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偉：毛澤東晚年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深思
點擊： 作者：楊明偉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18-05-24 17:50:02
【摘 要】戰爭與和平，是階級社會產生以來人類始終面對的一對相互矛盾又相互統一的概念，兩者之間的關系充滿了辯證法。作為黨的第一代成熟的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在處理戰爭與和平問題的過程中，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源泉和豐富的思想積淀。他重點闡發了“堅持和平反對戰爭”，“我們的態度：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準備好了敵人可能不來，準備不好敵人就可能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共同對敵”，“備戰、備荒、為人民”，“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等觀點。這些對戰爭和和平問題的思考，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也體現了唯物辯證法，還是與黨、國家和民族發展命運攸關的戰略決斷，至今仍然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作用和方法論意義，是我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所要汲取的精神源泉和智慧方法。
戰爭與和平，是階級社會產生以來人類始終面對的一對相互矛盾又相互統一的概念，兩者之間的關系充滿了辯證法。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在領導人民進行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程中，在處理 和平與戰爭問題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哲學理論思考和斗爭實踐經驗，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源泉和豐富的思想積淀。作為黨的第 一代成熟的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重要思考，尤其值得我們借鑒。
一、毛澤東反復思考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緣由
自戰爭與和平這對概念存在以來，人類就 始終面臨著巨大的困擾，正義的力量就始終在為爭取和平、避免戰爭而奮斗，世界上善良的人們也在不斷地表達希望和平、反對戰爭的良好愿望。最具代表性的表達就是位于聯合國大樓前面的著名雕塑《打結的手槍》，寓意是停止殺戮、不要戰爭、走向和平，形象地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向往和平、反對戰爭的強烈愿望。
在位于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前的石碑上，也有這樣的表達，它用多種語言鐫刻著這樣一句話：“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務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之屏障。”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就是在這里發表了重要講話，有針對性地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在心靈中堅定了和平理念、揚起了和平風帆，就能形成防止和反對戰爭的強大力量。人們希望通過文明交流、平等教育、普及科學，消除隔閡、偏見仇視，播撒和平理念的種 。”他還說：“面對戰爭給人類帶來的慘烈后果，人類又一次反思戰爭與和平的真諦。千百年來，人類都夢想著持久和平，但戰爭始終像一個幽靈一樣伴隨著人類發展歷程。”
可見，戰爭的陰霾始終揮之不去，和平的愿望往往事與愿違。這就迫使各國領導人不得不面對戰爭與和平這對具有復雜矛盾的概念，應對戰爭爆發的各種可能性。這也就是毛澤東不斷思考這個問題的邏輯前提。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毛澤東晚年深思戰爭與和平問題，其出發點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必須從政治高度關注戰爭與和平問題。
毛澤東思考戰爭與和平問題，首先是基于政治的考慮。早在1936年12月，在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時，毛澤東就給戰爭下了一個科學而明確的定義：“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斗爭形式。”他揭示了戰爭與私有財產及階級、民族、國家、政治集團之間的內在聯系，揭示了戰爭與政治斗爭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毛澤東進一步表述了戰爭與政治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他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這就是說，在戰爭所處的矛盾體中，其最本質的聯系是政治；戰爭絕不是單純的軍事行為，而是一定時期內由種種復雜的社會政治關系和政治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發生突變所引發的，戰爭是帶有強烈政治性質的人類極端行為。鑒于此，毛澤東還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 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毛澤東關于戰爭與政治關系的深刻闡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這一問題的基本認識。
從政治高度出發，是一個大黨、大國領導人應有的遠見。正因如此，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特別強調指出：“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是馬克思主義戰爭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籌劃和指導戰爭，必須深刻認識戰爭的政治屬性，堅持軍事服從政治、戰略服從政略，從政治高度思考戰爭問題。”
第二，在戰爭沒有消亡的前提下，要善于深入研究戰爭規律。
毛澤東思考戰爭與和平問題，是基于規律 性的考慮。毛澤東曾經預言過戰爭將來會消亡 ， 他說 ：“ 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當然，這一預言是針對局部戰爭和某一戰爭狀態而言的，因此他也斷言，只有“人類社會進步到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的時候，才會真正消滅戰爭，進入“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不斷研究歷史上一切戰爭的規律。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美國等國的核威脅，毛澤東進一步 提醒人們要深入研究原子彈時代的核戰爭規律，他始終認為，原子彈的威力固然可怕，但是， 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因此，他自信地說：“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進入晚年，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外實踐經驗進一步作出判斷：只要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存在，他們就始終會對人類和平構成威脅，戰爭的陰云仍然存在。他說：“這種制度也就醞釀著戰爭。不是你們要打世界戰爭，我們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戰爭，也不是這些富國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戰，這種東西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就是 說，由于帝國主義制度和霸權主義邏輯的存在， 就會潛伏著戰爭危險，這是不以愛好和平的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毛澤東不斷提醒人 們：要研究戰爭規律，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戰爭的規律。研究戰爭規律，是為了消滅戰爭。也只有把握住了戰爭發展的規律，才能有信心解決戰爭引發的問題。
第三，隨著西方敵對勢力由戰爭威脅轉向和平演變，對中國采取了兩手政策，我們也要加強“兩手”準備。
毛澤東思考戰爭與和平問題，是基于“兩手”對“兩手”的考慮。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采取了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的包圍、遏制甚至軍事對抗等一系列敵視政策，這些政策不僅沒有達到壓垮中國的目的，反而更加增強了中國人民之間的團結，也強化了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聯系。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壇一些人開始另辟蹊徑，又增加了一手對付中國的政策——“和平演變”。巧合的是，在毛澤東 70 周歲生日這天（1963年12月26日），外交部編印了一份內部材料說：美國對華有了新政策——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提出，從長遠看，中國存在和平演變的可能；美國應采取促進中國和平演變的長期政策。毛澤東仔細研究了這份材料，認為“這篇分析很好”。他還專門批轉給劉少奇、鄧小平和外交部及中央外辦的有關同志，要求他們“認真研究”。
毛澤東在晚年越來越敏銳地看到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圖謀，認為他們在采取“核訛詐政策”的同時，又采取了“‘和平 演變’政策”，而且這些政策在一些國家已經發生作用。同時，和平演變的危險在國內也存在。因此，為了防止有些地區“有的領導權被那些和平演變過去的人掌握”，也為了“從根本 上遏止和杜絕農村的‘和平演變’”，毛澤東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革命的“兩手”應對反革命的“兩手”。
第四，天下并不太平，我們思想上始終不 能麻痹大意，總要有一根弦。
毛澤東思考戰爭與和平問題，是基于提高警惕的考慮。新中國成立后，戰爭的陰霾并沒有隨著和平的到來而散盡，局部戰爭依然存在。20 世紀 50 年代的抗美援朝戰爭，1962 年 的中印自衛反擊戰，1969 年中蘇之間的珍寶島 事件，一系列國際間的軍事斗爭形勢以及國內復雜的階級斗爭形勢，迫使毛澤東深入思考和平建設時期的軍事斗爭準備問題。毛澤東不斷提醒人們，不要因為我們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就淡化了思想上的敵情觀念，就滋生出和平 麻痹和輕敵思想。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后，他就提醒人們說：“不要以為天下太平、 四方無事。”“只搞文，不搞武，那個危險。”“各大區的同志，省委的同志，中央的同志，你們要準備打仗。”中蘇邊境珍寶島沖突發生后，毛澤東又提議中共中央向我國邊疆各省、區軍民專門發出一道命令，其中第一條就說：為粉碎美國、 蘇聯方面的武裝挑釁，防止它們的突然襲擊，“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高度地樹立敵情觀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輕敵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
毛澤東不斷提醒人們高度重視戰爭因素，就是想告訴熱愛和平和享受和平的人們，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在反對派依然存在、敵對勢力依然亡我之心不死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對潛在的戰爭危險喪失警惕，甚至天真地以為天下太平，那是非常危險的。麻痹輕敵的思想，是國之大忌；麻痹到一定程度，必定要亡黨亡國。
二、毛澤東晚年有關戰爭與和平問題的主要觀點
毛澤東一生對戰爭與和平問題所作的論述涉及面廣、內容豐富，用一兩篇文章很難囊括，這里我們主要選取20世紀60年代以后特別 是毛澤東70周歲后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段，作些粗淺的考察。這一時期，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復雜而深刻變化，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 在研判和應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可以說極為審慎、反復思索，展現了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多重視角。綜合梳理毛澤東晚年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一些談話，有以下一些觀點鮮明而突出。
（一）“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的態 度：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
面對戰爭與和平問題，毛澤東的認識始終是清醒的。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后，毛澤東回答“世界各國的人們都在談論著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問題時，他表達的基本態度是：“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 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 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毛澤東所說的“反對”，講的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基本態度;他所說的“不怕”，講的就是以正壓邪，以正義反對非正義，用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
自20世紀50年代起，毛澤東不斷表達這種基本態度或觀點：“我們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國際侵略集團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的話，我們也并不懼怕戰爭。”他在回答美國客人有關“為什么中國人不那么害怕戰爭”的問題時， 坦然地說：“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因此，我們有兩條：第一條，堅決反對戰爭；第二條，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我們就同它打。”毛澤東還特別補充說：“當然，我說不害怕的意思，并不是說可以睡大覺，而是說要斗爭。”
毛澤東對待戰爭的這種“一反對，二不怕” 的基本態度，既來自于對戰爭規律的深刻把握，也來自于中國人民反抗壓迫、反抗侵略的 長期艱苦斗爭的實踐經驗。這一基本態度，在毛澤東的一系列著作和談話中，特別是在他與外賓的談話中，有著鮮明而深刻的表述;晚年對戰爭與和平問題進行反復思考時，毛澤東說得更明確，想得也更為長遠。
（二）“準備好了敵人可能不來，準備不好敵人就可能來。”
在表達了“一反對，二不怕”的基本態度后，毛澤東緊接著表達了要有所準備的基本觀點。越是進入晚年，他對“準備”的問題強調得 越多、抓得也越緊。就在毛澤東即將迎來70周歲的時候，1963年9月，他在修改《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加寫了一大段話，分析了中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的歷史，剖析了我們“挨打”的社會根源，深刻指出，在我們基本解決了社會制度問題后，“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為此，他特別提出：“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 作。”這些話的基點和核心，就是要做好準備。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遏制帝國主義霸權、防止中國再度被外敵侵略的深謀遠慮。
為了使全國上下、方方面面都有所準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了全面決策和部署。以制訂第三個五年計劃為例，1964年，毛澤東在研究“三五”計劃設想時強調指出：農業和國防工業是“兩個拳頭”，而基礎工業則是“一個屁股”，要著重抓好一些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基地建設。他還專門交待：一些重要戰略基地“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么辦？”在談到軍事戰略問題時，他特別提出：“準備好了敵人可能不來，準備不好敵人就可能來......把一切都準備好，準備好了，敵人要來也好辦。”毛澤東思慮的是，在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中國仍面臨著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之下，只有立足于打，才能有備無患、 爭取主動；做好了準備，最后有可能戰爭并沒有來；但是如果戰爭真的來了，而我們卻沒有做準備，那就“后悔無及”了。這一時期，毛澤東不斷提醒人們：沒有準備不行，敵人打來了怎么辦？要有備無患；即使仗打不起來，也要搞個保險系數；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都先準備好了就不怕了。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形勢出現新一輪動蕩，美國對越南北方的戰爭逐步擴大，我國周邊形勢逐漸緊張，中蘇關系也日趨緊張，核威脅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把備戰問題擺到了重要日程上來。提出和實施三線建設，就是應對復雜局面、加強備戰的一個重要戰略舉措。當然，毛澤東所說的“準備好了”，是全方位的，既有必要的戰略布局、基地建設、設施儲備等物質準備，也有加強隊伍建設、政治動員、人員訓練等組織思想準備。
（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句話，是毛澤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提出來的，針對的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民黨軍隊和頑固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不斷制造摩擦甚至對共產黨和解放區軍民采取軍事進攻。毛澤東當時用這句話高度概括了我黨的自衛原則。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把這一原則擴展到國際關系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 在與外賓談到戰爭的危險和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時，毛澤東就表達了自衛的原則，他說：“我們有兩條：第一，我們不要戰爭；第二，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我們對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就是這樣進行教育的。”他多次從自衛角度談到無產階級政黨對待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態度，明確指出：“我們認為，無論哪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有兩條：第一條，和平；第二條，戰爭。”在解釋第二條時，他明確闡明了自衛態度：“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槍，我只好打。”這就是說，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首先是講和平的，絕不先開第一槍。但只要你敢動手，那我們就奉陪到底。他還特別風趣地說補充說：“無產階級政黨一般地還是要有兩條：君子動口不動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要動手，老子也動手。”
越到晚年，毛澤東在面對敵對勢力特別是外部軍事力量挑釁時越堅定、果斷，他說：如果敵人打了第一槍，“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 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只能是“堅決、徹底、干凈、 全部地把它們消滅掉”。1969 年 3 月初， 在中蘇之間發生珍寶島事件后，面對蘇方挑起的邊境武裝沖突，毛澤東一方面領導中國黨和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另一方面再次以自衛原則明確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應對沖突的主張。當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珍寶島事件發表聲明，聲明稿明確指出：珍寶島是中國的領土，雖然珍寶島事件是蘇聯政府蓄意挑起的，但中國政府主張和平談判，反對訴諸武力。毛澤東在修改聲明稿時，將原稿“如果蘇聯政府認為中國政府的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態度是軟弱可欺，可以用核訛詐政策嚇倒中國人民，用戰爭實現對中國的領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錯了算盤......七億中國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 幾個字，改為“是不好欺負的”，并且加上了那句斬釘截鐵的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再次重申這四句話，就是想告訴世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首先是愛好和平的，我們解決這類矛盾的首要原則是自衛。但是，中國人民絕不是好惹的，更是不好欺負的。
（四）“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共同對敵。”
在處理戰爭與和平問題時，毛澤東特別強調以人民的團結來反對侵略者的戰爭。這種團結，既包括在國內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也包括在國際上團結各國人民。
講到國內人民之間的團結，毛澤東始終認為，要想戰勝強敵，全體人民必須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早在全面抗戰初期，毛澤東在寫作《論持久戰》時就提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 片，使軍隊在民眾的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 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這種軍民一致、軍民一體的思想，貫穿在毛澤東的整個政治生涯中，進入晚年，他依然不斷強調并有所發展。就在70周歲這年的八一建軍節期間，為了贊美駐守上海南京路的解放軍某部八連，毛澤東專門寫了一首雜言詩，其中特別把詩的意蘊落在軍民之間的“團結力”上，并以“軍民團結如一人，試天下誰能敵”結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內外壓力和戰爭威脅的局勢下，毛澤東思考問題的一個根本立腳點。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末期戰爭威脅最嚴重的時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特別發出命令，其中專門提出：“大敵當前，全體軍民要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共同對敵。”
除了反復強調國內“全體軍民要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以外，毛澤東還進一步在國際上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主張我們“同一切愛好和平和 主持正義的國家代表一道，為維護國際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的事業而共同努力”。他確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一切愛好和平和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80歲以后，他依然號召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并以玩笑的口吻對外賓說：“第三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人怕蚊子，大國怕小國呢。”毛澤東堅定地認為，不要害怕發生世界性的戰爭災難，只要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就可以凝聚成戰勝帝國主義和侵略者的磅礴力量。
（五）“備戰、備荒、為人民”“，一切為了人民”。
作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思考戰爭與和平問題時，始終堅守唯物史觀，一切從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出發，一切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20世紀60年代編制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時，盡管基點是“把加強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但毛澤東同時強調：“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搞那么多就會脫離老百姓。”在國務院討論規劃問題時，周恩來把毛澤東提出的“注意戰爭，注意災荒，注意一切為人民”三句話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 民”的口號，并且闡述了“為人民”的重要性：“備戰、備荒、落實到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為人民，為人民是最基本觀念，任何事情要想到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一切靠人民、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這是最可靠的。”
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觀、群眾觀，在毛澤東的思想深處和根本思想取向上是根深蒂固的。“一切為了人民”，是毛澤東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他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從事著具有 “偉大意義的社會主義事業”，要“一切為了人民利益”。他特別反對在“為人民”的問題上出現“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他在對外賓解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從人民出發來看待戰爭與和平問題時，道出了根本原因：“我們是共產黨，是要幫助人民的。如果不幫助人民， 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
（六）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制度不改變，戰爭不可避免”，但“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
作為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一生對資本主義特別是壟斷資本主義分析得很透。 由于帝國主義的壟斷性、殖民性和擴張性不會改變，盡管新帝國主義者與老牌帝國主義者相比，其殖民擴張方式發生了變化，但對落后國家的侵略和掠奪從來沒有停止過，帝國主義者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20世紀70年代后，毛澤東依然不斷提醒人們注意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帶來的潛在戰爭危險。他分析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超級大國之間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那么鞏固”，“骨子里頭還是爭奪為主”，“爭奪的結果最后可能會武力解決”，“這個社會制度不改變，戰爭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間的戰爭，就是人民起來革命”。他在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時候，就清晰地指出：帝國主義制度醞釀著戰爭，帝國主義者也習慣通過戰爭解決問題，這種結果“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對國際上有關“持久和平”的期待，毛澤東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只要帝國主義的制度不改變，其霸權邏輯和殖民擴張的本性還在，它們就會“在世界上鬧事”，真正的和平或永久的和平就不會存在。他勸告人們：“和平是暫時的”，“大概一段時間可以，太長了 不行，因為社會制度沒改變。”
當然，毛澤東也清醒地看到，戰爭與和平具有同一性，兩者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早在寫作《矛盾論》時，他就深刻指出：“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在階級社會中戰爭與和平這樣矛盾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具備著同一 性。”毛澤東準確地把握了戰爭與和平這對矛盾雙方相互轉化的規律，看到了矛盾雙方對立統一的運動趨勢。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威脅，毛澤東仍堅持戰爭與和平之間相互轉化的觀點，說：“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 又互相聯結，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同時直言不諱地批評那種認為“戰爭就是戰爭，和平就是和平，兩個東西只是互相排斥，毫無聯系，戰爭不能轉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轉化到戰爭”的錯誤觀點。他還說：“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矛盾著的對立的雙方互相斗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直到生命的最后幾個月，他又向來訪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闡述了戰爭與和平之間具有同一性的道理，說：“在階級存在的時代，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就是說是和平的繼續。和平就是政治。”
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深刻認識，既體現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嫻熟運用，也凝聚了他對長期斗爭實踐經驗的高度總結。在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復雜性面前，毛澤東始終堅持和平主張，不斷表達中國人民愿意與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團結起來，與一切國家和平共處的愿望；同時認為，是否存在無條件的和平、和平的局面能維持多少，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面對復雜的斗爭局面，毛澤東始終頭 腦清醒、深謀遠慮，以立足于打仗來部署我們的工作，以我之“兩手”應對敵之“兩手”，從不被一些假象所迷惑，更不會對潛在的戰爭因素 喪失應有的警惕。
三、怎么看待毛澤東的這些思考
不可否認，毛澤東晚年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在一些重要結論上繼承并進一步闡發了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思想。改革開放后，有人曾經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并否定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發展階段和基本特征的判斷。
對這個問題，老一輩革命家陳云曾經作過明確的回答。在20世紀80年代末，針對“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是不是過時了”的疑問，陳云明確回答：“我看，沒有過時。”他從中外歷史的宏觀進程入手，深刻指出：“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 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 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陳云認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特別是如何認清一些西方敵對勢力采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文”的侵略、滲透，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陳云的這一視角，有助于我們理解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
（一）“忘戰必危”——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上來觀察和分析問題
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其客觀規律性，是不以個人或某些政治集團的意志為轉移的。戰爭是人類政治的繼續，是社會矛盾之間最高的斗爭方式，在產生這種特殊政治和尖銳矛盾的社會制度及其客觀社會基礎沒有根本改變的前提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始終是存在的。只有認清了戰爭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談到堅持和平、避免戰爭。毛澤東對于當代世界復雜的社會制度下存在戰爭的可能性，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提醒人們：“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 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既然有兩種可能，就不能不做好一切周密的準備。正是這種清醒的頭腦、細致的工作和充分的準備，讓新中國有了幾十年的和平環境，也為后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深厚的思想基礎和重要的政治前提。 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思考和部署，生動而具體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因此，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們尊重社會發展規律就不能心存僥幸。說到底就是不能忘戰！如果忘戰，以為天下太平而麻痹大意，就必然要犯歷史性的錯誤，就有可能挨打。 對這一點，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著頭腦的清醒。正如習近平特別強調指出的：“忘戰必危！總認為我們這一代軍人處在和平年代，仗一時打不起來，如果有這種思想，就不配做一名軍人，更不配做一名軍隊的指揮員。”
（二）“能戰方能止戰”——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上來考慮和解決問題
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 的。矛盾雙方由于存在同一性，就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轉化，關鍵是把握轉化的條件。 毛澤東的有關論述，包含著豐富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無論是講到國內外以團結一致的方式來反對戰爭，還是講到以做好一切戰爭準備的方式來避免戰爭，或是講到戰爭與和平之間的互相轉化等，都反映了他對戰爭與和平之間辯 證關系的深刻理解。在一定意義上說，把握這種辯證關系的核心和實質，就是要明白“能戰方能止戰”的道理。正如毛澤東談到過的，做好了戰爭準備，敵人反而不敢輕易發動戰爭。這就是說，不懼怕戰爭，做好了打贏戰爭的一切準備，反而能夠避免戰爭；若以妥協退讓來乞求所謂和平，反而不能避免戰爭。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觀察和處理這一問題，進一步提出了新時代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這就是習近平所指出的：“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習近平還結合人民軍隊的光榮歷史深刻地指出：“俗話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我軍素以能征善戰著稱于世，創造過許多 輝煌的戰績。同時，我們必須看到，能打勝仗的能力標準是隨著戰爭實踐發展而不斷變化的，以前能打勝仗不等于現在能打勝仗。我軍打現代化戰爭能力不夠，各級干部指揮現代化戰爭能力不夠，這兩個問題依然很現實地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扭住能打仗、打勝仗這個強軍之要，強化官兵當兵打仗、帶兵打仗、練兵打仗思想，牢固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設、抓準備，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三）“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站在黨、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前途命運上來觀察和思考問題
既然戰爭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是一種政治性質的社會極端行動，那么思考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就離不開黨、國家和民族這些最根本的政治元素。毛澤東對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都是緊緊圍繞根本性的政治元素、站在最高政治層面上展開的，是一種登高望遠的戰略性思考。他不僅以“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視角考慮問題，而且也從“和平就是政治”視角考慮問題。他的思考充滿了政治家和戰略家的高度、 深度和廣度，說到底，就是站在黨、國家和民族的根本立場上考慮問題，是從國家和人民的核心利益上去作分析、判斷和決策的；許多時候，他也是從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去研究和處理問題的。作為一個大國大黨領袖，毛澤東考慮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絕不是從一時一事一人出發，他始終關注著世界大格局，關注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關注著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和整個人類的前途命運。
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領袖之間的一脈相承。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戰略思考和宏觀決策問題上一以貫之地堅定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正如習近平多次強調的：“我們渴望和平，但決不會因此而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會拿國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中國不覬覦他國權益，不嫉妒他國發展，但決不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中國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習近平在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之初，曾發出 過“三個能不能”的“深沉之問”，他說：“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我們這支軍隊能不能始終堅持住黨的絕對領導，能不能拉得上去、打勝仗，各級指揮員能不能帶兵 打 仗 、指揮打仗。”這三個“能不能”的振聾發聵之問，出發點是“黨和人民需要”，這恰恰是從黨、國家和民族的高度上，從新時代新戰略上，從歷史和現實的深層憂患和強烈的使命擔當上發出的拷問。從這樣的政治高度和戰略角度思考問題，體現了一個偉大的黨、一個有遠見的政治領袖的戰略眼光。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盡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一些內容與客觀情況存在一定的偏離，在一定程度上也高估了戰爭“迫在眉睫”的緊迫性；盡管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觀點有一定的時代和環境局限，但從總體上看，特別是結合當今國際斗爭的復雜性來看，毛澤東這些分析、研究和決斷的認識成果，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也提醒和教育了中國人民，還啟迪了當今中國和世界政治領域的戰略判斷。今天我們面臨著各種各樣、各個領域的戰爭或爭斗形態（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近期發生的“中美貿易戰”等），毛澤東這些思考的精髓，至今仍然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作用和方法論意義，是我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所要汲取的精神源泉。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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