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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貞觀二年（公元628年），禮部侍郎李百藥在朝廷討論封建諸侯的時候，寫了篇《封建論》呈給唐太宗李世民。這篇文章關于封建諸侯的觀點似乎已被人遺忘，但其中說的李世民執政治世之道卻被毛澤東注意到了。李百藥說：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懷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勞民損兵；不貪圖游樂，每早視朝，用心聽取各種建議，出言周密；罷朝后和大臣們推心置腹討論是非；晚上同人高談經典文事。毛澤東在《舊唐書·李百藥傳》所記這段話旁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藥概括的李世民這四個特點，是說他的決策風格和他每天的幾大主要工作安排。毛澤東以“工作方法”稱之，自是政治家讀史的旨趣所在。在李世民的這四種“工作方法”中，后兩種顯然屬于“務虛”之舉，似乎格外受到毛澤東的重視，從這里也反映出他在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考慮和特點。

　　關于李世民的后兩種工作方法，李百藥的原文是：“罷朝之后，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才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顯然，此兩舉都不是直接處理具體的或緊要的政務，多半屬于務虛性質的討論和閑談，時間均在上午罷朝之后和傍晚夕陽西斜之后。討論事情的是非曲直而“備盡肝膈”，足見相互暢談的坦誠氣氛；和文人們高談典籍詩文，中間還插說些抽象的“玄言”，就更是自由自在的務虛之舉了。

　　為了能夠經常進行這種務虛，李世民還從體制上做了設計。在任天策上將軍時，他便在天策府開設文學館，廣招天下學士18人入館，號稱“十八學士”。這些人都是些博覽古今、明達政事、善于文辭的大知識分子。根據他們的特長，大致可分三類。一是以詩文寫作著稱于世者，如虞世南、褚亮等；一是以經史學問名重當時者，如孔穎達、陸德明等；一是知識淵博且善于治道的人，如房玄齡、杜如晦等。有個成語叫“房謀杜斷”，即指此二人。一個多謀，一個善斷。李世民讓這些學士，每天“值宿于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可見依侍之重，為士子向往。人們都知道李世民曾讓人畫24位功臣之像懸掛于凌煙閣內供人瞻仰，殊不知他也曾讓人為十八學士畫像，輯成《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畫像的時候，文學館學士薛收已經去世，李世民還泣嘆著說：“恨不早圖其像。”李世民即位當年，曾搜集20多萬卷書置于弘文殿，并在弘文殿旁設置弘文館，精選才學淵博之人充任弘文館學士，仍然是讓他們分班值夜，“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李百藥說他們的討論達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可見李世民對務虛何其看重，興味是何等濃厚。

　　要務虛且善于務虛，前提是深知務虛之用，自身還得有豐富深厚的素養。李世民自“貞觀以來，手不釋卷”，這使他的學識更為豐厚。也正因為如此，他同文學館和弘文館的學士以及大臣們，才有很多的話題去“務”，并且能“務”出不少“為政之道”的東西來。

　　在政治和哲學思想方面，李世民著有《帝范》之書，和文臣們的對話被人輯為《貞觀政要》，都是成體系的論政要籍。后者成為以后歷代封建王朝的儲君們必讀課目，連日本皇室也將其列為從政必覽之作。李世民除以儒學治世外，還很推崇老子和道家，高度評價崇尚黃老之學的漢文帝。同時，他也支持高僧玄奘翻譯從印度帶回的佛經，并親自為慈恩寺書寫了碑文。

　　作為“馬上打天下”的君主，李世民武略之高自不待言。有一本傳世的《唐李問對》，便是他同大將軍李靖討論兵法的理論著作，被宋人列為《武經七書》之一。毛澤東對李世民的軍事指揮藝術和在軍事理論上的建樹，也推崇有加。他在馮夢龍的《智囊》里讀到李世民“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諸語時，隨即批注：“所謂以弱當強，就是以少數兵力佯攻敵諸路大軍。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以五六倍于敵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圍，聚而殲之。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這個評價是很高的。

　　李世民論史用史，在歷代君主中最為有名。他經常和文學館學士虞世南一起讀歷史典籍，和文臣們討論“前言往行”，實際上都是在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他的許多政治思想，多從讀史、論史中引出。他還在中書省內設置秘書內省，組織人力專門編寫南朝梁、陳，北朝齊、周和隋五個朝代的史書以及《晉書》和《南史》、《北史》，并下詔讓魏征、長孫無忌、房玄齡、岑文本、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藥、李延壽等一干重臣負責修撰。李世民自己還執筆為《晉書》撰寫了晉宣帝司馬懿、晉武帝司馬炎的紀論，和文學家陸機、書法家王羲之的傳論。

在文學藝術方面，李世民喜歡寫詩，常與文臣唱和。詠蘭花，他以“會須君子折，佩里作芬芳”，喻芳蘭之香與君子之德相配才算諧和。贈大臣，他以“疾風知草勁，板蕩識誠臣”，表達對誠臣的渴求和稱贊。這些，也算是他的名句。一次，李世民偶然從太子那里讀到李百藥規諷太子的一篇辭賦，立刻讓人傳話給李，說寫得好，以后要繼續這樣做。他喜歡書法，尤好王羲之，傳說去世時還囑以王羲之的《蘭亭序》陪葬。在音樂舞蹈方面，也頗有興趣，曾根據早年打仗時軍中傳奏的樂曲《秦王破陣樂》，讓魏征填詞；又親自畫出《破陣舞圖》，讓音樂家呂才按圖教128個人執戈戟而舞，史書中稱其舞和音樂是“發揚蹈厲，聲韻慷慨”。

二

　　李世民的“務虛”，和在他治下出現的“貞觀之治”有什么關系呢？大致可理出三個方面。

　　第一，李世民和文臣們的務虛，最終目的是“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討論以求其是，博學以成其道，務虛以為其用，遂使貞觀年間的政風民風，良可足觀。李世民是封建社會中少有的自覺探討、總結執政規律和領導藝術，并能夠運用其務虛所得的大政治家。這也是貞觀年間特別是貞觀前中期的政策失誤相對較少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通過務虛總結的一些經驗，對后來的當政者，不乏其借鑒和啟示意義。其中，“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愿為良臣，勿為忠臣”；“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上畏蒼天監視，下畏群臣仰望”；“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崇虛名而受實禍”；“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草創難，守成更難”；“以人為鏡，以史為鏡”等等，千百年來，成為人們經常引用的政治格言。

　　第二，通過勵精圖治所成就的“貞觀之治”，一個重要特點是擁有遍及域外遠國的廣泛政治文化影響。李世民很注重漢文帝的經驗，強調“去奢守儉”，“積德累業”以固國本。在即位之初，有人建議他“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時，他卻采納魏征主張，“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還宣布自己要對所有的少數民族“愛之如一”。循此政策，大大促進了同周邊部族的融合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如前所述，唐初在文化建設上更是成就多多，當時便有“文過古”的說法。后人所稱的盛唐氣象，便始于斯時。李世民本人被域外遠國稱為“天可汗”，用今天的話來說算是國際領袖，而唐所轄之域在當時被稱為“中土大唐”，后人也曾寫詩說，“一半胡風似漢家”。凡此等等，均見其政治文化影響之廣泛。

第三，李世民經常和文臣們討論學問時事，在其干部集團中形成一種善于思考天下大事，勇于進諫規諷的濃厚風氣，并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這是形成“貞觀之治”的重要基礎。同李世民一道務虛的學士們，大都成為深諳政治的政治家。他曾對房玄齡說：“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而房玄齡則主修過《晉書》，還是曉暢軍機、長期執掌兵權的宰輔。這些人才追隨李世民，為國家統一、政治穩定和文化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乃至武則天和唐玄宗兩朝，都曾仿效李世民重建過“十八學士”這樣的干部團隊。對于唐初的人才輩出、濟濟多士，毛澤東也甚為稱賞。他讀《舊唐書》和《新唐書》，常常寫下列傳所記文臣武將的名字。例如，在《舊唐書》卷六十三至六十四的封面上寫了封德彝、蕭瑀等10人，在《新唐書》卷九十四至九十八的封面上又寫了侯君集、馬周等20人，在《新唐書》卷八十八至九十三的封面上寫了李靖、李勣等28人。每次書寫這些名臣的名字，大概是為了增加對這個盛極一時的干部集團的記憶。有時候，毛澤東還特意在這些人名后面注明其才學特征，諸如：“姚思廉（歷史家）”，“令狐德棻（歷史家）”，“朱敬則，政治家，歷史家”，“鐘紹京，書法家”，“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等等。

三

　　“務虛”作為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一種，毛澤東始終是著力提倡并善于運用的。諸如，他經常要求領導干部讀哲學、讀歷史、讀文學，讀了好的篇章，就推薦給其他人，共同欣賞，甚至經常開列一些書目，供領導干部學習。同一些領導干部聊天，也常常是“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會議上，也往往作古今中外的漫談。1958年1月，毛澤東專門寫了一篇《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中說到：“成天忙于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這年11月，毛澤東又專門給縣級以上的各級黨委寫信，提出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信中還希望領導干部“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因此，“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所謂“冷一下”，就是務虛。這年3月26日，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還對務虛的問題作了專門闡述。他說：

　　“過去也不是一點虛沒有務，也談了一些，可以有那么一點時間不談具體問題，專談一般的思想性質和理論性質的問題。”“先實后虛或先虛后實都可以，可以專門開一次實的會，也可以專門開一次虛的會。也可以同時并舉。不過現在就希望多一點虛更好，因為過去太實了。我看我們這些人，比較太實了一點。要逐步引導我們各級黨委的同志關心思想、政治、理論這樣一些問題。”“中央一級、省一級包括地一級的第一書記恐怕解放一點，還要加一點，及其他同志。中央只解放我一個人，恐怕是不夠，恐怕還要有幾個同志，把他們從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一部分，這樣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比較大的問題。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總而言之，是少管一點事情，少管一點就能夠多管一點。”

　　“少管一點就能夠多管一點”這句話，深刻道出了務虛與務實的辯證關系。領導干部處理事情，光靠一個人關在屋子里面想不行，有時僅僅就事論事也不行。除了走出去調查研究，除了閱讀各種各樣的簡報信息，還必須經常同人交談，以相互啟發，獲得新的思想資源，有時還可以海闊天空，這有益于拓展思路，或者把一些未必成熟的想法交給他人去琢磨，以求豐富和完善等等。特別是一些比較高級的領導崗位，主要任務是出思路、謀戰略，務一些虛更不是可有可無之事。務虛，看起來似乎沒有實打實地去解決某個具體問題，但卻能夠為分析和解決具體問題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方法和智慧經驗。務虛，看起來沒有和具體實踐扣得很緊，但可以提高領導干部的理論素養和政策水平以及總結實踐的能力。所以，務虛這件事，說起來好像有些超然，但卻很管用。涉及的事務越是方方面面，碰到的問題越是復雜難辦，越是需要觸類旁通的宏觀思維去統籌考慮和解決，這時候，務虛所發揮的作用也就越關鍵。

　　曾經在中央工作多年的李德生，在回憶錄里記述的毛澤東第一次同他談話的情景以及他的體會，可作務虛之用的一個生動范例。李德生說：“我等著他對我到中央工作后提出具體要求。然而，毛主席思路縱橫馳騁，完全不像我想象的常規的工作方法。他談起了黨的歷史，又問我平常愛讀什么書。我看到毛主席房間里那么多書，頓感慚愧……談到學歷史，他又提出，《天演論》和《通鑒紀事本末》也要看。”“過去我聽傳達說，毛主席集中講一個問題時，愛引用‘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記’。毛主席對我是不談工作任務，不談工作要求，只談一個學習問題。我感到對我這個從軍長崗位上剛到中央工作的人來說，真是特別重要。”“我領悟到，在中央工作不能只想到如何工作，如何克服困難，而應該努力學習，這樣才能使自己視野廣闊，思路清晰，不至為狹隘的經驗主義、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所束縛。后來我從實踐中體會到這恰恰是在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條件。”“我體會，把學到的知識，融會貫通，去指導實踐，運用之妙，是門藝術，是領導干部必須努力把握好的一門藝術。”

務虛和務實，本是對立面的統一體。一般說來，人們比較警惕只會務虛不能務實的毛病，對只務實不務虛的工作方法，卻不大容易看出它的弊端。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把一個又一個的事務比作大海，那么，要赴海而不被淹死，就得抬出頭來呼吸；要找到最佳的劃游路線，也得抬出頭來觀察。這呼吸，這觀察，就是“務虛”。概括起來說，務虛，就是在前人的經驗和知識中，在別人的思考和言行中，在相互的討論乃至爭論中，找出可遵循的規律和解決問題的思路、智慧與方法。

 （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07年第4期，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