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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當前我國生育率偏低，本質上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人口領域的反映。實際的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生育意愿又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無非是幾個原因：沒有條件生、不想生、不敢生、生不了。這不僅僅是人口領域的問題，而都反映著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問題。提高生育率，首先在思想上要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人口觀，把人當做財富而不是負擔，把人而不是資本置于發展的中心，用人民的幸福而不僅僅是GDP作為發展的目標。提高生育率，要靠真正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作為發展的目標，扭轉那種為了單純追求GDP而影響人自身發展的做法，堅定不移推動共同富裕邁出實質步伐。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我國人口發展態勢總體是好的，但生育率偏低的趨勢值得重視。5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實施“三孩”政策的重大決策，體現了對改善我國人口結構、提高出生率水平的高度重視。

 

人口問題同其他短期經濟問題不同，是一個“慢變量”、“長問題”，今天的人口結構存在的矛盾是長期形成的。而生育決策又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決策之一，生育行為受到家庭、性別平等、文化、社會、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所以，不少研究指出，僅僅靠單一的人口政策刺激生育，作用是有限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口結構迅速改善，形成了幾十年的“人口紅利”。這得益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讓人真正獲得物質和精神上的解放，從而迅速達到了比較合理的生育率。

今天我們提高生育率，在思想上要真正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擯棄西方經濟學那種顛倒了人和資本的關系的立場，不能簡單照搬經濟工作的經驗來實施人口政策，不能單純把人看作“生產要素”，不能把人口當作負擔，而要當作財富，把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作為發展的目標，扭轉那種為了單純追求GDP而影響人自身發展的做法。在實踐上則要“把生育融入一切政策”，通過樹立新發展理念、推進共同富裕、縮小城鄉和地區差距、提高教育醫療的公益性公平性等措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讓人民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快樂地生孩子。

一、我國當前實際的生育率偏低于合理水平

“七人普”數據表明，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一名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為1.3，已經處于較低水平。（參見寧吉喆在“七人普”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

所謂“較低水平”，是相對“合理水平”來說的。什么水平才合理？又有客觀和主觀兩個標準。

客觀上，通常認為總和生育率達到2.1，也就是一對夫婦生育2.1個孩子，才能達到生育更替水平，即人口增長和人口減少的平衡。

主觀上，在不考慮經濟、政策等一切外部制約的情況下，愿意生幾個，即“生育意愿”。各種調查表明，當前我國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為1.8。

可見，無論是同客觀的生育更替水平（2.1）相比，還是同主觀的生育意愿（1.8）相比，我國實際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當前生育政策的具體目標，就是要把總和生育率恢復到1.8到2.1左右的合理水平。

生育率偏高或者偏低，都是不利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是哪些因素導致生育率偏離合理水平呢？

在前現代社會，由于疾病流行、生產力低下，人口主要特征是“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因為嬰兒死亡率過高（新中國成立前為300‰），所以不得不通過多生育孩子來確保存活，從而形成“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的循環，今天這仍然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對這些國家來說，主要任務是降低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質。

而對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國家來說，又容易出現生育率偏低的問題。這個問題后面還要討論。在討論之前，回顧一下新中國降低生育率的經驗是必要的。因為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提高生育率）雖然和建國初期是相反的，但是其中卻有著許多共同規律。

二、如何實現合理的生育率？新中國的經驗

新中國成立前，人口呈現典型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但新中國僅用了30多年時間，就完成了歐洲用100多年的時間完成的人口轉型，即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變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志。

特別是1963年之后，中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從1963年的6.45下降到1979年的2.27左右。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之前，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2.1。其中，城鎮婦女總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下降到2個以下，農村也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大幅度下降。用二十年的時間就從一個典型的傳統社會轉變到現代社會的合理出生率，這在世界人口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70年代的中國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并非主要依靠強制性的計劃生育。（1953年起，毛澤東、周恩來即提出要實施計劃生育，但同時也強調以群眾自愿為基礎，“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提倡有計劃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而是由于建立了有利于人自身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制度。

 

首先，是基本醫療服務的普及和全民健康的改善。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政策起一定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1949年到1981年，我國嬰兒死亡率從300‰下降到50‰，家庭不再需要靠多生孩子來保證存活。

 

其次，是公平普及的教育。1979年中國小學入學率達到96%，中學毛入學率達到46%，遠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而且經過60年代的“教育革命”，初中生中的農村生源比例從1962年的37%上升到1976年的75%，高中生農村生源比例從1962年的7.8%上升到1976年的62%。教育的普及特別是在農村的普及，一方面提高了女性的文化和生育年齡，另一方面也減輕了家庭育兒的負擔，這就使得女性在家里可以兼顧工作和生活，按照理想的意愿選擇生育數量。

 

第三，是社會平等、充分就業和女性解放。舊社會的高生育率，是同女性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聯系起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成為生育的工具，不可能具有獨立的生育意愿。新中國成立之后，追求平等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風氣為性別平等創造了社會環境，特別是城鄉實現了普遍就業，男女實現了同工同酬。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以經濟效益為導向的“男女同工同酬”不同，當時城鄉經濟組織的分配方式，女性可以獲得和同等職位男性一樣的待遇，又能夠保證休息、育兒的時間，實際上隱含著對女性的隱形補貼，相當于女性的薪酬有一部分是對其從事育兒勞動的回報。女性不會因為生育而降低所謂“職場競爭力”而受到歧視。

 

總之，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因為建立了公平優先、勞動者主導的經濟制度，實現了人自身的發展和解放，為生育率迅速達到合理水平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健康的改善、婦女的解放，使得家庭不再需要像舊社會那樣，生育五六個、七八個孩子來維持生計。

 

另一方面，由于托兒、教育、住房等公益性公共服務的普及，家庭又不會因為生育子女而背上過度的負擔。在這種條件下，人們就大致能夠根據自己的意愿選擇生育的數量。

 

新中國的經驗表明：生育作為終身的重大決策，僅靠短期的物質刺激或政策引導，作用都是不顯著的。生育率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反映，必須經過經濟社會的綜合施策，才能實現健康的人口結構。

今天，雖然我們面臨的問題同建國初期是相反的，那時是要降低生育率，現在是要提高生育率。但問題的本質是一樣的，那就是通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公平，讓家庭能夠依據自然規律和生育意愿進行生育，使生育成為“人自身再生產”的合理行為。

三、當前我國生育率偏低，本質上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人口領域的反映

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矛盾。當前我國生育率偏低的問題，本質上也是這一矛盾在人口領域的反映。

實際的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生育意愿又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無非是幾個原因：沒有條件生、不想生、不敢生、生不了。這幾個原因都不僅僅是人口領域的問題，而是都反映著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問題。

——部分企業對勞動者權益保護不到位，導致“沒有條件生”。生育率下降有合理的因素，包括教育年齡延長導致婚育年齡晚、結婚率低等。但同時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包括一些企業過度依賴“低成本勞動力”，勞動者超時勞動嚴重，而收入與勞動付出不匹配，沒有時間、精力和空間營造家庭、進行家庭生活。城鄉和區域差距大，基層組織作用削弱，人際關系原子化、去組織化，加大了戀愛婚姻的難度。

——勞動力市場化導致女性“不敢生”“不愿生”。勞動力市場競爭客觀上對女性沖擊更大，女性生育的代價大。特別是在非公有制企業更是凸顯。據國家衛健委統計，女職工生育后工資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過一半的達42.9%。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客觀上處在同男性不平等競爭的地位，導致廣大女性不敢生、不愿生。

——社會保障負擔重，導致“不敢生”。教育的過度商業化、過度競爭，一些大城市的房地產商業性、投機性過強，房價過高，中年夫婦養老的負擔繁重，這些都給組建家庭和生育孩子帶來巨大負擔。

——生態環保和公共衛生等方面的欠賬，導致不孕不育等問題也比較突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工作中對健康的透支、食品安全等問題，都是導致不孕不育的誘因，這也在客觀上制約了生育率提高。

——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不協調，導致人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形成“大城市病”，廣大中小城鎮、農村空心化，加大了婚育的難度。農村空心化導致青壯年外流，許多家庭長期兩地或多地分離，養老育幼都有困難，也影響了生育。

總之，這些問題都不是靠簡單的延長產假、發放補貼等辦法能解決的（一些建議主張對三孩家庭給予住房、教育、稅收等方面的優惠，這在理論上成立，但并不符合公民人人平等的原則，因此不宜實施）。而要靠從總體上營造一個有利于人自身發展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

四、在思想上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人口觀，把人口當做財富而不是負擔

馬克思主義同西方經濟學最本質的區別，就是在立場上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以資本為中心。這同樣是馬克思主義人口觀的核心。

 

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資料生產和人自身生產，是社會生產的兩種形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兩種生產是不能夠協調的。因此解決人口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實現人自身生產和物質生產協調的社會制度。“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于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頁）。

 

在西方經濟學中，“人”被視作簡單的生產要素，人存在的意義就是為資本創造價值，這種發展方式是不可能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也不可能實現人自身的健康發展。西方國家依據資本的需要，制造出一支“產業后備軍”，始終保持一定數量的失業人口，并非人口的絕對過剩。正如有評論者指出的，“如果人人都有足夠的食糧吃，有合宜的地方住，有醫療保健和教育，而且勞工的工時短些，假期長些，從而能有更多的休閑和從事創造的時間，那么就不會有過剩的勞動力”。

 

而那些實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在全球產業中處在邊緣地位，僅靠資本去主導，很難實現充分就業。于是出現城市里產業凋敝、需求不足，而農村人口數量高、質量低。歸根到底，資本主義把人口當作負擔，是資本主導的發展方式造成的。

 

新中國剛一成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毛主席就提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同西方不同，中國之所以能夠迅速啟動現代化，就是因為把人置于發展的中心，把“六億神州盡舜堯”當作財富，讓全體人民都能普遍和公平地參與現代化進程，從而也實現了人口結構和質量的改善。

 

當前，我國人口結構總體上是健康的，預期壽命、健康水平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生育率偏低，確實也體現了一些地方在片面追求GDP的導向下，有意無意忽略了人類自身生產的價值，有意無意把“人”這個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世界歷史進步的根本動力，當成了負擔和包袱。

 

提高生育率，首先在思想上要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人口觀，把人當做財富而不是負擔，把人而不是資本置于發展的中心，用人民的幸福而不僅僅是GDP作為發展的目標。

 

例如，目前許多地方政府仍然把招商引資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把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作為GDP增長的動力，這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有合理性。但是，如果過度依賴這種動力，那么，降低勞動力成本的代價就是勞動者沒有時間、沒有精力、沒有資源生孩子，那么生產力發展起來之后，市場在哪里呢？

再例如，當前的GDP統計指標，是從西方引進的，并沒有把包括生育、育兒在內的人自身的生產納入統計。所以，只有那些能夠在市場上交易的、直接創造GDP的產業受到重視，但對人口再生產，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因為這并不直接產生GDP。所以，忽視對社會保障的投入，一些干部認為對醫療教育養老的投入是“消耗性投入”，“沒有收益”，甚至通過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養老產業化來創造GDP和稅收，加重居民負擔。

 

殊不知，人口的生產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將在未來獲得最長期最豐厚的回報。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哪個城市的書記市長能夠率先提出，不讓年輕夫婦為生養、教育、醫療、養老而發愁，能夠在八小時之外不再為“雞娃”而犯愁，能夠在社區普及家庭醫生，這個城市何愁吸引不到最好的資本、最好的人才呢？

五、提高生育率要靠生育政策，更要靠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經過上面的分析，如何落實中央政治局“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精神，就比較清晰了。

第一，要把人自身的生產和GDP的生產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把人口政策從一個部門的政策上升為全局性政策，實現“人的發展融入一切政策”，把人類自身發展的指標像經濟指標、安全指標一樣，納入干部政績考核。

第二，堅定不移推動共同富裕邁出實質步伐，提高勞動者的經濟地位，減小過度的超時勞動現象，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權和收入權，讓普通勞動者有時間、有精力、有資源生孩子。

第三，通過嚴格落實勞動法，消除勞動就業領域實際普遍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減輕女性在家庭和職場雙重壓力的負擔。

第四，大幅度提高教育和醫療的公益性、公平性，減輕家庭撫養子女的負擔。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紅利下降、人力資源水平不高有關，要轉到依靠勞動者素質的軌道，就要大幅提高醫療衛生投入。這不僅有利于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民生問題，更重要的是減輕家庭負擔，讓家庭敢于放心生育。

第五，堅定不移推動鄉村振興，扭轉人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和大城市群的趨勢。在疫情之后，農村生態良好、環境容量大的優勢更加凸顯，農業生產升級、綠水青山轉變為金山銀山的潛力巨大，有利于扭轉大規模人口進城打工這種單一路徑，農村也一定能夠成為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樂園。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組織起來”，有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