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興起的學生運動已經進行了大約2周了，席卷了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幾十所大學。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反反猶法案”，拜登終于打破沉默，出來講話，內容無非是老調重彈，保護言論自由但維護法治。這場運動倒讓人想起馬克思近200年前寫的《論猶太人問題》（全文詳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21-55頁）。學生運動發展到今天，總體上還算“和平”，主要形式還是在校園里設置帳篷區。有些學生中不同派別的肢體沖突，動用了木樁、金屬護欄、煙花等非和平工具，引發警察介入清場，已有2000多人被抓。主流媒體不分左右派，眾口一詞，譴責學生的“非和平”抗議行為，并公開號召全美雇主們明確表態：建立黑檔，今后不雇傭參與鬧事的學生。此次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哥大，已經不是第一次引發全美學潮了。在60年代和80年代各有一次，最終導致全美范圍內的大規模學生、群眾運動。上兩次學運的主要原因，還是政治問題。60年那次，主要是反對越南戰爭，后期混同于黑人的民權運動，其規模之大，看過《阿甘正傳》的人，可以管中窺豹。80年代那次，主要是針對南非的種族隔離。相較于前兩次學運，這次首發于哥大風潮的規模，截止到目前還只能算是一場小小的風波。進一步發展成什么樣子，導致什么結果，尚難預料，但是，這次學運的起因和目的，與前兩次有明顯的區別，才是最值得關注的事情。上兩次學運的主旨還是廢除一些不合理法律制度，特別是種族隔離的歧視性制度，故此，還停留在制度層面上的政治問題。運動最初叫做“校園加沙抗議”（College Gaza Protest），在當今國際化、信息化的條件下，矛頭也直接指向了以色列和猶太民族，并在全世界引發了不同程度的反響。這次學運的主題明顯不同，直指猶太民族的《圣經》衍生出來的社會價值觀的根本性文化問題，故此，絕非傳統意義上的民主與法治問題。猶太人在美國非常“金貴”，控制著主媒、金融，近幾年來不斷向政界滲透，誰要是敢碰一下，就會被群毆，嚇得鬧事兒的娃兒們大都帶上口罩。這還只是表象，猶太人“超然地位”的最根本原因，還是猶太人控制著西方社會（主要是美國社會）的上層建筑。猶太人的《舊約圣經》是西方幾乎所有宗教的源頭，他們對于整體西方文化中的意識形態，擁有著無法抹去的“教主”地位，這才是猶太人可以歷經千年磨難，最終“統治”當下美國的最根本原因。這也不是偶然的，猶太人達到了整體西方文明所能企及的思想頂點，是西方文化的天花板，這是事實，也是整體西方文明的悲哀。還在猶太人備受西方社會歧視的時代，年輕的馬克思就寫出了《論猶太人問題》，對于猶太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審視猶太民族和全人類的利益與發展，并為猶太人的“救贖”之路提出了準確的方向。馬克思一生專門探討猶太人問題的著作，僅此一例，之后他就全心全意地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和無產階級的解放之路。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絕不僅僅是因為馬克思的原生家庭具有猶太背景，更重要的是如同列寧的評價，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世界觀“兩個轉變”的“徹底完成”的標志之一。馬克思為猶太民族的解放指出了明路：“應該為人的解放而奮斗”，而不是沉溺于本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明確認為“要把神學問題化為世俗問題”。文中的第二部分，對于我們理解當下的猶太人問題尤為重要，馬克思認為，猶太教的世俗基礎就是“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禮拜就是“經商牟利”，猶太人世俗的神就是“金錢”。繼而，深刻指出，“猶太人的實際政治權力同他的政治權利之間的矛盾，就是政治同金錢勢力之間的矛盾。雖然在觀念上，政治凌駕于金錢勢力之上，其實前者是后者的奴隸”。在近代歷史上，猶太人只是從19世紀起，才在英國的“上流社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在20世紀的美國開始混得風生水起。在美式現代資本主義的舞臺上，猶太人找到了最佳表現“夢幻”機會，美式資本主義讓猶太人充分地展示了什么是貨幣崇拜教，什么是規則的形而上學思維。這些特質加上昂撒民族的武力至上邏輯，就構成了一種“天衣無縫”的組合，其具體表現就是現在的美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生產方式。猶太人的行為最終同馬克思的觀點南轅北轍，而且把馬克思曾經揭露的猶太民族的弊端發揮到了極致。歷經幾千年，猶太人的好日子并不多見，一直在受氣。猶太人和各類“鄰居”總是無法和睦相處，也就是說缺乏文化融合力，既不能融合“鄰居”，也不能被“鄰居”所融合。無怪一個號稱有幾千年歷史的族群，至今人丁不旺。他們喜歡拿納粹迫害猶太人說事兒，指責任何對猶太人提出批評的人們是希特勒的傳人。哥大的翅膀扇起來之后，內塔尼亞胡就說，現在是猶太文化在二戰之后面臨的最大一次沖擊、怒懟。從來就沒有見到猶太人的“自省”，檢查一下自己有什么錯。加沙的“萬人坑”，只一句“不是我干的”就磨平了；國際人道組織的車隊被精準襲擊，靠一句“目標瞄錯”就沒事兒了。總之，猶太人的一切“殘忍”都可以和納粹的“殘暴”相互抵消。猶太人究竟是不是一個“民族”，這一點是存疑的，更應當被定義為一種“文化”，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反映在一個特定的群體上，而表現出來的積弊非常明顯，從來沒有自我檢討，沒有自我思想革命，猶太人酷愛高利貸和金融操作，故而寄希望于規則而不是心靈建設。近幾十年來，這種思維也反應在中國，把所謂“法治”視為一切的核心，仿佛這世界上有了法官和律師，天下就會一切太平，一直太平。并非說法治不重要，而是說僅有法治是不夠的，單純地進行制度改變，而忽略心靈建設，就會四處樹敵，只能制造更大的混亂。回到現實的“世俗世界”中來，在正進行的巴以沖突之中，對于以色列和美國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半年前被哈馬斯掠走的人質。不是說以色列的摩薩德有多神奇嗎？不是說美國的AI技術有多智慧嗎？半年了，面對加沙的彈丸之地，以色列用盡了挖地三丈的粗暴，人質在哪里？西洋鏡看著再神奇，也經受不住現實的利刃。國際社會的壓力越來越大，美國內部的反抗勢力也看到了機會，就連猶太人內部也開始公開分裂。桑德斯已經公開在主媒上為學生支持巴勒斯坦說話，并警示這將是拜登的“越戰時分”，傳聞之中，索羅斯也竟成為學運的后臺操盤手。不少人在直指拜登在分裂民主黨，而共和黨早已被特朗普徹底分裂，無論今年11月他倆誰上臺，美國遲早被以色列拖向無底深淵。美國如果沒有變革意識形態的勇氣、智慧和機遇的話，都將面臨哈姆雷特的問題：活著還是死亡。有一種近似寓言的西方科學研究，說亞馬遜河邊的一只蝴蝶，無意識地煽動翅膀，就可以傳導為富士火山的噴發。不必理會玄學，繼續努力探求人類的最根本問題吧：
“猶太人的社會解放就是社會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中國未來研究會常務理事，商務律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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