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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會議在紅軍長征史上，甚至在人民軍隊發(fā)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多年來，學術界對通道會議展開了全方位的研究，涉及會議召開時間、地點、背景、內(nèi)容、性質(zhì)、評價等各方面，但由于缺乏文獻史料的記載，各種論著在上述問題上表述不一。本文以學術界爭議較大的關于會議召開原因、內(nèi)容、性質(zhì)以及會議是否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和建議等問題展開研究。

一、通道會議召開的原因

對通道會議召開的原因，學術界大多認為是因為國民黨大軍云集武岡、綏寧、靖縣、洪江、會同一線，并構筑大量碉堡，阻止紅軍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紅軍面臨生存危機。除了這個主要原因外，長征以來及湘江戰(zhàn)役的損失使博古、李德遭受嚴重的信任危機；毛澤東向中央提出了改變進軍路線和軍事指揮問題。還有學者認為，由于當時紅軍極度疲勞，士氣低落；“三人團”威信下降，干部滋長不滿情緒；“三人團”對軍事指揮不滿，發(fā)生了爭論，而博古等人卻對此一籌莫展。本文認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毛澤東西進的主張逐漸在中央高層領導中發(fā)生潛移默化的作用，推動其逐步接受毛澤東的主張。湘江之戰(zhàn)后，中央紅軍向大埠頭（今廣西資源縣）地域集中，意圖從大埠頭北上湖南與紅二、六軍團會合。1934年12月3日，當紅軍推進至廣西大埠頭地區(qū)時，該地被國民黨軍隊占領，北上計劃受阻，紅軍面臨進軍方向的選擇。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堅決主張紅軍繼續(xù)西進，朱德、周恩來也表示贊成，李德、博古雖然反對，但面對當時的形勢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只得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下令繼續(xù)西進，向龍勝地域前進。雖然李德、博古并沒有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但卻邁出了極為關鍵的一步，為打破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上的專權、從軍事上糾正錯誤指揮開了一個頭，邁出了第一步。

從3日開始，中央紅軍從大埠頭地域繼續(xù)西進，翻越老山界。毛澤東認為，國民黨軍隊占領大埠頭后，湘軍主力有可能出城步、綏寧、通道截擊紅軍，其一部繼續(xù)尾追紅軍，桂軍則有可能由大榕江口、龍勝側擊紅軍。為了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紅軍應先于國民黨軍隊進占通道。這得到張聞天、王稼祥的贊同，并與博古、李德展開激烈爭辯。朱德、周恩來經(jīng)過慎重考慮，也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博古、李德也認為，也可以從通道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也勉強同意了毛澤東的主張。12月4日，朱德電令紅軍各部“以繼續(xù)西進至通道以南及播揚所、長安堡地域”為目的地，進一步明確了紅軍進軍的方向。

紅軍經(jīng)過艱苦轉戰(zhàn)，于12月8日抵達龍勝地域。此時，國民黨追剿軍第1兵團進至武岡、綏寧地域，準備向靖縣、洪江挺進；湘軍第16師則進至城步，擬經(jīng)舟口、木路口、臨口向通道挺進；桂軍第15軍先于紅軍占領了龍勝，與尾追紅軍的桂軍第1追擊部隊東追南堵，夾擊紅軍。面對這種形勢，毛澤東等主張放棄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繼續(xù)西進入貴州，遭到博古、李德的拒絕，因而12月8日“中革軍委”做出的紅軍9日的行動部署依然是占領通道及其以南地域。毛澤東則認為，湘西是敵人的防堵重點，紅軍不能北上與敵人硬拼，而應避強擊弱，西進貴州。毛澤東先后找王稼祥、張聞天交換了看法。毛澤東說：“蔣介石已在湘西布置好了大口袋，等著我們?nèi)ャ@，我們應該‘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敵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陣，我們就另辟生路由他去。貴州方向敵人兵力不多，更沒有堡壘工事和設防體系，我們可以乘虛而入，改變路線，不去湘西，折向貴州，讓蔣介石白白操勞撲個空。”王稼祥、張聞天表示贊同，王稼祥說：“應該這么辦，來個避實就虛！”

此時軍情緊急，桂軍步步緊逼，不斷派小股部隊襲擾并派特務到處縱火，使紅軍非常疲勞，中央主要領導人聚在一起開會討論進軍方向問題的時機不成熟，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乃將三人的意見向“三人團”提出，周恩來表示贊成，博古、李德堅決反對，爭論的結果是雙方做出妥協(xié)，不放棄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也不反對西進貴州的意見，這表現(xiàn)在12月9日“中革軍委”制定的10日行動計劃，紅一軍團繼續(xù)完成占領通道的任務，紅三軍團派出一先頭師或一個團進至隴城，向長安堡及其以西黎平道路偵察警戒。這是紅軍西進中首次提出偵察進入貴州黎平道路的電文，是毛澤東等同志力爭的結果，也是雙方妥協(xié)的結果。

這樣，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中央隊三人團”團結、爭取周恩來、朱德，經(jīng)過反復的爭論，逐步使博古、李德接受了毛澤東西進的主張，并在他們心中種下了一顆西入貴州的“種子”，這為通道會議的召開提供了可能。

二是毛澤東關于紅軍西進入黔的主張得到廣大紅軍指戰(zhàn)員的贊同，并開始有所準備。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是堅決主張西進入黔的，得到朱德、周恩來等的贊同并開始貫徹實施。從12月9日起，朱德就指示紅軍開始偵察西進入黔、進入黎平的道路，并劃分了紅一、紅三軍團西入貴州的路線：紅三軍團主力應進至長安堡、隴城地域，向林溪、龍勝兩方警戒，其先遣部隊應前出至團頭、頭所地域，偵察通播陽及黎平的道路，紅一軍團主力及九軍團進占通道及其東南和以南的地域，先頭偵察部隊前進至巖廢坡，向新廣、馬路口偵察入黔道路，并且強調(diào)：“如通道已有湘敵開到，且有強固工事，則一軍團主力及九軍團應進至通道以南及東南地域，并控制瓜坪以北及地陽坪的西進道路，以掩護野戰(zhàn)軍通過。”紅軍中的高級將領如林彪、聶榮臻、彭德懷等積極支持、貫徹毛澤東西進入黔的主張，偵察西進入黔的道路，并開始要求“全軍同志進行調(diào)查工作，開始研究黔軍二十五軍的情況及貴州政治、經(jīng)濟、地理、人口、氣候、出產(chǎn)和民情風俗等情況”，這為毛澤東主張召開通道會議提供了條件。

三是紅軍內(nèi)部存在一些問題急需解決。長時間的行軍打仗，不僅導致紅軍減員較大，也非常疲勞，需要時間和相對安穩(wěn)的地點進行休整；同時部隊中出現(xiàn)了散漫、對前途悲觀的現(xiàn)象，據(jù)陳伯鈞日記記載：“連日山地行軍疲憊甚，損失嚴重，部隊除個別落伍的有增無減，甚至整班、整排、整連（卅九團第一連）均有落伍的……個別干部缺乏信心，因疲勞而放棄工作等，是主要原因。”特別是紅八軍團在過湘江時因損失較大，在防守老山界時被敵突襲，損失也較大，部隊情緒很不穩(wěn)定。12月12日，李卓然、陳云向博古、朱德、周恩來反映了紅八軍團存在的四個問題：一是紅八軍團3個主力團僅600余人，后方部隊及師直屬隊超過主力團人數(shù)，在油榨坪時“中革軍委”要求其整編，但“軍委改編命令未執(zhí)行”；二是“兵無一致，部隊常常不能完成任務”；三是“從師到團、連干部，對部隊及前途失去信心”；四是“組織散漫，每班自弄伙食備飯”。不解決這些問題，很可能會影響整個紅軍的斗志，影響紅軍戰(zhàn)斗任務的達成和打破敵人圍剿斗爭勝利的信心，解決紅八軍團的問題就成了通道會議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

二、通道會議的內(nèi)容

對于通道會議的內(nèi)容，學術界多認為是解決了紅軍進軍方向問題，即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轉兵入黔。這是通道會議的主題，是主要的、核心內(nèi)容。實際上，通道會議不僅討論了紅軍進軍的方向問題，還討論了建立根據(jù)地、人事調(diào)整、紅八軍團、中央縱隊合編等問題。

關于進軍方向問題，學術界對通道會議是“戰(zhàn)略轉兵”還是“戰(zhàn)術轉兵”或“轉向”爭論不休，焦點在于通道會議有沒有決定西進貴州后的落腳點。現(xiàn)在雖然沒有文獻資料證明會議討論了此問題，但也有資料記載通道會議不僅決定西入貴州，還決定要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據(jù)地。肖鋒的日記寫道：

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個祠堂里，我們又見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顯得特別高興，連水也沒顧上喝一口，就召集我團幾個領導開會，親自交代搶占黎平城的光榮任務。周副主席高興地告訴我們，插向滇東的行動計劃，是毛主席在通道會議上提出的。毛主席認為，在現(xiàn)在的條件下，要放棄在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改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北前進，力爭在運動中打幾個勝仗，創(chuàng)建黔滇川邊蘇區(qū)，扭轉紅軍出征來的被動局面。大家感到有辦法了。聽了周副主席的講話，大家勁頭頓時上來了。

以后，肖鋒也做過類似的回憶。

這段史料是研究者耳熟能詳、經(jīng)常引用的資料，但在解讀中卻容易忽視其中的核心內(nèi)容：毛澤東在通道會議提議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據(jù)地，與會人員同意了，周恩來把它作為通道會議的精神傳達給紅軍指戰(zhàn)員，大家高興了，覺得有辦法了。如果肖鋒的日記記載的情節(jié)為真，則可以肯定通道會議不僅做出向貴州進軍的決定，而且明確提出并決定了要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據(jù)地。

能證明毛澤東在通道會議上提出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據(jù)的，還有林彪、聶榮臻在1934年12月16日致朱德電。林彪、聶榮臻認為，紅軍攻占黎平、錦屏后已擺脫受敵兩面夾擊的不利形勢，敵對紅軍入黔后的企圖似尚不明了，且敵主力距紅軍亦較遠，而紅軍本身也非常疲勞且較分散，黔軍內(nèi)部不團結、戰(zhàn)斗力不強。因此，建議紅軍趁這個有利時機在黎平西北部地區(qū)略事休息、整頓、集結，以部分兵力阻滯追敵，以一部向錦屏以北運動，誘使湘軍向錦屏方向前進，使其將來不能側擊、只能尾追我軍。并建議紅軍主力略事休整后，經(jīng)施秉以南向鎮(zhèn)雄關、綏陽、綦江、納溪、畢節(jié)，而以桐梓、遵義、仁懷為中心之地域前進。這既是毛澤東在通道會議上提出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據(jù)地的主張在紅軍指戰(zhàn)員中的反響，也是將毛澤東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據(jù)地主張的具體化，明確化。黎平會議實際上就是將毛澤東的主張與林彪、聶榮臻建議相融合，決定紅軍前進到川黔邊區(qū)創(chuàng)建新的根據(jù)地。

關于人事調(diào)整問題，朱德在會議上提出劉伯承從紅五軍團調(diào)回軍委任總參謀長職務，得到與會者一致贊成。同時還決定，陳伯鈞接替劉伯承任紅五軍團參謀長，羅榮桓任政治部主任，馬良駿任團長，畢占云、周子昆、黃甦調(diào)回軍委。這是紅軍長征開始后進行的第一次干部任命，特別是重新任命劉伯承任紅軍總參謀長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劉伯承是被李德、博古撤銷紅軍總參謀長職務而貶到紅五軍團任軍團參謀長的，劉伯承重新被任命為紅軍總參謀長，意味著李德以“太上皇”的身份包辦一切的不正常現(xiàn)象一去不復返了，紅軍干部的任命權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集體手中。

關于紅八軍團問題，沒有資料能夠直接證明，甚至連回憶錄也沒有涉及會議上討論過紅八軍團的問題。但會議確實討論過并且有解決方案，這主要體現(xiàn)在12月13日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發(fā)出的關于紅八軍團并入紅五軍團的電令中。電令規(guī)定了紅八軍團編入紅五軍團的具體辦法：紅八軍團全部人員除營級以上干部外應編入紅五軍團第13師各團，為其作戰(zhàn)部隊；紅八團所屬工兵連、排，補入紅13師各團加強其各工兵排，其余則編入步兵分隊。炮兵與紅五軍團所屬炮兵排合為一迫擊炮連，機關槍連、排并入第13師各團，使每營仍附有機槍排，團有機槍連，輕機槍則給第13師各團及軍團直屬隊，每一連隊配輕機槍一支。取消第13師師部，由紅軍團司令部直轄紅13師3個團。紅五軍團后方部，縮小為師的編制，編余人員亦應編入各團。凡紅八軍團及第13師師部下級指揮員及工作人員，應盡量編入作戰(zhàn)部隊，不能編入作戰(zhàn)部隊的，再另行編入紅五軍團直屬各部，或送軍委四局及總政處理。我們認為，這么完整周致的合編計劃，很顯然不是在行軍途中倉促制定，而是依據(jù)通道會議討論和決定的。

關于中央縱隊合編問題。紅軍長征開始時，中央縱隊第一、二縱隊就各自西進，不僅導致力量分散，也使得中央主要領導人難以集中在一起開會，影響了中央決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為改變這種狀況，經(jīng)過反復商討，決定將中央縱隊第一、二縱隊合編為一個縱隊，稱為軍委縱隊，下設三個梯隊：第一梯隊轄軍委總司令部五局及其直屬部隊（缺炮兵營）、總政治部沒委會、中局隊、中央隊、國家保衛(wèi)局及一醫(yī)務所；第二梯隊轄總衛(wèi)生部及一個醫(yī)院（五個所）；第三梯隊轄總供給部及通信隊。另以干部團、保衛(wèi)團為獨立的作戰(zhàn)部隊，歸軍委縱隊司令部直轄。任命劉伯承為軍委縱隊司令員，葉劍英為副司令員，陳云為政委，鐘偉劍為參謀長，縱隊司令員、政委、參謀長均兼第一梯隊司令員、政委、參謀長，第二梯隊以何長工為司令員兼政委，第三梯隊以羅邁為司令員兼政委。

關于人事調(diào)整、紅八軍團、中央縱隊合編問題都體現(xiàn)在12月13日頒布的《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關于紅八軍團并入紅五軍團的決定及其辦法致董振堂等電》和《中革軍委關于取消第二縱隊，合編第一、二縱隊的命令》中。有些學者將上述三方面的內(nèi)容放在黎平會議中敘述，這是不客觀的。

三、通道會議的性質(zhì)

有學者認為既不能稱其為中央政治局會議，也不能稱軍委擴大會議，是黨中央在緊急情況下召開的一次臨時會議；有人認為是很重要的軍事決策會議；有人認為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有人認為是在長征途中舉行的短暫的“飛行集會”；有人認為通道會議不是軍委（中革軍委）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也不是中央（政治局）臨時會議，更像是“三人團”擴大會議；有人認為是緊急軍事會議；更有人認為是一次“飛行集會”，這個會議沒有什么正式名分，也就是個“碰頭會”。這些觀點實際上都受李德觀點的影響，把李德定義的通道會議為“飛行集會”，作為定性通道會議和評價通道會議的依據(jù)，有貶低通道會議之嫌。

眾所周知，李德的回憶錄中無不充滿了對中國工農(nóng)紅軍特別是對毛澤東同志的不滿和蔑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進行嘲諷、貶低，我們怎么能夠用李德的觀點作為我們評價的依據(jù)呢？這不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實際上，通道會議絕不是一次“飛行集會”，而是一次中央政治局高層會議，只要看一看參加會議的人員就可以明白，出席會議者除李德外，博古、朱德、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幾乎是中央紅軍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體成員了，眾多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一起開會，還不能稱為政治局會議？開會有時間、有地點、有主持者，大家坐下來闡述自己的觀點，相互進行爭辯，解決紅軍面臨的重要問題，并依據(jù)會議決定發(fā)布命令貫徹實施，這是“飛行集會”能具備和解決的？很顯然不能。而且，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的參加者是通道會議的原班人馬，遵義會議的主要參加者也是通道會議的原班人馬，通過的決議也是集體討論做出的。所以，本文認為通道會議應該與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一樣，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正式會議。

但它的確又是一次臨時會議。在博古、李德的行程中沒有召開會議的安排，他們也無意召開會議討論問題，一切只要按原計劃執(zhí)行就行。但毛澤東、張聞天等則非常著急，朱德也著急，因為當時紅一、三軍團雖然在偵察西進入黔的道路，但是紅2師占領通道后，并沒有按朱德規(guī)劃的入黔路線西入貴州，而是與紅九軍團在通道按兵不動，只是派了左權率一團兵力偵察入黔道路，這就使朱德部署的西進貴州的計劃有落空的可能。而中央縱隊分別從流源和辰口出發(fā)，行至芙蓉和金殿也停止下來，既沒有西進的意圖，也沒有對紅軍13日的行軍計劃做出安排。在這種形勢下，張聞天去毛澤東住處同他進行長達一個多小時關于當前軍事問題的談話，向他通報了紅軍在通過四道封鎖線后的嚴重損失情況，還告以敵人已發(fā)現(xiàn)我軍要北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正調(diào)集大軍向我包圍的緊急形勢，并向毛澤東請教對策。毛澤東則提出不能再照原計劃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而應改變方向，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的意見。張聞天將毛澤東的意見轉達給“三人團”并提議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得到周恩來、朱德、博古等的贊成，李德也不反對，通道會議就正式召開了。

所以，通道會議是一次臨時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正式會議。

四、通道會議是否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和建議

學術界對此有不同的意見，不少學者認為，由于受博古和李德的干擾，通道會議沒有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和建議，仍按原計劃北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主要立論的依據(jù)就是12月13日“中革軍委”部署紅軍各兵團14日行動中提出“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的目的”和14日致紅二、六軍團要求其配合中央紅軍北上的電文。如何解讀這兩封電令中的“北上”就成了評價通道會議的關鍵。

首先，必須肯定通道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是集體的決定。學者們多認為會議只接受了毛澤東西入貴州的主張，沒有接受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實際上是疏忽了或者片面解讀了毛澤東在會議上發(fā)言的主要內(nèi)容。毛澤東在通道會議上不僅提出要西入貴州，而且主張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就說，毛澤東“乘此機會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qū)的意圖”。周恩來對前來詢問通道會議結果的李德說：“中央紅軍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貴州進行，因為那里敵人的兵力比較薄弱。”這就意味著，通道會議不僅接受了毛澤東西入貴州的主張，而且也接受了毛澤東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對此，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坦然承認：“毛的建議被通過了。”當事人李德都承認毛澤東的建議被會議通過，不知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去懷疑。既然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又是集體作出了決定，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必須堅決貫徹執(zhí)行，而不能把黨的集體決定隨便更改，視為兒戲，推翻重來。

其次，也應該承認，一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思想的交流、碰撞、意見分歧、紛爭難以避免。通道會議決定西入貴州、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這是向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的重要戰(zhàn)略轉變邁出的第一步，中央領導集體和紅軍指戰(zhàn)員有意見分歧純屬正常現(xiàn)象，何況這是否定博古、李德推行的主張，作為當時仍然是中共中央最高決策人的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他們在執(zhí)行中央這一決定時有意見、有爭吵，甚至利用自己身份地位干擾紅軍的行動，都屬于中共中央領導層內(nèi)部意見分歧的正常現(xiàn)象，12月14日給紅二、六軍團的電令就是這種現(xiàn)象的反映。但不能因此而就認為通道會議沒有接受毛澤東的主張的結論，如果這樣簡單地下結論，那么黎平會議后，博古、李德仍然提出循紅六軍團路線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中央不得不召開猴場會議解決爭端，對此又作何種評價呢？所以，通道會議后，在西進與北上的問題上黨內(nèi)依然還存在爭論，這種爭論一直存在遵義會議之前，但這種爭論改變不了紅軍進軍的大方向，改變不了黨的集體決定。

再次，12月13日、14日電令中提出的“北上”并不意味著是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朱德13日令各軍團14日進入貴州雖然提出要“尋找機動，以便轉入北上”，但部署卻是繼續(xù)西進的部署：紅一軍團主力經(jīng)馬路口入黔，向黎平以北地域前進，偵察經(jīng)黎平以北漢寨、烏山、洋潭堡到劍河的道路。這是以向劍河進軍的部署，而劍河在黎平的西北方向，是西進不是北上；而紅三軍團進至播陽地域，先頭團向黎平偵察敵情，及經(jīng)黎平向茶寨、育洞前進的道路，而育洞在黎平以西。所以兩支紅軍主力前進的方向不是經(jīng)黎平北上，而是繼續(xù)西進。從劍河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是東進。而朱德于14日給紅二、六軍團配合中央紅軍北上的電文中，告知紅二、六軍團，中央紅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xù)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要求紅二、六軍團“發(fā)展湘西北蘇區(qū)并配合西方軍之行動”。這里，“中革軍委”強調(diào)的是“發(fā)展湘西北蘇區(qū)并配合西方軍之行動”，而不是用軍事行動直接配合中央紅軍行動，所以朱德電令中對紅二、六軍團的軍事行動是向沅江上游行動，以便“相當調(diào)動或鉗制黔陽、芷江、洪江的敵人”，而不是發(fā)動強大攻勢，吸引敵人火力。這是兩種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軍事部署，達到的目的和產(chǎn)生的結果也完全不相同。實際上，周恩來在1943年11月27日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發(fā)言中對“北上”的含義做了明確的解釋。他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wǎng)。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jù)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這里很明顯地看到兩層意思：一是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據(jù)地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既然是毛澤東提出，很顯然不僅是在黎平會議上提出，而是毛澤東自通道會議后的一貫主張，其思想的基礎源于通道會議上與會人員的共識；二是在黎平會議上，李德的主張是“折入黔東”，不是“北上”，而“北上”是指“循紅二、六軍團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而不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就意味著，中革軍委12月13日、14日電文中的“北上”應指“循紅二、六軍團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之意，而非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綜上所述，通道會議是在多種因素促成下，由毛澤東、張聞天等提議，博古、周恩來、朱德等同意的情況下臨時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不僅接受了毛澤東的西入貴州、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據(jù)地的意見和建議，而且解決了紅八軍團整編問題、中央縱隊合編問題，并對人事進行了調(diào)整。會后，中央紅軍西進入黔，占領黎平，劍指黔北，雖然部分領導人有意見且有干擾，但基本上沒有改變這一進軍方向。這些問題的提出和初步解決，昭示著紅軍長征偉大轉折的開端，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作者：羅玉明，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蔡博遠，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wǎng)，轉編自“湘大毛研中心”，，原刊于《懷化學院學報》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