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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們無能，實在是共軍太狡猾！”許多國民黨官兵愛用這樣的話為自己吃敗仗開脫。而在遼沈戰役解放錦州一戰中，攻打配水池是一場惡仗，配水池堅固陣地上，“守配水池的都是鐵打的漢！”的字樣沒有嚇倒解放軍，反而激發起他們更大的戰斗豪情：“我們正是那打鐵的漢！”

干好工作不需要理由，“佛系”躺平卻可以找N個借口。

工作中，一些人明知一件事情該怎么辦才合情合理，卻總喜歡拿“文件沒發過、上級沒講過、過去沒干過”之類現成話搪塞應對，特別是遇到解決辦法部分有違現有規定時，更是“不越雷池一步”，理直氣壯心安理得地聳肩攤手以示“愛莫能助”。

“遇事不簡單地只作‘可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而多作‘應不應該辦’的價值判斷”，有心人如此提出了破解之道。這無疑是從“工作倫理”上解決“技術判斷”與“價值判斷”相互沖突的一大進步。有了正確的“價值判斷”，對于合情合理確實應該解決的問題，即便有“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阻滯在前，也完全可以有勇氣沖破羈絆予以解決；反之，對于“價值判斷”“不該辦”的事情，即使“技術判斷”為“可以辦”甚至“必須辦”，也可“槍口抬高一寸”審慎以待。

如果說“價值判斷”強調的是“守正”，那么“技術判斷”注重的則是“創新”。“技術判斷”相對容易，而寄希望于“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讓具體的人對不同問題頻作“價值判斷”，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總有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隨意置換“價值判斷”內涵，選擇性執行“技術判斷”：事不關己時愛拿“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作擋箭牌；遇到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時，卻又自有一套“價值判斷”，不惜鉆政策、法規的空子。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最大限度地用盡可能簡單的標準化實現治理的規范化、自動化。如果說“遇事不簡單地只作‘可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而多作‘應不應該辦’的價值判斷”離不開道德情懷倡導，屬于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的戰術決策，那么，通過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將不適應“價值判斷”的“技術判斷”修正過來，則是改變約束條件本身的戰略決策。

“唯一不變的是變化本身”。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注定沒有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改革。欲求發展不止步，必須充分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改革不停步，不斷推出“升級版”。

然而，改革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所以總還需要“遇事不簡單地只作‘可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而多作‘應不應該辦’的價值判斷”的道德情懷為不夠盡善盡美的政策、規定作良心兜底。

只有在健全法制的同時，在全社會加強理想信念教育，讓人民群眾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讓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事業觀，才能將“價值判斷”的德治守正與“技術判斷”的法治創新完美結合起來。

（陶余來，常州大學紅色文化研究院（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