易、物流、旅游、專業服務以及其他工商業支持服務等方面的優勢，積極融入內地的經濟發展，通過改變經濟政策和產業結構，在現有貿易、投資合作基礎上進行模式創新，打造龐大的高質量產業集群，培養和發展關鍵技術，實現規模經濟效應。另外，香港應充分利用自身擁有的與國際對接的法律制度、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大學資源，吸收外來直接投資，推進科技創新，為經濟的發展注入更大的活力。對于中央政府來說，要構建極點帶動、軸帶支撐網絡化空間格局，“支持香港建設國際金融樞紐，支持廣州完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支持深圳加快推進金融開放創新，支持澳門打造中國一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6]，將香港同深圳、廣州、澳門一起，作為金融增長極，加快香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同時，香港應把握“一帶一路”發展機遇，積極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融通、自由貿易和國際航運等提供廣泛有效的便利服務，從經濟上實現與內地的一體化，進而實現與內地的全面一體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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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志強.香港四大地產家族身家大幅縮水兩個多月市值蒸發近1013億〔Eli/OL〕.（2019-08-23）[2019-10-17].https：//new.qq.com/omn/20190823/20190823AOYFI300.htm1.

[6]黎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金融竟爭力與輻射力研究[J].海派經濟學，2019（3）：19-25.

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外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任傳普，河南大學商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財政學。本文原載《管理學刊》2019年12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