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是研究民國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其重要性與學術價值不言而喻。在中外學者爭先恐后發掘這一史料寶庫的時候，我們不應忘記，最早摘錄利用《蔣介石日記》作為史料來記述蔣介石個人活動歷史的，是他早年的秘書毛思誠。
1927年至1939年間，毛思誠為給蔣介石編修《年譜》等個人傳記資料，保存整理、收集抄錄了一批蔣介石的日記、來往函電、家書公文等文獻，后來著有《蔣公介石年譜初稿（1888-1926）》（即《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在蔣介石日記研究工作中，對比其正本內容與毛氏抄本及其所著《年譜》一書中的相關記載，其內容文字異同及蔣介石修刪內容的比較，是一項非常有趣又很有意義的課題，它不僅可以對照補充日記中因年代久遠原件腐壞而造成的內容缺漏，也可以在毛思誠摘錄內容時的取舍改寫、蔣介石審閱時的刪改中，窺探其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和其欲達到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日記類抄”與《年譜》的蔣改版檔案，也具有較大的研究價值。
由于蔣日記與毛抄本、年譜總體篇幅過于龐大，難以逐一詳細比較說明。本文以蔣介石日記1927年7月的內容為主，先將三者做一試行比較，以探尋其背后隱秘。
蔣介石早年的秘書毛思誠像
毛思誠(1873—1940)，原名裕稱，字彩宇，號勉廬，浙江奉化溪口鎮巖頭村人，早年考上秀才，在村上設學館教書。1902年，因榆林村陳春泉介紹，15歲的蔣介石前往就讀，毛思誠便做了蔣介石的老師，結下師生之情。毛思誠一直從事教育，曾先后執教奉化龍津學堂、衢州省立第八師范、浙江第八師范等學校。1925年4月，時年52歲的毛思誠應校長蔣介石之邀，到廣州出任黃埔軍校秘書處少校秘書兼校史編纂委員會委員。次年，蔣又派他轉任廣東潮陽縣長，因不諳做官，8個月后辭歸。1927年后，毛思誠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中校秘書、總司令辦公廳文書科上校科長、中央第一編遣區辦事處文書科上校科長（少將級）、國民革命軍戰史編纂委員會常委、國民政府主席辦公室秘書等職。1934年7月任監察院監察委員，1936年9月任國民政府臨時高等考試監試委員。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64歲的毛思誠以年事已高為由辭歸故里。1940年7月毛思誠在奉化病逝。毛思誠是一個典型的舊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恪守傳統道德，擅長寫作。蔣介石將自己的手卷、日記、畢業文憑、公牘等44部（件）個人檔案資料一并交由他保管整理，并囑其代草擬個人傳記年表。“先生（指蔣）以緘縢數具，親付收藏，檢其所儲者，手卷也、日記也、公牘也、其余雜存也。反復披覽，悉外間所不克具，而為歷來珍秘之故楮，驚喜如獲至寶”。1931年，毛思誠為蔣介石編成集其文牘書翰而成的《自反錄》6卷，其后又編有《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蔣介石大事年表》，另著有《評注國文》《性靈詩》等。1985年，毛思誠所遺的這些資料、手稿等182件檔案，在歷經“文革”劫難后，由其孫毛丁捐獻國家，入藏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毛思誠著“蔣介石日記類鈔”（1919—1931年）， 系毛為編撰《蔣介石年譜》而分類摘錄蔣介石日記的抄本，是目前中國大陸唯一保存的一份蔣氏日記檔案，共分為“黨政”“軍務”“雜組”“文事”“學行”“家庭”“旅游”“身體”“氣候”等9類，約26萬字，其主要內容均被毛編入《年譜》中。《蔣公介石年譜初稿》一書是毛氏的代表作，共13冊，采用編年體編纂，按年、月、日分為8編，依次敘述蔣氏從出生至40歲（1926年北伐開始時期）的生平要略。書中首冊附有蔣介石的照片及墨跡，書后并附蔣家庭及外家各傳志全文，文中夾插介紹有關事件背景文字及附錄有關文稿，詳錄了蔣介石早年比較完整的歷史。該書“旁引諸多同志事跡及電牘，以資參證”，“所印極少”，并經于右任、陳布雷、吳稚暉等蔣介石左右親信人物的修訂，于1937年3月改名為《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出版，編為20冊印行。該書出版前，經過蔣介石本人逐頁審定，刪改了不少內容。當時因原稿內容涉及蔣氏個人隱私，原件均被標上“秘密”字樣，其內容依據蔣介石個人檔案編成，的確是記錄了解蔣氏前半生的重要史料。《蔣公介石年譜初稿》原稿13冊，現存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2年，由萬仁元、方慶秋主編，將《蔣公介石年譜初稿》對照《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逐一校勘，注明改動處，更名為《蔣介石年譜初稿》 出版。毛思誠著“蔣介石日記類鈔”和《蔣公介石年譜初稿》兩種文稿，都是以蔣介石日記原本為基本素材，分類摘錄編輯而成，其基本內容與原件從形式到文字都有所不同，其中的改變有三類，一是毛思誠在分類摘錄“蔣介石日記類鈔”時有所取舍及文字改動；二是蔣介石在審定“日記類鈔”和《年譜初稿》時所做的原則性刪改；三是蔣介石后來的秘書陳布雷等人校定時所作的文字梳理工作。本來，自蔣介石日記原本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公開提供查閱后，其抄本、年譜稿作為其衍生品，利用價值已應下降，但國內外的學者們，本著認真鉆研的態度和好奇的心理，對其抄本的興趣反與日俱增。實際上，經過對比勘校，我們也的確可以看到它另外一方面的價值，即毛思誠“蔣介石日記類抄”及其所撰《蔣公介石年譜初稿》底本，比較其與正本之不同點，其價值意義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毛氏抄本與年譜，其內容不是原本簡單的照錄與重復，而是經過了編輯、增刪再加工后的作品，其價值更高。其次，蔣介石日記正本，因保存年代久遠，紙張損壞，許多字跡已經模糊缺漏，難以辨認。但我們對照日記抄本與年譜，就可以做到基本上補齊與還原，這對提高日記原本價值，具有重要作用與意義。最后，在這些改動中，以蔣介石對于其日記特別是黨政、軍務、家事類內容的親筆整段刪除與改寫最為顯眼，它體現了蔣氏在其日記即將公開前的政治原因考慮與自我隱私保護，反映出蔣氏的思想變化，因此極具研究探討價值。毛氏抄本與年譜的編輯加工者主要是蔣介石本人、毛思誠以及于右任、陳布雷、吳稚暉等國民黨元老。這使得該日記的改抄本與依據日記而編定的年譜，其內容更具價值。在這些改動當中，于右任、陳布雷、吳稚暉等人對校訂年譜稿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文字的梳理改順與糾錯，另加上一些對于年譜稿寫作提煉要點的建議等。如1926年7月7日毛抄本日記“軍務類”頁眉上有批：“‘詣’字上空一格、‘點’字上空一格”，9日頁眉上有批：“‘晚’字上不空”；11日頁眉上有批：“‘憲’字上空一格”；而1926年8月15日年譜稿存錄蔣介石在株洲對第十二師官兵訓話稿中，頁眉上方有毛筆加批：吳“‘賊’字皆改為‘佩孚’二字”， 表示出一種對歷史人物評價回歸客觀的態度等等。這些批注從字跡來看,顯然不是蔣介石的手跡，應出自于、陳或吳三人之手。當然，他們不會也不能對日記內容進行原則性的修改。因此，毛思誠與蔣介石兩人對日記內容的修改和刪增值得關注。毛思誠為了準備編寫蔣介石年譜時的方便，仿照蔣介石所喜愛的《曾文正公日記類鈔》體例，對蔣日記分為9類做了摘抄，9類名目的確定自然也是毛和蔣的選擇。其中，政治類與軍務類為其主體，內容也最多，記載的是蔣氏的公務活動；學行類、家庭類最引人注目，記載了蔣氏的思想活動與感情糾葛，最富有可讀性，對了解蔣介石的品行很有價值；文事類、身體類記載其讀書寫作與健康狀況；旅游、氣候類為客觀的記錄；雜組類是內容不能明確入類者的綜合。
蔣介石對毛氏所作抄本非常重視，除逐一審改外，他還命其將其中“學行類”“此冊請即另抄一本寄下以備常覽” ，增加其在自己修養過程中的參考警示作用。所以，在二檔館毛抄本中，《學行》類有兩本， 一本是被蔣改過的比較雜亂的草稿本，另一是毛又抄成的較為工整的正式本，兩者內容基本一樣。
毛思誠在為蔣做日記分類抄本時，基本上是尊重蔣介石日記原文的（本文所引文字也照此例——筆者注）。但是也并非只字不改地照抄，而是加上了他自己的一些潤色和修正。據楊天石先生的研究：“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蔣的日記原文，然后加以文字潤色，并不改變蔣的原意，所以還是可信的。但是，仍有個別地方，毛思誠為了將蔣的形象顯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動和原文相差較遠。例如，蔣早年比較激進，主張將資本家‘掃除殆盡’，毛思誠就改為‘如不節制資本’。又如：九一八事變后，蔣日記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維護領土’的說法，但毛思誠卻修改為：‘以堅強不撓之氣概吞壓強虜’”。以1926年7月1日日記為例，這天蔣介石因上午工作時“打電話不應”，又犯了脾氣，“躁激非常”。于是在日記中大書：“極恨國人無心肝，所部無血心，每生亡國之嘆！如何能使一般餒弱殘夫振奮有為？無雷廷霹靂之威，何以能消散陰霾沉霧！” 對此激憤之言，毛思誠在當日“軍務類”抄本中改寫為：“國人、所部無血心，每生亡國之嘆，何能使一般餒弱殘夫振奮有為？無雷廷霹靂之威，何以能揭散陰霾沉霧耶？”其語氣已漸和緩些，但后來又被蔣再次修改，他先刪去了“國人”二字，變為“所部無血心，每深敗亡之懼，如何能使一般荼疲病夫振奮有為？無雷廷霹靂之威，何以能擊散陰霾沉霧耶？” 最后，到了《年譜》正式出版本中，此段內容改定為：“公嘆：國人無心肝，所部無血性，不自求進步，而一般萎靡若此，若非濟之以猛與嚴，何能復興民族，完成革命? （此句為蔣親筆所加——筆者注）不施雷霆霹靂之威，陰霾何由擊散乎？（何以消散陰霾?此句為蔣所改——筆者注）”。從這一節內容的幾次改動來看，毛思誠作類抄時是要把蔣介石的沖動與激憤之言“磨磨平”，蔣介石自己事后再改日記時是要把內容“拔拔高”，于是，本來生動形象而反映出真實情感的日記，最后就變成了富有官書特征的說教之言，一聲“公嘆”幾分“嚴謹”之中，卻完全失去了原文中“極恨”的色彩與意義，一個“血氣方剛”的蔣介石就此變成了“深沉善耶”的政客，一點“革命精神”也就此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毛思誠當時手中占有許多蔣介石的資料，除了日記外，還有蔣的手稿、文作、公函、雜記等等，所以，他針對日記所載在年譜中逐日補入相關文稿，使抄本內容更為豐富。但對于蔣日記，他在分類抄寫時雖連枯燥的天氣情況也專冊抄寫，卻忽略了蔣介石每日在日記前后必寫的警示與自勉部分。1926年前后，正是蔣介石仇恨英帝國主義最甚的階段。前一年的6月23日，廣州租界的英國軍隊悍然開槍射擊為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游行的中國群眾，打死我50余人，傷170余人，是為“沙基慘案”。“事件發生后，蔣介石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他自黃埔赴廣州途中，覺得一路景色凄涼，天空‘頓呈不可思議之紅灰色’。第二天，他在發病高燒中仍集合士兵講話。第三天，他在日記提要欄目中寫下：‘如何可以滅此橫暴之陰(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記中書寫‘仇英’標語，總計約近百條。” 在1926年7月日記中，每日開頭都有“社會記事”一欄，蔣介石總以強烈的憤慨心情寫下“陰（英）番可殺！”“陰（英）番必滅！”“我滅陰（英）寇！”“陰（英）番何日可以驅逐？”“陰（英）番搗亂！”等口號，他把英國的“英”字改寫為“陰”，這些口號既是抒發仇恨又以之自勉。７月21日，因英僑拒絕檢驗貨物，廣州工人糾察隊扣留英商二名及其船舶，港英當局隨即派兵占領深圳車站，引發了廣東國民政府與英方的又一輪沖突。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記道：“蠻番不問理由，即將我深圳車站派兵占領，事之可恥孰甚于此！”次日再記：“得陰(英)番占領深圳之報，不勝憤激，乃與鮑顧問磋商應付諸事。” “沙基慘案”及后來的對英斗爭對他的刺激實在太深，以致十多年后到了抗戰時期，在與英國結為反法西斯同盟之后，他對英人仍無好感，不斷批評之。除了“社會記事”外，毛思誠在類抄中對日記前部之“提要”及后部每日自警之句，如“色念疑慮、忿怒愧悔諸過未改。靜敬澹一、發強剛毅諸箴未守也”也未抄錄。其實，這幾部分的內容雖有重復，但非天天都寫，且內容也有變化區別，可見其是有針對性的，具有研究參考價值。 1926年7月的日記類抄，包括有“黨政”“軍務”“雜組”“文事”“家庭”“身體”“氣候”幾類內容，除“氣候”類僅書記每日周幾及天氣、溫度外，別無他事，而“學行”“旅游”兩類7月空缺，概因為當月正為北伐軍興，蔣介石無暇旅游，至“學行”，一般記載蔣的自省、感悟與思想動態，比較重要，其中既有他對辦事猶豫、動手打人的反省，也有他對午睡時不良習慣的愧悔，更有他為自己加勉的決心，實為生動。通過閱讀毛抄本，我們可以發現，實際上，毛思誠把蔣日記分作9類摘抄似乎是個吃力不討好的選擇。因為蔣介石每日作記，基本上是按照時間順序來記事議論的，而毛思誠卻要把每天原本順暢的記錄打亂，分別抄為9類，除了需要反復閱覽原文外，如何斷句也是件費神之事。常常原本中的一句話，因涉及兩方面，就需要斷開或重復抄，所以完全照抄原文是不好辦的，必須有毛的再加工。如1926年7月30日，蔣介石記道：“下午休息后看鄧文儀由俄來信，其中以土地制度重要。土地制不外土地國家外[化]（即歸國有）與土地社會化（即歸社會分配），如太平天國制是也。余復之，記事。其言軍隊為青年人民之學校，余深慚有意而所不及也。”毛思誠在當日類抄“黨政類”中抄錄道：“下午，看鄧文儀由俄來訊，其中以土地制度為重要。土地制度不外土地國家外[化]即歸國有與土地社會化即歸社會分配，如太平天國制是也，余復之。”又在同日“軍務類”中抄錄道：“鄧文儀由俄來訊，有言軍隊為青年人民之學校，余深慚有意而所不及也。” 一事分二抄錄，也麻煩。此種分類復抄情況多了，他自己也記不住，故而重復抄寫就在所難免了。如1931年2月1日的日記，毛思誠在“家庭類”中抄錄道：“上午與愛妻往謁譚組公靈，以其今日誕辰也。”同日在“雜組類”類又抄道：“晨起禱告后與愛妻往謁譚組公靈，以其今日誕辰也。”真是難為了毛秘書。此外，類抄中還存有另一些問題，如軍務類的內容比較龐雜，并非單純軍事，包括一些感想、觀察，甚至非軍事的宣傳、組織工作等等。如前引7月1日打電話引發的憤慨之言；北伐出師時與蔣緯國“含淚而別”之感慨等等，統統歸入了軍務類，這也難怪，因為當時作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總是以軍務為工作主體的，他的基本活動，都與軍務有關，連主持同學會演講，也是軍務，因該會乃為“黃埔同學會”也。但這同時也說明了毛氏作類抄時選材標準并不太細致，只是聊作參考罷了。總體來看，毛思誠的分類抄本在內容上基本是忠實于蔣介石日記原本的，沒有什么原則改變。字句的修訂和內容分類的鑒別選擇，雖有若干特色或可視為問題，但也不影響對日記原意的了解。只是類抄本被多次審改，特別是蔣介石或于右任等人常常在毛氏舊改字跡上再次改涂，致使頁面較亂，閱讀鑒別較為費事。但無論如何，在填補蔣日記原本缺漏字方面，毛抄本是最好的依據。三、蔣介石刪改政治、家事和個人品行等內容，以維護完美正面形象本來，蔣介石對其日記是不準備公開的，所以他在其中記載了許多隱私，但他知道秘書們所作的抄本除了備份之用外，是要用來寫年譜出版的，故他對抄本和年譜稿本就進行了認真的審改。從目前校勘的情況來看，蔣介石對其日記抄本與年譜初稿的原則性刪改主要集中在政治與家事、個人品行等方面的內容。可以從以下三點分析其情況與緣由。
一是因為政治背景時過境遷，個人立場發生變化，蔣介石對自己過去的講話、文稿中的內容不再認可，需要全刪或全改，以便“與時俱進”。如1926年8月15日年譜稿存錄蔣介石對第十二師官兵訓話稿中，原有以下一段他痛斥吳佩孚和帝國主義“討赤”口號的文字，其內容口吻非常革命，慷慨激昂，讀來令人拍案叫絕，茲附錄如下，供鑒賞：吳賊（佩孚）所資為號召者，厥為‘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者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全世界革命聯合戰線之口號也！‘赤’為何意？蘇俄之白[赤]黨與赤軍，以赤幟表示其革命民眾之赤血，換得其國家獨立自由之代價也。解放人類之痛苦，保障人民之利益，以民眾為基礎，而推翻其帝制之白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實行廢除國際不平等條約，而為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人類謀解放者也。帝國主義口中之所謂赤化者，實則革命之民眾化耳！……以民眾化之國民革命軍，擁護多數被壓迫之人類，即使云赤，何嫌何疑！但諸如這樣充滿革命激情的文字，乃至于他曾經說過的“反共就是反革命”口號，都被蔣介石在審改時以紅筆一圈悄然刪除了，其原因不言自明，這時的蔣介石已經變了，他已不再反帝親俄，甚至，他已經不再“云赤”，還加入了“討赤”的隊伍，親自向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開戰了！于是，當年蔣氏這類同情于中國革命的“左傾”言論自然必須刪除。二是因為蔣氏個人婚姻的變化，他與宋美齡的結合，使其在對外宣傳中必須避諱乃至完全隱匿他過去與陳潔如、姚冶誠的婚姻關系。1926年，正是蔣介石與宋美齡熱戀的時期，在他的日記中，已經有許多他傾慕宋、熱戀宋的記錄，但同時，他與當時的妻子陳潔如剛結婚五年，按常理應仍是感情較好之時，但因宋美齡的出現，使蔣陳關系已瀕于破裂。于是，在蔣介石的日記中，便如實記錄了他對兩位女性的感情演變。從日記內容來看，蔣介石對宋美齡是真心愛慕的，這時發生在他與宋、陳之間者，不外乎就是天下被演繹過無數遍的男女情感之變。宋與陳之間從外貌、學識、品行、修養到家庭背景的巨大落差，必然成為引起這種改變的原始動因。因為有了宋，對陳的愛就有了改變，從愛憐變為挑剔，開始橫豎看不順眼。1926年時，蔣介石在日記中已對宋用盡溢美之詞，表達出無限的愛慕，“下午美齡將回滬，心甚依依”。及至婚后，蔣在日記中依然一直對宋恩愛有加：“晚愛妻明日欲回滬，彼此無限繾眷，甚不愿舍。夫妻日久更愛，信矣。”而對陳潔如則由愛漸變為指責、批評乃至厭惡，“潔如治家無方、教育幼稚，不勝怨恨”“潔如不諳家事，心甚懊悶，馳函勸□讀書”“得潔如書，知其遷賃月租七十二元華屋，不勝憤恨，奢靡趨俗，招搖敗名，年輕婦女，不得放縱也” 。甚至發展到自我懷疑和慨嘆：“潔如膠執性成，豈余有不德乎？” 不僅如此，此時還有第三位女子，即被蔣介石稱為“緯國母”的第二個夫人姚冶誠也在日記中出現了。蔣介石次子蔣緯國自小由蔣交給他的第二位女子姚冶誠撫養，原因是蔣要把離異后的姚氏定位為“緯國母”，以明確他與姚的“非配偶”關系。1926年7月2日，姚冶誠帶著蔣緯國到廣州探望蔣介石，對此，日記中有記載如下：蔣介石在當天日記原本中記道：“晚傍回黃埔，以緯國母子來粵也。”而毛在家庭類抄中改道：“旁晚回長洲，收緯國母一□□也”， 其后，蔣介石在審閱時仍毫不猶豫地將此句刪去了。于是，到了《年譜》正式出版時，僅剩下了“傍晚，緯國省親抵粵” 這一句話。對此，日記原本、抄本與年譜3種版本內容的變化，非常生動形象地向讀者展示了三者的關系和改動的情況。類似的還有7月30日日記中“七時后起床，以潔如無了[聊]，心甚懊悶，致函規之讀書治家”一句，被毛改為：“上午七時后起床，以潔如不諳家事，心甚懊悶，馳函勸其讀書”，然后依舊被蔣全刪去了。對于自己與三位女性之間的感情與生活糾葛，蔣介石也感到了麻煩與厭倦，他曾在日記中寫道：“總理之物質建設完全以國為家，奈何余時時以家為計也，可恥。改之。”毛思誠在抄本中對蔣介石家事的記錄，實際上已經改寫得充分和緩化，但本著記實的態度，仍有記錄；而蔣介石在審改時，對有關陳潔如、姚冶誠的絕大部分記錄都以毛筆涂抹或紅筆勾圈毫不猶豫地刪去，個別留存的也是符合他意圖的內容。這樣一來，從《年譜》上來看，一個個人生活情感世界比較“完美”的蔣介石就“誕生”了。至于蔣介石刪去有關二位夫人記錄的動機，不必多言，這大概是他當時所處地位的必然選擇。三是蔣介石對自己性格缺點的掩飾，以維護自己的“正面形象”。蔣介石在其日記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自我檢討與反省。除了前述日記中每天必寫的“社會記事”、文后自警之句外，他對于自己性格中的暴躁、多疑、色欲、憤懣及打罵下屬等行為，多有記錄及反省。如7月23日記：“以戴立夫……令余為難，不勝怨恨憤激，怒辱{使}其不堪，（{}內文字為后加——作者）暴躁暴橫已極，不改必敗也，切戒之”；28日又記：“轎夫貪懶，傭人無用，司令部辦事紊亂無狀，行軍次序紛亂，不勝躁急。憤怒蠻罵（毛抄本改為：不勝躁急憤怒）。”對于這類記錄，包括后來他曾在爭吵激怒之下打了小舅子宋子文耳光之事，抄本中也都做了和緩處理，到了《年譜》里，有關這些記錄已然全不見了蹤影，對此蔣介石是首肯的，原因還在于在正式出版物中為他掩飾性格缺點維護正面形象的需要。當然，蔣介石能在日記及抄本中記錄和保留自檢缺點并日日自戒的內容，也是需要勇氣的。可惜的是，看了蔣的日記，給人強烈的印象就是，他日日自檢自責，但卻不斷復犯，“他也曾設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罵人，手不打人，言不憤激，氣不囂張’。又立誓做到‘四定”，即‘體定、心定、氣定、神定’。還曾提出‘三要’，即‘謹言、修容、靜坐’，但是，收效不大” ，真可謂積習難改，秉性難移也。對于毛思誠所著《年譜》稿，蔣介石非常認真地進行了全文審閱，然后在封面上親筆寫下了“閱”字，以示認可。由于前面對毛抄本日記已進行過改刪，蔣對《年譜》稿的再改動不是很多，皆以紅筆標明，總體來看，他主要是對一些文中的用詞進行了改動，不涉及原意的修改。值得指出的還是因局勢變化，他把原文中“吳賊”改為了“吳佩孚”或“北洋軍閥”；將《電誥各征收官吏》附文及“電何應欽拿辦抗拒公債之方文雄”“電催何應欽并轉陳楚楠、李鈺變賣海灘濟餉”等內容負面的文件刪去；將在株洲對第十二師官兵訓話中追加上了“當時共產黨對第一軍竭力詆毀使之軍譽頹敗，{冀逞其報復之意}”“還有一般反動派專造本軍謠言，說是第一軍官兵如何如何”等反共言論。這些改動，基本上為出自政治因素的考慮，也是《年譜》本身的政治立場所使然。總的來看，蔣介石對日記抄本及《年譜》稿的審改，保留了基本史實，并做了相應的刪改增寫，其出發點就是基于政治的需要和考慮。現在我們對其中每一類記錄內容的改變，都可以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并成為“尋找真實的蔣介石”的前提與史料基礎，這對于相關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這就是我們今天研究蔣介石日記及其抄本、《年譜》稿版本之異同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
（作者：馬振犢系全國檔案專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林建英系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副研究館員；來源：“ 藍田書院經典傳頌”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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