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努力提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水平，必須養成優良的學風和文風。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輝煌，還是蘇聯共產黨失去執政黨地位的悲劇，都證明了學風與文風問題關涉政黨的生命力。提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水平，研究者需要提高學術修養和學術造詣，開闊視野，增強思想性，增強語言的感染力；需要增強歷史縱深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放到人類思想史、世界社會主義史、中華民族思想史以及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凸顯其偉大意義；需要提高思想境界，堅持人民至上，擁有家國情懷，否則，難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光輝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時代創立的最新形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引領中國繁榮富強和世界發展的科學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理論界設置專門的研究機構，部署了大量高規格的研究課題，組織了龐大的研究隊伍，掀起深入學習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熱潮，涌現出大量圖書、文章、視頻等研究成果。
這一創新性思想已經進入學校課堂，引發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和巨大研究熱情，隨著研究的廣泛深入，對其認識也越來越深刻和豐富。同時，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理論界對新時代新思想的研究，還需要再進一步。如果我們理論工作者的研究不再深入，我們就沒有達到所處的這個偉大時代對理論工作者的要求，就辜負了黨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我們強調用優良學風文風學習與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因為良好的學風文風能夠表現一個政黨旺盛的理論創造力，而理論創造力又是黨的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一個富有活力、生機勃勃的政黨，一定是一個富有理論創新能力的政黨，而富有理論創新能力的政黨必然離不開良好的學風和文風。不良的學風和文風，將窒息一個政黨的理論創造力，導致政黨生命力的衰減。優良的學風和文風保持了中國共產黨這個百年大黨風華正茂的狀態，我們更應該以優良的學風和文風深入學習與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事業成敗的歷史證明了學風和文風問題不是小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百年歷程中不斷創造輝煌，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理論上分清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富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空洞抽象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用生動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和文風，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式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學風和文風，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際問題，使馬克思主義時代化中國化。延安時期，經歷千難萬險長征之后的中國共產黨，有了相對穩定的環境，決定開展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先后作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后來改為《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整風動員報告，把整頓學風與整頓黨風并列。毛澤東把學風和文風看得如此重要不是偶然的。中國共產黨的事業若要取得進步，需要生動活潑和富有創新性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風和文風，“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黨的事業的失敗和成功、進步和退步、挫折和勝利，一定程度上與黨秉持的學風和文風有關。就整體而言，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尚處于幼年期，學風和文風上顯得相當幼稚，缺少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理論創造力，習慣于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習慣于從書本的個別詞句出發，夸夸其談，引經據典，而不去研究如何讓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里的正確結論與中國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黨內不但盛行教條主義，還存在經驗主義的不良風氣。經驗主義與教條主義雖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質上，兩者卻是一致的。他們都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他們都違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把片面的相對的真理夸大為普遍的絕對的真理；他們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觀的全面的實際情況”[2]。而毛澤東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和文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過去和現在，認真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得出結論，作為中國革命的行動指南，再在群眾的實踐中去考驗這些結論是否正確”[2]。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二十八年間，前一個十四年，伴隨著教條主義的理論脫離實際、僵化生硬的不良學風和文風占據全黨理論的支配地位，黨的事業遭受重大損失，紅軍被迫長征；后一個十四年，隨著毛澤東取得全黨的領導地位，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和文風占據全黨的指導地位，革命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1991年蘇聯共產黨失去執政黨地位，蘇聯解體，這是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的巨大災難。蘇聯共產黨失去執政黨地位的悲劇，也說明了學風和文風與政黨興衰相關聯。蘇聯解體前，蘇聯共產黨黨內和社會科學界庸俗的學風和文風已經反映出蘇聯共產黨喪失了理論的創造力。2000年，俄羅斯出版了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國家杜馬議員利西奇金和謝列平教授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揭示了蘇聯解體的信息心理戰的教訓，其中，有對蘇聯解體前社會科學界的惡劣文風和學風的揭露：“使馬克思列寧主義進入停滯和僵化狀態，讓它脫離現實，脫離具體科學并逐漸變成一種教義”;“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一切鮮活思想和新理論隔絕，甚至具體情況下理應接受的新思想和新結論也不例外”，“創建用毫無意義的圓滑詞句拼湊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新語言’”[3]。20世紀70年代末，蘇聯出現了“發言和演講空洞無物，甚至經常是毫無意義、毫不掩飾地空談”[3]等現象。利西奇金院士和謝列平教授批評1954年版的《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提出的各種結論，在書中講得啰啰嗦嗦、模棱兩可”,“在這樣的論述中，整個現實生活和所有新生事物都被抽取掉了。世界仿佛停止了發展”[3]。“后來的各版依然保留了令人驚訝的連篇空話，與本版(1954年)的主要區別只是在于修辭上有所改進，并更換了一些例子和引文。”[3]他們還指出，所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基本上都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科學社會主義的教科書也讓人生厭。他們以1979年出版的由22位意識形態專家參加的科學社會主義教科書為例：“這本長達432頁的教科書給它的每一位讀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是一部表述含混、廢話連篇、詞藻華麗和老生常談相結合的真正杰作。”[3]利西奇金院士和謝列平教授在引述了該書中的典型段落后說：“上述引文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不錯呀，好像都對呀。’但如果仔細讀一讀，就會發現，通篇都只是一些四平八穩的老調、冠冕堂皇、咬文嚼字。實際上這里沒有任何思想，沒有任何實際內容。”[3]中國革命事業的成敗歷程和蘇共喪失執政地位的悲劇，告訴我們要做好新時代新思想的研究，務必理論聯系實際，解決新時代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遇到的實際難題。許多學者深度研究中國社會實際，調查民情民意，研究問題的來龍去脈——歷史、現在和未來，產出了大量能夠在中國發展進程中發揮實際作用的成果。在研究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時，有學者已經擺脫了簡單地重復黨的文件中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若干特點和內涵的俗套，結合新中國和改革開放的歷史，從專業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社會科學》從2022年初富有前瞻性地精心組織了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知識體系”的專欄，在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本質之前，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論文。如呂煒教授等的《從財政視角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關注到“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更能夠凸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獨特性，是觀察這條獨特道路、考察這一形成過程的重要視角”。文章“試圖從財政角度出發去理解和闡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通過深入探討財政與改革、財政與發展的內在邏輯，清晰認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獨有價值，進而討論中國特殊現代化實踐對人類現代化道路探索的一般性貢獻”[4]。該刊還發表了路風教授的《中國經濟為什么能夠增長》、王靈桂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等文章，都是材料豐富、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的優秀之作。程恩富教授等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超越》，結合自己人大代表履職的觀察和思考，具體對比中國與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同，解答了評價國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標識的難題，富有說服力地講清楚了我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如何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拓展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研究，是理論聯系實際的佳作[5]。但是，新時代新思想的研究存在不均衡的現象。在一些學者嚴肅認真地研究新時代新思想的同時，也有學者作風漂浮，缺乏扎實深入實際問題的能力，缺乏從理論聯系實際過程中培養出來的問題意識。社會科學的研究，尤其是新時代新思想的研究，需要活學活用新思想解決實際問題的問題意識。研究者要善于在理論與實踐活動中發現一般人難以發現的問題，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新問題，用科學的路徑解決新問題。沒有問題意識的研究，往往成為空對空的無病呻吟，成為無事生非的泛泛之談。如果失去在現實中發現問題的能力，自然提不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得出的結論也毫無價值。由于沒有問題意識，其研究當然是無的放矢、內容空洞，不得不玩弄辭藻，拼湊四六句，好像披上令人目眩的迷彩服，以掩飾思想內容的空洞淺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生動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實踐中探索、總結出來的，需要研究者回到火熱生動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去深入學習和體會感悟，提高研究能力。有學者穩坐辦公室和書房，逃避社會實踐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不深入社會實際調查研究，不深入改革開放一線參加實踐，不去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社會各界人士交朋友。這種靠搖晃筆桿子寫出的論著，內容空洞乏味，只能是裝腔作勢、高高在上，板起面孔訓人，語言干癟。現實生活中的熱點難點問題，一般是社會普遍關注、事關改革開放全局的問題，往往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深層次矛盾，關系到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社會穩定。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東西部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以及人口環境資源保護的壓力不斷增大。學者們應該走出高校、研究院，直奔綠色的田野、忙碌中的廠房，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體驗工人、農民、機關干部等不同社會階層的生存狀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找到熱點難點問題的癥結所在，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和文章思想深刻，新見迭出，說理透徹，生動形象，視野開闊。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論著，要實現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統一，需要研究者提高學術修養，開闊視野，增強思想性，增強語言的感染力。增強語言的感染力，就需要研究者懂點詞章修辭學，講究語言層面的技巧，準確生動形象地表達思想，增強文章的感染力，同時產生美感。學術研究，來不得半點浮夸和驕傲，需要嚴肅認真的態度，但撰寫新時代新思想的高深的學術論文，不見得一定要端著高高在上的架子，板著先知先覺的面孔訓人。研究新時代新思想的成果，不應該用呆板的格調，叫人讀起來毫無興味；更不應當因襲或模仿，讓讀者感到完全是浮詞濫調，毫無新鮮氣息。有些研究者要么追求晦澀難懂的學術巫術，要么熱衷于空洞無物的官僚語言，使其著作喪失了生動活潑的生命力，只能讓人民群眾敬而遠之。如果研究新時代新思想的論文文體單調，語言古板，千人一面，千文一面，老生常談，極少有研究者的個人風格，一定會阻礙新時代新思想研究事業的發展。昨日的妙語往往成了今天的陳言，作者諄諄，讀者藐藐，讀者自然不愿意為那些乏味的文字浪費時間。某作家曾講述讀初中的自己已經通過對比共產黨人李新和國民黨北平市社會局局長溫某某的不同學風和文風，感知到共產黨必勝、國民黨必敗的歷史趨勢。李新同志是該作家接觸到的第一個共產黨員，李新“天衣無縫，嚴密妥貼，戰無不勝的論證方式”讓該作家佩服不已。“他的雄辯，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與表達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創造性、堅定性、完整性、系統性與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頂，撥云見日，大放光明。”[6]該作家已經不記得溫某某給學生訓話時講了什么內容，但“記得他的怪聲怪氣，官聲官氣，拿腔做調，公鴨嗓，瞎跩文卻是文理不通”，“他與李新同志的對比太如地下天上了”。“我當時立即堅信：李新同志、共產黨人的邏輯、正義、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滿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談、潤物啟智、真理在手，顛撲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作為新生力量的共產黨，她講得是多么光明，多么科學，多么有作為，多么激動人心啊！”該作家得出一個結論：“一個政權的完蛋是從語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來的，是首先從語文的衰落與破產開始了走下坡路的過程的。同樣一個政治勢力的興起也是從語文上就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6]當然，該作家不是簡單地從兩個人的表現得出如此重大的結論。他說：“還不僅僅是這兩個人的對比。我讀左翼著作，新名詞，新思想，新觀念，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強烈，鮮明，潑辣，講得深，講得透，講得振聾發聵，醍醐灌頂，風雷電閃，通俗明白，耳目一新。而你再看舊政權的作品，例如蔣的《中國之命運》，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溫溫吞吞，含含糊糊，嘴里嚼著熱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無法昭昭。一看語言文字，就知道誰戰勝誰了。”[6]所以，研究新時代新思想，應該講究遣詞造句，語言生動活潑，增強文章的感染力，以提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力。好的研究文章有著深刻的思想，能發現常人注意不到的道理，不去追求無病呻吟的華麗辭藻，但需要恰如其分、富有感染力的表達。高手寫文章，能讓讀者在通俗易懂的論著中獲取深刻的思想。在世界軍事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論持久戰》，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矛盾論》《實踐論》，都是思想深刻、邏輯嚴密、語言生動、通俗易懂的傳世之作。文章大家毛澤東能將政府的公文寫成洋洋灑灑的美文，如大家已經熟知的毛澤東于1958年10月6日、13日、25日寫的《告臺灣同胞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再告臺灣同胞書》，里面有“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為期不會很遠。他們一定逃不掉的。他們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苣芡?，我亦能往，總是可以抓回來的。一句話，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門海域，美國人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切切此令！”[7]理直氣壯，氣勢恢宏，義正詞嚴，亦莊亦諧，妙趣橫生，值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者反復吟詠學習。撰寫新時代新思想的論著，需要嚴肅認真的專業性的敘述方式，但研究者不應該寫出讓讀者看不懂的、晦澀的、古板的學術專著和學術論文，并以此為榮，顯擺自己高不可測。有人寫的研究新時代新思想的文章，沒有提供新材料新視角新觀點，語言干癟生硬乏味，面目可憎，像個癟三。這類文章，好像故意倒讀者的胃口，沒有人愿意讀。所以，新時代新思想的研究者需要下苦功夫，學習語言表達技巧，提高書面語言的表達能力。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他們的語言非常生動、準確、傳神。我們的祖先留下不少精美的語句，言簡意賅，雋永悠長，讓人回味無窮。當然，還可以向外國的語言大師學習。研究本身就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而發現問題就是要揭示事物本質。一般而言，做新時代新思想的學術研究應該充分調研，查閱文獻資料，系統周密地分析，逐步達到新時代新思想的本質層面。寫文章就是要將這個研究過程和結果客觀準確、真實生動地呈現出來。以這樣的方式研究新時代新思想，必然能挖掘其思想內涵。研究論著呈現了研究者層層深入地開展研究工作的過程和結果，必然給人帶來曲徑通幽逐步達到思維深層的歡愉，產生邏輯展開的美感。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飽含思想深度，語言生動形象，富有邏輯的延展性，很少用第一第二第三的羅列方式寫文章，讀起來讓人大呼過癮。當他們用羅列方式建構文章時，一定是因為要表達的幾層意思是并列關系。八十多年前，毛澤東控訴黨八股時說：“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BCD，小abcd,還有阿拉伯數字，多得很！”[2]毛澤東講的這種現象在新時代新思想的研究中依然存在。新時代新思想富有思想深度，但學界缺少那種將新時代新思想的演進邏輯呈現出來的語言生動形象的美文。許多研究文章沒有將新時代新思想的思想深度展示出來，而是用一大堆符號、概念排列成為一篇文章。此類文章不是真正的研究文章，因為沒有能夠揭示研究對象的本質，只是在做概念游戲，充滿了“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BCD，小abcd”的符號。全文被分割為幾十個小段落，每個小段落僅二三百字或幾十個字，缺乏深入的論證。一個完整的思想被大大小小的“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分割成為零星碎片，前言不搭后語。它們滿足于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刻板的外在形式傷害了要表達的深層意蘊，完整的思想被肢解得雞零狗碎。這種研究，無非是將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中的詞句和語段重新排列組合一下，鸚鵡學舌、裝腔作勢，堆砌一大通大話套話，沒有給讀者提供任何新意，根本談不上深度。這種形式主義的寫法出現了新變種。我們知道，學術史的“邏輯”一詞，有著嚴格的界定，是指具有演進性的內在的本質層面的事物，而不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現象。最近幾年，新時代新思想的研究論文中存在著過度使用“邏輯”一詞裝點門面的現象，論著里冒出一大堆“邏輯”來，如“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現實邏輯”“話語邏輯”“生成邏輯”“制度邏輯”“邏輯理路”“三重邏輯”“內在邏輯”“出場邏輯”等時髦詞匯。如果真的下功夫研究了新時代新思想的內在邏輯，定能夠出現優秀成果。遺憾的是，某些標題里雖寫有“邏輯”一詞的文章，僅僅趕時髦地、盲目地用了“邏輯”一詞，并沒有研究真正的“邏輯”，不少論文將“歷史邏輯”寫成了“歷史羅列”。有的文章大小標題里注明要寫“歷史邏輯”，但文內并沒有探入歷史深處，研究歷史規律層面或本質層面的“邏輯”，僅僅是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里涉及的若干史實碎片化地排列，讀者無法從中看出歷史的聯系和規律。我們不是說“第一第二第三”“一二三四”的布局方式絕對不能用，對于那些不存在演進邏輯關系而僅存在并列關系的內容，當然可以用這種羅列組合的寫法，但新時代新思想富有思想深度和邏輯延展性，研究者需要深入研究其內在的邏輯，而不應該做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史實羅列冒充“歷史邏輯”的研究，“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么真切的內容”[2]。內容空洞、語言乏味、缺少學術思想的文章，必定會削弱新時代新思想的傳播力。習近平總書記善于觀察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和潮流大勢，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放到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去觀察分析謀劃。他曾經將社會主義500年的歷史分為6個階段，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世界潮流的角度，啟發人們看清歷史發展規律，順應歷史大勢，從而更加堅定“四個自信”。在多個講話里，他回顧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民族復興而魂牽夢縈、上下求索的波瀾壯闊歷程，借以堅定當代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2013年他再訪西柏坡時，號召人們從經過浴血奮戰即將建立新中國的重大歷史轉折背景中，深刻領會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的深邃思想和戰略考慮，保持清醒頭腦，經受住執政的考驗，防止驕傲自滿、貪圖享樂、脫離群眾而導致人亡政息的危險。他還探討了羅馬帝國、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等著名大帝國衰敗解體的原因，借此增強居安思危、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自覺性主動性。研究者需要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將新時代新思想放到人類思想史、世界社會主義史、中華民族史以及中共黨史中，做出深入的論證和說明，凸顯其偉大意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辯證地聯系在一起，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有比較才能有鑒別。只有在歷史的對比中，才能凸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價值。那些具有長遠意義的思想或決策，在短時間內難以展開和呈現深遠的、巨大的歷史意義，只有在歷史長河中才能顯現出不凡的歷史價值。深入研究新時代中國現有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需要古今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史方面的知識積累，需要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史方面的知識積累。有了這種歷史積累，研究成果才能建立在牢固的學術根基之上，成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否則，研究成果必然流于表面，落入俗套，往往成為中央文件和領導人講話詞句的排列組合，根本不是嚴肅的專業性的學術研究。歷史是一面鏡子。新時代開展史無前例的反腐敗斗爭，既可以從古今中外反腐敗歷史上獲取反腐的智慧和啟迪，也可以從歷史對比中深刻地領悟新時代開展反腐敗斗爭的歷史必然性。在古今中外歷史上，因腐敗墮落、脫離群眾而失去政權的例子不勝枚舉。從歷史上看，古代的剝削階級跳不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由于農民階級固有的歷史局限性，李自成、洪秀全等農民起義軍小勝小驕傲、大勝大驕傲，政權得而復失，留下許多慘痛的教訓。蘇聯共產黨由于嚴重脫離群眾、蛻化變質，導致了蘇聯解體，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幕悲劇。對比古今中外政權更迭的史實，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決反對腐敗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意圖。如果缺少對古今中外反腐敗斗爭歷史的分析，沒有對比世界政黨興衰的歷史，必然難以深入研究新時代黨中央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的戰略部署。如果研究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而不去聯系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就無法抓住研究對象的本質、來源和創新性。提高新時代新思想的研究水平，需要研究者聯系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從社會本質規律決定的歷史大變遷大格局大趨勢中，體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特點，揭示其歷史地位。何毅亭教授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高度，論證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為建設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國方案”,“成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主體形態，這是歷史的大趨勢和理論的大邏輯”[8],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視野開闊、內涵豐富的佳作。馬克思在《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中有一個很精辟的見解。他說：“要了解一個限定的歷史時期，必須跳出它的局限，把它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較。”[9]歷史的比較研究，可以把新時代新思想納入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有助于克服新時代新思想研究的狹隘性。唯物史觀是關于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往往通過各民族歷史發展的研究得以證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科學理論，也需要從歷史的高度、廣度和深度加以論證。我們要從人類歷史的高度，深刻把握新時代邁上新征程的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中國的現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14億人口要整體邁入現代化社會，其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的總和，將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有深遠影響的大事”[10]。人類歷史上曾經產生了許多文明，如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兩河文明、埃及文明等交相輝映，中華文明更是源遠流長、光彩奪目。近代以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中華文明蒙塵，無數仁人志士為了中華崛起而奮斗不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肩負著歷史重托，“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1]，恢復漢唐盛世以來的歷史榮光。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國人民所做的這一切努力，將永遠鐫刻在人類歷史的豐碑上，為曾經有過與近代中國相似的悲慘遭遇、正在苦苦探索社會發展道路的國家，指明了一條維持長久高速度高質量發展又保持社會穩定的金光大道。如果不聯系世界現代化歷史，不比較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不同特點，斷難洞察中國式現代化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學術研究，鐵肩擔道義，本來是極高尚的事業，功在千秋。習近平總書記堅持人民至上，富有家國情懷，所以，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者，務必提高思想境界，堅持人民至上，擁有家國情懷，否則，將難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光輝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國家懷有深厚感情。在2022年新年賀詞里，他表達了“民之所憂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情懷。他說：“大國之大，也有大國之重。千頭萬緒的事，說到底是千家萬戶的事。”[10]他“每到群眾家中，常會問一問，還有什么困難，父老鄉親的話我都記在心里”[10]，將人民的安危記在心上，時刻想著人民，奮斗為了人民。習近平總書記的人民至上情懷，源于他深厚的人生體驗。他說：“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對貧困有著切身感受。”[10]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歲月，他與山溝里貧困善良的農民一起勞動，紡線織布、種地、拉煤、筑壩、挑糞等，苦活累活臟活都干過。他說：“上世紀60年代末，我才十幾歲，就從北京到中國陜西省延安市一個叫梁家河的小村莊插隊當農民，在那兒度過了7年時光。那時候，我和鄉親們都住在土窯里、睡在土炕上，鄉親們生活十分貧困，經常是幾個月吃不到一塊肉。我了解鄉親們最需要什么！后來，我當了這個村子的黨支部書記，帶領鄉親們發展生產。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讓鄉親們飽餐一頓肉，并且經常吃上肉。”[12]有了貧困農村生活的親身體驗，習近平總書記產生了讓全體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的強烈愿望。學習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和鄉村振興的重要觀點，必須像他那樣，熱愛人民，心中想著人民，唯有如此，才能體會到他對人民的赤子之心，才能理解他關于扶貧和鄉村振興工作的強烈愿望和基本思路。有兩個縣委書記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高度贊揚，一個是焦裕祿，另一個是谷文昌。兩個人都是親民愛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秀縣委書記。初中時代的習近平埋下了敬仰焦裕祿的種子。他說：“幾十年來，焦裕祿同志的事跡一直在我腦海中，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我當知青、上大學、參軍入伍、當干部，我心中一直有焦裕祿同志的形象，見賢思齊，總是把他當作榜樣對照自己。”[13]只有從人民至上、家國情懷的角度，才能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對焦裕祿的感情以及他心目中優秀領導干部的標準。人民至上、家國情懷，是解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線索或鑰匙。習近平總書記認為，共產黨人全部理論與實踐的主線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只有從此出發，才能理解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重大責任就是對人民的責任，奮斗的目標就是滿足人民的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4]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無論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還是建設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無論是將改革進行到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還是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無論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美麗中國，還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無論是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還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決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實現共同富裕，造福于全體中國人民。相應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者，必須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沒有人民至上的情懷，就難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思想境界，就無法深入研究以習近平總書記為主要代表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全部理論與實踐，僅能產出隔靴撓癢、離題萬里、裝腔作勢的假大空成果，而無法產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有些研究者，缺少人民至上的情懷，研究目的不純正不純潔。他們不在意自己的研究能否為人民造福，能否有利于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能否有利于民族復興，而僅僅在乎自己的名字能否經常出現于期刊報端，在乎能否名揚天下和晉級升職，在乎年終考核時能否計入績效以便拿到更多的年終獎。當萬家憂樂在心頭時，研究者的胸中容易涌起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愫，與人民同患難共甘苦，字字句句總關家國情家國事，自然會產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寫有感人至深的一段話：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15]。這是我們理解馬克思一生顛沛流離而堅守信仰和頑強斗爭的指導性線索，也給我們秉持人民至上的家國情懷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迪。真信才有真情，真情才能感染人，感染人的論著堪稱佳作。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要求思想政治課教師的情懷要深，同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者要有家國情懷，心里裝有黨和人民，裝有國家和民族，關注時代、關注社會，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汲取養分，拓展研究視野。只有懷有人民至上的家國情懷，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之中，執著追求民族復興人民幸福，才能堅持真理、頑強探索、深入研究。所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者，要把對家國的愛、對人民的愛與研究工作融為一體，心中始終裝著人民和民族，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成為一份有情懷有溫度有高尚境界的事業。如果我們的研究者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人民至上的家國情懷，體驗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境界，擺脫個人“小我”的思想束縛，將自己的研究與為人民服務的高尚事業聯系在一起，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聯系在一起，與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失成敗聯系在一起，那么，新時代新思想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就不是為了滿足追求個人名利的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就不會在乎是否發表在頭版頭條還是次版次條，就不會出現無實質性貢獻而掛名他人成果的剽竊行為，就不會計較獎勵的排名或獎金的多寡，就不會有失人格、虛情假意地巴結吹捧討好賣身投靠于學界大佬，就不會大量粗制濫造那些濫竽充數、毫無學術含量的“學術專著”“學術論文”，就不會云山霧罩地玩弄華而不實的辭藻而裝腔作勢。情懷深、格調高，才能消除以博得個人功名利祿為目的的低級趣味，才能出現意境高遠的佳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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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7．
［１０］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４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１１］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Ｇ］．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
［１２］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２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
［１３］習近平．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Ｍ］．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32-33．
［１４］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Ｍ］．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
［１５］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作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本文原載《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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