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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 著

宋尚詩 譯

冠狀病毒的持續蔓延也激活了蟄伏于我們社會中的大量意識形態病毒，如假新聞，偏執的陰謀論和種族主義的爆發。

對“隔離”的醫療方面的剛需在另一領域發現了自己的回音，即，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也有著同樣的“隔離”：隔離那些威脅我們身份認同的敵人，并與之劃出一道清晰邊界。

但也許另一種——更加有益的——意識形態病毒會席卷并可能感染我們：它讓我們去思索別一種社會：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一個在世界范圍內齊心協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實現（actualizes itself ）的社會。

現今經常聽到這樣的推論：冠狀病毒可能導致中國的共產主義統治（communist rule）分崩瓦解，就如同（戈爾巴喬夫本人承認的那樣）切爾諾貝利災難導致蘇共的落幕。但這兒出現一個悖論：冠狀病毒也將迫使我們重新發現共產主義——它建基于信任人民與相信科學之上。

在昆汀·塔倫蒂諾的《殺死比爾2》的最后一幕，貝婭特麗克絲(Beatrix)用“五雷摧心掌”(Five Point Palm Heart Technique)制服邪惡比爾——它是所有武術招數中最致命的。用指尖對對手身體的五個部位分別擊打，當對手走了五步后，其心臟爆炸，爾后摔倒在地。

這當然屬于某種武術神話，真正的徒手格斗不可能做到這樣。但在電影中，貝婭特麗克絲(Beatrix)施此招后，比爾平靜地與她和解，走了五步后，果真死去……

賦予此攻擊極大魅力的是“時間”：從被擊中的那一刻到終于暴斃所間隔的時間。比如，只要我安靜地坐著，我仍可與你愉快交談，但一旦我起身行動，心臟就會爆破，我就倒斃。

這與冠狀病毒的流行會導致中國的共產主義統治分崩離析的想法是否相似？就像某種社會性的“五雷摧心掌”被施加在該國的共產主義政權之上，當局仍可以坐著、監視并繼續執行隔離政策，但社會秩序的任何真正變化（如信任人民）都會導致其垮臺。

鄙人觀點要激進得多：冠狀病毒的流行實則是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擊“五雷摧心掌”——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一意孤行，是時候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了。

可悲的事實，我們需要一場災難

幾年前，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用一些以宇宙大災難（如威脅地球生靈的小行星，或致死的病毒）為主題的電影，引起了人們對烏托邦之可能性的關注。此類全球大災難催生了全球團結，我們之間的微小分歧開始變得微不足道，我們均致力于尋找解決辦法——這正是我們當下的光景。重點不是施虐般地享受廣泛蔓延的痛苦——相反，重點在于我們要反思一個可悲的事實，即我們需要一場災難，才能讓我們能夠重新思考我們這個社會的基本特性。

這類全球協作的首個粗略模式（vague model）就是世界衛生組織，我們從它那里得到的不再是往常官樣文章式的囈語（gibberish），而是不帶慌張的準確警告。這些組織理應獲得更多的行政權力。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因在美國倡導全民醫療而受到懷疑論者的嘲笑——難道來自冠狀病毒的教訓還不夠讓我們去著手整合起某種全球醫療網絡嗎?

伊朗衛生部副部長哈里奇（Iraj Harirchi）出席記者招待會時，曾淡化冠狀病毒的蔓延程度，聲稱并不需要大規模的隔離，結果第二天，他發表了簡短聲明，承認自己感染了冠狀病毒，并進行自我隔離（在第一次出現在電視上時，他就已經有了發燒和虛弱癥狀）。哈里奇補充道：“這種病毒是民主的，它不區分窮人和富人，政客和平民。”

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我們確同舟共濟。很難忽視這樣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事實:將我們凝聚起來并推動我們走向全球團結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竟表現為嚴格的管控——以避免人際的親密接觸，以至于到了自我孤立的程度。

我們不僅僅是在應對病毒威脅——其他災難也在虎視眈眈或已然爆發:干旱、酷熱期、大風暴等等。面對所有這些情況，答案不是恐慌，而是胼手胝足地致力于某種有效的全球協作機制。

只有在虛擬現實中才會感到安全嗎？

第一個需要驅散的幻想來自美國總統特朗普最近訪問印度時的相關言論——疫情會很快消退，我們只需靜待疫病的激增（spike），然后生活就會回歸正常。

面對這些過于簡單的希望，首先要接受的是，威脅將持續存在。即使這股浪潮退去，它也會以新的、甚或更險惡的形式重新出現。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病毒的傳播將影響我們與周圍人事（包括自我身體）最基本的互動——避免碰觸到那些（隱形的）臟的東西，不要觸摸鉤子，不要坐在馬桶或公共長凳上，避免擁抱他人或握手。我們甚至可能對自己自發的手勢都更加謹慎：不要扣鼻子，不能揉眼睛。

因此，不止國家和其他機構會控制我們，我們也學會了自我控制和規訓。也許只有虛擬現實才是安全的，就連超級富豪自由活動的開放空間也被限制在他所擁有的島嶼之內。

但即使是在虛擬現實和互聯網的層面上，我們也該提醒自己，在過去數十年里，“virus” 和 “viral”（病毒）這兩個詞語，主要指那些感染網絡空間的數字病毒，而且，至少在它們的毀滅性打擊（如損毀數據或硬盤）爆發以前，我們甚至都沒意識到其存在。現今之所見，是其原始語義的大規模回潮：病毒感染在現實和虛擬的雙重維度齊頭并進。

資本主義泛靈論（animism）的回歸

另一個奇怪的現象是資本主義泛靈論的凱旋而歸，把市場或金融資本之類的社會現象視為活的實體。如果閱讀大型媒體的報道，讀者會得到如下印象：我們真正該擔心的不是成千上萬的亡靈（和成千上萬的將死之人），而是“市場正變得緊張”這一事實。這種冠狀病毒正日益擾亂世界市場的平穩運行，據說，增長率可能會下降2%或3%。

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清楚地表明，全球經濟亟需被改組，以便不再受制于市場機制嗎?當然，我們此處談論的不是舊式的共產主義，只是指某種能夠控制和調節經濟的全球性組織，以及在必要時，該組織能夠限制民族國家的主權。各國在過去的戰爭背景下能夠實現這一點，而現在，所有人都在事實上接近一種醫療戰爭的狀態。

另外，我們也不憚于留意到該流行病的某些潛在有益的副作用。該流行病的一個癥狀/象征（symbol）是被大型游輪困住（隔離）的乘客——我很想說，（游客）遠離這種污穢之船真是越早越好。（我們只需注意到，前往孤島或其他高級度假勝地旅游將不再是少數富人的特權了，這一情況正如數十年前乘飛機那樣。）汽車生產也受到冠狀病毒的重創——這還不算太壞，因為這可能會迫使我們考慮個人交通工具的替代方案。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爾本（Viktor Orban）在最近的講話中說：“并沒有所謂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一說。一個自由主義者只不過是有文憑的共產主義者罷了。”

如果情況正好相反呢？假設我們是把所有關心自由的人統稱為“自由主義者”，而把那些認為在全球資本主義深陷危機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徹底變革（radical changes）方可拯救自由的人稱為“共產主義者”？那我們更應該說，今天，那些仍然自認為是共產主義者的人，是有文憑的自由主義者，他們認真研究為何自由價值觀會受到威脅，并意識到只有通過徹底變革才能拯救它們。

原文鏈接：https://www.rt.com/op-ed/481831-coronavirus-kill-bill-capitalism-commu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