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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這篇陶斯亮為《中國市長》雜志撰寫的文章，道出了一位為城市和市長服務了24年的社會工作者之殷殷期望：愿年輕一代的市長們能從武漢疫災的前前后后，一系列或慘痛或成功的經驗中接受教訓，萬勿重蹈覆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為675座（中國規定最小的市轄區人口不得少于25萬人）。市長（含副市長）達6000多人，是中國政壇的一支王牌生力軍。八十年代末，50多名中國市長聯名建議中央，要求成立中國市長協會。對外交往中，我們了解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市長協會”或者叫“地方政府組織”。成立中國市長協會，是為了便于與國際市長間交流以及學習國外先進經驗。我是1991年市長協會還在籌備階段時就來了的，沒想到一干就是24年，可以說把自已一半的工作生涯給了為中國城市服務、為市長服務的事業。

對老一代市長們，我既熟悉也尊重，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是中國城市建設大發展的探索者和拓荒牛，因此非常敬佩他們，即便他們早已退下，但仍然與之保持著深厚的友情。對年輕一代的市長了解的就不多了，欣賞成分更多一些，他們年輕，學歷高，見多識廣，雄心勃勃，知識結構新，很多市長與外國人交流，英文好到不用翻譯。總之年輕一代市長很優秀。但若非要在新與老市長之間做個比較，我個人認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們與老百姓的距離。總覺得老市長們的心更貼近百姓，更懂得怎樣與市民溝通。而年輕市長則更具有現代意識和國際視野。

武漢是后起之秀，她一路追趕，終于在2011年進入中國城市排行榜前十，并且穩坐老八、老九的位置。這么亮麗的經濟成就，與幾代市長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武漢前任市長是位60后，有著完整的從政履歷，是從基層一步步上來的，能當上武漢市的市長，也不會是個等閑之輩。但是他命運不濟，武漢市長才當了一年多，就遇到了“新冠肺炎”在武漢大爆發。讓人遺憾的是，在這場空前的公共衛生危機中，前武漢市書記、市衛健委等相當一批人馬，在大疫酷戰進行中被免職了。

回想在之前，武漢時任市長做了兩件事情：一是依法向上匯報病情，二是等待上級授權。他這樣說：“對于此次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時這一點大家要理解，因為它是傳染病，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它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后，（得到）授權以后，我才能披露。”

必須承認，在春節臨近的這個時間點，時任市長無論做什么樣的決定，都會面臨著我們難以想象的壓力。長期與市長們打交道，知道有很多因素會讓他們“瞻前顧后”，這點我比較理解。但是中科院專家則認為“如果對法律靈活運用，完全可以先預警再上報，及時告知百姓對這種病毒應該怎么防護。依照該法，哪怕是預警出現了偏差，也不會被追究責任。武漢市政府在這次疫情中，及時預警是合法的，不預警是錯的。”

國家《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條規定“國家建立傳染病預警制度”，明確提出“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傳染病發生、流行趨勢的預測，及時發出傳染病預警，根據情況予以公布。”

那么，武漢預警了嗎？顯然沒有。

從政者要有從政者的智慧。

在授權和預警問題上已經陷于被動的武漢市領導，又因警察對八位醫生進行訓誡，其中李文亮醫生感染新冠去世，把大家的憤怒拱上了高峰。醫生們憑著職業敏感在私人微信群里進行善意提醒，是出于醫者的責任之心，卻要讓警方介入。其結果，疫情信息被封，城市照常規運轉，這無疑為后來疫情發展的波濤洶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事后了解，在2019年9月6號頒發的《國務院關于加強和規范事中事后監管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建立“吹哨人”制度。雖然國務院這個意見是針對市場監管的，但其第十六條“發揮社會監督作用”應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很顯然湖北武漢兩級政府，面對一場新型病毒的傳染性肺炎，既沒有預警，還懲罰了“吹哨人”。這嚴重忽視和違背了民意。

視頻里的鐘南山院士滿身疲倦且神情沉重，他元月18號到武漢后，見到他一些在武漢工作的學生（應該都是呼吸科的），他說：“讓我比較意外的是，學生們的情緒比較低落，他們反饋的一些情況跟我聽到的不一樣，湖北實際情況遠比當時公開或新聞報道的要嚴重！”。他又說：“和當地交流時，我進一步追問，發現在一家大醫院有醫務人員感染，這對于突發公共事件而言，是個非常危險的信號！”。鐘南山院士元月20號宣布存在“人傳人感染”的結論后，21號武漢時任市長是這樣回應記者的：“交叉感染源于腦神經外科一病人，而不是在傳染科，做完手術后病人出現發燒，這時1名醫生和13名護士已被感染。”傳染科醫生感染才算人傳人，神經科眾多醫生被一個病人感染就不算“人傳人”？無法自洽的邏輯出現在新聞發布會上，違背了一般的常識。也許這也透露出隱含的苦衷。作為有20多年醫生經歷的我很是揪心。如果不是鐘南山的追問，不知“存在人傳人”的真相何時才能告知民眾？

結果，率先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的竟是廣東、湖南和浙江三省。1月24日，封城第二天，湖北省才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真是遲滯了。

從組織程序上看，武漢時任市長在沒有得到授權前不能對外發布疫情消息，貌似合法合規，但實際效果是貽誤戰機。他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這位市長也不是一點兒血性也沒有，他主動要求與央視記者面對面的，不預設話題，有問必答，他還說：“只要有利于人類生命安全，承擔什么責任都可以，因為封城人民群眾對我們有意見，我們革職以謝天下。” 很豪邁！但可惜的是，最終是李蘭娟院士建議“封城”的，多么希望這個“封城”建議是市長提出來的呀！那就不是他“革職以謝天下”，而是天下人謝他了。

作為一個市長，在沒有得到授權的情況下，能不能有所作為？

廣州老市長黎子流有兩句話讓我終身受用。一句是“組織只可以依靠不可以依賴”，另一句是“辦法總比困難多”。不能不佩服老市長的睿智啊！作為黨員當然要依靠組織，否則就成了無根的浮萍。背靠組織，你擼起袖子干，逢山開山，逢河搭橋，有思路，有擔當，心里裝著黎民百姓。而“依賴”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行為方式則完全不同。我認為過度“依賴”就是“懶政”。

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治懶”被寫進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堅決克服懶政、怠政。”這里我想舉前成都市長葛紅林的例子。他從2003-2013連任三屆成都市長，加上成都掛職市委副書記的經歷，他為成都奉獻了整整十三年。

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成都部分地區受災嚴重，當夜幕快要降臨時，幾百萬驚恐不安的成都人仍然滯留在大街上。今晚能否回家住？還是繼續留在馬路上忍饑挨餓，被蚊蟲叮咬？老百姓們希望聽到一個來自政府和專家的肯定答案。當時省委書記、省長和市委書記均陪溫總理去了汶川，而地震專家不愿現身表態。“我理解他們的難處，我決定自行發表一個電視講話。”葛紅林說。

講話前，市政府秘書長提醒葛紅林，是否需要把所有在家領導召集起來開會，對講話內容集體決策。這意思是說如果出了事兒也由大家集體負責，而不必讓葛市長一人去承擔。這好心的提示讓葛市長斷然否決。他說：這個時候做不做決定、做什么樣的決定，完全取決于我！

5月12日晚上20點26分，葛紅林如期出現在電視上，明確告知市民：“除危房外，今晚市民都可以進室內正常休息。”這正是市民千等萬盼的一句話啊！葛紅林很清楚，這是當時最關鍵、最核心，也是責任最重大的一句話。

葛市長決定給惶恐中的市民一個承諾——“市長說可以回家了”，這可不是逞匹夫之勇，更不是莽漢撞大運。這個承諾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個人獨特的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的功底。“成都的地質結構我很清楚。成都平原沉淀著厚厚的一層鵝卵石和沙土。從材料科學角度講，這種雙相材料具有優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我綜合當天媒體報道和自身體驗，判斷這次地震是兩大板塊間剪切造成的，使得平行斷裂帶的長軸方向影響很大，而成都城區受到的影響較小。” 中國有那么多市長，有幾個市長對自己城市的地質構造有像葛紅林這么清晰的了解？

在不久后舉行的成都抗震救災指揮部會議上，葛紅林說：“這是一次承擔了風險的艱難抉擇”。他袒露心跡：“真要出了事，我是準備掉腦袋的。”（掉腦袋不會但會坐牢）。

如果說成都的例子太遠太久，那我們就說說在這次抗擊病毒的戰役中那些表現優秀的省市吧！湖北潛江的書記市長敢冒風險提前6天封城，并且準備了比武漢更多的收治和隔離床位，其結果是潛江成為湖北省僅次于神農架的疫情最輕的一個市。

重慶1月20日（早武漢三天）就啟動了“防控應急預案”，宣布重慶進入“戰疫狀態”，并且三天完成了對全市80%常住人口的排查，市政府還很接地氣的實話相告“武漢人口一千萬，現在需要舉國醫療資源支撐。重慶人口三千多萬，哪怕只有1‰的人感染，就算全世界的醫生來支援，也救不了重慶，所以我們必須自己管好自己。” 這么一說，性格火辣的重慶人也就乖乖自我隔離了。

還有浙江，在元月17號發現五例武漢輸入的病例后，敢于打破逐級上報的常規，第一時間向全省公布疫情。

四川此次“教科書級”防疫，最核心的是在發現一例疑似病人后即刻行動，抓住了一個“早”字。

八千萬人口的江蘇最牛，竟然能做到100%的治愈率零死亡，不愧為“蘇大強”！

所有我上面舉的例子，相信都沒有得到什么授權，都是自覺而為。

毛主席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周總理一直到死都戴著“為人民服務”的徽章，他本人更是為民鞠躬盡瘁的典范；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他們都是把人民看得重如泰山。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最高的黨性，講真話實話是對黨忠誠與否的考驗。

在我看來，依靠但不依賴，不僅是從政者的智慧，也是種不忘初心的擔當。作為一個對市長群體感情很深的“老大姐”，我今天推心置腹的想對年輕一代的市長們說：把誰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市長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保護好市民是每個市長神圣的職責。你把百姓放在心里，天下自會為你評功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