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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毛澤東辦公室的秘書長李六如、秘書和培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寫了本《陜甘寧邊區實錄》。初稿出來后，毛澤東感覺不甚理想，決定另請人修改。1月22日，他給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周揚寫信，“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須全般改造，則全般改造之。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信的末尾，又專門告之：“備有稿費（每千字一元五角），當分致你與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勞之意。”

周揚是否動筆對此書作了修改，不得而知?！蛾兏蕦庍厖^實錄》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時，版權頁上，只署有總編“齊禮”一人。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給周揚信中，提到每千字1.5元的稿費。全書10萬字左右，算下來150元不是一個小數。據當時在延安的作家陳學昭寫的《延安訪問記》，以及徐懋庸的《回憶錄》記載，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價為小米每斤0.13元，豬肉每斤0.2元，雞蛋每個0.01元。150元可以分別購買1153斤小米、750斤豬肉、15000個雞蛋。

延安在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飯標準是多少呢？據當時在延安訪問的舒湮寫的《戰斗中的陜北》中記述：“一般工作人員的糧食是每人日發小米一斤四兩，每天菜錢分派方法是：1.機關普通是三分錢；2.延安邊區政府是四分錢；3.武裝隊伍是五分錢；4.陜公、抗大是七分錢；5.醫院是一角。”由此比照，大約每人每天花費在0.25元左右。

這樣算下來，《陜甘寧邊區實錄》150元稿費，抵得上一個人600天左右的生活費。

給《陜甘寧邊區實錄》發稿費，不是個例。紅軍長征剛到陜北時就實行稿酬制了。1936年8月，毛澤東、楊尚昆為編輯出版《長征記》聯名發出征稿信，便申明“備有薄酬”。10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紅軍故事〉征文啟事》里也說，“酌致現金或物質報酬”。1937年5月，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出的《中央軍委關于征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還明確講，“一切創作稿件和紀念品，送來經采用后，均給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現金酬報。”

1938年以后，延安知識分子辦了許多刊物，不論是鉛印的，還是油印的；不論是內部出版，還是公開發行，征稿時基本上都講明有稿酬，有的還標出具體標準。如1940年8月陜甘寧邊區大眾讀物社創辦的《大眾習作》，登出的“約稿”里說：“寄來的稿子，凡是登載出來的，每一千字送稿費一元。”《大眾習作》屬基層刊物，影響力自然比不上中央機關辦的《解放日報》《中國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標準，不會是高的。

毛澤東對《陜甘寧邊區實錄》開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顯然與該書的內容和可以預期的影響有關。該書很有些像我們今天發表的一些“白皮書”，具體介紹了陜甘寧邊區的政制和組織、統一戰線、抗戰動員、群眾團體等情況，在國統區發揮的作用，不難想見。毛澤東為該書的題詞，點破寫作宗旨：“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實施三民主義最徹底的地方。”

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講話，談到稿酬問題時便強調要按質按需來定標準，認為，“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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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想到知識分子在延安獲得的特殊生活待遇。

抗戰時期，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被當下一些學者稱為“特殊的文化移動現象”。據《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記載，“1938年夏秋之間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說是摩肩接踵，絡繹不絕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達延安。”到抗戰后期，陜甘寧邊區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余人。這當中，除各地黨組織派來的以外，大多是向往進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識分子。延安吸引他們的當然不是物質生活。但作為東道主的邊區執政者，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最終卻要落實到兩個方面，一是要讓他們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當的物質待遇。在這兩個問題上，延安在政策上一點兒也不含糊。

關于有事可干。知識分子大多安排在邊區先后創辦的30余所專門院校工作或學習，有的則在機關和一些專業部門工作。此外，他們還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社團和學會，諸如自然科學研究會、土木工程學會、中國農業學會、生物學會、醫藥學會、衛生學會、地質礦冶會等等。文化藝術方面的團體、劇社、俱樂部、協會和自辦刊物，就搞得更為熱鬧了。

關于待遇。雖然物資匱乏，生活異常艱苦，但延安對精神勞動的尊重，絕不是停留在口頭的贊美，而是通過有差別的供給制，外加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稿酬制，給予了切實照顧。戰爭年代的供給制是一種盡可能平等而非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自抗戰時期供給制逐漸制度化開始，供給標準一般按級別不同，在每天伙食標準、每月津貼補助、日常生活實物分配、辦公雜費支出方面體現相應差別。

例如，就在毛澤東給周揚寫信談到每千字1.5元稿費標準的1939年1月，八路軍總部開始實施《各級津貼之規定》。這個規定將全軍除供給制外的津貼補助粗略地劃分為六等，其中屬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師長、政委和正副旅長、政委，每月5元；屬第六等的有戰土、通信員、警衛員、號兵、炊事員、運輸員、勤務員、衛生員，每月1元。這是前方作戰部隊的標準。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發些軍餉。毛澤東1938年2月3日同蘇聯軍隊代表安德利亞諾夫談到：目前八路軍共有8萬至10萬名戰士、指揮員和政工干部（不包括游擊隊和在邊區的后方部隊），但蔣介石每月只發50萬元，僅養活4.5萬人，平均每月每個士兵只有4元至5元。由于經費嚴重不足，國共兩軍兵員待遇相差很多。當時，國民黨軍隊師長每月一般發薪800元，連長發100多元，而八路軍師長每月只發薪5元、連長發3元。

在陜甘寧邊區的后方機關，1939年頒布了《各機關津貼標準》，共劃分為五級，一級5元，發給中央領導及各部門局長以上干部；五級1元，發給勤雜人員、戰士等。這樣的標準，使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不得不向國統區的老朋友寫信借錢，以救濟四川家鄉的老母。

1939年前后，延安知識分子又享受怎樣的待遇呢？

著名學者何干之是1937年8月全民抗戰爆發后第一批到延安的大知識分子，他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貼費，還派給他一名警衛員”。（《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頁）

音樂家冼星海1938年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習慣。曾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旋律也寫不出。”但很快他習慣了，在1940年3月21日給友人的長信中，他提到當時受到優待，每月津貼15元（含“女大”兼課津貼3元）。“魯藝”的其他藝術教員一律12元，助教6元。這很讓人驚訝，“魯藝”助教的津貼比中央領導人還高1元。

此外，1938至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員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貼10元（《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第121頁）。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4.5元（《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3頁）。作家陳學昭的丈夫擔任邊區醫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貼（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頁)。1940年1月，印度尼西亞籍華人醫生畢道文來到延安，給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貼費20元。另外，還為他配勤務員1名、翻譯1名、馬1匹。

以上都是當事人的回憶，應該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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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國民政府全部停發了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并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當時“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地步。延安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便是為了渡過這個難關。1941年2月，邊區銀行正式發行邊幣，發行之初，邊、法幣的比價是一元當一元的。不久，邊幣的比價便開始下降，到1942年6月達到3.2元換此前使用的法幣1元，到10月間，便穩定到了邊幣2.1元換法幣1元。

在這種情況下，為規范和確保知識分子的待遇，中央書記處于1942年5月頒布《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這個條例把文化技術干部分為三類。甲類技術干部，每月津貼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廚房為原則，窯洞一人獨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單衣各一套，其妻兒因故不能參加工作或學習者，其生活待遇與本人相同。同時期，八路軍衛生部各類技術員，按其學歷經歷工作成績而增加補貼，其中規定，醫藥衛生技術干部也分甲、乙、丙三類。甲類醫生凡在國內外醫科專校畢業富有3年實際工作經驗者，每月津貼60元至80元，護士凡專門護校畢業者每月20至40元，司藥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類醫生及其家屬與本人待遇相同。

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津貼是多少呢？每月10元，比文化技術干部中護校畢業的護士最低檔收入還要低10元。此外，文化人如果發表文字作品，還有稿酬收入；做技術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獎勵。

延安對著名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優待，在蕭軍身上算是一個典例。1941年7月，蕭軍想離開延安，給張聞天寫信，提出借一萬元路費，張聞天回信，答應可以想辦法。據蕭軍7月20日日記載，7月18日毛澤東和他談話時，蕭軍表示，想過了10月魯迅紀念會以后再走，并把向張聞天借一萬元路費的事說了，毛澤東的回答是：“何必說借呢？這里可以想辦法的。”

答應給蕭軍一萬元路費不久，而8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成立由凱豐、艾思奇、陳伯達、范文瀾、周揚等10來個人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批準的工作費用，也只有一萬元。就是說，當時中央準備給蕭軍一家離開延安的路費，便相當于一個中央工作機構的開辦費。

最近讀到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的《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谑稣唠S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陜北后，一直在領導或中央機關做后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邊上一家起名勝利食堂的飯館學廚，有時也跑堂。他說：蕭三夫婦、蕭軍夫婦、馬海德夫婦、蘇聯的阿洛夫醫生是勝利食堂的?？?，他們來吃飯，都引進里屋的“雅間”。蕭軍那時有錢，點菜花樣多，醬牛肉、鹵雞、鹵肝、叉燒肉樣樣都點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統統打包兜走。在延安，蕭軍首先要求吃甲魚，食堂管理員買的甲魚，一只大約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邊幣一只。江青一月兩月來吃一頓飯，看來那時她沒有多少錢，每次來只吃兩碗餛飩，要不就喝一碗片兒湯。不久，組織上又派李耀宇到離延安較遠的一家紡織廠門前開一個小飯館，當時的菜價是：肉絲面兩元邊幣一碗，炒肉絲、炒肉片每盤五元邊幣。有天晚上，一個知識分子帶女友來吃飯，點了兩個炒菜，斟了二兩高粱酒，要了兩碗湯面。臨走結賬，花了25元。

考述延安這段往事，不覺唏噓。歷史學家錢穆有一句名言：“在現實中發現問題，到歷史中尋求答案。”的確，人們追根索源地思考問題以至列舉曾經發生的事例，經常都是尋找理由的過程，所反映的其實是對歷史的評判，對現實的認識。既然是找理由，就應該找最好的。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對知識分子的特殊照顧，出發點當然是為爭取更多的知識分子投入到革命事業當中來，但事情似乎也不只這樣簡單。它至少還說明：一，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來都是向往、追尋、融入，進而最終去代表先進文化的政黨。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開始就奠定的優良傳統。三，在經濟收入和物質待遇上，黨從來反對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四，知識分子投入到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業中去，并作出貢獻，就會得到理所當然的尊重。

（選自《新湘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