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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戈爾巴喬夫錯就錯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嚴肅的政治，將政治問題當宗教問題處理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新思讀書會財經論壇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05-20 11:06:49

編者按：

有意思的是，在對伊拉克開戰前，美國用湯因比的說教，向伊達克人民發起“和平”攻勢，在伊拉克領導集團自我銷毀國防力量并以此“證明”自己的“清白”后，美國便長驅直入伊拉克，將主動放棄武裝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處以絞刑。與此相反，同期的朝鮮不僅沒有放棄武裝，而且推出讓湯因比最反感的原子彈，結果朝鮮反而避免了伊拉克式的厄運。對于這樣的結果我們可以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加以總結：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張文木

一、帝國時代的英國傳統外交及其間湯因比的歷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外交注重軟實力的提升和擴張

（二）湯因比開始寫作《歷史研究》時英國面臨的世界形勢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帝國利益

1．地緣政治

2．意識形態

二、英帝國的衰落與湯因比歷史觀的變化

（一）被剝奪的勝利者：英國衰落喜悲劇

（二）湯因比研究結論與衰落后的英國外交策略同步變化

三、1973:“尼克松主義”的出現與湯因比歷史理論的調整

（一）主張英日向大陸靠攏以擺脫美國

（二）將“捧殺”對象從美國轉向中國

（三）暗示“黃禍”將起，英日聯手挑撥中美沖突

（四）愛的囈語

四、湯因比所肩負的“特別文化使命”及其學術評價

（一）“君子報仇”

（二）英國對美國“請君入甕”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肩負著“特別文化使命”

（四）湯因比的學術研究遠離真理

五、經驗總結

三、“尼克松主義”的出現與湯因比歷史理論的調整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與其政治搭檔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是自羅斯福之后美國政治家中少有的明白人，讀過基辛格《大外交》一書的人都會看出，尼克松已經明白，但不便直接——只是借用李普曼、華萊士等戰略思想家的口間接——挑明了“二戰”后英國所采取的“捧殺”美國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甩掉歐洲的追捧反手與中國和解，這大大緩解了美國的壓力并扭轉了美國國力衰落的軌跡。

（一）主張英日向大陸靠攏以擺脫美國

面對這種變化，英國政府請湯因比再度“出山”。此時年齡已入黃昏的湯因比頭腦可一點不昏。他再次繼承丘吉爾的遺志，進一步推進英國用“世界主義”高帽捧殺雅爾塔體系的支柱國家即蘇聯、美國和中國的既定策略。在湯因比去世前兩年即1972年至1973年間他與日本宗教和文化學人池田大作合作出版對話體著作《展望21世紀》，他在這部著作中仍沒有忘記英國外交的“特別文化使命” 。英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雅爾塔體系戰勝國中唯一的被剝奪了霸權地位的國家，經歷了這段歷史的湯因比不會忘記復仇。與《歷史研究》一樣，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一書中表達了不少宗教意義上的精彩內容，但在這些精彩的內容下掩蓋著的卻是英國持之以恒的捧殺式消耗雅爾塔體系的支柱國家的外交戰略目標。與當年美國看到歐洲衰落后的反應一樣，看到美國衰落后的英國外交，并沒有忘記對美國落井下石。

知己才能知彼，才能百戰不殆。湯因比明白歐洲的地緣政治的內部破碎性是美國取代歐洲世界霸權的重要原因，他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5卷結束時的總結說得明白：

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我們可以在歷史上看到饒有意味的類似的先例。其一是馬其頓侵入古希臘諸城邦以及由此興起的希臘王國。其二是在15世紀末和整個16世紀中意大利諸城邦的命運，當時法蘭西與西班牙兩個王國干預了意大利的政局。在這兩個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圍新興的強國侵入而搞得亂七八糟。看來處于20世紀中葉的西歐的命運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國的后塵。在上述兩個先例中，各個城邦都由于自己的財富和文化而具有先進的文明，但都遭到新興強國的破壞，后者為了爭奪歷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戰。同時，這些新興強國在經濟與文化上的發展，使它們幾乎達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們所處的20世紀后半葉的這個世界，完全可能經歷一場同樣的演變。

歐洲國際地位的轉變似乎是這次大戰突然造成的，但從很現實的意義上來說，1939 年到1945 年間發生的劇烈變化，乃是好幾個世紀發展的結果。我們必須把歐洲文明向各個新地區的擴展，尤其是工業體系在美亞兩洲邊緣地區的崛起，看作歐洲在20世紀中葉落入這種處境的根本原因。

在歐洲人同弱小而落后的民族發生接觸的那些歐洲文明的邊遠地區，要建立一些把整個大陸的大部分地區都包括在內的大國是容易的。美國人和俄國人最初所獲得的成就就是這樣的。當他們這樣做了以后，現代工業主義滲透到歐洲國家體系之外的這些廣闊的地區時，他們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條件。他們利用歐洲的經驗，可以在比較近乎合理的基礎上，設計和建造工廠，并進行采礦等等，絲毫不受陳舊的工業設備的妨礙，也不受社會上各種清規戒律的阻撓，而在歐洲，隨著工業體系的發展，各種清規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個大的政治單位易于大規模地、有計劃地使用各種自然資源，而歐洲由于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單位，這方面存在著嚴重的、或許是根本無法克服的障礙。結果，在西歐之外崛起了兩個強國，它們擁有潛在的巨大的軍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促使這種潛力變為現實，使歐洲頓時面對著地球上的兩個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來的各民族國家則絕對無法單獨同它們頡頏。

這個局面，在歐洲各民族的精神上產生的影響可能很大，盡管在1952 年要確切地說出這種影響的程度恐怕還為時過早。在1939 年以前，法國人、英國人或德國人，都按照眾所周知的政治活動的陳規辦事，他們或多或少自認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在1945 年以后，這些國家發現自己降到第二流強國的地位，就象它們早先曾迫使瑞典與荷蘭之類的國家淪于較弱的境地那樣。事情非常清楚，歐洲的事態逐漸被外人，被美國人和俄國人控制了，他們是從遠方來的陌生人，美國人對于歐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認識不足，而俄國人在這方面則大為曲解。歐洲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曾經是主導力量，今天卻淪為別人棋賽中的卒子。隨著這一變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風味，歐洲文明發軔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膽量和闖勁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變得消極被動、畏首畏尾。

兄弟鬩于墻，相煎又太急，這是湯因比在朝鮮戰爭行將結束的1953年巧妙地借美國作者的筆在其主編的歷史巨著中向全歐洲痛陳的歐洲衰落的原因——當然這也是當年張伯倫首相一再忍讓希特勒的重要原因。

知道了歐洲衰落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歐洲復興的道路，為此，他在美國衰落時主張日本拋棄美國，向亞洲大陸靠攏。他反話正說地告訴池田大作：

尼克松總統對中國政策的轉變，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個好消息。因此對日本來說，更是好消息。但是這么一來，美國卻使日本處于尷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時的。在過去20年中，美國強迫日本支持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國憤怒的代價。盡管如此，這一次美國卻突然把日本拋在后邊，自己搶先聳人聽聞地表示出對中國和解，而讓日本繼續背著反對中國的臭名。

雖然這么說，日本追隨轉變方向以前的美國對華政策，也并沒有成為改善日中關系的嚴重障礙。因為中國方面也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國也一定充分認識到，日本國民相信1945年戰敗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立場上自主地與中國合作，日本才有前途。

日本和英國都是舊大陸的海上島國。由于地理位置，需要跟舊大陸周圍地區以及新大陸——當然在新大陸中尤其是美國——保持密切的關系。但是我相信對兩國更重要的，與其說是對美關系，不如說跟近鄰大陸的關系。這一點不久就會清楚的。因此我希望并期待著兩國跟鄰近地區的國家集團——即日本要和東亞、英國要和歐洲——協作起來，希望這種地區性的協作不要成為全人類最后實現全世界大一統時的阻礙，相反要成為通向這種大一統的階梯。

我相信日本最終要和中國、越南、朝鮮共同合作，形成一個將來可以以此為中心統一全世界的軸心。

請注意，在湯因比這個“統一全世界的軸心”的概念中，日本需要聯合的國家中已經排除了美國。“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這是外交史學家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Samules Flagg Bemis)1926年寫的《平尼克條約——對歐洲災難和美國機會的研究》一書中的主題。當然這也是理解美國崛起進程中“戰略機遇期”一撥撥出現的重要線索。已入暮年的湯因比當然不會忘記英國在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上被羅斯福出賣給斯大林的歷史，他知道今天美國的災難當然也是歐洲的機會。

19世紀初拿破侖戰爭后，英國與俄國開始在全球范圍爭霸，面對日益嚴重的來自俄國與法國聯合抗英的戰略壓力，英國于1902年放棄“光榮孤立”的外交傳統，與日本結盟，并于1905年與日本從東西兩向拉倒了沙俄帝國，現在面對美國衰落，湯因比又鼓勵英國和日本轉靠大陸，重溫1902年舊情，再次聯手從共同對付俄國轉為共同排斥美國。他對池田說：

英國對美國的姿態也和日本一樣，不能不說多少也有些追隨。英國國民直到最近還擺著紳士的派頭，不希望成為歐洲大陸各國中的一員，而以大洋彼岸國民自居。由于這種紳士作風，使英國國民對一些冷酷的現實很盲目。他們看不到以前一直宣揚的同美國的關系，實際上也不過是作為一個衛星國的關系而已。美國則完全沒有和英國結成經濟伙伴的意圖。認為有了這樣的特殊關系，英國的各種經濟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這樣的想法正如認為只要參加英聯邦就能解決英國的一切問題一樣，始終不過是一種幻想。我的看法是，英國的經濟只有作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一員才有出路。

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英國也是和其他各國同等的加盟國之一員。對日本來說，和中國締結經濟伙伴關系，雖然和現實還很遠，但最后日本經濟的未來，大概還是在和中國結成這種關系。日本只有同中國以及東亞各國協作，才能完全擺脫對美的依存關系。

讀到這里，使筆者想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月31日召開的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的一次內部講話，將保證歐洲的破碎化作為美國外交的重要目標。他告訴其同僚：

美國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御線是一系列島嶼，我們期望通過海軍，陸軍和飛機阻止日本——讓我們十分坦率地說——統治整個太平洋，并防止我們（原文如此。疑為“他們”的口誤或筆誤——譯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個問題，我們決不會遭到中國、菲律賓、暹羅或緬甸的攻擊。這完全是一個防御日本的問題。我們不能大聲直說，這會被認為是不友好的。

在大西洋上，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它們持續、獨立地存在。目前，這些是什么呢，請記住這些字眼，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國家的獨立意味著“獨立”，并不意味著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治”。

這話真是開宗明義，說透了，在太平洋方面美國的主要任務是控制“一系列島嶼”，在這方面的敵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羅斯福反復強調和暗示的“獨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歐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統一的歐洲才是美國的大敵，而致力于歐洲統一的國家，就是美國的真正對手。這里顯然是指當時的德國。當然這只是地區性目標，從全球目標而言，美國的目標則是要取代英法主導的世界霸權。簡言之，美國在即將來臨的大戰中的任務是地區目標與全球目標的統一。

接著羅斯福計算了一下目前歐洲還剩下二十幾個獨立國家，說“但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驟再繼續下去，它們將不可能獨立。它們會失去獨立”。他說最符合美國利益的是“這是一場成敗摻半的賭局，決不能忽視。這是一場50：50的賭局” 。這就是說，目前德國與意大利對歐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歐洲一旦在兼并中實現統一，即從破碎化轉變為整體化，接下來打擊的目標就是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人算是徹底明白了“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而制造歐洲災難的關鍵是利用歐洲地緣政治的破碎狀態。1946年3月丘吉爾在“鐵幕演說”中疾聲呼吁歐洲“世界的安全需要一個新的統一的歐洲，任何民族都不能被排除在外” 。現在湯因比在美國衰落之際再次呼吁英國和日本這兩個島嶼國家，不要信任美國，應當向各自面對的大陸靠攏，以避免“50：50的賭局”。

（二）將“捧殺”對象從美國轉向中國

但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畢竟是為歐洲，首先是為英國的外交戰略服務的。1972年，尼克松糾正了前任“世界主義”的天真，通過與中國和解緩和了美國的戰略壓力，減少了美國國力的消耗。美國外交的迅速轉向加速了英國徹底放棄傳統的“均勢”外交，于1973年毅然加入“歐洲共同體”，與此相配合，湯因比于同年便開始與池田大作進行“展望21世紀”的“學術”對話，將“世界政府”大帽轉扣到中國頭上，與之相應，將捧殺的對象從美國轉向中國。他告訴池田大作：

必須剝奪地方國家的主權。一切都要服從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權。這是我一貫的主張。當然即或成立了世界政府，現在的地方國家還是作為地方行政單位，繼續擔負著有益的、確實不可缺少的地方自治任務——正像聯邦國家中各成員國所起的作用一樣。

我想世界國家也需要武裝警察。誰都知道，任何一個地方國家，大概還沒有不用警察就能維持的先例。就是統治得十分完善，幾乎所有公民都能遵守法律的國家也不例外。任何時代都會殘存一些必須加以取締的反社會的少數分子。即或我們成功地建立起世界國家，我想適合于現在地方國家的完善的治國經驗，對完善地治理世界國家也是適用的。

但是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們違背理性而采取集體自殺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戰爭制度只要沒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這種制度所代替，是不會杜絕的。即或在核能時代，只要現在的一百四十幾個地方國家不從屬于統一的世界政府，戰爭的可能還會繼續存在。這個世界機關為了維護和平，應當配備有效的力量，使最強大的地方國家也必須服從。

既然要“剝奪地方國家的主權”，那美國這個“最強大的地方國家也必須服從”，也應當包括在被剝奪的對象之中；既然要建立“世界政府”，隨之而來的邏輯就是誰在其中擔綱的問題。昨天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慫恿美國領導世界的欲望并由此拖垮了美國，現在尼克松卸下了這個精神“包袱”，湯因比就將昨天戴給美國的世界領袖的“高帽”轉扣在中國頭上，說“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征兆”，而且“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 。

讀這段文字時使人想起前引湯因比在提到1895年美國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那份 “載入史冊的文件”時以同樣的理由慫恿美國“即便擴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權，也依然是有說服力的” 。湯因比沒有讓丘吉爾失望，1961年——當年湯因比《歷史研究》12卷出版——美國在越南策動“特種戰爭”，終于讓美國人陷入長達10年的“越戰”沼澤之中。當時，為了捧殺美國，鼓勵美國“領導”世界，湯因比在1961年出版的《歷史研究》最后即第12卷中，曾將已經在政治上結盟的中國和蘇聯說得如何不堪一擊：

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和俄國的農民士兵似乎把自己的生命交由政府隨意支配。然而，歷史表明，如果超過某一限度，不論中國政府還是俄國政府都必將受到懲罰。中國歷朝歷代，從秦朝到國民黨政權，哪怕是輕率地多擰一下政治螺絲帽，無不因為這一輕微的越軌行動付出改朝換代的代價。俄國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情形。

時至1973年，美國確實是被“捧”倒了，而中國不僅沒有“必將受到懲罰”，更沒有出現“改朝換代”。對此種錯誤結論，湯因比并不感到難為情，他在當年與池田大作對話中又轉身將捧殺的目標描向中國，其調門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他說：

中國今后在地球人類社會中將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歐各民族勢力的擴張和暫時的統治所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已經擺脫了這種統治力量，今后仍會按現在的狀況繼續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中，中國僅僅就停留于三大國、五大國或者更多的強國之一員的地位嗎？或者成為全世界的“中華王國”，才是今后中國所肩負的使命呢？

因此按我的設想，全人類發展到形成單一社會之時，可能就是實現世界統一之日。在原子能時代的今天，這種統一靠武力征服——過去把地球上的廣大部分統一起來的傳統方法——已經難以做到。同時，我所預見的和平統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軸為中心，不斷結晶擴大起來的。我預感到這個主軸不在美國、歐洲和蘇聯，而是在東亞。

可我們不要忘記，十幾年前，湯因比還在《歷史研究》中說“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經由聯合國組織的發展，而是來自美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這兩個政治上更為成熟和強大的‘贏利企業’中的一個。如果當今人類可以自由選擇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個，任何一位西方觀察家都不會懷疑，絕大多數能夠對這個問題作出獨立判斷的人都會選擇成為美國公民而不是蘇聯公民。在共產主義俄國的襯托下，越發顯得美國具有無與倫比的突出長處” ；還在說中國“從秦朝到國民黨政權，哪怕是輕率地多擰一下政治螺絲帽，無不因為這一輕微的越軌行動付出改朝換代的代價” 。可現在，湯因比看美國尼克松不接受這些“高帽”后，轉身將它扣在中國人的頭上，用吹捧當年美國的口氣，仍將理由說得振振有詞：

由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組成的東亞，擁有眾多的人口。這些民族的活力、勤奮、勇氣、聰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不遜色。無論從地理上看，從具有中國文化和佛教這一共同遺產來看，或者從對外來近代西歐文明不得不妥協這一共同課題來看，他們都是聯結在一條紐帶上的。并且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其理由就在這里。

（三）暗示“黃禍”將起，英日聯手挑撥中美沖突

湯因比知道只有建構雅爾塔和平體制的幾個支柱大國——至少美國與蘇聯——在“兄弟鬩于墻”式的內耗中雙雙衰落，歐洲才能實現其“復興”事業。作為歷史學家的湯因比自然明白：正是東方中國的衰落才為歐洲大陸和英國擺脫了19世紀初的內部革命并為日本的明治維新后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前提，同樣，正是歐洲的衰落才給美國和蘇聯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前提。

為此，湯因比配合丘吉爾先慫恿美國與蘇聯和中國沖突；美國與中國和解后，又向美國暗示“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 和即將到來的“文明的沖突” 。他說：

這是全人類所關心的事情，特別是與中國毗鄰的蘇聯，和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最為關心的。美國可以從東亞大陸沿岸和海上諸島撤到關島，再從夏威夷撤退。一旦需要撤回到北美西海岸，美國和中國之間就可以相隔整個太平洋。不過在今天，單純地理上的距離已經沒有什么重要意義。制導火箭的發明，使遼闊的太平洋宛如一條小溪那樣狹窄。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相互都在對方的直線射程之內，這就是今天的現實。

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估計世界的統一將在和平中實現。這正是原子能時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雖說是中華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時代都是和平的。戰國時代和古代希臘以及近代歐洲一樣，也有過分裂和抗爭。然而到了漢朝以后，就放棄了戰國時代的好戰精神。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重新完成中國的統一是遠在紀元前202年。在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統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現了地方的國家主義復辟這樣的反動。漢朝劉邦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從地方分權主義持久引向了世界主義。和秦始皇帶有蠱惑和專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運用處世才能完成了這項事業。

這真是反話正說，他在暗示美國：盡管中國有和平主義的儒家精神，但也不能忘記中國“秦始皇的政治統一是靠武力完成”，“黃禍”仍然可能出現在美國人面前：

今天的世界混亂得令人難以忍受。現在人類是依靠著在全世界發揮作用的技術生存著。但是，技術也由于存在著不協調的140個地方主權國家依然繼續分割著地球而處于麻痹狀態。由此也可以想象過去戰國時代，秦始皇把厭煩混亂而筋疲力盡的中國民眾統一起來一樣，現在世界遲早也要通過獨裁的手法達到政治統一。

湯因比再提20世紀初令西方膽寒的“世界革命運動”的概念及“在一個殘酷的世界獨裁者的領導下”“將形成一個全世界的政教統一的組織形態”和“法西斯型的世界極權主義”的后果：

富人的貪婪和貧困階層的增大，以及國際關系的混亂相關聯，使人好像突然察覺到全世界馬上就要大難臨頭似的。我估計在這種事態中，法西斯型的世界極權主義大概會打倒地方主權國家、民主主義政治和自由私有企業制這些已有制度。這種極權主義運動，在千鈞一發的最后時刻使社會穩定下來。并且會采取根本措施，在必不可少的基本改革中，似乎會伴隨著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可以想像，這個世界革命運動將形成一個全世界的政教統一的組織形態，產生出獨特的新的意識形態。

我還想，這種革命事業在一個殘酷的世界獨裁者的領導下實現的時候，大概將出一種反動，使以前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即穩定本身，會變為更加穩定，因而也更具有持續性的形式。這可能將由第二個世界獨裁者來完成，因為他吸取了前任苛政的消極一面的教訓，而使他采取的措施得人心并具靈活性。

那么，這個“殘酷的世界獨裁者”可能是誰呢？湯因比直指中國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黃種人”，他說：

將來統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國這位第二個取得更大成功的統一者一樣，要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同時也要有達到最終目的所需的干練才能。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不是在半個舊大陸，而是在人們能夠居住或交往的整個地球，必定要實現統一的未來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漢朝的劉邦。這樣的政治家是中國人？日本人？還是越南人？或者是朝鮮人？

這里已包含了警告美國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將為中國取代，西方文明將為東方文明所取代，換言之，歷史上的“伴隨著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的“黃禍”將再次“威脅”西方世界的隱喻。

1952年，就在美國人深陷在朝鮮戰場的時候，湯因比曾提出過“文明沖撞”的觀點。他接受BBC廣播電臺邀請作了一系列講座，隨后將這些內容整理并以《世界和西方》為書名出版，認為“對同一時代中不同文明碰撞的過程與結果的比較研究，是理解人類歷史的一把鑰匙” 。30年過后，湯因比便將東方中國及其儒學推到世界“宗教統一”的聚光燈下。他說：

在過去實現的部分統一中，武力稱霸的同時，宗教也是一股強有力的力量。在帝制中國和羅馬，武力統一之后，接著就是宗教統一。帝制中國采用儒教作為國教，羅馬采用基督教作為國教。在伊斯蘭歷史上，也是傳教和武力征服相輔相成進行的。但是中世紀的西歐世界，既不是宗教統一和行政統一同時進行，也不是二者相繼進行的。估計將來在全球規模進行人類自發統一中，總要有一個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廣，由此來完成這一重要任務的。

那么，這個“共同宗教”的藍本是什么呢？湯因比沒有直接回答，但從他提出中國能夠統一世界的優越條件看，這個藍本就是以儒學為底色的東方宗教。他提出的東亞將“成為全世界統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軸”所具備的7條優勢條件中就有6條涉及中國儒學、佛教及由此生發的“中華民族的經驗”“中華民族逐步培養起來的世界精神”以及“東亞人對宇宙的神秘性懷有一種敏感，認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敗” 的認識。

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69年宣布放棄世界主義和撤出亞洲的政策，英國湯因比和日本池田大作緊隨其后便聯手發表對話體著作《展望21世紀》，這給人一種英日重敘1902年舊情的感覺。不同的只是，1902年他們用“槍桿子”結盟以對付俄國，這一次則是以“筆桿子”結盟，挑撥中美間的“文明的沖突”。他們將中國列為“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的國家，將中國儒學列為未來世界“共同宗教”的藍本，這樣可達到一石雙鳥的目的：一方面，它可以煽起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未曾體驗過的“世界主義”豪情，脫離毛澤東為中國制定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的國策，使中國在蘇聯倒下后與美國在世界范圍內繼續爭霸，從而將蘇、美、中這三個“雅爾塔體系”的支柱國家拖倒。只有如此才能恢復歐洲——當然還有日本——在這個體系中失去的戰前利益。另方面，將中國的未來與“世界政府”和“世界統一”等概念聯系起來，暗示美國：如果掉以輕心，“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而中國“秦始皇的政治統一是靠武力完成”。

（四）愛的囈語

與《歷史研究》一樣，湯因比在與池田大作對話中仍不忘記曾讓西方殖民主義屢試不爽的可讓被壓迫者主動繳槍的“關于愛的囈語” 。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書中以牧師的口吻說：

我相信人的正確的崇拜對象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的彼處”，宇宙的背后的某種“終極的精神之存在”。我還認為這種終極的存在就是愛。

歷史證明，通過戰爭圓滿解決糾紛的事例幾乎是沒有的。所以也很少有通過戰爭長久解決問題的事例。

在幾個刺激經濟發展的因素中，只有戰爭的代價最高，單從代價最高這一點看，戰爭也肯定是最不受歡迎的刺激物。

在最近的將來，我們會越來越有足夠的軍事以外的刺激。在迅速來臨的下一個歷史階段，人類只為保衛自己的生存，就得全力以赴地進行斗爭。我們要穩定世界經濟、制止人口爆炸。同時，還需要恢復宗教的權力——無論過去還是將來，作為人類關心的主要事業都應如此。人類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多得難以應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再需要戰爭的，也一定沒有時間去從事戰爭。

作為歷史學家的湯因比，完全不顧戰爭起源于不平等的生產資料占有及不公平的產品分配制度的基本事實，將戰爭產生的原因歸結于抽象的“人的本性”：

消滅戰爭一定是可能的。即使就一切人來說，不可能根除戰爭以外的暴力行為，而消滅戰爭也一定是可能的。丟掉五千年來的習慣，的確很困難。盡管如此，我想核武器的發明給我們帶來了成功地消滅戰爭的可能性。

在戰爭這種制度的背后，存在著這樣一種設想，就是認為交戰國必有一方勝利，一方失敗，而戰勝國從勝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這種企圖往往是隱藏在背后的。實際上，戰爭往往給勝利一方也帶來破壞。至于核戰爭，可以明確地說，勝利的一方是不存在的，無論你付出多高的代價。這種推測將會打消各國發動戰爭的合理動機。

但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們違背理性而采取集體自殺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戰爭制度只要沒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這種制度所代替，是不會杜絕的。

那么，這個世界政府是誰的政府呢？湯因比給出的答案是一切人的政府。而解決其間生產資料不平等占有關系的方式是什么呢？湯因比給出的答案是“愛”。他在耗時近30年才完成的《歷史研究》全書的結尾時說：

愛的問題是經常伴隨人類生活的一個基本倫理社會問題，并且在今天已經成為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很顯然，現在人類必須作為一個單一的家族，走上共同生活的道路。原子能被用作武器的今天，地理上的距離已被消滅。人類避免集體自殺的途徑，除此以外，別無他法。何況從現代社會的發展動向來看，技術上各種成果所要求的形勢，是把人類引向完全相反的方面。為此，愛的問題已成為十分緊迫的課題。

讀湯因比的歷史書時，有時真不知是在讀歷史還是在讀宗教。“愛”，這沒有錯，問題是在生活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歷史條件下，怎么愛，與誰相愛，如何進行“婚前財產公證”，個人如此，國家亦然。比如在釣魚島主權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中國和日本之間怎么“愛”？在臺灣沒有和祖國大陸統一之前，中國和美國怎么“愛”？換言之，如果沒有生活和生產資料的不平等的分配和占有，如果沒有世界強權對弱小國家主權的侵犯，又何來人類仇恨？湯因比回避了這些問題的實質，一味空談“愛的問題已成了十分緊迫的課題”，這有多少意義呢？

湯因比的“學術研究”畢竟是為英國的外交戰略服務的。英國外交以冷酷著名，因此，湯因比的“愛的囈語”只用于讓對手國家主動繳械。歷史上俄國是英國的最大對手，英帝國的解體就是美國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聯手蘇聯共同擠壓歐洲英法等國的結果，而扳回這次敗局的重要方式就是利用美國擊倒蘇聯，利用蘇聯拖垮美國。與17世紀英國牧師們在北美的“愛”的傳教使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了滅族之災的后果一樣，湯因比“愛”的傳教則在20世紀末的蘇聯開花結果：它忽悠出了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1991年蘇聯解體。

如果我們比較湯因比的戰爭與和平的論述就會發現，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它有著驚人的一致；如果再看一下蘇聯解體的結果，更會覺得 “槍戰”有時候還真不如“筆戰”見效。

1987年戈爾巴喬夫發表《改革與新思維》，將湯因比在《對話》中表達的抽象的“愛”推入蘇聯的政治實踐。他說：

我們確實關心為我們國內的進步創造正常的國際條件。但是，我們主張建立沒有戰爭、沒有軍備競賽的世界，主張建立沒有核武器和沒有暴力的世界，并不僅僅因為這是我們國內發展的理想條件。這是根據當代現實而產生的世界范圍的客觀需要。

可是，我們的新思維在發展。世界不但生活在核威脅的氣氛中，而且還有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和新的緊張狀態沒有得到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和緊張狀態是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問題的激化而產生的。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任務，如果不能共同解決這些任務，人類的未來就成問題了。各國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休戚相關。而積存的武器，尤其是導彈核武器，使得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即使這場戰爭不是蓄意挑起的，而是由于技術上的差錯或心理失常偶然產生的。這樣一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會成為犧牲品。

看來，大家都已同意這樣的看法：在這場戰爭中既不會有勝利者，也不會有失敗者，因為不會有誰能保全下來。這是對所有人的死亡威脅。

新的政治思維的基本原則很簡單：核戰爭不可能成為達到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及任何目的的手段。這個結論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質，因為它與傳統的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概念徹底決裂。須知，正是戰爭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義。核戰爭是毫無意義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沖突中，既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但世界文明將不可避免地被摧毀。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戰爭，而是自殺。

核武器當然會消滅人類文明，但核武器不能消滅，充其量也只是限制了基于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的戰爭規模和范圍。核武器的出現就是戰爭手段無限使用的結果，而戈爾巴喬夫將結果當做原因并因此放棄了參與競爭的物質手段，其結果必然陷入沒有“批判武器”的“武器的批判” ，即只能用抽象的倫理解決現實問題，將政治問題簡化為宗教問題。他說：

由此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以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幾百年，乃至幾千年形成的。它們成為一種幾乎不可動搖的公理。現在它們失去了所有理智的依據。過去曾作為一種經典公式的克勞塞維茨公式——戰爭是政治以另一種方式的繼續——已經過時了。它應藏在圖書館里。在歷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會的道德倫理標準作為國際政治的基礎，使國際關系人性化，人道主義化。

最后，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鉆入湯因比的“生命的尊嚴才是普遍的絕對基準” 的普世陷阱，他宣布：

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更確切地說，是承認人類的生存高于一切。

馬克思說“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陽”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戈爾巴喬夫信了湯因比“愛”的宗教，結果與印第安人接受歐洲“和平主義”牧師們的說教放下武器后就被滅族的命運相似，與湯因比史學觀一致的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帶給蘇聯的結果是在“新思維”提出五年后蘇聯解體及俄羅斯人民由此所經歷的巨大的痛苦！

但是，美國并未就此立地成佛。1998年，美國為首的北約干涉南聯盟事務，發動科索沃戰爭，將東歐從俄國傳統的勢力范圍剝離開來，21世紀伊始，又以“反恐”的名義揮師直搗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此隔斷了俄國經營多年的南下印度洋的傳統路線。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

偌大的一個蘇聯共產黨，由于路線錯了，擁有龐大的國防力量反倒沒有安全。那么，戈爾巴喬夫錯在哪呢？錯就錯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嚴肅的政治，將政治問題當宗教問題處理；用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那位海爾曼•克利蓋的話說就是“把共產主義變成關于愛的囈語”；說這位“鄉下牧師把爭取共產主義社會的斗爭變成‘對那種共性的偉大精神的探求’”，“把共產主義描繪成某種充滿愛而和利己主義相反的東西，并且把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運動歸結為幾個字：愛和恨，共產主義和利己主義。這正顯示了他的怯懦”；“如果工人接受，就會使他們意志頹廢”。看看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其內容近可追溯到湯因比，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可追溯到海爾曼•克利蓋。用這樣的意識領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焉有不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