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羅廣斌在渣滓洞的禁閉室里碰到老上級張國維。張國維被捕前是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他對羅廣斌說:“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沒法活著出去,但你不一樣。你哥哥是兵團司令,你有可能活著出去。所以你要注意搜集情況,征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
羅廣斌牢牢記住了張國維的囑托,積極結交獄中難友和他們交流。1949年1月17日,是江姐的丈夫彭詠梧遇難周年紀念日,江姐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要求大家對被捕前的情況、被捕時的案情應付以及獄中學習情形進行總結,羅廣斌從中獲得了不少信息。2月9日,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白公館里關押的“重犯”中有不少黨的干部,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們憑著對革命的忠貞,披肝瀝膽地向羅廣斌說出了自己的意見和想法。
圖片來源:紅旗日刊
1949年9月,國民黨當局開始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人員進行有計劃的屠殺,情況變得危急起來。獄中黨組織加緊了與獄外黨組織的聯系,希望能獲得營救。民革川康分會負責人周從化認為,如果有人能夠出來領路和說明情況,就可以用一定的武裝力量突襲白公館和渣滓洞,進行武裝劫獄。
經過獄中黨組織核心成員許曉軒、譚沈明等人認真研究決定:由羅廣斌去請求“自新悔過”出獄,與黨組織和周從化聯系,對白公館和渣滓洞人員進行營救。譚沈明要求羅廣斌為了獄中的數百同志“忍辱負重”犧牲自己,羅廣斌雖不情愿,但同意執行。許曉軒、劉國鋕、譚沈明用書面形式為羅廣斌在獄中的表現作出了結論,對獄中黨組織要求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爭取出獄的問題作了說明,并相約不管誰以后活著出去,一定要為羅廣斌“悔過”出獄的問題作證。后來,由于形勢急轉直下,時間也不允許了,獄中黨小組決定停止執行這個計劃。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殺達到了高潮,羅廣斌帶領白公館的十幾個人越獄脫險。重慶解放后,羅廣斌回到重慶到“脫險同志聯絡處”報到。他不能相信劉國鋕、許曉軒、譚沈明他們已不在人間,他更無法忘記戰友在獄中、臨刑前給自己的重托!他拿起筆,把那些無數死者生前的強烈要求、真誠的希望、帶血的囑托寫成了報告,交給了重慶市委。
這份《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分為七個部分。羅廣斌在報告一開始寫道:“下面的報告是根據集中營里(渣滓洞、白公館)所能得到的各種零星材料,經過部分同志的討論、研究而組織出來的……”,接著他將許許多多有價值的史料真實地記錄了下來。
(一)案情發展,主要講《挺進報》事件經過;
(二)叛徒群像,講劉國定、冉益智等叛變革命原因;
(三)獄中情形,講獄中斗爭情況;
(四)脫險人物;
(七)獄中意見,獄中難友總結的八條意見。
《報告》五、六部分現已遺失。
但萬幸的是,第七部分中使人震撼的“獄中意見”被保留了下來
(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
(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
(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五)切勿輕視敵人;
(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七)嚴格整黨整風;
(八)嚴懲叛徒、特務。
圖片來源:紅旗日刊
“八條囑托”是針對1948年敵人“圍剿”《挺進報》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敵人鎮壓上下川東武裝起義而確定的。因為這兩件事給四川地下黨組織造成了沉重打擊。
《挺進報》事件的惡果其實是叛徒造成的。盡管叛徒只有極少幾個,但卻是位居要職的領導干部。因為這些人的叛變,使重慶的地下黨組織遭到摧毀。
他們的叛變是獄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問題,面對慘痛損失,他們認識到領導人叛變和組織大破壞,根本的原因是堡壘內部出了問題,黨的建設和黨內教育的缺失,黨員理想信念的淡漠,缺乏激烈斗爭的鍛煉,少數人脫離監督,滋長了消極和腐化意識。如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在黨內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脹,他曾想利用職務之便,要求掌管組織活動經費的同志借些錢給他做生意。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平常大講革命氣節。在為曾紫霞舉行入黨宣誓儀式時,劉國鋕領誓,冉益智監誓。宣誓結束后,冉益智著重對他們進行了革命氣節教育。但半個月后,冉益智就把這對戀人出賣了。
圖片來源:紅旗日刊
慘痛的教訓,讓革命者痛定思痛:“沒有學習,沒有積極地要求自己進步,沒有經常的組織教育”,這是個別領導人蛻化成叛徒的原因。“希望組織上能夠切實研究,深入發現問題的根源。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保持黨的純潔性。”
為了把獄中同志們總結的教訓轉達給黨組織,他們相互叮囑:不論是誰活著出去,都一定要向黨報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這些革命先烈惦念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黨的前途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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