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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載：毛主席領導藝術的突出特點

點擊：3982  作者：何載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8-05-14 12:22:18

 

 

 

　　一、發動群眾

 

　　毛澤東領導藝術中突出的特點，是善于發動和團結教育最廣大的群眾。他的信條是堅信人民，堅決依靠人民。他的英雄氣魄之一，是在任何困難面前從不低頭，從無悲觀。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充分地信任群眾。每當遇到重大困難的時候，就去發動群眾。

 

　　1939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共高潮，用數十萬大軍封鎖陜甘寧邊區，停止了對八路軍的一切供給，財政經濟十分困難，面臨著吃不上飯、穿不上衣的境況。毛澤東立即親自動員，號召自己動手，自力更生，掀起了大生產運動，終于渡過了難關。

 

　　1942年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太平洋戰爭空隙，大肆封鎖和掃蕩，妄圖消滅我根據地。毛澤東及時發動精兵簡政運動，較快地消腫了機構，壯大了自己，軍隊和政府輕裝上陣，粉碎了敵人的陰謀。

 

　　無數事實證明，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堅決相信群眾，緊緊依靠群眾，放手開展群眾運動，把敵人淹沒在億萬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這即反映了中國革命的特點，也顯示了他的雄才大略、革命膽識與魄力。

 

　　毛澤東當年指導群眾運動，不但有一系列高超的領導藝術，而且善于根據每個不同運動的不同特點采取不同策略。這些策略藝術據我觀察和體會，主要是：

 

　　（一）強調政治動員，每次重大運動都是他親自政治動員，親自掛帥，親自出征。

 

　　（二）十分重視運動中的口號，既要打動人心，激發千百萬群眾，又要穩妥謹慎，爭取最廣大的人民進入角色。例如，大生產運動中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抗美援朝時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等等，都是既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和愿望，又能鼓舞和引導千百萬人民勇敢行動。

 

　　（三）從始至終很抓政策和策略不放。緊緊掌握斗爭的主要方面，不四面出擊；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四）和敵人斗爭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力戒干部發生急躁和蠻干。

 

　　（五）關心群眾的物質利益，并不斷給以教育。

 

　　（六）對整個運動采取波浪式地推進，一浪趕一浪，不可齊頭并進。

 

　　（七）運動開頭絕不可潑冷水，氣可鼓而不可泄，只能站在運動前面積極引導，而不可站在運動后面指手畫腳。

 

　　（八）運動行將結束時，要提出新的口號，布置新的任務，連續作戰，不斷革命。

 

　　（九）從一開始就十分注意培養、提拔積極分子，通過運動培養出一批骨干力量，建立、健全好堅強的班子，鞏固運動成果。

 

　　（十）盡力保護必須保護的人，力求不使受到傷害。

 

　　二、善抓時機

 

　　毛澤東同志喜歡給身邊工作人員講春秋戰國時曹劌再衰三竭和《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時林沖的故事。

 

　　他形象地講曹劌善戰，等對方三次擊鼓進軍，士氣由盛而竭時，才下令勇猛反擊，一鼓作氣打敗了敵人。他繪聲繪色地講述林沖第一次碰到祝家莊狂妄自大的教師爺時，先讓其一著，避開其張牙舞爪的鋒芒和驕氣，待看出其破綻，然后一拳擊中要害，將教師爺打翻在地。

 

　　1954年高崗事件發生時，一些同志憂心忡忡，怕引起黨內分裂。他說：讓他們先跳吧，問題愈暴露愈好解決。果然不久，高崗的陰謀徹底暴露，人們的眼睛亮了，覺悟提高了，思想統一了，然后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順利地解決了問題，并使黨的團結更堅強了。這是毛澤東和中央解決黨內分裂問題成功范例之一。

 

　　毛澤東所以重視后發制人斗爭方法，還由于在通常情況下，事物的本質開頭總是不夠明顯。待問題的本質暴露出來了，人們看清了，認識了，然后狠狠抓住要害，迎刃而解，就是所謂等、忍、狠的辦法。

 

　　毛澤東在長征途中處理張國燾分裂紅軍、分裂黨的陰謀，就是一套完整的高超領導藝術。當其陰謀還未公開暴露時，先提出全部紅軍北上抗日的軍事方針，在政治上與機會主義劃清界限；當其堅持揮軍南下，一方面曉以大義，耐心勸說，同時率先帶領一、三軍團北上，讓群眾從實際行動中認識北上的正確性和南下的錯誤；當其成立偽中央時，一方面嚴斥其分裂黨的罪行，同時主張保留其黨籍。終于爭取張國燾撤銷了偽中央，和二方面軍一起到達陜北。最后爭取到了全國紅軍的大團結，全黨的大團結，實現了全民族抗戰的英明主張。

 

　　毛澤東采取這個辦法，還為了使正直的人們做好戰斗準備，組織和調整好力量，不打無準備之仗。因為群眾對事物的認識總有個過程，開頭往往不一致或很不一致，讓對方暴露無遺，認識也就一致了，從而激發起群眾義憤，意氣會風發，同時還可以讓敵人造成錯覺和失誤。然后，抓住時機，猛攻猛追；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一鼓作氣，聚而殲之。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領導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高潮和另一些斗爭，幾乎都是采取這個方針獲取勝利的。

 

　　這些，大概就是毛澤東所稱道的斗爭哲學。

 

　　三、任何人有了錯誤必須檢討和改正

 

　　高崗的事情對我的再一個教育，就是共產黨有了錯誤必須認真檢討和改正，這就是黨負責的問題，也是對自己負責的問題。

 

　　共產主義是個偉大的運動，帶著各種不同動機的人進入黨內不足為奇，但入黨后必須學習和改造。必須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極端個人主義，抱著個人野心的人如果不認真改正，必然在這個長河中翻水。毛澤東一再對身邊的人說，不怕犯錯誤，怕的是有了錯誤不檢討、不做自我批評、不改正。

 

　　我一生有幸聽到毛澤東自我批評的講話不少，其中對我教育意義最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4年延安的審干結束時，他先后在中央黨校、行政學院對審干工作中的錯誤做了嚴肅的懇切的自我批評。他不但當場向大家鞠躬賠不是，使許多人感動流淚，還風趣地講了《三國演義》中《古城會》上張飛審查關云長的故事。他非常巧妙地用張飛因不了解關云長在曹營的言行（因傳說曹操對關十分優待，上馬金，下馬銀，每餐由十美女進膳），便借曹軍大將蔡陽進逼城下的緊急情況，對其兄進行必要的審查（考驗），但審查的方法方式不好，引起關云長不快。經過一些工作，張飛賠情道歉，最后達到了兄弟間的諒解。他引用生動的故事，幽默的語言，懇切的態度，使大家解開了思想包袱，消除了怨氣。

 

　　第二次是1953年8月12日，中央在懷仁堂召開財經工作擴大會議，我列席了。毛澤東在最后的講話中圍繞財經工作做了六條自我批評。不但說自己對經濟工作生疏，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有他一份，而且逐一說到他的財經工作抓得少、抓得遲和沒有鉆進去，憑老資格吃飯，憑過去革命工作的豐富經驗吃飯的缺點。他的自我批評態度誠懇，語言確切，使到會的人極為感動，也使我永生難忘。

 

　　第三次是1962年1月30日的七千人大會上，對當時全國出現的冒進和失誤，他從思想認識上做了認真的自我批評。這部分自我批評最初沒有傳達，他知道后還問為什么就不傳達？“主席錯誤為什么就不能傳達”。說明了毛主席把批評與自我批評一直作為共產黨人的優良品質，是對黨對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表現。

 

　　我每次聽了毛主席的自我批評，感慨萬端，經久縈繞于腦際。不但覺得在思想上和他更親近了，而且對革命增加無限勇氣。他的自我批評之所以那樣感人，首先是能實事求是地對待錯誤，不夸大，不縮小，不說違心的話，更不諉過于人。廣大干部聽了，不但感到親切、愉快，而且增加了理解，溝通了思想，消除了隔閡；犯錯誤的同志聽了增加了改正錯誤的勇氣和誠懇態度，給我們黨樹立了良好風氣。但是，高崗最重要的錯誤之一，就是他始終缺乏這種精神。

 

　　四、嚴肅與慎重

 

　　高崗事件使我受到的再一個教育，是中央和毛澤東對犯錯誤干部的高度原則性和寬大為懷精神有機結合。既嚴肅認真，又很穩妥和慎重。

 

　　在處理高崗問題的過程中，我聽到毛澤東一些指示，其中重要的：（一）高崗問題只限于他在北京和東北的事情，限于一定的人以上，不株連其他地區干部。（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高崗是有其正確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極端個人主義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國勝利后更大發展了，這就是他黑暗的一面。（三）在他認真檢討之后，中央還要考慮給安排適當工作。（四）別人要去幫助他。記得毛澤東還動員一些領導同志和高崗談話。

 

　　我作為工作人員，奉命按照這種精神給《人民日報》起草三篇社論，有喬木同志修改過，其中一篇叫《保持謙虛態度，反對驕傲情緒》，毛澤東同志加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話：“那種以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由于他們打的天下，因而居功自傲，實質上是貪人民之功，爭奪人民勝利果實的剝削階級反動思想，是一種反人民的思想。”“惡劣的個人主義如果不予糾正，就會一步一步地發展成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成為帝國主義反動派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這是對高崗的批評，對我也很有教育意義。

 

　　據說，高崗看過社論和其他文章后，當初有所震動，但最后仍然走上了自絕于人民的道路。即使這樣，中央還是堅持寬大為懷，未給他戴叛黨的帽子（當時一般黨員自殺都叫叛黨），允許他的骨灰安置在八寶山。說明中央和毛澤東對犯錯誤的人的處理是極為嚴肅認真、慎重穩妥的。

 

　　五、打殲滅戰

 

　　1985年5月，受全國政協委托，去意大利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戰士大會”。會畢，意中友協安排我們和幾個意、法退役的高級軍官會晤，他們曾是戴高樂將軍的得力部將和助手。

 

　　會晤中，這些人不但激情滿懷地贊揚毛澤東的軍事天才，而且自稱是毛的崇拜者，竟然整段引證《毛澤東選集》上關于軍事著作中的許多論斷和警句，使人感到某些外國人對《毛澤東選集》的鉆研，不比我們差。他們特別談到毛澤東關于“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理論超過了孫子，運用這一理論的實際指揮超過了拿破侖。

 

　　善于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確實是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軍事科學最重大的創造和軍事指揮上最成功的業績之一。從井岡山斗爭時起到粉碎對中央蘇區的三次“圍剿”，從陜北直羅鎮戰役到蟠龍、羊馬河、青化砭這著名的“三戰三捷”，差不多每一卓越戰例，沒有不是采用這一手段贏得的。“傷其十指，不如短其一指”，毛澤東的這一指揮才能，使敵軍喪膽，我軍軍威大振。到了抗日戰爭，特別是在解放戰爭時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決戰中發揮的淋漓盡致。

 

　　在工作中，毛澤東也常采取這種戰術。身邊工作人員都知道，當他研究解決某一重要問題時，集中精力，全神貫注，一鼓作氣，通宵達旦，甚至廢寢忘食，直至攻克才獲休息。在此期間，除非特殊緊急事情，一般文件、報告、文章、信件都不送，送上去也得不到看。書記處其他成員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雖然同住中南海，近在咫尺，但出于對他的尊重和愛護，這時也盡可能不去見他，這幾乎是中南海當年人人知道的無形規則。

 

　　毛澤東在工作上采取這種戰術，由來已久。據了解，在寫,《實踐論》、,《矛盾論》《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是如此，在寫《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更是如此。1944年毛澤東為了研究解決陜甘寧邊區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曾在一個月的時間，集中精力親自找人談話，查閱大量資料，我當時臨時受命供應材料，有時一天就要送兩三次，深切領會到其工作效率之高、強度之大。最后在李富春協助下，寫了《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書，給當時的所有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50年代初，毛澤東先后制定憲法、研究合作社、探討工業問題時，集中精力，甚至集中一切可能收集到的材料。夜以繼日，刻苦筆耕。當時核實后知道，他翻閱的材料之多，付出的勞動之大，十分驚人，令人贊嘆。

 

　　1952年他研究解決西藏問題時，他要我們通知中央民委、中央統戰部盡量把有關材料送他。自己還從別的方面找到一切有關西藏的歷史、地理、人物傳記、風土人情等歷代文獻，甚至民間藝術、醫藥等文章都要送上去。在那些日子里有關西藏問題的電報、請示、反映、報告和來信，即使幾十個字的重要資料，他都瀏覽。真是事無巨細，親躬盡力，直到西藏問題大局已定，才松了手，交給別人去辦。

 

　　1956年春，研究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時，毛澤東不但先后找了34個部委聽取匯報，而且翻閱了10多萬字的資料，又集中精力刻苦鉆研，反復考慮，最后寫了《論十大關系》。當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時，只見他手里捏著幾頁紙的提綱，會后，他逐漸修改，成為巨著，就是第一次印發前，還親自修改三次。這是他對建設中國社會主義提出的綱領性文件，也是他給黨和人民留下的一份寶貴財富。

 

　　毛澤東在工作上采取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方法，是有其優越性和一定的深邃道理的。一些人說，由于毛澤東過去當過編輯，打過游擊戰爭，習慣于夜間生活。恐怕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集中精力，首先貴在集中思想。毛澤東要解決的問題，都是極其艱巨復雜而又十分棘手的，沒有大量精力。鉆不深，看不透，就不可能解決好。因此，盡管他有淵博的知識和很高的天賦，但不排除一切干擾，集中全力多思苦想，也難以研究和寫出高質量的杰作。毛澤東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對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因為只有高度集中精力和思想，才能考慮得全面周到，提的方針、政策切合實際，針對性強，辦法積極，步驟穩妥，他寫的文章全面確切，重點突出，說理性強，影響深遠。這也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佩服他的重大原因之一。

 

　　毛澤東把指揮軍事斗爭藝術運用在工作上，還是利用自然界的某些特點之意。許多人知道，毛澤東的工作習慣，如果沒有重要會見和國事大典等必須遵守的時間外，一般在中午起床吃飯，下午兩三點開始工作，再到次日的4點左右上床。這叫晏睡，但對他來說，在夜間工作的好處是環境安靜，干擾較少，易于高度集中精力和思考問題，效率高而質量細。在心理和情緒上也有某些好處。我們常常看到當他解決了一個問題之后的欣慰心情。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享受，在精神上起到一張一弛的調節作用。從而使精力更加充沛，以利于進行下一次戰斗。

 

　　毛澤東這個工作方法，被有的領導和從事文字工作的人仿用了，都有效率高、質量優的感受，但是這樣做有一定的條件限制。例如當年周總理是我們國家10億人民的總管家，每天有千機萬要待他決斷，不能也不可以拋開日常事務，集中一兩個月的時間只從事一件工作。至于一般工作人員要遵守上下班制度。而且長時間堅持夜間工作，對身體不無害處。但毛澤東在工作上采取集中優勢力量攻克一點的工作方法，影響深遠。中央機關和一些省市委從50年代起，常常為了突擊撰寫一個重要文件，集中一定人力，在一定地方，全神貫注。深入鉆研，提出方案，往往收到效率高、成功率大的益處，這不能不說是人們從毛澤東那里學到的一個好方法。

              

　　六、不苛求前人

 

　　回想抗日戰爭時期，延安許多人饒有興趣地談論三民主義和孫中山。我們幾個初讀了幾本馬列主義的毛小子，也發表議論，說孫中山不是徹底的革命者，他雖然組織過16次暴動但不去接觸工農群眾，只是依靠少數勇敢分子所以失敗了。他從同盟會起，長期作為奮斗目標的“驅逐韃虜”的主張根本沒有民族主義味道，更談不上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建國大綱零亂無章，建國方略隨心所欲。

 

　　我們這種膚淺、狂妄的議論不知怎么被毛澤東知道了。他說：“不能苛求古人，要從時代背景看問題。孫中山是一個氣派很大的民主革命家”。1938而年3月12日，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敵陣亡將士大會上的講話》中，不但高度贊揚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綱領，統一戰線的政策，艱苦奮斗的精神”，而且指出孫中山“從為著推翻清朝而聯合各個革命派別與會黨，發展到為著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而采取聯合蘇俄、聯合共產黨與聯合工農的新政策。……表現了孫先生的偉大革命家風范。”從此，使我們逐步懂得了對待歷史人物，必須歷史地、客觀地對待。

 

　　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在學習路線問題時，我看到陳獨秀因采取機會主義路線，葬送了大革命的大好形勢和工農武裝，義憤填膺。對陳獨秀產生了深惡痛絕和全面否定的思想。后來聽到毛澤東在談到黨史時說，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期宣傳民主，宣傳馬列主義，還“是有功勞的。”這使我再次增長了觀察和對待歷史人物的本質，批判不到要害，更吸取不了歷史教益。據說，陳獨秀在抗戰后期流落在四川樂山時，中央請他回延安。大概由于陳不愿意檢討，因而未成為事實，但我覺得這大抵是毛澤東教導我們的那種思想的具體反映和體現吧！

 

　　我們在延安學習近代史時，曾對太平天國責備很多，簡單地認為洪秀全農民幫派意識太重，沒有政治遠見，打到南京就不乘勝北上，奪取北京。喪失良機，坐以待斃，內起內訌，外遇強敵，以致失敗。但毛澤東卻在一個場合說，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苛求古人，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去看太平天國運動。既要看到太平天國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也要看到他們對動搖清政府的腐敗統治，促進農民覺悟，以及某些革命新措施的重要意義。

 

　　通過毛澤東對太平天國運動的指點，使我逐步認識到，歷史唯物主義是個很復雜的問題，掌握和運用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今天研究如何歷史問題，必須從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內外的實際和它們間的相互關系出發，不可偏缺。

                  

　　七、用兩分法看人

 

　　據章含之回憶：毛澤東曾深切的教育她，要全面地看待她的父親章士釗。

 

　　章含之在一次和毛澤東談話時，提出她要和爸爸劃清界限。因為她（一）已經入了黨；（二)上學時讀魯迅《紀念劉和珍君》和《論費厄波賴應該緩行》的文章時，都點了章士釗的名；老師在課堂上進行批判，同學們用白眼看她；(三）章士釗是封建余孽，當過北洋政府段祺瑞的教育總長，反對學生的民主運動，還雇了一批老媽子把罷課的學生趕了出去，學生被迫砸了他的家。

 

　　毛澤東聽了她的匯報，卻一方面故意取笑她說：“了不起啊！”“這么嚴重啊！”同時又懇切指出：“你只說了事情的一面，還有事情的另一面，章士釗一生還是做了許多的好事情哩!”

 

　　章士釗在青年時代贈和孫中山一起推翻了清王朝。曾在《蘇報》上發表了很多激進的文章，鼓勵青年起來革命。轟動一時的“蘇報”案就是章士釗的反清事情。

 

　　1920年，需要籌備和資助一些進步青年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較大的經費。毛澤東去上海找了章士釗。章慷慨應諾，即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向社會名流募捐，很快就籌足了兩萬銀元，支持了毛澤東的事業。

 

　　1945年，毛澤東去出重慶與蔣介石談判，蔣態度曖昧，根本沒有和談的誠意。毛澤東征求民主人士意見時，章在一張紙上寫了一個“走”，然后對毛澤東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重慶不可久留”。毛澤東認為章的意見中肯，便采納了他和其他人的意見，適時地回到延安。

 

　　因此，毛澤東告訴章含之，要全面地看一個人，要全面地看待你父親。你加入共產黨背叛了你父親的階級，這是對的，但并不是就去造他的反，去斗爭他。應該代表黨去團結他、照顧他、愛護他。

 

　　毛澤東為了照顧章士釗的生活，還以曾借過他二萬銀元的名義，每年送2000元作生活補助。直到臨終，為了祖國統一，中央還派章去香港做臺灣國民黨的工作。這是后話。

 

八、好文章來源于調查

 

　　毛澤東曾給身邊人員說，他寫的比較滿意的文章，都是經過認真調查的結果，他不滿意的就是未切實調查或調查不夠。

 

　　1956年，為了解決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我們看到他盡管日理萬機、殫精竭慮，夙興夜寐，考慮國內外大事，但是還用近兩個月的時間，聽取了34個部委的匯報，寫出了《論十大關系》這一建設我國社會主義的著名綱領性文件，對過去和今天，對建設我國社會主義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他在《論十大關系》中，著重講了關于我國經濟建設中農輕重比例的關系問題。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也是一種創新。他擔心當時思想狀態不被引起應有的重視，在一個小會上，還幽默而風趣的講了這樣深邃有意的話。他說，現在的問題，看你想發展重工業？或者想得厲害，還是想得差一點？如果你是不想，那就去打擊輕工業，打擊農業；如果你想得差一點，也就對輕工業、農業少投一點資；如果你想得厲害，就注意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使生產品更多一些，積累更多些。這是用激將的辦法，使人提高對政策的認識。由于他的深入調查，正確解決了當時關于農、輕、重的關系問題，使我國順利地而未走彎路地逐步實現工業化，這是應當感激他的。

 

　　1960年，毛澤東為了糾正農村中出現的“反右傾”“共產風”，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和中央領導同志以身作則，兵分兩路帶頭下去調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為“三北”組（華北、東北、西北），掛帥又出征下去調查；他親率一路人馬，奔赴湖南、廣東農村調查。同時，又派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組織三個調查小組，分頭調查一個生產隊。自己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后的次日（1月26日)，即乘火車離北京，路經天津、南京、上海、杭州、長沙、南昌，2月24日到達廣州。用一個多月的時間聽取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湖南和廣東七個省市的匯報，并主持了“三南”（中南、華南、西南）會議。最后，綜合了全國的調查，形成了著名的農業60條。充分顯示了實踐出真知，和他一再教導我們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須親自嘗的深刻道理。

 

　　毛澤東為了了解情況深入現場，親自調研的事例不勝枚舉。他那種強烈的求知欲，親臨其境探索真理的精神沁人心脾，令人永記不忘。他為了熟悉冶金工業，僅在1958年就考察了重慶鋼鐵公司、武漢鋼鐵公司、大冶鋼廠、大冶鐵廠、上海一鋼、馬鞍山鋼鐵公司、合肥鋼廠、邯鄲鋼鐵廠，等等。對馬鞍山鋼鐵公司還去過三次。

 

　　他為了了解和研究我國發機械工業建設，花費的功夫更大。1950年從蘇聯訪問回國途中，即視察了哈爾濱機車車輛廠，1953年視察了天津機械廠，1956年1月視察了天津第一機床廠，1956年5月視察了廣州重型機械廠，1957年7月視察了上海機床廠，1958年視察了沈陽213機床廠和長春第一機床廠，同年6月視察了武漢重型機床廠，1960年3月視察了長江電器廠，1965年5月視察了上海電機廠，等等。他為了了解這一項工業，竟在百忙中擠出這么多時間，花這么多功夫去調研，這種革命毅力，刻苦鉆研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冶金工業部和機械工業部的領導同志深入調查研究，制定《鞍鋼憲法》《發展機械工業的70條》。再次證實了他關于“理論就是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的著名論斷。

                                  

　　九、領導要親自動手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多次對他談話的同志說，領導干部不但要下去調查，而且要親自出馬，反對老爺式的調查方法。他多次提出：“省委一把手不了解情況，是非常危險的”。又說：“不作調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總有一天要走‘霸王別姬’的路。”他經常把調查研究比作打仗。打仗先要搞偵察，偵查敵情、地形、天氣、火力配備；然后判斷情況，下定決心，組織后勤，部署部隊。還說：“歷來吃敗仗，都是調查不夠，情況不明的結果。”

 

　　在他的號召下，黨中央曾把1961年定為調查研究年。黨的領導同志幾乎全體深入基層去蹲點調研。據登記，1961年3月劉少奇去湖南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和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的炭子沖大隊調查；周恩來去河北省武安縣調查；朱德去四川、河南農村調查；陳云到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調查；鄧小平、彭真到北京市順義縣調查。同時中央還派出許多調查組，有楊尚昆的河北徐水安國調查組；習仲勛的河南長葛調查組；胡耀邦的遼寧海城調查組；錢英的甘肅天水調查組；王從吾的黑龍江雙城調查組；平杰三的山東泰安調查組；陳正人的四川簡陽調查組；謝富治的河北邯鄲調查組……幾乎所有的領導都投入的熱火朝天的調查研究中。

 

　　他們都輕裝簡從，走家串戶，不公開身份，吃住在養豬場或養牛場，找干部群眾談話，召開大小會議，仔細了解山林、水塘、水庫、禾場、食堂、醫院、學校、企業，以及社員家庭生活，等等。這在當時是激動人心的，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對轉變黨的作風起了深刻作用。

 

　　十、政策源泉于下面

 

　　20世紀50年代，我們曾聽到毛澤東多次說，“中央機關就是加工廠，把各地的情況、問題、經驗，收集起來。去偽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找出規律，才制定政策。因此，真正的知識在下面。政策源泉于下面”。

 

　　20世紀50年代，他幾次把身邊人員派下去了解情況，成為一種未明文規定的制度和工作方法。這些同志下去后（一）了解了情況，向群眾取了經；（二)增長知識，學習了實事求是作風；（三）和工農群眾交了朋友，學會聯系群眾，會做群眾工作。

 

　　毛澤東厭惡那些浮在上面，不會實際工作，說起話來盡是“學生腔”的人。什么是“學生腔”。為了讓我們明了問題的重要性，他講過一個延安時期的笑話。一位自認為知識淵博的知識分子，一天去給老百姓講話，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大篇。講完后，還虛心地問老鄉：“講的好不好”，“講的妙不妙”？答復說；“好”！“妙”！就是“一滿解不下”（一概沒聽懂）。

 

　　在延安，毛澤東還給那些只空談書本而不聯系實際的人，送了一幅對聯：“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20世紀60年代初，他幾次動員警衛戰士下去做調查，也收到了多種效果。（一）這些戰士來自農村，能密切聯系群眾，群眾愿意給他們講心里話，反映真實情況；（二)戰士思想純潔，作風樸實，能調查到民間真情和實事；（三）培養戰士學會做群眾工作；（四）戰士回家省親，增強軍民團結。 

 

　　（來源：昆侖策網，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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