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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的黨齡之謎

施宏

1978年6月12日，86歲的郭沫若在北京醫院病逝。在他病逝的當天，中共中央組成了以華國鋒、葉劍英和鄧小平等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同時還委派烏蘭夫前往北京醫院向因病住院的郭沫若夫人于立群表示慰問。當烏蘭夫詢問對于治喪有無具體要求時，于立群鄭重地提出一個請求：希望在中央為郭老寫的悼詞中一定要確認郭沫若真正的入黨時間。

郭沫若生前一直是以黨內學者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出現的，那么為什么在郭老病逝后，于立群忽然向中央提出明確郭老黨齡的問題呢?事情要從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的一條報道說起。

“中央國家機關黨組織增添新力量，三百余名優秀分子光榮入黨——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錢學森等同志開始過黨的生活。”這條消息讓許多不了解郭沫若革命經歷的人以為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郭沫若現在才入黨。的確，在此之前郭沫若一直是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

例如，在抗戰期間，郭沫若作為民主人士的代表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專門負責戰時宣傳工作。在郭沫若的領導下，第三廳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使其成為了國統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戰斗堡壘。在陪都重慶，郭沫若以特殊的身份為進步文藝工作者撐起了一小片自由的天空，所以大家都把那里稱為“重慶的小延安”或“國統區里的解放區”。

又如，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經常與民主黨派和知名人士交往會談，郭沫若就是常客之一。毛澤東有一塊手表，他非常珍惜，一直戴到逝世。那是他在重慶期間有一次與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聚會，郭沫若發現毛澤東只有一塊舊懷表，便取下自己的手表送給了毛澤東。

再如，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到達北平，當日下午16時毛澤東在西苑機場接見民主人士并在西苑機場閱兵。當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頤和園宴請民主人士后才乘車入駐香山雙清別墅。在這天有關民主人士的活動中，郭沫若的位置非常突出。此后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時，他的代表證上注明也是“無黨派民主人士”。

這樣一個著名的人士1958年入黨了，自然成為那個時代的新聞，而對于了解郭老早年投身革命的人來說，見到這條報道之后容易產出其他想法，比如他去日本那么長時間有什么說法呢？是否一度存在脫黨的情況呢？種種疑問到了文革期間被人利用，一度給郭沫若帶來極大的壓力。

1966年秋，有人集結在郭沫若住宅門前，揚言要揪出這位“反動文人”。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保護下郭沫若夫婦避居逾月，之后不久郭沫若寫的《水調歌頭》中就有“誣我前曾叛黨”這樣的內容，由此可見其憤懣之情。1970年夏秋間，郭沫若成為醞釀中的四屆人大代表時又生責難，這年8月9日，周恩來接見部分部委的代表時說了這樣一番話：南昌起義之后郭老并不在朱德那里，而是與賀龍、葉挺南下汕頭。汕頭軍事失利后，郭老輾轉到上海，黨批準他到日本的。

有關赴日的背景還可以從其他方面的資料中到佐證。1936年5月，郭沫若出版了《離滬之前》一書，該書收錄的是1928年正月十五至二月廿三的日記，其中就有郭沫若在病愈出院后經由周恩來安排流亡日本的記載。1941年11月，在慶祝郭沫若五十生辰時，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時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頭，他還懂得在革命退潮時怎樣保存活力，埋頭研究，補充自己，也就是為革命作了新的貢獻，準備了新的力量”。

作為和郭沫若一同走過幾十年坎坷人生的于立群，知道郭老的特殊經歷很容易讓后人產生誤解，因此她鄭重地說：“郭老生前只有這件事成為他人生的最后遺憾。可是，他生前從來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過，現在他已經過世了，我應該向黨報告，并請黨中央考慮確認郭老的入黨時間問題。”

烏蘭夫馬上將于立群的意見反映給中央和郭沫若治喪委員會。由于此事關系到對一位為中國革命奉獻了畢生精力的老戰士的最后評價，因此中央對于立群反映的問題十分重視。

在查閱郭沫若的檔案資料時，找到了他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并在起義部隊南下的途中加入黨組織的證明。那么郭沫若是怎么參加南昌起義并在隨后入黨的呢？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正式誓師北伐，之前就與共產黨接觸的郭沫若毅然投筆從戎，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長兼行營秘書長。同年10月，郭沫若被蔣介石任命為政治部副主任，隨即前往南昌主持政治部在總司令部行營和江西方面的工作。由于蔣介石欣賞郭沫若的才干，因此希望他可以成為自己信賴、倚重的幕僚，然而郭沫若在政治上卻有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他較早看清了蔣介石的廬山真面目。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寫了著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要知道這可是蔣介石發動“四·—二”政變之前的十幾天，郭沫若公開與蔣決裂猶如一顆政治炸彈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應該說，郭沫若是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第一個公開站出來反蔣的文人。

面對蔣介石通電嚴拿歸案，郭沫若不僅沒被嚇到，反而向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士靠攏。當周恩來等發動南昌起義時，郭沫若被委任為新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宣傳委員會主席、總政治部主任。隨后在起義部隊南下至瑞金途中，郭沫若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與賀龍一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南昌起義部隊失利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一直處于嚴密的監視之下，一度還遭受關押，自然無法正常與組織聯系，但是仍與左翼作家聯盟以及左聯東京分盟的同志們保持接觸，熱情支持他們的革命文化活動。

那么，郭沫若之后又是如何回國的呢？他的組織關系恢復沒有呢？

1931年“九·一八”事變，郭沫若憂心如焚。1937年5月18日，長期為郭沫若回國一事奔走的郁達夫，一日之內給郭沫若連發兩信，信中寫道：“今晨因接南京來電，囑我致書，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

原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隨著國共關系的改善和日本侵華步伐的加快，國民黨內開明人士不斷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允許郭沫若回國為抗日貢獻力量，最終蔣介石答應了。1937年7月25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十幾天，郭沫若忍痛拋下心愛的日本妻子安娜和五個孩子，離開日本回國參加抗戰。郭沫若的這段心路歷程后來表現在他創作的名劇《蔡文姬》之中。

從這時起到1958年郭沫若公開入黨，在超過20年的時間里郭沫若與組織是怎樣一種關系呢？

由于年深日久，特別是直接領導他的周恩來已經去世，查證起來較為困難。所幸的是，仍有一些熟悉情況的老同志健在，他們為郭沫若回國后的那段經歷提供了可靠的旁證。

據陽翰笙、馮乃超等人回憶，籌組三廳時郭沫若曾參加中共長江局召開的會議。這說明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剛來武漢不久，郭沫若名義上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中將軍銜)，但已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不過，出于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更好地發揮郭沫若影響的考慮，周恩來讓他繼續保持秘密黨員的特殊身份，直到全國解放以后。

鄧穎超提供的證據是：1938年5月，鄧穎超在武漢給于立群寫過一封短信，用暗語通知說，她和郭沫若一起介紹于立群入黨，這封信的手跡就陳列在郭沫若紀念館內。

經過緊張的調查取證之后，在中共中央為郭沫若舉行的追悼大會上，鄧小平在代表黨中央所致的悼詞中這樣說：“郭沫若同志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悼詞對郭沫若的一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郭沫若是繼魯迅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施宏

2021年6月9日

來源：：紅色文化網  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