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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是可貴的史料，但引用者必須加以分析、研判，檢視與日記作者同時代人的看法，尤其是與他接近之人的看法，并參考當時的政治、社會與思想氛圍，才能得出相對準確的結論，不能偏聽偏信。

國人書寫日記的習慣，其來甚久，近年大量歷史人物日記的問世，毫不意外。傳世的日記中，其初衷不在于流傳后世的，一般所寫較無顧忌；有意傳世者，必有顧忌。蔣介石發跡較早，其經歷關系到20世紀諸多重大史事，其手寫日記由其家屬寄存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2004年向公眾開放后，引起中外學者的濃厚興趣，查閱者絡繹于途，欲一探“寶藏”。

蔣介石工作之余勤寫日記，在政治人物中雖屬罕見，但絕非偶然。自早年起，蔣的行事資料就由其親信如毛思誠、陳布雷及所謂“奉化三先生”—王宇高、孫詒、袁惠常等人掌管。結合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陳布雷《蔣介石先生年表》以及《事略稿本》，一直到蔣敗退臺灣后的“大溪檔案”，可見蔣氏的生平資料早已體系化，加之較完整的手寫日記，可視為他生平資料體系建設的完成。蔣介石日記在其生前就有專人摘抄，死后由其家屬公之于世，都是蔣氏一家之言。若有人說“蔣氏日記是僅供他個人參考的私密空間、無意傳世”，則純屬昧于事實。

對于蔣介石“勤于”記錄自身言行的行為，正如黃倩茹女士所指出的，古之帝王由別人記載起居注，而蔣由其本人親寫“起居注”，以便日后寫“正史”之需。古之史官的實錄雖未必盡實，但尚有“天子不觀史”的傳統；而蔣以自身日記為實錄，怎能不令我們對其日記的真實性產生疑慮？黃女士在這里所要提醒的，正是要注意分辨“真實的蔣”（person）與蔣“要我們知道的蔣”（persona）。蔣日記顯然是蔣“要我們知道的蔣”，我們如何從日記中讀出“真實的蔣”，才是學問。

蔣介石活躍于中國政治舞臺中心長達數十年，記錄他每日所見、所聞、所思、所行，當然有參考與引用的價值。日記須及時記一日之事，但即使再有恒心的作者，也不可能一天不漏。后來補記或改寫，則有損日記的意義，因敏感議題而涂改，頗有前例，更屬等而下之！蔣氏日記有無此等問題呢？有人通覽蔣介石日記手稿發現，“蔣先生每每在關鍵處或予省略或用詞含混。因而讀此日記，我們應當注意到蔣先生省略掉或沒有明白寫出來的事項，不能只以日記中的記載為標準”。蔣氏日記在公開之前，無疑經過家人的編輯與刪節，也有黑墨涂抹之處。當蔣氏“大溪檔案”移交臺北“國史館”時，筆者聽聞“國史館”負責人提及，“其中缺件甚多，因檔案經過秦孝儀的過濾，‘國史館’皆登錄有據，以免負缺件之責”。于此可見，蔣氏的資料包括日記在內，既不完整，也很不真實。我們可舉幾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互相對照來評判蔣介石的日記。

其一為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此事件號稱是“謎”，根本是蔣在故弄玄虛。他于事件后不久的孫中山紀念周會上演說稱，“若要三月二十日這事情完全明白的時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記和給各位同志答復質問的信，才可以公開出來。那時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此話即已證明他的日記是要留給后人看的。他的考慮是，事件的秘密藏在他的日記里，當時不能說是因沒有人會相信；等他死后，時過境遷，死無對證，其日記所說就成為定案。其實，1926年3月10日蔣的日記已呈現出其心理狀態，如“委屈”、“受辱”、“遭迫害”、“被遣送”，所謂“疑我、謗我、嫉我、誣我、排我、害我”等，無非暗示汪精衛與蘇聯顧問想要害他，但又提不出任何實證，顯然是他為發難找借口而已。事實很清楚，在事件發生之前，蔣介石是汪精衛的手下，但在事件后，蔣即取汪而代之；蔣之所以得逞，是因蘇聯顧問受斯大林之命，支持蔣“這位紅色將軍”（蘇聯檔案記——引者注），這導致汪憤而離粵赴法。正基于此，蔣甘冒以下犯上的風險，精心策劃了這場大戲，并得其所愿，成為事件的“最大贏家”，可稱一場得逞的豪賭。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利用“中山”號軍艦調動一事，誣陷共產黨人陰謀暴動，借機打擊共產黨人，迫使汪精衛去職，為其攫取在國民黨內的最高權力掃清道路。圖為修復后陳列于武漢市中山艦博物館的中山艦  楚林/ 供圖】

若將此事件說成“右派乘虛而入，利用蔣介石多疑的心里，制造謠言與事端，以進一步挑起蔣介石與汪精衛，季山嘉以及共產黨人之間的矛盾”，未免本末倒置。明明是蔣在日記中無端指控共產黨挑撥：“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銘，回寓宴客，痛恨共產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本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何以自救？乃決心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竟夕與各干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蔣于事發當晚，還去汪府探視，留下一段日記，“傍晚，訪汪病，見其怒氣猶未息也”。這一段還是經過修飾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未刪原文是，“見其怒氣沖天，感情沖動，不可一世。因嘆曰，政治勢力惡劣，至于此極，尚何信義之可言乎”。試想一個陰謀害人之人，與被害人相見，不顯露窘態已屬罕見，哪可能“怒氣沖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則更值得玩味，無異于蔣氏承認，因為“政治勢力惡劣”，就可以不講道義。汪之所以“怒氣沖天，感情沖動”，豈不即因蔣不講道義？蔣在日記中居然如此顛倒，將自己由加害人偽裝成被害人，他日記中的中山艦事件還有可能是真相嗎？完全不可能！其中頗多他故意扭曲的真相，目的在于誤導世人。

其二，西安事變的真相在蔣日記里嗎？顯然不是。《西安半月記》根本不是蔣在西安期間的日記，而是事后出自陳布雷之手。除陳自述外，蔣也透露他本人曾據陳布雷撰寫的《西安半月記》繼續修改日記。他在1937年2月12日記道：“晚修訂西安半月記。”翌日又記曰：“上午修正半月記完。”實則尚未完，隔了兩天，于2月15日又說，“改正半月記甚費力也……夜以修正半月記未妥，幾不成寐也”，足見他煞費苦心在事后建構他自以為是的西安事變。他刻意修飾，必然為扭曲事實，以至于《西安半月記》被改得面目全非，無非為顏面掩蓋真相。其實，早在當年事發后傅斯年的密函中，真相已基本呈現：（1）蔣確與周恩來在西安見過兩次面，并答應不剿共，中共方面也因抗日答應紅軍接受中央指揮。蔣更保證今后不再進剿紅軍，而且可與其他部隊一視同仁。此已可確證蔣之所以被釋放是因為有承諾在先。然而在1956年出版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中，雖有陶希圣等人執筆，蔣仍要親筆增補，謊稱“我們終于無條件的脫險回京”。（2）蔣之被釋放，確實由中共方面主持方得實現；傅氏特加括號注明：此事亦已證實，并且說，“共黨之主張放蔣，堅謂不贊成張之扣蔣是事實”。（3）蔣在西安雖未簽字，但確曾口頭同意。傅氏據西安友人謂，“西安遍傳蔣云終身不內戰”。（4）蔣回南京后，不僅未如約撤兵，反而增兵。傅氏寫道，“又有確切消息，除原有軍隊未撤外，又運去六師連夜前往，我聽這消息大為興奮”。（5）張學良在受審時，確有強烈表現，傅氏說，“張作一個政治演說，大罵南京政府及蔣先生左右，自何（應欽）至政學系，銀行家等等謂蔣好而南京太壞，彼如在一日，必擁護蔣，亦必打倒南京政府云云，此演說把審判長greatly impressed（大大地感動了）。事為Generalissimo（委員長）所聞，甚氣，謂不放這小子回去！所謂管束有三端，即居處、見客、通信皆不得自由也”。此外，張學良發起西安事變的動機，純為逼蔣抗日以救國已無可疑，但事變后20年，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雖已無《西安半月記》所謂張學良之轉變系因看到蔣日記的“神話”，但仍不承認答應任何條件，說張學良是在其八項主張被拒，南京下令討伐，才決定將其釋放。蔣甚至借宋美齡之口，將其西安“蒙難”與孫中山廣州蒙難相比擬。由此可見，蔣要我們知道的西安事變，絕非歷史真相。

其三，蔣在西安事變后轉變對日方針，勝利后成為英雄，汪精衛因公開降日成為漢奸，孰知戰后日方公布或泄露出來的文件，證明蔣日之間也有不少秘密接觸。唯一不同的是，汪是明通日本，而蔣則暗通日本。蔣介石一直宣傳抗日到底，在日記里還說日本向他求和，而他嚴詞拒絕云云，無非想要掩藏通敵的暗盤。讀史者若以日記為據，證明蔣阻止或拒絕和談，即被蔣所騙。蔣難道會在日記里留下為后世罵名的痕跡？他的日記故作義正辭嚴，留給后人看而已。他在1940年9月15日的日記中說，“汪奸派張治平偽造我中央函件與偽狀以欺敵人，敵人信之”，但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明明是代表蔣方之人，蔣卻將張之所為公然嫁禍于“汪奸”，顯然又是欺蒙世人的謊言。蔣在日記里說，日本向他求和八個月沒有效果，他沒有授權任何人和談，委任狀是由別人偽造。讀蔣日記者，若輕易信之，無異于盲從。

【蔣介石與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推薦的日軍軍官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前排右二）為總領隊的日本顧問“白團”成員合影】

其四，抗戰結束后蔣介石在美蘇的支持下，策劃重慶會談。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自延安來重慶，名為共商大計，實要逼毛就范，以統一政令與軍令為名，要求中共交出政權與軍權。他以為有美、蘇兩大強權支持，憑其政治優勢與軍事實力，再以“寬大待遇”，就可“解決”中共。毛澤東決定接受邀請赴渝，蔣以為得計，于1945年8月31日記下，“毛澤東果應召來渝，此毛應邀前來，雖為德威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但是兩人會談并不順利，蔣欲“招撫”不成，情緒益發激動，在日記里發泄，出語不遜，想要“扣留”毛澤東。如果把蔣日記里的這些氣話當真，就是不幸地被日記牽著鼻子走了。因為在美、蘇的保證與國際的眾目睽睽下，蔣若“扣留”或“審治”毛，必然會動搖他在國內外的合法地位，所以他不能也不敢像扣留和審治張學良那樣做，實因風險太大，代價難以承擔。所以讀蔣介石日記，不能隨其起舞，而應洞見其復雜的心思。

蔣氏日記對上述四大關鍵史事的認知，毫無助益，不見其真，反見其偽。我們不禁要問，大量的蔣氏日記，材料豐富，牽涉甚廣，其中到底有何精彩的發現，可發百年之覆呢？似乎沒有。日記不是沒有顏色的史料，其中有情緒、主觀、偏見、謊言，更有不切實際的異想。誰也不能保證日記里沒有“騙人”的話、自戀的話，更沒有人能保證日記里所說的、所以為然的、所判斷的都是正確的，想做的事都能落實。日記是可貴的史料，但引用者必須加以分析、研判，檢視與日記作者同時代人的看法，尤其是與他接近之人的看法，并參考當時的政治、社會與思想氛圍，才能得出相對準確的結論，不能偏聽偏信。我們引用蔣之日記，如果不假思索，一味抄錄、編排、復述，被他所說左右，隨其情緒起伏，則要史家何用？

其實，引用任何日記都必須注意其中有“鬼”，既有“不立文字”以自諱其跡，也有“專立文字”以自我掩飾。所謂“不立文字”，就是口頭答應，而不立下字據，如“何梅協定”、西安事變各方商談結果，都是口頭答應，皆未立文字，故而不留痕跡；而所謂“專立文字”，就是雖白紙黑字表述明白，卻是不能兌現或故意留給后人看的材料。例如蔣介石批準釋放軍事家蔣百里，事實上仍舊關著；又如蔣介石罵史迪威的批示，史迪威看不到，是留給史家看的。

“檔案”中的文字，有的就難稱歷史事實，“只是專門用來騙人的，尤其用來騙后來之人和歷史家”。美國歷史學家戴維斯（Natalie Z. Davis）在《檔案中的虛構》中提出，16世紀法國司法部的贖罪檔案所載故事純屬虛構，史家不可據此以重建歷史。讀者如果被材料牽著鼻子走，就如跳進如來佛的掌心而不得翻身。檔案尚且如此，何況日記？我們引用包括日記在內的任何史料，若不細察其中的狡猾處，則所得之所謂真相，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已。蔣在日記中大談宋明理學，以修身養心、自我勉勵。讀者如據此相信他是“一個新儒家青年”，遂下結論：儒學對青年蔣介石最大的影響是“自律”與“品格的培養”，便由此認為蔣是一負責任、很勇敢、講榮譽、非常積極之人，則是隨蔣起舞的莽漢。須知，蔣介石日記不同于一般人的日記，不僅僅是其個人在一日空間里的“自說自話”，更不是他個人的私密空間。他寫日記作為反省與勵志，經常提醒自己“知恥”成常態，顯然效果不彰，反而令人覺得是無感的俗套。他“知恥”了嗎？好像沒有，不然何以一敗涂地？他檢討自己，語焉不詳，但罵別人十分具體而惡毒，甚至離譜。他說膽大包天的張學良“怕死膽小，狡猾糊涂”；他指責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是“匪諜”；他痛斥駐美大使葉公超是“漢奸”，都是口不擇言、虛妄不實的話。

蔣介石日記最大的用處，應該是從他的每日所記之中，細察他有意或無意透露出來的內心世界，以便深入分析他的性格，作為分析史事的一定依憑。他從小在鄉里就有“瑞元無賴”的綽號，論者多不以為意，認為是年少輕狂，但他的無賴性格在后來的諸多行事中時而復現。無賴或流氓若有氣度，未嘗不能成為有為之主。無奈蔣介石的無賴與心胸狹窄兼而有之，例不勝舉。如他謊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顯示他在心理上缺少安全感；他為了與宋美齡結婚，騙妻子陳潔如出國5年，隨即悍然否認與陳存有婚約，顯示他毫無信義；他押禁張學良，終其一生不肯釋張，顯然是背信與毫無氣度之舉；他捉弄李宗仁，甚至在就職典禮上，在著裝上占盡李的小便宜；他將“外蒙入會案”的失敗甩鍋給葉公超，騙他回臺北，軟禁終生。做這些事的蔣介石，豈不很無賴嗎？讀蔣日記者，能不慎乎？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歷史研究院”，原刊于《歷史評論》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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