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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時間以來，因美國發動的中美貿易摩擦，有關中美貿易糾紛、甚至要打貿易戰的說法不絕于耳。中方歷來主張，打貿易戰不會有贏家，不僅不利于雙方，也不利于世界。貿易戰，看似經濟領域里的看不見硝煙的戰爭，實則是兩個大國之間政治戰略和軍事戰略的一場博弈，從根本上說，是一場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戰爭。

無獨有偶，一些西方國家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思維下，不斷在國際社會挑起真刀真槍的軍事威脅、軍事挑釁甚至軍事沖突。一些國家為了一己私利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全然不顧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反對戰爭的良好愿望，言而無信，破壞來之不易的和平格局。

在今天復雜的國際斗爭環境下，在我們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候，回顧毛澤東晚年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深思，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

戰爭與和平，是階級社會產生以來人類始終面對的一對相互矛盾又相互統一的事物，兩者之間的關系充滿了辯證法。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處理這對復雜矛盾中，積累了豐富的哲學理論經驗和斗爭實踐經驗，為我們今天提供了豐富而深刻的思想積淀和理論源泉。作為黨的第一代成熟的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重要思考，值得我們今天借鑒。

一、毛澤東為什么要反復思考這一問題

自戰爭與和平這對矛盾存在以來，人類就始終面臨著巨大的困擾，正義的力量始終在不斷地為爭取和平、避免戰爭而奮斗，善良的人們也在不斷地表達著希望和平、反對戰爭的良好愿望。但是，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的：“戰爭始終像一個幽靈一樣伴隨著人類發展歷程。”戰爭的陰霾始終揮之不去，和平的愿望卻往往事與愿違。這就迫使各國領導人不得不面對和思索戰爭與和平這對復雜的矛盾，應對各種戰爭的可能性。這也就是毛澤東晚年不斷深思這個問題的邏輯前提。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毛澤東思考這個問題，其出發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政治家必須從政治高度應對和思考戰爭與和平的重大問題。

其二：在戰爭沒有消亡的前提下，要善于深入研究戰爭規律。

其三：隨著西方敵對勢力由戰爭威脅轉向“和平演變”，對中國采取了兩手政策，我們也要加強“兩手”準備。

其四：國內國際都并不太平，我們思想上始終不能麻痹大意，總要有一根弦。

總之，麻痹輕敵的思想，是國之大忌；麻痹到一定程度，必定要亡黨亡國。

二、晚年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問題表達的主要觀點

毛澤東一生對戰爭與和平問題所作的論述涉及面廣、內容豐富，用一兩篇文章很難囊括，這里我們主要選取20世紀60年代以后特別是毛澤東進入70周歲后，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段，來作些粗淺的考察。這一時期，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分析應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可以說極為審慎、反復思索研究，體現了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多重視角。綜合梳理毛澤東晚年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一些談話，以下一些觀點特別鮮明、突出。

（一）“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的態度：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

毛澤東在回答美國客人有關“為什么中國人不那么害怕戰爭”的問題時，坦然地說：“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毛澤東還特別補充說：“當然，我說不害怕的意思，并不是說可以睡大覺，而是說要斗爭。”

（二）“準備好了敵人可能不來，準備不好敵人就可能來。”

在表達了“一反對二不怕”的基本態度后，毛澤東緊接著表達了要有所準備的基本觀點。越是進入晚年，他對“準備”的問題強調得越多、抓得也越緊。他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在談到軍事戰略問題時，他多次講過：“把一切都準備好，準備好了，敵人要來也好辦。”他認為，即使仗打不起來，也要搞個保險系數。

（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這四句話，是毛澤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提出來的自衛原則。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把這一原則擴展到國際關系上。他風趣地說過：“無產階級政黨一般地還是要有兩條：君子動口不動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要動手，老子也動手。”越到晚年，毛澤東在面對敵對勢力特別是外部軍事力量挑釁時，這種表達越堅定、果斷，他說：如果敵人打了第一槍，“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只能是“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把它們消滅掉”。

（四）“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共同對敵。”

他既講國內團結，也講國際團結。講到國內人民之間的團結時，毛澤東始終認為，要想戰勝強敵，全體人民必須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軍民團結如一人，試天下誰能敵”，“大敵當前，全體軍民要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80歲以后，他還在號召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并以玩笑的口吻對外賓說：“第三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人怕蚊子，大國怕小國呢。”毛澤東認為，只要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就可以凝聚成戰勝帝國主義和侵略者的磅礴力量。

（五）“備戰，備荒，為人民”，“一切為了人民”。

作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思考戰爭與和平問題時，始終堅守唯物史觀，一切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出發，一切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以20世紀60年代編制三五計劃為例，盡管這個計劃的基點要求“把加強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但毛澤東明確提出：“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周恩來把毛澤東提出的“注意戰爭，注意災荒，注意一切為人民”三句話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后幾年，他在對外賓解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從人民出發來看待戰爭與和平問題時，還特別強調：“我們是共產黨，是要幫助人民的。如果不幫助人民，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

（六）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制度不改變，戰爭不可避免”；“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

作為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一生對資本主義特別是壟斷資本主義分析得很透。由于帝國主義的存在，它的壟斷性和殖民擴張特性不會改變，盡管新帝國主義者與老牌帝國主義者相比，殖民擴張方式發生了改變，但其對落后國家的侵略和掠奪從來沒有停止過，帝國主義者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毛澤東認為，只要帝國主義的制度不改變，真正的和平或永久的和平就不會存在。當然，毛澤東也清醒地看到，戰爭與和平具有同一性，兩者之間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直到生命的最后幾個月，他仍對來訪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表達了這方面的看法。

三、怎么看待毛澤東的這些思考

今天，我們已經走在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征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面臨的時代環境和條件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理論之樹是常青的，智慧之光是閃亮的。毛澤東關于戰爭與和平關系的思考，盡管有當時的時代色彩和認識局限。但是，其中至少有三個站位，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一）“忘戰必危”——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上來觀察和分析問題。

戰爭是人類政治的繼續，是社會矛盾之間最高的斗爭方式，在產生這種特殊政治和尖銳矛盾的社會制度及其客觀社會基礎沒有根本改變的前提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始終是存在的。只有認清了戰爭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談到堅持和平、避免戰爭。毛澤東對于當代世界復雜的社會制度下存在戰爭的可能性，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對這一點，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正如習近平特別強調指出的：“忘戰必危！總認為我們這一代軍人處在和平年代，仗一時打不起來，如果有這種思想，就不配做一名軍人，更不配做一名軍隊的指揮員。”

（二）“能戰方能止戰”——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上來考慮和解決問題。

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由于矛盾雙方存在同一性，就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轉化，關鍵是把握轉化的條件。毛澤東關于戰爭與和平的論述，充滿了豐富的唯物辯證法思想。在一定意義上說，把握這種辯證關系的核心和實質，就是要把握“能戰方能止戰”的道理。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有關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觀察和處理這一問題，進一步提出了新時代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這就是習近平所指出的：“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

（三）“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站在黨、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前途命運上來觀察和思考問題。

既然戰爭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是一種政治性質的社會極端行動，那么，思考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就離不開黨、國家和民族這些最根本的政治元素。毛澤東對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都是緊緊圍繞這些根本政治元素并且在最高政治層面上展開的，是一種登高望遠的戰略性思考。作為一個大國大黨領袖，毛澤東考慮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絕不是從一時一事一人出發，他始終關注著世界大格局，關注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關注著中國人民的前途運命和整個人類的前途命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戰略思考和宏觀決策問題上一以貫之地堅定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正如習近平強調的：“中國不覬覦他國權益，不嫉妒他國發展，但決不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中國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盡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一些內容與客觀情況存在一定的偏離，在一定程度上也高估了戰爭“迫在眉睫”的緊迫性；盡管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觀點有的后來也被我們黨做出必要的修正，但是，從總體上看，特別是結合今天國際斗爭的復雜性來看，毛澤東這些思考成果，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也提醒和教育了中國人民，還啟迪當今中國和世界政治領域的戰略判斷。今天我們面臨著各種各樣、各個領域的戰爭或爭斗形態（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正在發生的“中美貿易戰”等等），毛澤東的這些思考的精髓，至今仍然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作用和方法論意義，是我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所要汲取的精神源泉和智慧方法。 

（作者：楊明偉，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